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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13日，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称，中国政府将拨款450亿人民币，来推动中国国家媒体的国际传播项目①。新华社主办的《国际先驱导报》则在2月3日新华网上发表《中国全面启动国家公关，改善中国国际形象的消息》，转引香港报纸的报道。消息称：“《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三大国有媒体（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提出的有关计划如果值得推行，每家媒体最高可获得150亿元资金。’”中国要打造自己的CNN和半岛电视台，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在1月14日就立即转发报道了《南华早报》1月13日的消息，题为“中国拟改进国际形象”，报道内容与口吻开始较客观中性，但结束部分报道的是“20名中国律师和知识分子联名写公开信号召抵制中央电视台”。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1月30日发表尼古拉斯·伯克林(Nicholas Bequelin)的评论《中国的新宣传机器》，大肆攻击中国的“外宣”战略，认为中国媒体近年来虽有许多改善，尤其是地方媒体和网络媒体，甚至包括央视新闻调查节目，在揭露社会问题方面有许多突破，但他们的节目并未进入外宣，中国媒体根本上依然是党的喉舌。作者结论说：“有说服力的软实力必须要有自由、无偏见的媒体，提供信息而非误导受众。”②该作者为右翼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的高级研究员，经常对中国激烈抨击。
值得一提的是，设在香港的媒体如《凤凰周刊》以封面文章《北京扩张外宣版图，改善中国形象：中共四百五十亿争夺话语权》，尚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大外宣”。其实该新闻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2009年1月4日至5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会议重申了“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要求。至于450亿元人民币国际公关的消息，是否来自会上则语焉不详。这个消息先在互联网上发布，并由设立在香港的、拥有强力的国家背景的凤凰媒体来广泛宣传。
西方媒体的反应强烈而一致。直到最近，即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纽约时报》还由同一位记者于2009年10月5日发布题为“中国渴望形成自己的媒体王国”的消息，以上海文广集团与国际媒体大腕新闻集团和时代华纳的新合作计划为新闻点，再度提起这一话题。
总之，围绕着中国“外宣”新战略的信息流向环圈，我们可以探究诸多层面的意义。本文开始对此作一个“政治解释学”或现象学阐释，是要说明中国的软实力和文化的国际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软实力和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在一个全球电子传媒文化环境中展开的。全球传媒文化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由于全球传播的高速度、高效率、高覆盖、高穿透力，任何中国公共行为和事件都是全球传媒行为、全球传媒事件。中国文化是全球传媒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全球传媒文化充满了内在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化无可避免地体现了这些矛盾与冲突。
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自由观念与中国的传媒实践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反之，作为“冷战”的产物，西方传媒鼓吹的自由主义理念在中国也是命乖运舛。中国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高涨，尤其体现在青年为主体的网民中。中国传媒内部也是风起云涌，不过纷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经济与市场领域。娱乐为主导的中国传媒尤其是电视，为争夺中国巨大的观众市场白热化剧烈竞争。而中国观众对于无休止而又日趋同质化的娱乐节目也越来越挑剔。另一方面，以高雅文化卫道士自居的多数知识精英跟主流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流行文化日趋剥离。当然也有一批知识分子从象牙塔里脱颖而出，成为传媒流行文化的新宠。曾经是阳春白雪的中国文学和历史教授如余秋雨、于丹、易中天等，通过央视百家讲坛的渠道，成为传媒文化明星，与来自港台的歌星影星、“超女”、“快女”选出的新秀一样，成为流行文化偶像。
在知识精英与流行文化的争夺中，国家体制牢牢控制宣传的大方向，不受干扰。中国媒体在体制上是国有的事业单位，应向社会提供公共品。不过在经营上，中国媒体却完全采用了提供私人产品、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企业模式。媒体这一既是喉舌又是钱柜的品质，造成了重重矛盾，在以提供公共信息、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新闻报道方面尤为突出。如何既能满足党和政府喉舌的功能，又能实现商业盈利目标？中国媒体始终在提高收视率、发行量而牟取更大商业利益、为社会提供更公正透明的信息和报道之间博弈。中国的互联网与西方国家的网络不同，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态中，已经成为影响越来越大的另类新闻媒体渠道，与国家主流媒体博弈。这些不同层面、不同目的的博弈、矛盾与冲突，构成了中国传媒文化异常错综复杂的状况。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官办传媒又远远不能充分覆盖、表述中国复杂的社会现状。革命时代所诞生的意识形态在六十年来为执政党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但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却使得这一革命意识形态与社会现状日益脱离，从而产生了表征的危机。这种危机在全球化的传媒文化环境中尤为凸显，在“外宣”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充分暴露出自身的弊端。
本文将讨论中国当代文化的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现实的不吻合，这个问题涉及到意识形态调整问题；第二是知识精英与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分离状态；第三是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最后是在新兴的后革命文化形式与价值中，“80后”青年一代的文化的导向与趋势。“80后”文化形态正日趋成为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关键部分，是中国软实力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力量。
一、中国新三十年：意识形态调整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六十年的历史，现在正在开始一个新的阶段。从1949年到1979年的头三十年，建国的历史与战争和革命岁月交结纠缠，在国际上两极争霸的“冷战”大环境下，从真枪实弹的外部战争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到60年代的“文革”，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革命始终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和中国文化的主导方向。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意识形态治国的革命时代，经济现代化始终未成为建国的主导战略。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全面扭转了意识形态治国、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为主导的路线，强调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
从全球化的横向坐标来看，现代化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全面的过程。但是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主要是指经济这一个层面的现代化，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主导方向。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改变世界格局的成就，但单一方向的经济现代化战略也造成了在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里的种种发展的失衡和失调。这种失衡和失调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层面的主要问题，就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现实的不相吻合。
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目前主要继承了从20世纪初期中共建党以来的革命话语体系，这一体系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人口90%以上的贫苦农民，提出的目标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三座大山”的统治，通过暴力革命手段，最终建立一个平等的、人人具有高度集体主义道德情操、奉献精神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始终是国家政治体系治理的合法性依据；建国多年来，尽管经过了各种曲折变换，却一直是中国的意识形态主导。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这一意识形态体系已经做出了大量的修正。但是，中国的现实日趋多元复杂，市场化、商品化与个人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文化的全面蔓延，使得人人平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的道德情操、理想主义等等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越来越与中国的现实脱节。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展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的不确定和缺失，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共生共存环境的缺席，理想主义话语的虚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盛行。
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中国激剧变化的现实的不相吻合，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国家政治治理的合法性危机。我们在这里使用的“合法性危机”这个概念，出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传人哈贝马斯。哈氏提出的合法性危机针对的是当代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根源是国家及其所拥有的功能和采用行政手段所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扩大超过其合法性的需求。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正在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哈贝马斯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认定为文化危机，危机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文化已经发展到不能产生资本持续积累与扩张所需要的意识形态③。我们在这里借用“合法性危机”的概念，旨在说明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分离和不相吻合，使得社会公众的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治理依靠的价值体系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偏离，从而产生了执政合法性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合法性危机不但存在于哈贝马斯关注的晚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不仅仅体现在国内执政的合法性方面，更是全球博弈与竞争中的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此，我们应该从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软实力角度，来重新审视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意识形态变迁一直予以高度关注，对于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反复强调，在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方面不断提出理论创新的任务。从“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到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目的就是要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2009年9月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要求“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④。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指出，“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不仅包括权威性，还有公众的认同性。……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是认同感加上权威性。所以，它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是内容比较广泛的一个概念”⑤。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从“依法治党”的法治角度，强调“党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实际上就是维护自己的执政权威，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⑥。
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现状确实复杂严峻。一方面，革命的意识形态虽然不再成为主流，但多年形成的“政治无意识”始终是一条“红色主线”，在话语结构上和公众情感结构形式上始终占据了主导。对今天国家意识形态宣传部门发布的政治论述、文件、报告、社论、政治演说做一些基本的话语结构分析和语义分析，就可以发现在话语形式上与前三十年的有着惊人的一贯性和连续性。深入探究的话，当前政治宣传话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有着深刻的差距与矛盾。革命时代的理想主义为主导的、道德律令式、绝对权威指令性的语气、修辞，以及大量抽象、泛指词语的数字性堆砌、反复不断重复出现的排比句等等，在指涉的对象、内容和语用内涵方面，与当代社会发展的不相吻合日益彰显。在另一方面，仔细阅读中国的报刊，就可以发现同一份报纸的头版头条、社论（占据主流）与商业娱乐民生版（数量惊人）和知识界评论（常常稀缺）在观点、价值取向和话语表述上的重大差异。电视的新闻联播节目的国家意识形态立场和各种媚俗、搞笑的综艺节目、大量的娱乐节目透露的价值观，也多半是南辕北辙。看起来传媒呈现着文化多元的热闹场面，但各自分离的价值立场和话语体系却导致了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的内在凝聚力和公共价值、社会共识的匮乏与缺失。国家近年来反复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等等，正是意识到了文化领域的问题。追根寻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味强调GDP的单向度经济与市场现代化，目前已经给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失衡。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尤其成为中国发展的“软肋”，而这点在当今全球软实力竞争的时代就更为凸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意识形态与软实力方面的特色究竟是什么？中国对于全球普世价值的重建能够提供哪些新的内容？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西方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普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受到严重质疑的时候，中国崛起、中国的复兴不能不在普世价值、现代化的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软实力方面，受到全球瞩目。中国在2008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引起全球关注，但是国际舆论（依然主要由西方传媒主导）对于中国崛起的国际形象和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毁誉参半，议论纷纭。而中国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地认识到，在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象背后，更为深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危机也向中国提出了空前的挑战，提出了难得的机遇。也正是在全球化意义上，我们需要对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做出新的审视。
二、知识精英、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分离还是合谋？
改革开放在知识界、文化界的影响，其波澜壮阔和起伏跌宕可以从“第二次思想解放”、“新启蒙”、“文化反思”、“新时期文学”、“文化热”、“国学热”以及“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三十年来的各种思潮、运动中感受到。作为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文化软实力的主要生产和传播者，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经过了大起大落的蜕变。在探讨中国意识形态和软实力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分析。这种分析主要是反思式的分析，因为分析者和分析对象在这里往往都是知识分子本身。这给分析增加了许多难度，因为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角度盲点、立场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分析的视野。因此，历史或纵向的、全球背景下宏观或横向比较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有助于我们跳出自身的盲点和局限。
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今天是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这个阶层的内部与外部均高度分离、碎片化，现在再把知识分子作为单一群体来看待，已经毫无意义。在中国，“知识分子”概念本身早就产生了剧烈的变化，传媒与大众只是基于习惯而不假思索地继续使用这一说法而已。随着中国教育改革日趋专业化和商业化，高校的许多人越来越认同专业人士和学术精英的角色，而不再青睐知识分子曾经扮演的社会良心和守望者的角色。十多年前热热闹闹讨论的中国“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和知识分子角色等话题，近年来也不再引起社会的激情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享有极高的精神与道义的地位，如今也成为明日黄花。知识分子的良知、社会责任、独立的批判意识等，已经被市场和商业大潮所席卷和侵蚀。80年代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辉煌岁月，在中国社会舞台上，主要是文、史、哲领域的知识分子，将“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发扬光大，同时激情拥抱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商业化价值观。然而90年代初开始，知识分子阵营开始了一轮分流甚至分裂的过程。人文知识分子的失落、迷惘和困惑在市场和商业化大潮冲击下显得矫情和苍白无力。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和法学等等“应用文科”的学者取而代之，在90年代过渡时期逐渐占据了知识界的领导地位。而从事工程技术和理科的专才更受到国家的重视，这加强了工科、理科、法商科为主，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为辅的知识精英层的序列排行。中国的知识精英架构已经越来越与西方现代化国家接轨（在西方国家，知识精英的序列是按法商、医、理、工和社会、人文来排列的）。中国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增加教育和科研投入。大学合并之风、高等教育的迅速官僚化、企业化和商业化转型，加速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与分离。作为现代大学理念核心的人文教育，在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教育政策指导下，急速被边缘化。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自身遭遇了严重的认同危机。教育产业化需要造就大量的专业人士。在美国和西方大学任教者，多半把自己视为“专业人士”而非“知识分子”。但对于中国有着数千年文以载道、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承的读书人来讲，这种西方的观念是很难接受的。面对市场化、商业化大潮，中国读书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文化资本、象征符号资本几乎丧失殆尽。
人文知识分子发现，今天要想再现80年代的辉煌，找到自我认同和“主体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大学生的激情对象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或历史的宏伟叙述，而是极为现实的物质财富和商业机遇。80年代风靡中国的黑格尔式的“主体性”叙述现在已经被比尔·盖茨和大富豪的个人成功故事所取代。全球化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后现代行为者(agency)是灵活机动、融技术创新和金融冒险为一体的新一代CEO，他们取代了今天似乎过时了的、按阶级划分的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主体(subjectivity)。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在中国知识界受到普遍认可，并为媒体广为传播。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也遭遇到了某些批判和抵制，但这些来自中国新左派的声音较弱，而且多半局限于学术界。新左派学人的文章一般来讲用语晦涩，常常对新近的西方理论发表冗长空洞的评论，企图把对中国问题的关怀包藏在艰深难懂的学术话语之中。一些新左派学人的论著在西方左翼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共鸣。但极具反讽的是，新左派学人赖以立足的弱势群体和草根大众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来接触和理解他们的话语。在这点上，中国新左派学人跟与他们走得较近的西方部分左翼学术精英有些相似，即他们的话语多半成为难以与大众沟通的精英话语，他们企图实现的社会正义、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也往往是空中楼阁般的自言自语。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小圈子意识也妨碍了他们与观点不同、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部分媒体近年来曾炒作过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在中国知识界较有影响的《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曾推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包括美籍学者杜维明、台湾作家李敖和歌手罗大佑、崔健等。这些“公共知识分子”成分芜杂，其中部分人持激进的西方自由主义观点，抨击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故而引起了不少争议，也自然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由于这些人物的“反官方”倾向，中国一些保守派从而主张“取缔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⑦。不过除了知名的作家、艺术家之外，其中的许多学界人士并未受到大众传媒的普遍关注。他们在互联网博客上比较活跃，但传统媒体为他们开设平台的也仅限于《南方周末》等几个有限的报纸。
另一方面，中国大众传媒所推崇的中国版本的“政治正确”可以从余秋雨、于丹、易中天等的公共言论中得以展现。余、于、易出身学界，在电视和畅销书领域受到商业性大众传媒和通俗文化的青睐，被称为“学术超女”、“学术超男”，是当代中国商业性大众文化的超级明星。他们的言论合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用通俗和娱乐化的方式把传统文化向大众推广。在他们的言论里没有对时政和社会问题尖锐的批判，有的是娓娓动听和高度娱乐的“心灵鸡汤”和励志、伦理的近乎宗教的讲述，可跟美国流行的“电视传教士”(television evangelists)相媲美。他们是当代中国大众传媒高度关注的“流行知识分子”，与上述“公共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道特殊的景观。无论是新左派学者还是一些激进右翼的“公共知识分子”，或是学术“超女”、“超男”类的“流行知识分子”，在普遍高唱莺歌燕舞的中国传媒之上，都难以发出对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与冲突的批判，以及对社会草根大众、广大农村人口、弱视群体的关怀之声。
三、“80后”青年都市文化：新兴的文化形式
中国的“80后”青年一代从物质上讲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精神上却承受了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压力和困惑。这一代人成长的时代是社会伦理失范和混乱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被消费主义和个人至上的价值观所取代，但教科书向这代人灌输的依然是与时代脱节的革命理想主义价值观。21世纪肇始，标志着“80后”一代成年。这是一个以电子通讯为基础的消费文化成型的时代，“80后”都市青年文化也随消费文化的成型而初见端倪。“80后”文化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全球化特征：他们的时尚、追求等等都打上了“全球”（即西方）文化的烙印。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数字新媒体为主要媒介的新兴文化，则展示了“80后”网络新生代的新文化观。曾经有“新新人类”、“小资”、“BOBO族”以及“80后”等形容词来描述这一代的文化特征。目前中国知识界尚未对“80后”新兴文化状态展开认真研究，传媒的评论多半是感性、煽情的，不乏包装、炒作的成分。许多知识精英对“80后”文化持批判否定态度，其中往往表露了中年人为主体的知识精英对年轻一代文化的不理解、不信任。必须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方面的转型是断裂式和革命性的，中国“80后”青年一代跟他们父母的文化代沟是巨大的。但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80后”青年一代的新兴的文化价值观，必然要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形态，成为转型后中国逐步成型的文化体系的主要承载者。当代中国传媒文化中的“80后”新兴文化形态值得重视。“80后”青年一代开始对自身文化价值作理性反思，这是理解这一新兴文化的重要方面。
“80后”文化形态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们热情拥抱全球化，在价值观上对西方的认同超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站在国外角度看，他们又凸显了强烈的爱国和民族主义情绪。网络“愤青”在奥运火炬传递、西藏暴乱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等方面所作的情绪化反应令西方世界大为震惊。“80后”是在消费主义商业文化氛围里成长的，相对于他们的父母以及“70后”一代，消费主义文化及其价值观更具有内在性，价值和选择的多元、个体意识的高扬似乎更是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在另一面，他们从小依然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在中国错综复杂的社会氛围中对“80后”的影响也是矛盾重重。“80后”走入社会，面对的是严峻的就业、住房以及竞争起点不平等的强大物质和心理压力，许多人迅速成为“蜗居”与“蚁族”，与他们耳濡目染的消费主义物质欲望目标成为极大反差。但是在民族遭遇重大危难如汶川大地震时，我们看到“80后”一代人成为志愿者的主体，自发地形成社会群体凝聚力，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团队精神和自主意识令社会刮目相看。
“80后”出现了许多媒体包装炒作的明星和社会名人，如李宇春、韩寒、郭敬明等。韩寒2010年4月29日入选美国《时代》周刊最有影响100名人物，排行第二。《时代》周刊评论道，“韩寒2009年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博客作者。他不拘泥于自己的私生活细节和名流八卦，而是把目光聚焦中国当代社会的弊病……他对自己的出名后的责任感十分清晰，在讨论政府的互联网管制的个人博客上写道，只要大家都站在这个（互联网）舞台上，总有一天会搬走这些高墙。那时阳光普照，任何人再也无法阻挡”⑧。西方媒体目的鲜明，要刻意把韩寒打造成一个利用网络媒体抨击政府的新生代政治异见人物。可是韩寒对突如其来的“国际名望”保持了低调，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题为《散文一篇》的博文，称自己不过一介书生，影响力是虚无飘渺的。这与他对央视春晚台湾明星刘谦的尖锐批判和对某些政府官员滥用公权力的猛烈攻击相比，形成了强烈反差。跟加入法国籍的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全球政治秀相比，韩寒的表现更加“相形见绌”。同样是西方媒体的炒作包装，同样是轰动西方的媒体事件，中国“80后”的“坏小子”、“叛逆男孩”韩寒却拒绝“与国际接轨”，似乎依然我行我素，不接西方媒体抛来的绣球。这是否完全是韩寒的个人风格，还是体现了某种“80后”独特的文化意识？
纷至沓来的还有“90后”青年，他们从步入大学校门或十八岁成年走进社会大舞台始，就显现出较之“80后”更加特立独行的风范。“90后”作为普遍的独生子女一代，从出生之日起就浸淫在消费主义文化的氛围，对消费主义文化所刻意抹煞的历史感、历史深度和历史真相日益淡漠，因此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观上面，较之“80后”一代，更具有不确定性。从“80后”到“90后”，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代青年，本身就是中国历史激剧变迁过程的直接见证人。但十分反讽的是，这代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是被正统教科书和流行传媒文化双重塑造的，是充满矛盾和混乱不堪的。教科书中的历史是一成不变的说教，失去了基本的说服力。而消费主义文化的影视“戏说”、“百家讲坛”所打造的“历史镜像”，生产和消费的是娱乐，最终的目标是盈利，历史湮没在五花八门的文化商品中。“80后”青年文化的历史观因此往往是反历史的，对他们来讲，复数的“历史”多元多样，光怪陆离，被解构成为“X朝那些事儿”或“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再是连续不断的、源远流长的、时时刻刻制约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文化认同、社会价值的现实和实在。对于“80后”而言，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种种事件跟各种戏说、各种八卦、各种怀旧思古做秀都没有太大区别。历史的沉重感、现实感甚至质感都迅速消溶解体了，所谓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也似乎不具有什么社会意义了。
反讽的是，“历史”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一直是一种主导的话语，社会主流意义和价值的支撑点。“80后”的民族主义热情，和中国社会对民族复兴、百年雪耻、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跃进”式赶超，种种话语论述，无不以历史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为其背后的“大叙事”、“元叙事”。在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后发性国家，以“80后”和“90后”为主体的中国新兴文化形式并未脱离这一现代化的一元、线性、决定论的“进步”和“发展”的话语。在这一根本上来自西方的现代化叙事和话语体系已经受到空前挑战、日益被新兴的现代化大国如中国经验所质疑的今天，面对历史变迁，不仅仅是“80后”、“90后”，中国整个社会面临的文化认同问题都是极其尖锐的。当“80后”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的主导力量和中国软实力全球竞争的核心力量时，如何穿越消费主义文化的娱乐至上、虚无主义、玩世不恭的云山雾罩，寻找新的文化认同和意义，就显得更加急迫了。
注释：
①"China Launches Publicity Campaign",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an.13,2009.
②Nicholas Bequelin,"China's New Propaganda Machine",Wall Street Journal Asia,Jan.30,2009.
③Jürgen Habermas,Legitimation Crisis,trans.Thomas McCarthy,London:Beacon Press,1975.中文译本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社2009年9月18日电讯。
⑤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2008年6月24日电（记者郑光魁）：《王长江：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不仅包括权威性还有公众的认同性》，见http://cpc.people.com.cn/GB/66888/77791/7419541.html。
⑥俞可平：《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载《学习时报》2010年3月15日。
⑦Robert Marquand,"China 'Gray Lists' its Intellectuals",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Nov.30,2004.
⑧Simon Elegant,"Artist Han Han,The 2010 TIME 100",http://www.time.com/time/specials/packages/article/0,28804,1984685_1984940_1985515,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