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是创新主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固然重要，但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更重要。科学家知道怎么走路，而企业家却知道该向哪里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古代“南辕北辙”的故事都告诉我们：知道向哪里走比知道如何走要重要得多！
美国的科学家在开实验课，中国的科学家在开公司，前苏联的科学家在开出租车；美国有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中国有企业没有企业家，苏联连企业都没有……导致这些差别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追求发展的路径差异。
由此也折射出了另一个问题：谁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或者说，谁才是经济创新的源动力？
未来只能靠本土创新
前苏联时期，国家的指导思想是认为可通过教育实现国家的发展，但如今许多前苏联的数学或物理博士，却大多干着和本专业无关的事情，他们显然没有提高本国的生产力。同一时期的美国，则通过产品和技术创新，实现了美利坚式的繁荣。
中国当下发展经济的主要思路，是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提高普通家庭收入以实现向内需拉动为主的转型。但从实践来看，刺激消费并不能显著地提高生产率以及其他比较优势。比如，德国和中国一样，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出口而不是内需，但德国经济一直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实践同样证明，只有不断地推动和实现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取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推动本土创新，不能完全依靠西方国家的技术转移。因为后者已经没有多少技术可以转让给中国了。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实现本土创新都需要两个前提，产权保护制度与企业家精神。对于中国来说，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尤其重要。
美国经济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一直受制于创新力短板，至今仍是经济发展的软肋，这使得美国经济不得不过度依靠房地产、消费和虚拟经济，由此导致的金融透支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现在美国只有在加州、硅谷才能看到极具创新力的企业，在内陆只能看到大规模程序化生产的企业，它们只注重收益而不注意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70年代经济衰退后遗症，使富裕群体不再安心工作，而是尝试寻找简单的资本运作来获利，冒险与发现成为整个企业界最稀缺的精神。
中国应提早重视和研究企业家创新力与创新精神这一问题，以避免重蹈美国覆辙。
本土创新依赖企业家
中国在劳动力和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已经不断削弱乃至消失，中国获得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乃至达到欧美的生产力水平，就必须使得自己在技术上达到与后者相当的水平。而在这个领域，中国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主要依靠引进国外技术，尤其是美国的技术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但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创新开始减缓之后，这种追赶战略已经显得空间不足了。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刨除了人力资本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就可以计算出创新对经济的贡献值。中国这个数据在上世纪90年代层级比较高，随后出现下降，直到2000年中期才又恢复了此前的增速。但最近几年这个增速比前面两个高峰阶段又慢了不少。
中国如何在技术领域追赶西方？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答案，是利用科学家的智慧。对于小国来说，这个办法可能并不可行，可以想象一下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科学家如何驱动这个国家的技术与经济发展？但是对于拥有大量科学家的中国，企业与政府能获取足够的科学人才进行一些基础性革新，使得商业创新成为可能。
美国政府和企业家在利用科学家推动创新方面，就做得非常成功，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许多做法。但是，一个社会中科学家的人数毕竟不会特别多，他们一方面要做科研，另一方面还有教学任务，因此他们可以用于商业应用方面的研究时间也不会特别多。
所以，中国的产品和技术的创新推动力量，主要应该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新一代的企业家。
企业家的价值在于创新精神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固然重要，但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更重要。概括地说，科学家知道怎么走路，而企业家却知道该向哪里走。无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还是中国古代“南辕北辙”的故事，都告诉我们：知道向哪里走比知道如何走要重要得多！
一般的人包括科学家，大多不具备足够的想象力或创造力来实现原创性技术的演进，企业家则不仅能够创造一些新的产品和好的想法，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洞见哪些创意在市场上可能会获得成功。
企业家更不可替代的能力是其对创新和商业体系的组织能力，包括对创新团队和商业开发团队的管理组织能力，以及对人力、资金、技术、社会政府关系等资源的整合能力。在这方面，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差距可能更大！
但企业家的价值不仅仅包括以上提到的创新和组织能力，也包括所谓的“风险溢价”，即企业家为了创新和创业而承担的资金、时间和声誉等方面的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企业家比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家，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他们要承担很多额外的风险，攻克更多的障碍（包括政策、监管、市场等等），而且失败的概率特别高。
或者说在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更稀缺的资源。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企业家
需要强调的是，上面所提到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只能来自于商业界，而不大可能来自于政府或者国企。因为，中国国企领导的升迁，往往并不依赖他们的商业洞见，这导致他们基于技术创新的商业投资嗅觉并不灵敏。
但在私营领域，那些在商海打拼已久的中小企业也正日益感受到制约其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知识积累和洞察力，也已经成为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同时，外部的创新环境还需要健全，尤其是缺乏系统的金融体系创新能力。
为此中国需要通过政府行为，尤其是金融部门以及教育资源的支持，让更多的学生拥有创新能力与精神，并帮助这些人才发现和释放其创新能力，尤其是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管理人才。
在金融行业，及时发现有投资价值的项目，对于推动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创新至关重要。中国的银行不能只愿意给房地产、高铁提供贷款，还应该发展服务于底层企业的小金融机构，比如小额信贷机构、村镇银行，还有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基金等机构。如果资金能更多地流向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那里，必然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但现实情况却是，中国金融体系对创新型企业的服务能力严重不足，也就是说，调查、判断商业计划投资价值的能力还相当低。
很多民营企业家的成功已经证实了他们的创新魄力与智慧，但他们普遍缺乏甄别和引进新技术的知识素养。很多大学生拥有接受新技术的知识水平，但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却大多不想当企业家，而是当公务员。对于以上这些问题，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非常关键。
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不仅将有利于挖掘和吸收西方世界的技术，而且可以促使潜在用户对新产品、新方法有更好的接受度，从而使这些产品更容易推广到市场上。大量的事实还表明，企业家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显著地提高企业家创业的成功率。同时，本土创新要求更多的企业家引领企业向前沿创新领域努力，这也要求更多的老牌企业能够分配出更多的人力资源投入这种前沿的创新。
企业家素质的提高以及对他们的金融支持，可以显著地提高创业的成功率。也就是说，这二者很可能是获取最高回报率的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