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国语》与汉四家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传论文,四家论文,国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齐、鲁、韩、毛四家诗与《左传》、《国语》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左传》、《国语》用《诗》与四家诗之比较，更进一步探究春秋《诗》学（含部分战国内容）与汉代《诗》学的某些关系。
一、四家诗与《左传》、《国语》发生联系的背景
经秦焚书坑儒，《诗》学发展严重受阻。至汉拨乱，《诗》学逐渐返正。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诗》学的恢复是艰难而缓慢的。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汉兴，……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时，乃除挟书之律。……至孝文皇帝，……《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汉初的社会发展是由乱趋整。政治上迫切需要一种统治思想为其服务。重新活跃起来的各种学派纷纷向统治者推销自己的学说，以求在新的政治结构中谋一席之地。各《诗》学先师自然亦不例外。但各家原有的旧说不但残缺不全，而且不能适应新社会形势的需要。迫切需要进行各自的一番彻底改造和完善。经文可相合而成，经义哪里来？凭空臆造难以使人信服，好在当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为各家学说的补充和完善提供了众多的可采集的材料。故《汉书·艺文志》云：“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作为古文经学派的《毛诗》亦然。
据此，汉四家诗在当时为了各自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它们在广采众说时，与《左传》、《国语》发生了联系，对《左传》、《国语》中的《诗》学成果有较多地吸收。
二、《左传》、《国语》用《诗》与四家诗义之比较
《左传》、《国语》所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时期的《诗》学，有较强的功利性。往往通过用《诗》，阐释其篇、章、句、词之义、以《诗》证事，从而观照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虽多为断章取义或比喻用法，但仔细推究，当时《诗》之本义亦尚可推究。因三家诗残缺佚亡，使这种比较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本文从《左传》、《国语》的每一条用《诗》出发，从篇、章、句、词多角度，把《左传》、《国语》用《诗》与四家诗相比较。三家诗以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为主，对其中不妥之处结合自己分析，同时参考它种文献，力争准确反映从《左传》、《国语》与四家诗的联系点。比较结果如下二表：
表一 四家诗与《国语》同者
四家诗
毛
鲁齐韩
国风
4次
1次
1次
1次
小雅 11次
6次
5次
5次
4次
大雅 13次
7次
7次
6次
5次
颂 6次
5次
4次
3次
1次
合计 34次 19次 17次 15次 10次
相同率 56%
50%
44%
29%
表二 四家诗与《左传》同者
四家诗 毛鲁齐韩
国风
59次
38次
31次 28次 24次
小雅
81次
37次
30次 29次 24次
大雅
73次
22次
31次 20次 19次
颂 25次
12次
12次
8次 10次
合计 238次 109次 104次 85次 77次
相同率46%44%
36%
32%
从上二表可以看出，其一，四家诗与《左传》、《国语》所用《诗》义的相同率比较接近，没有明显的悬殊。这反映了同一社会发展环境中各家采取众书的时代共性特征。其二，四家诗中，无论是对《左传》还是《国语》，鲁诗和毛诗的倾向性都表现得强些。这反映出鲁诗与毛诗同《左传》、《国语》的关系更密切。从《汉书·儒林传》、《经典释文序录》等有关文献可知，鲁诗源于荀卿，荀卿又传授《左传》，而《国语》与《左传》又有密不可分之关系。故鲁诗取材于《左传》、《国语》是很自然之事。毛诗亦源于荀卿，且汉前有曾申、荀卿既传《左传》又传《诗》。汉初又有贯长卿父子师承毛公，既传《左传》又传《毛诗》。故毛诗取材于《左传》、《国语》亦理所当然。由于时代思潮的引导，齐、韩二家亦皆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荀学靠拢，故齐诗与《左传》、《国语》用《诗》义的相同率紧追鲁、毛二家。韩诗亦不甘落后，《韩诗外传》同《荀子》44条，且其中许多文句事例是《荀子》的翻版。故四家诗取材于《左传》、《国语》除前文已述原因外，时代思潮的导向亦是重要原因之一。
四家诗取材于《左传》、《国语》时，还具有下列特点。
1.对《左传》、《国语》都相同的《诗》义，各家取舍不尽一致。例，《左传·隐公元年》引《大雅·既醉》句“孝子不匮，永锡多类”。《左传·成公二年》引同句云：“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国语·周语下》引《大雅·既醉》句：“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类也者，不忝前哲之渭也。”《左传》、《国语》其中关于“类”的意思皆指“族类”（人）。毛诗释“壶”“胤”本之于《国语》，但释“类”为“善”，却不取二书之义。鲁诗训“类”为“法”亦不同二书。韩诗之义却与《左传》、《国语》同。（详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下文凡三家诗义未特注者皆出此书）《说文》云：“类、种类相似唯犬为甚。”故族类“实为“类”之本义。从诗上下文“永锡多类”，“永锡祚胤”；“其类维何”，“其胤维何“相对为文亦可知，本诗“类”与“胤”一样实应指“人”。《方言》云“类”。法也”。这是引申之义。
2.对《左传》、《国语》有分歧之《诗》义，各家论说不一致。例，《周颂·时迈》，《左传》云“武王克商而作”。《国语》云此为“周文公之《颂》”。齐、韩诗认为是美成王巡狩。鲁诗完全采取《国语》之说（见《史记·周本记》）。毛诗却只云“巡守告祭柴望也”。《孔疏》始调合《左传》、《国语》，认为是武王巡狩，周公述其事而作。王先谦调合众说，认为此诗是“武王克殷，周公始作此歌以颂武王，及成王巡狩，乃歌此诗以美成王”。关于此诗何人何事作于何时汉以降众说纷纭。其实各家之说均不是定论，《左传》、《国语》的分歧说明了此诗早在春秋时已有不同理解了。这种类似的情况还有，如关于《小雅·常棣》，此不多述，可详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及陈子展《诗经直解》等著作。
3.对《左传》、《国语》中《诗》义训诂材料的原文照搬。这本是四家诗自身改造完善时因“诗”义训诂等方面残缺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四家诗中又以毛诗在这点上表现更为突出。例，《左传·文公六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并引《大雅·瞻印》句云：“《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渭也。”《韩诗外传》六对此原文照引。此为韩诗之特点。《左传·襄公三年》君子曰：“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刘向《新序》云：“唯善，故能举其类，《诗》曰：‘维其有之，是以似之。’”又《列女（传）·晋文齐姜传》云：“《周诗》曰：‘莘莘征夫，每怀靡及。”夙夜征行，犹恐无及，况欲怀安，将何及矣。”全采《国语·晋语四》之文句。《史记》中亦多处采用《国语》中《诗》之训诂原文。刘向、司马迁为鲁诗学者，上三条亦皆为鲁诗之特点。毛诗原文引用《左传》、《国语》较多，下举几例。《左传·昭公二年》叔向云：“《诗》与‘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毛传：“以近有德’，求近德也。”《左传》诗文“近”字乃汉隶定后产物，毛诗一昧袭用，导致了本经之文与传中经文文体的不一致（毛诗本经文作“敬”）。从这亦可窥见毛诗汉代再改造之一斑。又《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晋大夫成鱼对《大雅·皇矣》中“度、莫、明、类、长、君、顺、比、文”之义的训诂，毛传对此全文照抄。但毛诗又舍不得丢弃原来之残留诂训材料，于是新旧训诂材料相混杂，显得不类。毛传文为：“心能制义曰度；豹，静也；德正应和曰豹（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编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天纬地曰文。”《左传》之文反无“豹，静也”句。此句应为毛传原训。其一，句式与前后不一。其二，与第三句反复训“豹（莫）”，且义不尽一致。其三，《左传》无此句。这可看出毛诗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的吸收和补充。其自云传自子夏，或许有一定道理。
毛诗有时很善于融合《左传》、《国语》之说。《左传·襄公四年》、《国语·鲁语下》都记载了晋侯享鲁穆叔之事，亦都载了穆叔释《皇皇者华》之义。但二书所载不尽一致。《左传》之文为：“《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谘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淑，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于重拜？”《国语》之文为：“《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每怀靡及’，诹、谋、度、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闻之曰怀和为每怀，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忠信为周。’君贶使臣以大礼，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比较以上二段文句，显然《左传》、《国语》载同一事同一人释同一《诗》时有出入。再看毛诗是如何采用二书之材料。把毛传中相关文句按顺序摘抄如下：“怀，和也”——本之《国语》；忠信为周”——《国语》原文；访问于善为咨，咨事为诹。”“——《左传》原文；“咨事之难易为谋，咨礼义所宜为度。”——相合《左传》、《国语》文义而成。亲戚之谋为询”——即同《左传》，又同《国语》”“兼此五者，虽有中和，当自渭无所及，成于六德也”——相合《左传》、《国语》文义而成。据此，毛诗融合《左传》、《国语》之说妙矣！
这种原文采用《左传》、《国语》中《诗》说之先例，贾谊早已开始。贾子《新书》采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卫北宫文子训“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之文。又该书采用《国语》叔向训《吴天有成命》之文。《新书》的这个特点充分反映出汉初诸“诗”派自我改造时采用《左传》、《国语》材料的共同特点。
4.《左传》、《国语》的用《诗》之义变成了四家说《诗》之本义。例，《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君子渭：“楚子是乎能官人，……《诗》云：‘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旬、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左传》此处用《诗》是比喻用法。《卷耳》本义为思妇对行役之人的思念。《荀子·解蔽篇》引首章云：‘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故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此明言诗之义为：恩虑太深，一心二用，故采卷耳顷筐不满。《焦氏易林》云：“玄黄爐訏，行者劳罢；役夫憔悴，处子畏哀。”又《鼎之乾》云：“倾筐卷耳，忧不能伤。”此为齐诗说，深得《卷耳》之本义。但由于男女、夫妇与君臣之道从一定程度上可相通。故《左传》此处用《诗》之义已非《诗》之本义了，此处乃以男女喻君臣了。但鲁诗、毛诗却不知此特点，皆把《左传》之说做为《卷耳》之本义。
《左传·成二年》载申叔跪遇“巫臣尽室以行”而语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左传》此处云“窃妻以逃”是实指巫臣将偷偷地带着妻子逃跑，并不是指《桑中》之义，此云《桑中》只指其有男女相会之喜色义。但毛诗错会《左传》文义，把“窃妻以逃”误为《桑中》本义。毛序云：“刺奔也，……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易林》多处云：“采唐沫乡，要我桑中，矢信不会，忧思约滞。”“三十无室，寄宿桑中，上宫长女，不得来同，使我矢期。”齐诗说《桑中》为男女相会，又考之《汉书·地理志》、《礼·乐记》等皆不知《桑中》有“刺窃妻以奔”之义。故崔述云：“（《桑中》）但有叹美之意，绝无规戒之言。”据此可知，毛诗错会《左传》之义矣。
总之，四家诗取材于《左传》、《国语》之处很多，限于篇幅，不再多述。四家诗吸取《左传》、《国语》的《诗》学成果，反映了汉代《诗》学对春秋战国《诗》学的继承。
三、《左传》、《国语》对汉四家诗的影响
春秋战国《诗》学通过《左传》、《国语》影响汉四家诗，这种影响虽然是间接进行，但却是广泛而重要的。
兹从三方面来论述如下：
1.训诂方式的影响。例如，《国语·鲁语下》叔向释《昊天有成命》，此为训诂史上最早最完整之材料。其中“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这些都是直训的方式。直训属义训的一种，即以词（同义或近义词）释词。毛诗中比比皆是。贾谊《新书·礼容篇》：“夫《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经也，势也。夙，早也。康，宁也。后，王也。”显然是仿《国语》而作。这反映了汉代《诗》学在训诂方式上受影响的痕迹。又如，《左传·闵公元年》释“简书”，《左传·襄公十五年》释“周行”，《左·昭二十八年传》释“度、莫”等。这些训诂方式是义界方式。义界也属义训的一种，即以句子释词。上面所述三条义界方式皆为《说文》毛诗等所本。三家诗训诂材料虽残，但从它种文献中辑出的零星片断可知，四家诗训诂方式的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且与《左传》、《国语》一样，主要为义训的方式。这也是春秋战国《诗》学训论的主要方式，不但影响了汉代《诗》学，而且影响到《尔雅》、《说文》、《方言》等。
2.用《诗》方式的影响。《左传》、《国语》用《诗》主要为“以《诗》证事”。这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释义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往往先叙一件事，然后引《诗》以证。不多解释《诗》义，义寓于事理之中。这种方式亦见于《论语》等，到《左传》、《国语》、《荀子》等达到高峰，《左传》、《国语》中的“以《诗》证事“又有两种方式。其一，《诗》本义与事无关。取《诗》义中某一点与事相似即可，多为比喻用法。其二，《诗》本义与事有关，如《左传》叙《载驰》、《清人》、《硕人》，等产生的背景，《国语》载卫我公作《懿》的历史背景即是此例。《左传》“以《诗》证事”的用法是有意识地发展。例《国语·晋语》载“里克杀卓子，荀息死之”之事，最后语为：“君子曰：不食其言矣。”《公羊传·僖公十年》载同一事之语为：“晋里克杀其君桌子，及其大夫荀息。……荀息可谓不食其言矣。”再看《左传·僖公九年》记同二事日：“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类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三书相比教，可发现《左传》之“以《诗》证事“有意而为”十分明显了。《左传》等这种有意地发展以《诗》证事”对汉代四家诗影响很大。韩婴的《韩诗外传》，刘向《新序》、《列女传》等对这种方发展到极盛。毛诗更是处处以史来证《诗》。
3.对《诗》学研究角度的开拓影响汉代《诗》学。这点可分为两点来论述。
（1）、《左传》、 《国语》之《诗》学注意到《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多结合诗篇产生的具体社会背景来解说《诗》义。例如，《左传·襄公十三年》载君子曰：“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五，万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这里已经从大小雅产生的不同历史环境来论诗了。又如，《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论卫武公作《懿》（即《抑》）。把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交代得十分清楚。使《诗》义明明白白。故四家诗对这些诗篇之义皆无争议。四家诗继承这种方式，论《诗》多结合历史事件，形成《诗经》即史。毛诗更多附会史事之处，形成以史说《诗》总体倾向。
（2）、注意到了《诗》产生的地域特征和历史文化因素。 这点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表现突出。其中评述了十四国《风》及《大雅》，《小雅》、《颂》的特点。特别是评论《国风》，多从该《风》与其国历史文化的联系着手，分析形成的特点、原因，更结合古、今、展望未来。如评《卫风》：“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其评《王风》“其周之东乎”，《评《齐》”其大公乎”，评《唐》”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等等，这些皆从历史文化角度揭示了不同《风》之特点形成的原因。再看一看齐诗著名学者匡衡论《诗》“郑伯好勇，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泛祀；晋侯好险，而民畜聚。”这不显然是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吗？季札还论述到地域位置与《诗》之关系。如评《齐》“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揭示了《齐》之海洋文化特征。评《秦》此之渭夏声。……其周之旧乎，”点出了《秦》之西方地域文化特征。《汉书·地理志》中多结合地理特征、民俗等来论《诗》，就是《左传》中这种论述角度的再拓展。故从《左传》、《国语》可以看出，春秋战国《诗》学研究视角的某些开拓，是汉代《诗》学的先河。
结论：汉初《诗》学在残缺的基址上恢复和发展。四家诗为寻求自身的改造和完善，在各自原有师承的基础上，大量吸取各种直接或间接成果，四家诗取材于《左传》和《国语》，实际上是对春秋战国《诗》学成果的吸收影响。汉代《诗》学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本文属贵州省教委社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