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关系走势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走势论文,人文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立足于自然科学发展史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分析和概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是使研究得以可能的，由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必要条件。但从今天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研究状况来看，这还不是充分条件。在方法论问题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情况下，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常常采取经验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事实上，这种研究方法是以准确描述理论事实为价值目标的。如果站在哲学反思立场上，会更多地关心研究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关系的逻辑可能性条件以及方法论问题。从逻辑上讲，研究二者的相互关系必须先对“自然科学是什么”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问题进行回答，这两个问题现在分属科学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哲学领域。[1] 而比较这两门科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方法论构成了另一个前提条件。库恩和泰勒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区分的争论就是围绕二者各自依据的哲学方法论如何区别和沟通的问题而展开。[2]这种研究方法是以规范理论研究为价值目的的。 无论规范性研究将以何种方式进行，描述性研究总是它无法超越的参照系和事实根据。本方试图站在描述性研究立场上，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关系的走向进行考察。
从理论事实上看，以往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关系的形成主要依靠共同的方法论这个基础，这尤其以社会科学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说社会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把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做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美国的弗兰克林·吉丁斯极力提倡用统计学作为社会学的主要方法。今天的定量分析方法由于更依赖数学而变得十分精细，描述统计学让位给了关系度量、关联协调因素之类的早期普查统计学，XY平方为更高级的数学方法所代替。[3] 数学一直是社会科学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基础，因而也是联系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纽带。
而人文社会科学由于不能象自然科学一样为对方提供能改变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它的影响力和渗透力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自然科学已经分门别类地发展成为相对自足的封闭体系，无论是方法论的革新和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是新理论的诞生和研究范式的转换，都主要依靠内在的逻辑和必然要求，较少地受文化、社会、历史条件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当然技术的情况例外。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能通过多种途径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发生作用和影响。关键是作用和影响的方式和途径不尽相同。
科技革命和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为种类繁多的交叉学科的形成创造了必要外部条件；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型关系的建立一方面与交叉科学的兴起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各自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关。本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来描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关系的走势。
一 方法论的多元化倾向
数学以及一般科学方法论（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作为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逻辑化语言的地位不会动摇。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社会科学就必然排斥其它的自然科学从另外的方面为它提供方法论的可能性。从实际情况看，在方法论问题上社会科学进展始终受自然科学的进展的影响。现代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便是突出的例子，并且表明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多元化的倾向。
生物学研究在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这种进展迅速地影响到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并且最直接地表现在方法论问题上。
首先看人类学的情况。人类学的很多问题和观点受到了社会生物学的挑战。社会生物学用美国的威尔逊（E.O.Wilson）的话来讲就是“对一切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4] 以往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注重学习因素和环境因素，而生物学为分析人的社会行为开辟了新的方面，人的社会行为与人的生物性和人的进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生物学也能成为人类学的基础，已经有学者如美国的巴克（J.H.Barkow）认为有可能把从其它动物的社会行为分析中得出的结论用于探究人的社会行为，这样做需要以进化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5] 另外美国的杜尔汉姆（W.H.Durham）在理解人的社会行为的进化模式时提出了把遗传机制和文化机制整合起来的合作进化理论，该理论要求把人脑的进化与对文化的选择性保留结合起来考虑问题。[6]因此， 生物学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类学研究，一种是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如巴克的做法；二是从内容方面借鉴或融合生物学的成果，如杜尔汉姆的方案。
经济学的研究也能与生物学挂上钩似乎不会是顺其自然的事，而事实正好相反。美国的伯尔丁（K.E.Bulding ）看到了生物学和经济学的合理关联。他从概念的角度对生物学和经济学作了最基本的比较。在生物圈和价格体系之间，在新陈代谢和生产效率之间，在生物进化和经济发展之间，以及在生物的更新换代和社会的兴衰更替之间都可以进行类比， 并且存在某些十分有意义的关系。 [ 7] 美国的赫施雷佛（J.Hirshleifer） 也看到了生物学与经济学的独特联系，生物学可以看成是“自然经济学”，他还讨论了优惠、利息、市场、竞争、分工等概念的生物学基础。[8] 上述观点主要基于这样的认识：人类不是唯一具有经济化能力或选择能力的有机体，通过与其它生物的类比，或许更能看清楚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经济学一直以数学作为主要的逻辑化工具，但这并不能使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得到更清楚的解释，而生物学的一些观点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这些基本概念，并且能为这种思路提供新的方法论。经济学研究应当采用多种方法论来进行，多种方法论不会相互排斥，而是并行不悖，共同将经济学的研究引向深入。
传统的政治学研究也受到了生物学的有力冲击。传统的政治学无力研究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行为差异，在探讨人类行为的共性时由于缺乏不同群体之间的证据难免显得有些单薄。生物学为这种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科学基础。传统的政治行为研究开始向生物政治行为研究转变。把关于政治行为的传统社会科学规范与关于动物行为的生物学规范结合起来不仅能正确揭示人的政治行为的动机，而且有助于定义政治学学科本身。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就依靠自然科学直接提供方法论，生物学促进了这种做法。把政治学局限在社会科学规范领域内，只依靠某种单一的方法论进行研究，实际上是画地为牢。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方法论的多元化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自然科学的进展为此提供了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条件。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在能够产生影响的内容和方式方面更加丰富多彩。方法论多元化使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呈现同步发展的格局，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根据仍在于理论自身的矛盾和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二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交叉学科
真正要从学科界线上打破传统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界，主要靠许多的交叉学科的兴起。这可以说开辟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关系的新天地。交叉学科的兴起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只从自然科学借鉴方法论的单向联系方式，自然科学发现自己的发展方向越来越依赖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规范。例如波普尔论证了阻挡科学进步的主要障碍不仅仅来自理论自身，而是具有社会性，可以分成两类：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障碍。[9]从交叉学科的情况看， 它的新理论的诞生受人文社会科学的导向这个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下面看一看生态学及相关的交叉科学的例子。
生态学的早期研究采用的是博物学方法，这是一条典型的经验自然科学道路，所以早期的生态学被称之为经验生态学。由于生态学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对象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博物学方法就有些不适应研究的需要，方法论的更新势在必行。理论和模型方法先后被采用。于是有了食物链、“金字塔”规律、“百分之十”定律；后来又消化吸收了一般系统论的思想，由奥德姆（H.T.Odum）创立了系统生态学；1975年以来，生态网络成为了生态系统物质能量流动研究的重要概念和分析对象，在生活网络的研究中可以采用经济学的模型，如一个经济流动分析模型（Leontief Model，它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和能量流动分析）就被应用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分析，并且构成了生态系统分析的重要方面。[10]生态学对数学语言的依赖丝毫未减，而且越来越注意引用和借鉴那些诞生于现代物理学并具有丰富哲学内涵的概念（熵、焓、耗散结构等等）。要使生态学具有预测力一直是生态学理论的追求目标，今天，恢复生态学、保持生态学、资源生态学成为了实现预测力的前沿学科。
生态学理论的发展有自己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决定的内在逻辑，也表现出对多种方法论的亲和性。还应当注意的是生态学与传统的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以及与一些社会科学的类似性。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现象，这与自然科学大体相当。但适应生态学的方法论和自然科学基础却涉及到大多数自然科学部门，远不如其它的自然科学纯粹，此外生态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强大的交叉能力也是其它的自然科学不可类比的，而是与某些社会科学类似。
生态学对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造成了深远影响。它对人类中心主义，对传统的生产力观念，对掠夺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等都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由于生态学的研究是由有目的有意识的科学工作者来进行的，而科学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已经渗透并实际影响到生态学的研究。科学工作者现在更加注意立足生态学基础理论，使生态学朝着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象环境污染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地球生态学等等分支学科成果不断，另一方面注重生态学理论的可技术化研究，象生态化学、生态物理学等学科都是为此做准备工作。当然，人文社会科学对生态学研究的规范作用目前不仅主要是体现在人的意识和科学机构的社会组织形式等“软件”上，而且开始向生态学理论本身的“硬件”渗透。例如恢复生态学、恢复目标的选择和确定必须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而不仅仅是生态学理论本身。[11]
生态学也能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和科学基础。例如使人类学研究关注生态学的成果，就能以生态差异来说明不同群体的风俗、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别。这正是所谓生态人类学的视域。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也可以参照生态学的成果。根据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可以调整传统的生产力概念；而对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分析也可以与生态系统进行类比。事实上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社会学内容远比这些丰富。
不难看出，交叉学科表现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灵活、具体、多样的相互关系。这些交叉学科既可以是理论的又可以是应用的，既可以是说明的又可以是技术的。传统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划界变得模糊不清，完全依研究的目的和对象来决定二者融合的方式和程度。
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复兴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展除了受自然科学影响之外，还呈现出了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相互借鉴和融合彼此的观念、方法和理论。人文社会科学这个提法就有按自然科学的规范来确立自己的历史渊源。德国的哲学家李凯尔特从新康德主义立场出发从逻辑上论证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得以成立的条件是不相同的。这样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依赖状况。但在各门人文社会科学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下面用政治学的例子作一简单的说明。
美国的戴维·依斯顿（D.Easton）将20世纪的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形式（法律）主义、传统主义（非形式主义或前行为主义）、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12]形式主义相信通过对政治制度中决定权力分配的法律的描述就能准确把握政治体制及其运转。这多少带有形而上学的印迹。传统主义关心对政治过程的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而不关心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中心理论。这与经验自然科学的某些情况类似。行为主义强化了经验主义的科学态度。它不但把人和人的行为当成最可靠的经验材料，而且大量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结构——功能理论和系统分析方法，它的目标不仅定位在说明和解释上，而且定位在预测人们政治行为的方式和政治机构的运作方式上。行为主义已经开始运用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成就来完善自身。行为主义造成的后果是对社会评价和社会事物关心的重大倒退，因为行为主义抛弃了价值概念和价值观。因此，行为主义所采用的自然科学方法受到了强烈的反对，较早的印象主义方法、马克斯·韦伯的解释性的认识方法和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重视，这构成了所谓的后行为主义运动。戴维·依斯顿甚至提出用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研究概念来作为政治学广泛的和综合的学科内容，以取代政治学追求科学的确实性这个自然科学化的观念。[13]如果这条道路要继续走下去，就必需扩展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从中寻求所需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当初就把政治学研究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开创了充满生机的研究方向。
政治学的发展史说明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类似DNA 双螺旋结构分化整合的一个片断。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将发展成为一个动态的网络结构体系，而不是非此即彼，已经产生的各种理论不能相互取代，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对象，各种理论还可以相互联系起来。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局限性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交流和贯通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而看得越来越清楚。
即使在自然科学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也有复兴的趋势。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人物库恩指出，科学的变革不是认识和知识逐渐积累的过程，而是非理性的过程。这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自然科学对逻辑和经验的绝对信赖。自然科学因此需要在人文社会科学当中寻找新的参照系来观察、估价自身的发展道路，科学家也能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捕捉到灵感或得到启发。
上面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简要说明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关系的三个大致走势。应该看到相互影响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平衡的，二者都正处于转型时期。可以断定的是二者将更注重相互从对方那里寻求理论新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