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女性主义的局限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主义论文,后现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女性主义自产生以来波澜曲折、流派纷呈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传统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注：许多人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派别，笔者觉得这种观点似乎并没有深刻理解女性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本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力图从理论上说明传统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关系的一个尝试。虽然严格说来传统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之间是无法作出泾渭分明的区别和划分的，但是就从这个过渡过程开始女性主义整体地有一个后现代转向而言，区分出后现代女性主义与传统女性主义也是有据可循的。）。传统女性主义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前身，主要包括三大理论流派，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则是传统女性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即女性主义发展到本世纪6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整体上发生“后现代转向”的产物，其目的是超越传统女性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推动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一、传统女性主义的主要思想
传统女性主义关注和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消灭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其三大主要流派就两性不平等的根源、两性之间的差异及实现两性平等的途径阐述了各自的态度。
首先，关于男女不平等的根源。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社会文化、教育和法律造成了两性的不平等，而不是生理上的差异造成了两性的不平等。例如，奥林普·德·古日（《女权宣言》，1789年）、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1792年）、西蒙·德·波伏瓦（《第二性》，1949年）以及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1963年）均持以上观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私有制以及维护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是产生两性不平等的根源。例如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年）、海迪·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1979年）以及艾里斯·杨（《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1981年）均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者。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有明显不同：它不看重经济压迫，认为那种推翻经济压迫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观点是错误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是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性别压迫是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具体而言即父权制下的异性恋与生育。凯特·米丽特（《性政治学》，1970年）、舒勒密斯·菲尔斯通（《性辩证法》，1970年）以及苏珊·布朗米勒（《违背我们的意愿：男人、妇女和强奸》，1975年）均是提出上述观点从而引起社会广泛注目的激进的女性主义者。
其次，关于两性之间的差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忽略性别角色的社会差异和生理差异，1923年在美国国会提出的“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就是对其忽略两性之间差异的男女平等观的最好说明（注：该修正案的实质是拒绝给予女性以所谓的照顾和保护，因为照顾和保护是对女性的另一种社会歧视，即女性弱于男性。）。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开始注意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和社会差异，并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运用于女性主义研究，将社会划分为男人和女人两个阶级，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女性处于社会的边缘。激进主义女性主义非常重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理差异和社会差异，它的这一态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60年代，一些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因为性别压迫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因此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妇女的生育。她们认为，只要两性区分在生理上和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妇女处境就不会有实质性改善。因此，只有想办法消除使妇女处于屈从地位的生理差异，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不再有意义，才能进而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舒勒密斯·菲尔斯顿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注：Maggie Humm (ed.):Feminisms——A Reader,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p.66-69.）。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在70年代，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从把女性屈从地位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状态，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这样就走向了另一极端，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倾向看成是与生俱来的，将男人当成敌人，鼓吹排斥男性。这个时期，妇女运动被理解成所有女人针对所有男人的斗争。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在否定男性本质之后，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进而肯定女性的本质。此一时期，她们认为，即使男女两性差别的生理基础真的被铲除了，还是不能保证女性就一定能够获得解放。因此，她们不再主张铲除两性生理差别，而是去赞美女性特征，呼吁整个社会和男性重新评价和接受女性特征。C·P·吉尔曼（注：Maggie Humm: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ry,Harvester Wheatsheaf,1989,p.88.）和P·艾斯勒是这种观点的最杰出的倡导者。
再者，关于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是通过立法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进入职业领域，同时适当地对家庭进行一些改革。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强调女性必须接受教育，同时认为婚姻和家庭对妇女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婚姻家庭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家庭；贝蒂·弗里丹更是积极提倡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进入职业领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是女性进入有偿劳动力市场和参加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同时主张国家承担部分的孩子抚养工作和家务劳动，以保证女性能够充分就业。值得一提的是，在强调女性就业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有不同，前者注重经济因素，并强调需要大规模的女性就业才能使男女平等成为现实，后者注重就业给女性带来的心理上的独立感和成就感，而非经济因素。同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少数妇女先进入职业领域可以首先获得单独解放，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否认这种可能性。二者的差别归根结蒂在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代表的是贫困的无产阶级妇女的利益和呼声。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是通过技术改变现有的生育模式和避免异性恋。菲尔斯通确信人类控制生育的技术一经产生，便可以使妇女摆脱传统的生育角色，两性在家庭内的角色分工也将趋于消失。此外，她还提出了两种“无生育”的生活方式的建议——单身和“生活伴侣”，其中“生活伴侣”型是一种松散的组合结构，不论何种性别，两个或两个以上伙伴，采取一种与法律无关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并且随时都可以分手（注：Maggie Humm (ed.):Feminisms——A Reader,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p.66-67.）。有一部分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将菲尔斯通关于最后性伙伴是男是女无关紧要的观点推向极端，认为目前大男子主义局面要求女性避免异性恋关系，女性只有进行同性恋才能摆脱父权制压迫。持这一观点的人又被称为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在70年代前后，同性恋女性主义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以至于许多人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同性恋实践中。
二、传统女性主义的局限
传统女性主义三大派别就性别压迫产生的根源各执一辞，并且它们都未能很好地说明女性屈从地位的原因。这是因为它们存在着两个共同的局限：其一是坚持认为有最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导致了女性屈从；其二是将父权制文化逻辑直接运用于以父权制为斗争目标的女性主义。
在传统女性主义三大派别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产生最早，它是西方自由主义天赋人权观念在妇女群体中的延伸和扩展。它的基本立场是近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正义观念，即在一个公平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可能性，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竞争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关系较近，这使得它较其它两个派别容易获得群众和政党的理解和支持。在美国，它所把持的全国妇女组织(NOW)一直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全国妇女组织的推动下，美国妇女在就业、教育等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正是它与主流文化的这种较亲近的关系，使它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保守主义倾向。例如，它忽略了女性在整体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事实和女性在群众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及亚群体差异，而一味地认为妇女解放只能依靠个人努力。这样就使其关于男女平等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乌托邦性质。再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包含的天赋人权观和社会正义观，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中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反映，这使得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代表的只是资本主义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利益和立场；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父权制文化，这使得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思想仍带有父权制烙印，并不自觉地将父权制文化逻辑带进了以父权制为首要攻击目标的女性主义阵营，这不能不说是其理论上最严重的弱点和最深刻的矛盾。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二战前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一个女性主义理论派别。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究性别压迫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从而深化了女性主义对性别压迫的理解。人们第一次将两性间的性别压迫与宏观社会经济生产联系起来，为寻找女性屈从的最终原因开辟了一个新的有效途径。但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过分关注产生两性不平等的经济根源，而忽略了其社会文化根源。对后者虽也有提及，但只是在其受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社会文化的特别强调影响时，且并非认为是重点。结果在女性实行大规模就业以后，她们仍然感到无处不在的性别压迫，大多数女性感到在忍受着家庭和事业的双重负担和煎熬。这样的妇女解放的逻辑，不是要求女人成为女人(being woman)，而是要求女人成为男人(being man)，以男人标准要求女人，这在本质上仍是父权制文化的逻辑。其次，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压迫的观点与女性主义的性别压迫理论结合在一起时，过于重视阶级压迫而忽略性别压迫，在某种程度上使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从属于阶级斗争，从而削弱了女性主义。海迪·哈特曼在1979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愉快的婚姻：迈向一个较进步的联合》一文，谈到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内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平等地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没有阶级斗争重要，因为女性主义会造成工人阶级内部分裂。而女性主义者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性盲”(sex-blind)，因为马克思主义忽略了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sexism)。哈特曼认为，应该将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置于与阶级斗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不能轻信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女性能自动地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注：Maggie Humm (ed.):Feminisms——A Reader,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p.99-110.）。
当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显露出自身局限性时，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应运而生。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认为上述二者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定位于社会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是不成功的，并且认为两性生理差别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只要抹除两性生理差异，就能改变女性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不利处境。从主张减少男女两性生理差异，到谴责男性生理特征并主张排斥男性，直至转而赞美女性生理特征，强调女性生理优越和心理优越，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在推倒男优女劣生理差异论的同时，又建立了另一种性别霸权主义，即女优男劣。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它反映了女性主义在经历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之后，越来越急躁的激进主义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将产生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极左主义推向了极端，这种极左主义相信通过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便可以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目标。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既有对男女平等的社会目标抱乐观、理想和热情态度的一面，又有其急躁、幼稚的一面。前者使其理论观点一经提出，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成千上万的妇女被激励、被鼓舞；后者使其生命力如昙花一现，尤其是其倡导的同性恋运动使社会普遍对女性主义产生厌恶和疏远倾向。因为众所周知，异性恋和两性生殖是符合自然性和人性的行为，而同性恋只是极少数人的性倾向。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所引起的人们对“女权主义”(feminism)的抵抗情绪，是以后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为了避免遭到人们误解和反感而采取策略上的灵活性，将女性主义的浓烈政治色彩逐渐淡化的一个直接原因。
三、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传统女性主义的局限的超越
后现代女性主义坚持否定所有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否定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肯定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和在差异(difference)中追求平等等理论观点，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女性主义局限的超越。
否定所有宏大叙述。宏大叙述的经典定义来自于利奥塔。利奥塔认为，不论科学或文学艺术，都是遵循一定“游戏规则”的话语活动；在18世纪以来20世纪以前，这些话语活动都是在某种宏大叙述的制约下，或参照某种宏大叙述而营构起来的一套自圆其说的元话语；所谓宏大叙述指的就是由于被人反复言说而不再对其自身合法性加以论述的那些大叙述，即“自由解放叙述”和“纯思辨理论叙述”，前者是西方启蒙运动更具体地说是法国大革命留下的思想传统，后者则是日尔曼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注：参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223-244页。）。这两者已经成为人们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进行解释的依据。这样，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反对宏大叙述的后现代主义实质上是否定了建立任何宏观社会理论的可能性。后现代女性主义以此为基础，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规模宏大和涵盖一切的宏大理论，主张建立局部的、分散的小型理论。
否定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是指西方传统中一直存在的以主体和客体的区分为前提的主观和客观、能动和受动等绝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一观点来自于德里达。按照德里达的分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中，人们归根结蒂总要认定某种由语言表达的最终真实，某种不受质疑的“真言”，某种语言文字与其语意始终合一而不可再分的“逻各斯”(logos)。这种因此而可以完全不受质疑的逻各斯便成为一个既能维系人的认识系统，同时又置身于该系统之外的出发点或中心。德里达进而认为，既然这些结构的“中心”实际上都是置身于结构之外，所以这些结构又都是“中心消解的”。于是“中心”不复存在，原有结构系统中价值论意义上的主次和对立关系由此就可以统统颠倒过来（注：参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0-91页。）。男性与女性，社会与自然，言说与书写，主体与客体等等对立关系都失去了基础。女性主义吸纳了德里达的上述思想，并进而认识到西方社会文化的本质——二元对立并非是性别中立的，而是“反映着男性有限洞见”（注：Valerie Bryson:Feminist Political Theory,Macmillan,1992,p.263.）的“男性中心主义”。由此，后现代女性主义在探索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方面就比传统女性主义前进了一大步。传统女性主义将原因或归结于法律和教育，或归结于经济压迫，或归结于两性生理差异，或归结于以上所有因素的集合。尽管传统女性主义也指出社会文化是女性屈从的原因之一，但是传统女性主义对社会文化的提及一般只是流于表面和现象，忽略对社会文化更本质的揭露和分析。后现代女性主义在探讨性别不平等根源时，则矛头尖锐地指向西方文化的核心和本质——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并指出正是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决定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借助于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的颠覆，打破了传统上男性统治女性和女性服从男性的性别模式，把男女关系拉回到零度平等的地位。这为女性主义的理论建设和政治实践提供了有利条件。
否定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强调的是人的生理和遗传决定论，普遍主义则以为用自然或人性可以解释一切，并且认为自然和人性是始终不变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抨击的主要目标。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自然或人性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根据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异。女性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共鸣，指出性别或性别差异概念也是因社会、文化和历史不同而不同的。例如丹妮斯·赖利认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一种身份(identity)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社会的理想形象——男性的反衬。因为男性标准不稳定，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产生不同标准，女性标准也是不同的、暂时的。另外，每一个具体的女人都有与其他女人不同的经验，因此广义上的“女性”经验就不成立。另一位女性主义者朱迪思·巴特勒认为，世界上并不普遍存在类似传统女性主义所描绘的男权制度，“女性”和“男性”都是不确定的概念，人的性别角色是靠表演(performance)来实现的。总而言之，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两性的生理差异和永恒不变的自然性不可能是性别不平等的根源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回答。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传统女性主义的局限的原因之一是不自觉地坚持了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因此反对那种以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由于性别之外，人们还有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和性倾向的区别，因此性别不是跨越时空和文化的、不可改变的、唯一的、本质上的类别。
肯定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主体性概念是与人作为主体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根本属性或特征。在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结构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对应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因而，在这种二元对立结构中，女性被排斥在主体之外，不具有作为主体的主体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只有男性才是作为主体的“人”(man)，而女人则不成其为这样的“人”(man)。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体性的肯定，与福柯对人的主体性的颠覆形成鲜明对比。福柯将“人”看成是没有最终所指的能指符号的位移和置换，打破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所宣扬的人是具有天赋权利的理性主体的神话，从而颠覆了人的主体性。但是女性主义的传统理论纲领正是建立在天赋权利论的基础上，而且女性主义发展到今天，一个主要的一直未变的目标也正是，改变几千年来由于男权统治对女性压迫而造成的妇女边缘化的地位，唤起妇女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建立她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因此，在广大妇女尚未达到自己作为“主体”的意识，尚未获得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之前，以妇女解放为己任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拒绝接受福柯对“人”的概念的理论解构。
在差异中追求平等。后现代女性主义以一种新的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男女平等观取代传统的抽象男女平等观。传统的“男女平等”观念作为男权观念的产物，不仅要求女性应当向男性靠拢，而且其本身是抽象的、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后现代女性主义由于认识到男女之间阶级差别和种族差别的现实存在，认识到先有阶级认同、民族认同而后才有性别认同，因而得出结论：女性在其应当同什么阶级或种族的男性平等的问题上，就失去了统一的固定不变的标准。于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开始以性别差异为基础，把“男女平等”看成是在承认个性独特性的前提下女性与男性的具体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是女性进入男性领域、用男性标准来要求女性的权益和衡量女性的解放，而是女性以其自身为标准努力做好女人(being woman)（注：Sondra Farganis:"Postmodernism and Feminism",Postmodern Therories of Society,1997,p.113.）。这样一来，后现代女性主义在致力于男女平等的努力中就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广泛的手段和途径。它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将所有男性都看作压迫女性的敌人而要争取达到与他们同等的地位，而是使女性在做女人的过程中从众多不同方式中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方式。因而，男性中的许多人都可以充当女性的同盟或友伴。于是，与以往完全自治地组织起来、谨慎地对待男性提供的支持的单独抱团主张不同，后现代女性主义明确主张要求与男性展开全面合作，建立和谐的伙伴关系。后现代女性主义致力于在差异中寻求平等，在平等中彰显个性与独立。
当然，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传统女性主义的局限的超越也不是完全成功的，目前它自身也面临着难以摆脱的困境。其困境之一就是无法彻底摆脱宏大叙述和准玄学话语的缠绕。后现代女性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明确反对建立任何宏大叙述，但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却不断地构造出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是极成问题的宏大叙述和准玄学话语。困境之二是话语的增殖和意义的失落。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接受福柯“一切都是话语”的思想以及德里达关于“延异”的思想，专注于理论上的建构和创新，忽略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从而造成了后现代女性主义面临话语增殖和意义失落的困境（注：产生上述困境的第一个原因是：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自具有不同的革命对象和目标。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思想理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主要目标是颠覆西方近代以来的传统思维模式；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着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突破和革命，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虽有涉及，但不是重点。而女性主义则是西方社会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以改变现实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状况为目标，它在理论上的发展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实践的需要。第二个原因是后现代主义是父权制的新的文化资本，其理论具有明显的男性倾向。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是清一色的男性，他们几乎从不关注女性和女性主义，以至于在女性主义已经对后现代主义作出热烈讨论和深刻反响之时，绝大多数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女性主义仍然保持沉默，而且不将后现代女性主义视为自身的一个理论流派。因此，以颠覆父权制为目标的女性主义与作为父权制新的文化资本的后现代主义之间必然存在深刻的无法调和的紧张、对立和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如何走出这种困境（注：建构共时性的和历时性的理论范式可以有助于后现代女性主义走出这种困境。共时性的理论范式是一种宏大的社会批判理论，它从较抽象的和泛文化的层次探讨性别压迫的根源。这种理论范式有其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尽管性别压迫的程度和表现形式对不同阶级、种族、民族和国家的妇女是不尽相同的，但其本质却是一致的，即男性统治女性、女性屈从于男性。建立历时性的理论范式则需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反对宏大叙述、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在历时性的理论范式中，术语都有具体的对象和时代所指。以此术语建构起来的理论是一种具有特定时间、空间和文化限定的局部理论。与共时性的理论范式比，它与经验世界的关系较为密切，因而能够有效地指导具体的女性主义实践。），实现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局限的超越，将决定女性主义未来的发展。
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男女平等论文; 性别社会学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