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重要性：国际传播中的理解与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性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传播肩负着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获得并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的任务，对形成和发展国家软实力有重要使命。面对充斥国际舆论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责任论”，中国希望外界了解自身的愿望十分迫切。近些年，中国国际传播体系硬件设施日趋改善，已拥有与国际主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在实际影响力方面，覆盖率尚未带来更高的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及实际影响力，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和议程设置能力更难见提升。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传而不通”和“通而不受”。① 媒体高覆盖率和低影响力之间的落差，是很多国际传播研究的焦点。在国内现有研究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仍囿于对国际传播格局和意识形态的关注，或有泛政治化的倾向，将主要原因归结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事实上，不只中国媒体面临“通而不受”的难题，西方媒体对阿拉伯地区的国际传播效果同样有限。这个现象引发国外学者的观察和研究，其中一项核心主张，可以归结为倡导对话性的国际传播理念。这个主张超越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思路，值得业界和学界关注和借鉴。 一、我国学者的国际传播效果研究 针对我国国际传播覆盖面大、影响力小的困局的分析和解释不胜枚举，主要集中在如下三点。 (一)传播格局论 一些观察者在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研究国际传播，指出国际舆论格局呈现为“西强东弱”，国际舆论流向呈现“中心—外围”的走向与发展态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遍布世界的国际传播体系，成为国际话语权的掌控者；非西方国家在这样的体系中位于边缘，成为国际话语权的被行使者以及国际政治中的沉默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媒体的国际舆论影响力取决于其议程设置能力，即引导其他国际媒体的舆论报道的能力。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处于劣势，缺少独立的立场和分析，不善于设置国际报道议程。②这样的观点在学界、特别是官方话语中较为普遍。 (二)文化差异论 另一些学者从语言和文化角度做出解释，有三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文采稿，再译成外文，这样的新闻写作方式是中国媒体竞争力不足的原因。③第二种观点做出进一步解释：中国媒体所使用的新闻语言，尤其是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等重大领域里的话语表述，越来越与现实脱节，是导致中国媒体新闻传播难以被国外受众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④第三种观点指出国际传播存在文化差异难以弥合的问题，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圈时，如果无法适应后者的文化特性，就无法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⑤ (三)政治体制及新闻体制 还有一些学者从政治体制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效果不佳的根本问题与国际传播理念和国际传播体制有关。一种观点认为，中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不同，决定了西方主流媒体出于自己的立场、观点，有意无意地不采用我们的新闻报道。⑥有学者对此进行阐释，认为中国对外报道总是呈现出官方思考和官方观点，即使有民间声音或观点，也是以支持官方观点的立场出现，使国际受众认为中国媒体报道等于政府表态，妨碍媒体树立国际公信力。⑦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特点存在“运动式”传播倾向，虽然短期行政指令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收到预期效果，但最终结果往往事与愿违。⑧还有学者观察到，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理念上的一个误区是，在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时，将正面报道为主原则绝对化，变成“报喜不报忧”，不符合西方社会的新闻价值规律，从而损害了传播效果。⑨ 上述诸多观点各自有不同的解释力，却停留在宏观和中观层面，没有更加深入地观察国际传播节目的内容、立场和理念是否存在问题。而且，不论是世界传播格局还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和政治体系，都将在一段时期内得以延续。如果研究结论止步于此，对现实的指导价值也比较有限。目前，国际传播的业界与学术界已达成的一项基本共识是，需要摒弃旧式的、口号式宣传模式，转而采用讲故事的方法向世界说明中国。然而，是否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评判者不是从业者和研究者，而是潜在的海外受众。故事的“好”相对于受众接受度而言，而受众的异质性则决定了好故事没有唯一的标准。因此，传播理念需要以受众为导向，在了解其特有的社会心理与文化习俗的基础上，寻找有传播价值的故事。这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现象，并非只在中国对外传播的语境中存在。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是，虽然美英等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针对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的广播却效果有限。这个问题吸引了众多国外学者的关注，从数个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进行分析。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对话的四个维度 (一)对话的平等性 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⑩关于对话性关系的哲学论述为对话性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其重要著作《我与你》中，布伯认为，“我”并非单独存在，而是存在于“我和你”以及“我和他”的关系中。在前者，“我”与“你”之间是对等的关系，“你”是无法被量化或是测量的，亦即物化，“你”的独特性得到保留。而“我和他”的关系则基于功利主义，“他”是“我”审视、观察、归类、测量的对象，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宣传，也就是单向的独白式传播接近“我—他”的关系，而双向的对话式传播类似“我—你”的关系。 巴赫金(M.M.Bakhtin)将对话理论(dialogism)从哲学层面带入文艺理论的研究领域。他提出复调小说的概念，认为复调由各自独立、具有自身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众多主人公及其声音都有相对的自由和独立性，每个人真正的个性都得到保留。(11)巴赫金进一步认为，作品的主人公与作者之间也是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对话关系，两者同样为对话的主体。 德国学者策尔纳(Oliver
)和一位德国之声的记者进行了一项联合研究，借用对话性的理论分析了美国之音广播。美国之音在超过12个语种的广播中采用了接听听众来电的节目模式，在技术层面实现了从独白到对话的转变。然而，两位作者指出，按照布伯的观点，无论是旧式的“听众来信”、“邀请听众来电”，还是Web 2.0带来的交互式新闻、公民新闻和自媒体等，都是依靠机械的技术手段实现的“技术性对话”，而不是“真正的对话”。(12)后者指对话的参与者自愿而公开地进行真正的“关系建构”的对话，其中一方控制和主导的成分被降至最低。布伯认为，真正的对话的前提是，进入对话关系的双方互相尊重，愿意倾听彼此，最重要的是，认为两者之间的互动是这种关系的最终目标。从这个角度审视各国受政府资助的媒体，可以看出它们目标是直接或间接推广和实现国家利益，将“建立关系”作为手段，最终仍是在目标国家的公众中赢得人心，改变其态度与行为，这在本质上是缺乏对话性的。 真正的对话不仅意味着倾诉，还要求倾诉者首先能够倾听。认真的倾听往往是对话的基础和起点，但这需要新闻机构和记者为“在场性”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受制于经费，国际新闻的报道者有时与他们所报道的对象相隔千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观察和理解事件发生现场环境的能力。即使对驻地记者，其活动范围也十分有限，少有机会可以扎根当地社会和文化，了解当地民众的情感和需求，乃至产生深层的同情和关怀。当新闻的基础不是倾听和观察，而是记者的主观体验和带有前提假设的推断，受众容易从中看到无知、肤浅、偏见，以及居高临下的姿态。 美国学者仔细观察了9个主要穆斯林国家中反美情绪的根源，发现与宏观层面因素以及社会人口学因素相比，观看电视新闻(是否观看、观看时间长度)是更加重要的变量，显著决定着穆斯林群体对美国的态度和看法。(13)研究甚至发现，对于观看西方新闻的阿拉伯观众，观看时间越长，对美态度越负面。学者们对此给出的建议是，用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作为大众媒体单向宣传的重要补充，创造本土语境让穆斯林民众和当地媒体能够与代表美国声音的人士进行直接交流和对话，对重要议题和观点展开讨论。他们还认为，更多的倾听也有助于改善美国在阿拉伯本土媒体新闻报道中的形象。 和美国之音不甚成功的努力相比，德国之声的“文化间对话”栏目则更加符合布伯对“真正的对话”的要求。节目邀请阿拉伯国家和德国知名学者针对特定话题进行深入交谈，交谈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明显的主导方，目的是围绕议题建立对话。策尔纳的研究发现，这档节目的阿拉伯听众对节目策略十分赞赏，认可德国之声为建立与阿拉伯民众的友好关系而付出的努力。(14)研究发现指出，以对话为导向的传播模式不是将公众作为传播行为试图影响的对象，而是“意义制造过程中的参与者”。(15) (二)意义的创造 “意义制造”的概念广泛应用于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中。其理论根基在于，与其说文本的意义蕴含在文本的写作和呈现中，不如说存在于信息接收者对信息的回应和解释中。读者和听众对文本的语境、历史、文化、宗教和传统的理解共同创造了文本的重要性。因此，在传播中充分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等同于邀请受众一起进行意义的创造，这是一种无声的却更为根本性的对话。 巴赫金认为，思想只有同他人的思想发生对话的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达形式。(16)而且，他认为未完成性是对话的本质属性，意义的表达不是固定立场，而是一个创造过程，是在与潜在对象的对话中完成其功能的，并一起构建了话语的公共空间。霍尔(Stuart Hall)提出编码和解码理论，发现如果传播交流的双方缺乏对等性，会产生所谓的“扭曲”和“误解”。霍尔的理论强调信息接收者(即电视观众)在意义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认为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对抗性解码反抗话语中的霸权主义。 遵循这个思路，瑞典延雪平大学的一位阿拉伯学者比较了CNN、BBC的阿语广播和半岛电视台的影响力。作者认为，半岛电视台在阿拉伯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更多来自于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阿拉伯采编人员对受众的宗教、文化、历史传统和对未来的愿望始终有准确的捕捉，并表现出充分的尊重。这是其他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竞争者，诸如BBC以及CNN所不具备的。比如，半岛电视台特别重视伊斯兰文化的宗教祭祀活动，特别是斋月和一年一度的麦加朝圣。在半岛电视台的网站公告栏和互动新闻报道中，首先使用伊斯兰教国家通用的历法(哈吉来历)，然后才是公历纪元。一天之内，首先使用麦加时间，然后才是格林威治时间。而BBC和CNN的阿拉伯语互动新闻都忽略了伊斯兰教历法以及麦加时间。(17)在伊斯兰社会和宗教的语境中，时间的概念被赋予更加丰富的意义，其中的文化差异性微妙而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媒体与阿拉伯观众之间共同意义的创造。 文化研究还强调传播的两端拥有共享的语义库以进行真正的对话，然而在语言上，半岛电视台和西方媒体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这样的差异让对话从根本上难以实现。比如，美国媒体出于亲以色列的立场，称反以组织为“武装分子”，这个称谓带有攻击性和好战性的含义；半岛电视台则使用“反抗和斗争”，这两个词在阿拉伯语中都有正面的内涵。在BBC和CNN的新闻中，专用词还附有代表西方立场的解释，比如在提到“哈马斯”的时候，会附带“巴勒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武装分子，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组织”。而半岛电视台称哈马斯为“伊斯兰抵抗运动”，因为对于许多阿拉伯听众，哈马斯象征了伊斯兰教教义以及正义的反抗压迫。(18) 来自南非和德国的学者同样从“意义的创造”的角度出发，对比了德国之声、法国24小时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在埃及的阿语广播，发现这三家媒体不仅用阿语报道各自的国家新闻，更注重制作关于对象国的新闻报道，同时引入带有自己国家立场的视角，使用自己的电视文化吸引、告知并影响当地的受众，为单纯的信息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这两位学者认为，以这样的形式进行传播即是使用软实力工具，推动双方参与对话，参与共同创造意义的过程。在国际传播中，政府越来越依赖通过对话创造社会共识，逐渐放弃强迫性手段，减少“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意义创造的根本性假设是，对话与文化差异性特别相关，甚至可以说，因为差异的存在才推动了对话的可能。(19)承认自身的既有立场同时包容多元主义存在，或许是双方能够参与意义共建的基础。 (三)双向对等传播 公共关系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对话”的概念，但公关研究者对于公关模式的讨论在实质上与对话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公共关系理论家格鲁尼格(James Grunig)和亨特(Todd Hunt)在一项经典研究中提出双向对等模式，实质上是对话的公关学定义。这两位学者按照信息发布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将公关活动系统地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和第二种分别是新闻代理和公共信息。这两者都是单向非对等，区别在于对信息的操控程度有所不同。第三种和第四种分别为双向非对等模式和双向对等模式。在前者，信息虽然也在发布者与公众之间双向流动，但却不是对等关系。在后者，公关公司的目的是在观点、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实现与公众的共生关系。(20)这种关系最明显的特点，是信息流的“源头”和“目的”可以互换，即流向处于平衡，相对位置平等。结果是，开展公关的组织与公众都可以从这种共生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同等获利。 格鲁尼格发现，在实践中，第四种最优的模式极少有成功案例。策尔纳借用公关分类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德国的国际传播，针对格鲁尼格的发现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双向对等模式取决于双方动态的平衡关系，需要及时根据新情况而做出调整，随时存在失败的风险。他进一步阐释，认为前三种模式的共同点是以成功和说服为目的，特点是短期性和实用主义，而第四种则是长期性、以实现相互理解为导向。两位美国公关学者博坦(Carl Botan)和泰勒(Maureen Taylor)认为，第四种模式没有将公众工具化，而是作为共同参与理解过程的同伴。(21)在另一篇文章中，泰勒认为，对话(dialogue)不仅是交谈(conservation)，而是传播双方形成关系的基础，对话是一个过程，也是这个过程的结果。重点是让人们找到合理的方式表达不同，克服刻板印象的障碍，在不同的社会屏障之间建立对话的关系。(22) 与上述几位学者相似，另外两位公关研究者西格尼兹(Benno Signitzer)和库姆斯(Timothy Coombs)也观察到可以依据传播的目的将传播行为进行区分。他们提出了文化关系(cultural relations)的概念，按照“硬性”(tough minded)与“软性”(tender minded)将公共外交(包含国际传播)分为两个流派。硬性富于战术性，目的是通过说服和宣传，针对短期政策对外国公众的态度施加影响；而“软性”则注重文化方面的功能，目标是创造相互理解的环境，使用“真实”和“准确”，强调观点与思想的交换，而不只是使用说服的技巧，将双向对称模式进一步改进为双向文化模式。(23)无论是硬性的策略，还是软性的文化，双向模式都能帮助实现“对话”的重要意义，因为它有助于建立相互的理解和信任。 两位英国学者对比了半岛电视台最受欢迎的王牌辩论节目“针锋相对”(The Opposite Direction)和英国BBC阿拉伯语广播的“辩论焦点”(Point of Debate)。(24)虽然在表面上这两档辩论节目都为观众提供了参与、讨论和争论的平台，但是学者们观察到明显的差异：从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来看，BBC呈现了作为局外人的立场，而半岛电视台则是其中一分子。学者认为，“辩论焦点”所选取的议题代表了BBC阿语频道自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比如，一期节目的辩论话题是“如果伊斯兰教信徒在你的国家掌权，你会有什么期望？”这个问题忽略了阿拉伯社会中伊斯兰教和政治的复杂关系，认为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力量外在于现有的政治格局，并暗示这种力量的崛起将会带来问题和诸多争议，显露出BBC阿语频道代表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立场。此外，BBC还经常提出关于社会态度、价值观、伦理的深层问题，围绕性别平等、宗教、文化习俗等议题持续提问。这些根本性的议题涉及阿拉伯人的生活、身份以及阿拉伯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阿拉伯社会中早已被内化，很少被讨论；而BBC的提问暗含了一种假设，即社会和文化现状并非必然如此，而是可以被更改和革新。可见，在对话过程中，提问本身就从一个微妙的层面透露出BBC的“外来者”身份，这也显示出跨文化的双向对等传播何其困难。尽管如此，BBC阿语频道实现的对话性已远远高于以流行音乐和新闻播报为主的美国萨瓦电台(Radio Sawa)。(25) (四)相互理解为目的 20世纪20年代，两位美国当代思想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杜威(John Dewey)就新闻与舆论的关系展开了一场著名辩论。辩论涉及诸多议题，包括何种传播方式能够超越公众对社会事务认知的局限性、促进社会共识的问题。李普曼推崇自上而下的传播途径，依靠精英人士的权威引导舆论，帮助不同群体达成一致。杜威则认为这种内含绝对权威的精英导向存在严重缺陷。在他看来，真理和对社会有益的信息产生于意见的平等交换和自由辩论中，人们所需的知识来源于对话而不是说服。在社会舆论形成过程中，情感和不切实际的想象会取代信息和理性思考，专家也可能为了一己私利而误导公众，因此应该在公共领域内、特别是社群层面进行广泛对话，达成互相理解，而不是一方的信息取胜。杜威提倡自下而上的交流方式，强调话语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他的思考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交往行为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后期发展成为交往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强调通过对话达到双方或各方的理解与一致。简言之，“交往行为理论”指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强调与主体客体关系不同的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与布伯提出的“我—你”关系有相似之处。双向的传播就是一个互主体性的过程。对话交往的双方具有同等的主体地位，处于平等的关系中，达到一种“协商的理解”。(26)这种协商的、非自我为中心的相互理解需要投入巨大的努力和智力资源，所有参与者需要遵守规则，并且没有预设目标。 杜威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主要解释一国之内的舆论现象。如果将其拓展到国际语境，对外传播的目的就不应只是成为国际传播格局中的强势行动者，进行国际议程设置，而是建立倾听、理解和交流的关系，将文化间的对话作为行动准则。(27)一位德国新闻学者对比了德国之声阿语频道与中东地区两大主要媒体(半岛电视台和阿拉比亚电视台)，观察到前者注重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非政治性议题的报道中介绍阿拉伯国家和德国的不同声音。比如在经济新闻中讨论工会的作用和影响，在罢工新闻中介绍德国的公民社会与社会组织，以此建立起德国与对象国之间的关联性。此外，德国之声电视台还资助几份文化类杂志的出版，介绍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的活动、观点和作品，这些内容在高度政治性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比亚电视台中所占篇幅甚小，因而独具价值。这位学者的结论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提供信息或提供信息接触与使用的渠道，而是针对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为受众提供信息的分析和解释，形成对话的基础。她将其称为“对话的功能”。(28)对话的一般性概念是两个个体或他们所代表的群体间的信息和观点的交流，目的是拓宽视野，从对方行为背后的态度和基本原理来理解对方。 一位德国学者注意到，在美国和德国文化中，对外传播被赋予不同的使命。美国对外传播的使命是“传教式的”，目的在于传播和输出特定的社会和政治信念、概念和意识形态。(29)而德国媒体因为纳粹历史的缘故，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做法，强调对话的重要性，甚至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德国总统办公室已于1999年4月发起“文化间对话”，特别强调与阿拉伯世界的对话关系。这项主题活动由德国外交部与德国之声共同开展。(30) 事实上，在德国，“对话”已经超越了国际传播，成为外交哲学的根本性原则。德国外交部的网页上，格外强调“对话”的意义：“现代公共外交超越了单向的信息传递，代表对话和讨论，公共外交的目的是触及心灵和思想。”(31)以“对话”为主题的外交活动力图呈现一个调解与对话的中介，强调双向平等沟通，通过对话建立相互理解。 近年来，国外学者以不同视角观察对话，用相关理论解释西方主流媒体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影响为何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阿拉伯地区的国际广播面临的困境，为我国国际传播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了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国际传播研究同样富有参考价值。然而，这些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声音要经过“中转”才能间接抵达受众，结果往往与初衷相去甚远。中国的国际传播由此形成与其一争高下的态势，太过注重对手，忽略了与受众展开真正的对话，以致落入与西方媒体同样的困境。 在《权力的未来》中，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国力竞争的胜负取决于谁讲的故事更能赢得人心。可想而知，如果按照这样的理念进行国际传播，叙事的目的是对抗和征服，真正的对话将无法实现。令人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的国际传播，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默认了争夺软实力与话语权的逻辑，少有对游戏规则的质疑与反思。在新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面临严峻挑战，对国际传播的讨论也随之转向注重利用新媒体，迷失在对工具理性的崇拜中，忽略了价值理性的重要性。 有价值、有意义的对话，应该承认、正视并尊重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从根本上理解另一种文化。现实是人们过于依赖“普遍”的人性与理性，认为普遍的知识才有意义，试图通过对话发现更多的全球性伦理。这样对本土文化特性缺少敏感的传播内容，很难在受众中引发共鸣。另一种情况是，在国际传播中过于强调共性而回避差异，在安全区内讨论问题，无法形成实质性对话。与报道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相比，媒体能否被接受，更取决于其是否敢于面对尖锐的文化差异，倾听当地民众的真实声音，讨论富有争议性的话题，平等对待来自多方的不同声音。 即使对他者形成认知层面的理解，也不能保证对他者行动的接受。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一个人所希望、所热爱、所相信的，比所知道和理解的在决定行动上更有力量。人们在思维上听从真理，在行动时却听从信念(价值观)。(32)因此，对话即便能够实现双方的相互理解，却不足以让精神层面缺乏共识的人们接受对方的价值观，从而和谐相处。需要创造一种对话，鼓励人们倾听而不是发言，借助于对话使得双方的思想和问题得以质问和讨论，在引导对话中产生建设性成果。在实践层面，国际传播活动存在合作的可能，即不同国家的媒体为了相同的目标组织活动，开展对话，将对话视为文化建构的过程。寻求新的共识，而不是寻求作为唯一答案的普遍真理，为人们接受彼此的价值观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这对国际传播的对话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我国国际传播发展仍落后于西方主流媒体的今天，传播政策的制定难免有借鉴西方的倾向。在向外看的同时，我们更加需要向内看。西方社会的宗教哲学传统界定了普遍价值，暗含着预先的价值判断，认为需要向人们揭示真理、输入价值观，否则大众便不知自己需要什么和怎样的生活。中国哲学则假定个人追求安居乐业、修身齐家等现世幸福，因此需要方法指导而不是信念引领。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有着爱好发展对话和互惠知识的本能倾向，中国传统文化尊崇的圣人提供方法，帮助他人实现自己界定的幸福。(33)与看重逻辑论证、判断是非对错的西方式对话相比，中国式对话更注重获取双方都能接受的互利结果。不存在超越个人的判断对错的绝对标准，只求心与心能够达到和谐相处。中国人世界观的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而“同”的实现手段是内圣外王，强调自身修行，反求诸己，而不是对外部社会制度有所诉求。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取经，没有传教，尊重不同文化和不同观念，抱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接受外来文化、促进文化融合。在与不同文化展开对话时，不仅要阐释这样的文化传统，更需要借重这份宝贵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将这样的传统与资源融入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相互的理解与接受必将有更为乐观的前景。 ①参见吴立斌：《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北京：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1年，第21页。 ②参见李希光：《畸变的媒体》，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3页。 ③参见沈苏儒：《对外传播学概论》，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④参见刘康：《全球化、媒体、意识形态的关系》，见尹鸿、李彬等编：《全球化与大众传媒：冲突·融合·互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9页。 ⑤参见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 ⑥参见明安香：《传媒全球化与中国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⑦参见何国平：《中国对外报道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 ⑧参见刘继南、周积华：《国家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 ⑨参见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⑩马丁·布伯(1878-1965)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大师之一，现代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晚年移居以色列。他以关系为世界的本质。代表作有《我与你》等。 (11)与之相反，独白型小说是封闭的、独语的单一话语模式。独白原则最大限度否认在自身之外还存在着他人的平等以及平等且有回应的意思，还存在一个平等的我(或你)。在独白方法中(极端的或纯粹的独白)，他人只能完全地作为意识的客体，而不是另一个意识。参见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 (12)参见Martin Buber,Dialogue,in Between Man and Man,R.G.Smith,Trans.,Boston,MA:Beacon Press,1955,pp.1-39。 (13)参见Eric C.Nisbet,Matthew C.Nisbet,Dietram A.Scheufele,and James E.Shanahan,Public Diplomacy,Television News,and Muslim Opinion,9/2,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004,pp.11-37。 (14)参见Abir Lucassen,Oliver,
,Researching Audiences in the Arab World:A Multi-Method Approach,in Oliver
ed.,Beyond Borders:Research for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Bonn:CIBAR,2004,pp.88-101。 (15)参见Oliver
,A Quest for Dialogue in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Germany's Public Diplomacy Targeting Arab Audiences,2/2,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06,pp.160-182。 (16)参见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第114页。 (17)参见Leon Barkho,The Arabic Aljazeera Vs Britain's BBC and America's CNN:Who Does Journalism Right? 8/1,American Communication Journal,2006,pp.1-15。 (18)参见Leon Barkho,The Arabic Aljazeera Vs Britain's BBC and America's CNN:Who Does Journalism Right? pp.1-15。 (19)参见Oliver Hahn,Ibrahim Saleh,Sense-Making between Media Occident and Orient Audience Perception of Arabic TV Services of International Satellite Broadcasters:Deutsche Welle,France 24,and Russia Today in Egypt,Academic Council o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ACUNS),21 Annual Meeting,The UN & the Global Development Architecture,Bonn,Germany,2008(会议论文)。 (20)参见James E.Grunig,Todd Hunt,Managing Public Relations,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9,pp.21-24。 (21)参见Carl H.Botan,Maureen Taylor,Public Relations:State of the Field,54/4,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4,pp.645-661。 (22)参见Michael L.Kent,Maureen Taylor,Building Dialogic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World Wide Web.24/3,Public Relations Review,1998,pp.321-334。 (23)参见Benno H.Signitzer,Timothy Coombs,Public Relations and Public Diplomacy:Conceptual Convergences,18/2,Public Relations Review,1992,pp.137-147。 (24)(25)参见Andrew Hill,Atef Alshaer,BBC Arabic TV:Particip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Public Diplomacy,3/2,Middle East Journa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2010,pp.152-170。 (26)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22-143页。 (27)参见李欣人：《传媒互动观念的重塑：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探赜》，《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2期，第41页。 (28)参见Carola Richter,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Deutsche Welle in the Arab World,6,Arab Media and Society,2008,pp.1-11。 (29)参见Jo Groebel,Die Rolle des Auslandsrundfunks.Eine vergleichende Analyse der Erfahrungen und Trends in fünf L
ndern,Bonn:Friedrich-Ebert-Stiftung,2000,pp.61-62。 (30)(31)参见Oliver
,German Public Diplomacy:The Dialogue of Cultures,in Nancy Snow,Philip M.Taylor eds.,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New York and Oxon:Routledge,2009,pp.262-269。 (32)(33)参见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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