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八路军办事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八路论文,办事处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贤达及海外侨胞，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终于获得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余年间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最伟大的胜利。
八路军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我党我军设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办事机构，成为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标志。先后建设办事处的，有南京、西安、太原、兰州、乌鲁木齐、武汉、广州、长沙、贵阳、贵林、重庆等地。这些办事处，本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宗旨，高扬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利用公开的合法的身份和各不相同的客观条件，以灵活多样的斗争艺术，争取团结了大批有志之士和同情者，显示出不可替代的特色。八路军办事处的卓著业绩，彪炳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史册。
一
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以下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均简称“八办”）于1937年8月建立。博古为驻南京八办的党代表，叶剑英为八路军代表， 李克农为办事处处长。而叶、李两人又系党中央派出人员，所以南京八办同时又是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南京八办实际是在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直接指导下工作。不过作为党的派出机关是秘密的，而南京八办则是公开的。南京八办这个最早建立的八路军办事机构，得以在党、政、军要员云集的国民党首都做大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如周恩来、叶剑英等经常拜会宋子文、邵力子、张治中、孙科等。与白崇禧、黄琪翔、龙云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有着频繁地交往。
南京八办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多月中，在中共中央南京办事处直接领导下，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大量工作：谈判、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和八路军战绩，发展、巩固统一战线，营救、接待和审查被关押的政治犯，接待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和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恢复、建立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的党组织，向国民政府军事机关领取军饷和军用物资，采购、运送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缺乏的物资，搜集抗日战争情报，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等。其中如营救、接待和审查被关押的政治犯一项工作，从1937年8月至10月，经周恩来、 叶剑英等多方交涉和南京八办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分别从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地监狱、反省院先后获释的政治犯有陈独秀、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职工会的代表牛兰、汪得利曾夫妇和陶铸、刘顺元、刘宁一、钱英等共1000多人。其中700 多人经西安八办转送延安。
长江下游地区长期遭到破坏处于瘫痪状态的地下党组织，经过南京八办大量恢复工作后，又重新活跃起来了。对于这项工作，南京八办不仅以其合法的公开的身份为之掩护，而且许多联系、传达和布置工作也都是南京八办的同志直接进行的。
二
武汉八办成立于1937年10月，次年10月迁湘。武汉有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南京陷落后，国民党的党、政、军重要部门一度搬往武汉。各党派、各抗日救亡团体等也多集中此地。武汉八办成立后，中共中央又与同年12月在武汉成立中共长江中央局，旨在加强对国统区地下党的领导，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汉八办被作为长江中央局的办事机构。武汉八办这种特殊地位，决定它在长江中央局负责的南部中国各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具有战略意义，而不仅限于一个八路军办事机构。
武汉八办的特殊地位，使它以合法的身份，在短短的一年中配合长江中央局做出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武汉八办建立后，在长江中央局领导下，从1937年12月开始，在原中共湖北省工委基础上成立中共湖北省临时省委。临时省委以武汉八办和新四军办事处（同武汉八办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名义，派人到全省各地复建党的各级组织。1937年12月，全省仅有党员10人，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发展到3100人。
第二，长江中央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介绍许多进步青年赴延安学习，均由武汉八办负责安排护送。据记载，从1938年5月至8月，武汉八办介绍赴延安的青年达880人，居各省前列。 据原武汉八办处长钱之光估计，经武汉八办介绍护送去延安和从延安派往武汉后又派往各地去的各类干部，多达7000人以上。这些人中，很多人成长为革命队伍骨干，或科技界、文化界的专家、学者。
第三、长江中央局领导人直接以武汉八办的名义开展工作。1938年8月24日，举行“武汉各界拥护援华制日运动大会”， 并于会后高举“第八路军办事处”的大旗游行。长江中央局领导人董必武、叶剑英、罗炳辉等都是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参加的。中国空军在武汉上空连连击落敌机，取得空前的胜利。周恩来、博古等以武汉八办名义前往医院慰问空军将士，对他们英勇抗击日军的行动表示敬意。
第四、武汉八办协助长江中央局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特别在争取友军等方面，做出许多历史性贡献。1938年初，“七七”事变中的抗日名将何基沣到达武汉，被周恩来邀请到武汉八办。周恩来称赞何说：“南京中山陵出了个剖腹明志的范续亭将军，芦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并由周恩来和武汉八办，安排他赴延安观光。临行前，他向中共中央递交入党申请书。次年1月被正式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 在武汉八办，周恩来会见川军将领邓锡候，并促成他与八路军、新四军协同作战。1937年底，滇军184师师长张冲率部到武汉， 在武汉八办得到周恩来、叶剑英的接见，并满足了张冲提出的中共派人到他师部帮助工作和派人去延安学习的要求。凡此种种，武汉八办都在其中担任接待、警卫和护送大量工作，取得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
武汉失守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于1939年1 月在重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同期，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南方局秘密设在八办内。南方局的任务是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重庆八办的任务则是进行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的联络，争取我军的后勤供应和动员发动民众抗日。而在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就抗日救亡运动的大目标上，则是完全一致的。重庆八办的处长钱之光在《回忆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一文中，明确谈到两个机关的关系。他说，重庆八办“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是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办事处一方面直接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办交涉，处理关于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各项事务；另一方面也办理南方局交办的一切工作。”此外，尚有南方局交办的，必须以八办的合法身份才便于完成的秘密工作。这部分工作可以概括为：1.迎送、接待来往于渝延间和各地来渝的我党干部和非党干部和非党人员。重庆八办在长达八年的日子里，安排红岩招待所留住的人员甚多，竟从未出过一起差错。1941年至1943年9月送1000 余人赴延安。1945年春至8月，护送500名青年人去中原解放区。2.为延安和其他地区购买转运物资器材。3.在国民封锁边区，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的极端困难的日子里，重庆八办千方百计向海外筹措资金。如皖南事变后，通过宋庆龄的努力，从美国为我军募得1000多万美元的捐款。1945年7、8月间，又从海外募得华侨捐款7200万元法币。4.营救被捕同志。重庆八办按指示以公开身份将被捕同志保释出狱和操办许多有关事务。5.建立地下交通线。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面临破裂。重庆八办以其公开身份协助南方局和《新华日报》建立新的秘密交通线。6.印刷、散发传单，甚至将这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阴谋的传单送到国民党机关内部。
四
以陈云、邓发、滕代远和周小舟为代表的新疆八办是根据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关于建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指示，并征得新疆阀盛世才同意后，于1937年10月在乌鲁木齐建立的。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军阀盛世才借“四·一二”政变当上新疆边防督办，独揽军政大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起’亲苏、反帝”的旗号，并推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以此向南京政府闹独立。
对于新疆的形势，中共有透彻的分析和明确的方针政策。陈潭秋在《关于在新疆工作任务与方针》和《为我们同志更深刻了解在新疆工作任务和方针特作如下说明》的书信中指出：“根据新疆的国际环境和内部环境及其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工作方针在于怎样保持新疆始终成为中国的领土，不致陷落在帝国主义的血手中；怎样巩固这个抗战的重要后方和国际交通要道；怎样推进这个落后的社会前进；怎样使各族人民过着和平友谊的生活。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只有拥护和决彻底执行六大政策。因为六大政策是适合于新疆特殊条件的革命政策。”
鉴于新疆的地理环境、政治形势和我党据此制定的特殊方针、政策，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表现为如下的特殊性。其一，这个统一战线是以盛世才的六大政策为政治基础的。我党派往新疆工作的同志，是帮助盛世才执行六大政策和巩固以六大政策。一般是通过那里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统战组织——反帝会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其二，中共派去的党员沿袭原苏联的做法，即“不公开党员面目，不发展党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其三，中共派去的党员，除党代表和新疆八办的工作人员外，均由党代表推荐给盛世才，由他任命为各级政府官员，执行省政府交给的各项任务。
党在新疆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正确，包括新疆八办的同志在内的原则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固有的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终于赢得了新疆多方面的改观。择其要者，大致如下：
第一，帮助盛世才巩固政权的同时，客观上也加强了抗日后方的建设。1938年2月，毛泽民担任新疆财政厅副厅长（后为厅长）后， 大力采取改革措施，整顿财政金融，建立财政机构，全面推行财经、税务制度，厉行节约，惩治贪污，发展外贸等。结果，在短期内新疆财经济就趋于好转。然后，又发行公债，发放农业贷款，使农、牧、工、商和交通运输均有所发展。新疆各族人民生活也随之改善。1941年7月以后， 毛泽民任新疆财政厅代理厅长期间，颁布《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废除了地主、巴依、伯克宗教上层分子把持的“农官乡约，规定在农村民主选举村长，在城镇民主选举街长，大力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加强体现“六大政策”的政权基础。
1938年春，党代表邓发应盛世才要求，从西路军中抽一批干部充实到盛世才军队中任职。总支队炮兵大队政委胡鉴任蒲犁谍边步大队长时，与塔吉克人民结成军民联防力量，沉重打击了英间谍活动。周纯麟、曾玉良、谭庆荣、赵海丰在南疆任职期间，也为巩固建设边防做出了贡献。
我党对新疆教育事业，注重贯彻“发展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教育”的方针。应盛世才要求，选派26名党员到各地任教。大力兴办学校，增设课程，编辑出版汉、维、哈、蒙四种文字教科书，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期间，制定“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提倡“生活革命化”和“新工作作风”，用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
第二、通过对“反帝会”的组织领导工作，使之真正成为团结各民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进步组织。中共驻新疆代表曾选派黄火青任该组织秘书长，韩光、于村、刘伯珩等也曾担任该组织要职。定期对会员进行整顿、培训，由共产党员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六大政策，提高了反帝会的政策素质。反帝会帮助各族文化促进会（如汉文会、维文会、哈柯文会等）兴办学校。大力促进各族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底，反帝会组织捐献的寒衣20万件，捐款200余万元，并将捐款152.5万元购买10架“新疆号”战斗机送往抗日前线。发动群众写了10万封慰问信寄给前线将士。给全国的抗战以精神的和物资的支持。
第三、培养和造就一批军事科技人员和军事领导骨干。先是陈云，后是邓发、陈潭秋，利用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军事装备和技术，以乌鲁木齐为训练基地，把“新兵营”办成多兵种学科的军事学校。1940年1 月，这个西路军总支队奉命分批返回延安。这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在抗日战争和此后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许多同志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装甲兵、航空兵等各军兵种的重要领导领导职务。
新疆八办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充分利用军阀盛世才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仅在5年的时间内，使新疆这块抗日的大后方， 在各个方面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直至皖南事变发生后，盛世才剥去革命的伪装，对共产党人进行迫害，新疆八办才被迫于1942年9月关闭。
五
通过文化线一战线，服务于抗日救亡运动。桂林八办是在武汉、广州陷落后，于1938年11月建立的。当时，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为首的广西地方势力，与蒋介石集团有着尖锐的矛盾。李宗仁等意在借助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支持他在广西的统治地位。我党我军则恰好利用蒋、李之间的矛盾，与李宗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孤立打击国民党顽固派。与此同时，又努力争取深受桂系器重的国民党民主派李任仁、陈邵先、陈此生的合作。这对于推动桂系坚持抗战，开放民主起到重要合作。在桂林八办建立前夕，周恩来就曾亲自向李宗仁等宣传过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鼓励白崇禧做民族英雄，多任用外省有才能的人搞好广西政治等等。桂林八办建立后，周恩来又三次亲临桂林，接触大批上层人物、各界爱国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桂林是座文化名城，通过文化统一战线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壮大，是桂林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最大特色。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势力在政治上表现了的开明、开放的态度，是桂林文化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全国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桂林。不久，这里就书店林立，出版社、印刷厂林林总总。各种进步书籍、报刊如雨后春笋。各种救亡活动、进步戏曲、文艺宣传、时事讲座等，都相继出现，使桂林成为一座有着强烈的抗战气氛的文化城。桂林曾成立李宗仁任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任副会长的“广西建设研究会。”桂林八办处长李克农积极推荐进步文化人胡愈之、千家驹任该会的研究员。广西还曾设立上黄旭初为校长，旨在有计划地培训地方行政骨干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桂林八办为之抽调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著名学者，如姜群辰、司马文森、蔡冷枫、千家驹、秦柳方等，以受聘方式在该校任职。
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加强桂林文化统战工作的指导，曾通过文化界的党组织，做出许多团结、引导工作，占领抗战文化的宣传阵地。李克农曾通过胡愈之与广西当局合办“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过许多的通讯、少儿读物和进步书刊。《救亡日报》就是其中的一种，虽然是以文化救亡协会的群众组织出面办报，实际接受共产党领导。夏衍任总编辑，共办准则是周恩来提出的三点指示，即“争取合法，内外有别，广交朋友”。胡愈之、杨东莼等组织的救国会采用聚餐会，读书会等形式讨论战形势。李克农就曾参加这类聚餐会，并在会上传达中共文件。
桂林八办在文化统战工作中的种种成就，激发了爱国侨胞的爱国热忱。1939年1月28日，桂林八办召开“一·二八”七周年纪念大会， 并欢迎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捐献救护车的侨胞代表黄光明。他带回的绣着“为民前锋”和“血肉长城”两面锦旗则由马来亚森美兰机器研究会、文华行、洋衣行、姑苏行、屠业行、洗衣同业、钟表同业、小贩同业、理发行等共同献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将士们的。香港的《天演》、《南洋》、《自由》各报社工友为反抗汪精卫的卖国行径而罢工，桂林八办为之募捐，给同胞以有力支持，曾有一批华侨回国服务团，满怀救国热忱毅然返回祖国，其中有一支青年军乐队，随身带来捐款，先随桂林八办交通科长龙飞虎到桂林，然后又被送到新四军。
六
开辟国际交通线，使中国抗日战争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洪流中去。日本侵略者的步步深入，使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重要城市和港口的先后沦陷，海上交通也全部中断。一度可供运送物资的滇缅公路也因为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而被封锁。因而，开通以延安为起点，经兰州、乌鲁木齐，到苏联阿拉木图直至莫斯科的国际交通线，是中共继续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促成抗日战争胜利的极重要的一个方面。
新疆八办和兰州八办，作为这条国际交通线上的两个交通站，为使中国抗日战争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疆八办承担了莫斯科与延安之间的中转任务。1938年1月， 邓发将新疆人民捐献的200万两（新疆旧币）款项。从苏联购买500瓶鹿茸精和电讯器材运往延安。1937年底，苏联援助的军需物资贸易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新疆霍尔果斯经乌鲁木齐运往兰州。据统计，当时新疆政府集中的交通工具计有汽车40辆。骡马5000多匹，骆驼3500多峰，大车2000多辆，给抗日前线以很大的支持。
兰州八办建立后，直接从事国际交通线上的活动。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接送过往人员。中共派往苏联的人员和从苏联回国的工作的人员，均由兰州八办与苏联驻兰州代表处联系，作出具体安排。另外，派往新疆工作和从兰州赴延安的同志利用这条交通线常常隐蔽在苏联援华物资的汽车中，被送到目的地。当时往返在这条交通线上的领导同志很多，如1938年夏王稼祥同志带着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和明确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的意见，从莫斯科回国。兰州八办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派专人护送王稼祥安全抵达延安。1939年9月，周恩来在邓颖超、孙维世陪同下去苏联治伤，1940年2月又从苏联回国， 均由兰州八办负责接送。还有党的许多负责干部如任弼时、蔡畅、邓发、刘亚楼、李天佑、许光达、孔原、陈昌浩等，以及音乐家冼星海、电影艺术家袁牧之等，赴苏或回国，均由兰州八办负责联系、接送。第二，过送物资。我党利用与盛世才的短暂合作时期，争取到一部分军用物资，由兰州八办运到延安。如先后两次将新疆人民支援的3600件和3万件皮衣， 分别运到延安和各抗日前线。第三、与苏联代表互通情报。在谢觉哉、伍修权直接领导下，组成情报小组，派专人以公开的社会职业为掩护到苏联代表处工作，以便随时沟通有关的抗战问题的政治、军事等情报。这些情报用电台拍发或飞机送往苏联，经分析又送回延安。这项工作到1942年兰州八办撤销后，仍由情报小组通过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及地方的各种社会内部关系，继续进行，直至全国解放。
总之，新疆八办和兰州八办在畅通当时唯一的西北国际交通线，使中国抗日战争获得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思想、人员、物资和情报等多方面的支持，从而有效地促成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事业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当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在侵略的战火燃遍祖国的大部分领土的危难岁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开辟的敌后战场上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由国民党承担的正面战场，也付出巨大牺牲。现在我们纪念半个世纪前的伟大的历史胜利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八路军办事处为这一历史性胜利而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肃然起敬。他们虽然不曾持枪拼搏在沙场，而他们在宣传、谈判、联络、运输、情报、营救、恢复地下党组织和争取外援等等大量的工作中，也曾是舍生忘死地奋斗过的。尽管大部分八路军办事处在皖南事变后被迫撤消，但他们的功绩却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过程以积极的影响和推动。
注：本文资料均出自《全国首届八路军办事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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