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颂歌——建国十七年文学风格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颂歌论文,崇高论文,概论论文,风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在当代文学风格的整体系统中，建国后十七年文学风格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又可视作相对完整、独立的发展体系，十七年文学风格形态以崇高为主调，以优美、幽默和喜剧为变奏，风格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风格由勃兴到成熟，最后由异化而走向衰落。十七年文学风格对当代文学风格具有开拓奠基意义，在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值得人们研究和记取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 当代文学 风格 十七年 崇高 优美 幽默与喜剧 主调 变奏
概观中国当代文学风格的基本构成及其历史变迁、建国后至“文革”前十七年既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又可视为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发展体系。作为开端，十七年文学风格在当代文学风格内涵的确立，特征的形成，发展方向的规划与限定等等诸方面，毫无疑问地具有开拓奠基的意义。它在正反两个方面提供给当代文学风格的经验与教训，永远值得人们深入研究与广泛记取。
把握十七年这一特定时代，把握这一时代与置身于其中的作家们共同创造的文学实绩，我们可以总体归纳出，十七年文学风格形态，是以崇高为主调，以优美、幽默和喜剧为变奏。此种类比式归纳，大约可以给出十七年文学风格一个整体面貌。
崇高是一种美的表现形态，古罗马的朗吉驽斯在《论崇高》中把作为美学形态的崇高与崇高风格相等同，他认为崇高风格最基本的两个要素是庄严伟大的思想与强烈而激动的情感，其次是修辞、文饰、结构等因素。美学理论发展至今，对崇高的认识保持了其基本的理论内涵并有所发展。崇高美学形态首先与重大的社会题材，雄伟壮烈的斗争生活相联系，表现为审美对象在数量上的巨大性和质量上的对抗性，一切具体的艺术操作必定要围绕这种特定的现实氛围而展开，于是艺术的实现便呈示出特定的风格形态——崇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鼓荡着胜利与自信的豪迈音响之中诞生的，时代生活特征与作家主体创造特征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同向性与一致性，从来没有什么时候，作家与时代与人民如此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同一意志、同一观念、同一审美趋向。在历史性地转折之后，作家们情不自禁地迎合这一时代，高唱起人民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凯歌，文学创作的风格主调自然是高亢、刚强和振奋人心的。实际上，也只有崇高的文学主调才与这个生机勃勃的新时代是合拍的，共和国如同刚刚坠地的婴儿，她的每一声哭喊都是动人的乐章和美妙的歌唱。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开创时期的新中国文学艺术以崇高为风格开端，并持续统领十七年风格主流，而以建国以后的长时期内，崇高风格竟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美学规范，开始限制一代人的文学创造。崇高风格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是独特的、强烈的，以崇高风格为主调的新中国文学确实没有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贺敬之、郭小川以激情澎湃、气势磅礴的政治抒情诗卓立十七年诗坛，梁斌、杜鹏程等的长篇小说以其宏大的构思和飞扬的笔墨使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成为千古绝唱，他们发出的是时代最强音，他们也代表了十七年文学的最高成就。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以崇高一统天下，毕竟过于单调了，一味地拔高势必使歌者嗓音嘶哑，乃至走调变味，崇高发展到极端必然地走向了它的反面——空洞和虚假，于是，整体文学的失落便成为必然。
优美、幽默和喜剧作为美的不同形态与崇高共同构成风格的丰富多样，能够使文学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蔚之象。在十七年间，“双百”方针的提出与反复强调，确实曾活跃过文艺界，创作多样化苗头几经出现。但是，一旦作家被客观现实与政策教条所规范，创作自由就成为相对和暂时的，而创作限制则成为绝对的和永久的。所以，伴随着崇高的风格主调，优美、幽默和喜剧的文学风格以变奏的形式出现，它们实际上是对崇高风格的一种补充，而始终没有得到它们应得的重视，没有与崇高同等坐一席位，从读者的审美需要出发，变奏风格只是对崇高主调的美感节奏起了一种调节作用，即便如此，它们的功绩仍是不可低估的。人们不会忘记闻捷的《吐鲁番情歌》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作品如何滋润了人们日渐干涸的心田。从某种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已经开始了风格多样化的里程，只是多样化势头总是不断地受到阻碍而中断，最终没有走向成熟与完善。
追求崇高的美学风格，是十七年文学风格发展的总趋势，也可以说是十七年文学的基本特征，有意无意去体现这种美学追求的作家不胜枚举，其中包括了当代文学起步时的主要成就，而不足与教训亦在于此。相对来说，十七年崇高风格的发展和嬗变走过了一个曲折的但是比较完整的历程，我们归纳为三个阶段，即崇高由勃兴到成熟，最后由异化而走向衰落。
崇高风格的勃兴，以建国初期的颂歌为标志，何其芳、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等诗人们同声歌唱，诗作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他们奠定了新中国文学崇高的风格基调。在红旗漫卷，欢呼胜利的气氛中，不独诗人们，而是全中国所有能作诗的人都在唱颂歌，以同样的激情和自信，以同样的音调和节奏，当代文学的主旋律在这万人合唱中蘧然形成。
建国初期的颂歌是由衷的，真诚的，但诗人们在起步并构成基本一致的风格类型时，由于共守一个艺术共性而忽视了对自身艺术特性和个人风格的锤炼，有意无意中埋下了局限的种子。当时，清丽、婉约的诗情被强大的颂歌洪流席卷而去，人们很难听到什么温柔缱绻的歌声。
小说艺术不似诗歌可以一蹴而就，开国初期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创作不及诗歌创作繁盛，但表现革命光辉里程与胜利的小说则一开始也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局面，许多长篇小说在解放前开始创作，收获时恰逢祖国新生，无疑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这批小说以激越高亢的格调真实再现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夺取全国胜利的壮观景象，以杜鹏程《保卫延安》为代表，作者意在表现正义战争的伟大意义和人民的崇高理想、革命热情，小说场面阔大，气势恢宏，表现出突出的崇高风格特征。
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一代风格独特的作家出现，一批风格鲜明的作品问世，将标志着这个时代文学也走向了成熟。当代文学从1949年起步，以崇高为基调的文学风格日益趋于成熟，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崇高风格发展至高峰，新中国文学在第一个十年以后迎来了第一次重大收获。
这一时期的诗歌以贺敬之、郭小川等的政治抒情诗为诗歌创作最高成就，他们的诗作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而取胜，但又不仅仅是热情的呐喊，他们融政治激情与生活为一体，唱出了时代最强音。他们追求豪放壮丽的崇高气慨，又特别注重艺术形式的独创，所以，尽管他们的诗作有单调、直白、术语化等不足，但政治抒情诗确以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成为新诗史上的一大创造。
“政治抒情诗”统帅下的诗坛，每一个诗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鼓手，诗歌表情的领域被规范了，诗人们挤上同一条创作轨道，逐渐失去了诗歌自由想象的翅膀。
十年为一站，小说创作成果最为丰硕，表现历史题材的以崇高为主调的小说持续发展并成熟，表现和平时期生活与斗争的小说亦异军突起，显示出崇高的美学特征，这两类题材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涌现出一大批代表崇高风格成熟亦代表十七年文学最高成就的宏篇巨制，如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杨沫的《青春之歌》等等。与勃兴期相比，成熟期小说创作有突破性进展，即成功地塑造出一组光彩照人的典型人物，以英雄形象来体现崇高风格，朱老忠、梁生宝等英雄形象承担了不同寻常的艺术使命，即以性格美显现作品的风格美。同时，成熟期的创作也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已由注重故事情节进入以刻划人物性格为中心，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步，从此，性格小说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
整体而观，这一时期作家主体的创作个性及其作品中英雄性格都与十七年时代个性相契合。朱老忠、梁生宝这两代农民的典型，以他们乐观、豪迈、万难不摧的坚强性格显示出英雄的崇高精神境界，梁斌豪放而粗犷的风格集中体现为朱老忠特有的性格美；在梁生宝身上，柳青倾注了他对中国农民的满腔热情和对农民前途命运的思考，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同时由于时代风尚左右，形象塑造中有明显人为拔高的痕迹，这种创作苗头已普遍地出现于同时期的作家作品中。
《红日》和《红岩》所刻划的分别是一组英雄群体，他们性格各异而又互相映衬，形成气势恢宏的英雄方阵。《红日》中的英雄系列排山倒海，所向无敌；《红岩》中的英雄系列慷慨悲壮，浩气长存。作品显示出震撼人心的威慑力量，崇高的美感由此而产生。
我们看到，成熟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都在着意追求一种史诗性艺术效果，为此，小说所选取的题材往往是重大的充满矛盾斗争的历史现实事件，而在结构布局上，作家都有高屋建瓴、统摄全局的艺术才能，《红旗谱》、《红日》等小说在广阔范围内，以宏大的规模来展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丰功伟绩；《创业史》无疑在同类题材的小说中气势最为壮阔，命题最为深远，唯其如此，这些作品问世之后才能不同凡响，从而说明当代文学崇高的艺术风格已接近或趋于成熟。
十七年文学在建国后第一个十年成就卓然，以崇高为风格主调的文学创作有待进一步深化，当代文学理应有一个更加辉煌的前景。但是，左倾政治运动以及批判斗争频繁干扰文艺界，使文学事业随政治风潮倾斜，以致走向衰落。追根溯源，新中国文学在起步之时，就表现出与外部世界，与社会政治的过分亲近，作家趋从于生活题材、思想内容等客观因素的要求和规范。相对忽略了作家主体的创造个性；另一方面，大唱颂歌的风气使许多作家形成了单一化和绝对化的文学观念及审美理想，他们头戴紧箍咒而并不能自觉，所以说建国初期文学繁荣的表象后面已潜藏着虚假与图解政治的危机。1957年之后，浮夸风日渐升级，在诗歌大放卫星的大跃进时期，人们满足于单调地讴歌光明，群众性诗歌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却严重地违反了艺术规律，崇高文学风格由极端走向异化。
应该指出一种交叉存在的文学现象。50年代末，全国政治形势一致向左转，民歌运动走入极端，但崇高风格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却有了长足的进展，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景象。这是因为长篇小说创作是一项长期、庞大的艺术工程，虽然难免受时尚影响，但相对于诗歌散文等体裁讲，较少受政治运动的直接操纵，作家总体构思乃至动笔于解放初期或更早时间，作品很难成为应时应景文章；此外，左的政治倾向在开初之时从大局上并未与崇高风格相悖，而是相互顺应并逐渐把风格推至顶峰，顶峰必然预示着崇高风格从至高点开始急速滑落。
60年代中期，小说创作直接与政治生活贴近，崇高风格走上异化的道路。《艳阳天》、《风雷》等作品中英雄形象出现“假大空”倾向，作品趋向虚假的崇高，到“文革”，《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等作品中完全窒息了英雄人物真实的生命，由虚假的崇高堕落到有意去图解政治，成为错误路线的传声筒，至此，崇高美学风格彻底崩溃消解。
与崇高风格主调相对应的风格变奏也紧贴着时代风云完成了三个阶段的盛衰沉浮。优美、幽默和喜剧的美学风格在建国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发展，偶露头角，也总是被强大的时代主旋律所淹没。50年代中期，一批风格各异的优秀作品相继出现，如杨朔、秦牧等的优美散文创作，闻捷、公刘、白桦等的婉约抒情诗作，孙犁、赵树理等作家别具一格的小说创作，短时间内，出现了多种风格蓬勃发展的好势头，但这一势头很快被5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所压制，一些流派刚刚开始的艺术尝试也旋即销声匿迹，致使十七年文学终于没有出现百花齐放、流派纷呈的局面，风格在整体上陷于单调，贫弱的境地。
优美、幽默和喜剧文学风格在十七年虽只是一种变奏的音响而显得比较微弱，但也始终努力伴随着崇高的主旋律，一部分作家为此付出心血乃至生命的代价。更为可贵的是，恰恰是这些作品，在十七年较少地受政治风潮的直接干扰，从而更多地显示出文学自身美的品格。从文学风格的主客观构成来讲，崇高的变奏较之崇高风格本身，亦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了作家主体对风格质的规定作用，作家在创作中着意追求创新、独特性和个性，更多地展露了作家的主观情志，因此更合于艺术风格的内在要求。遗憾的是这些作家作品由于与当时流行格调不合而每每受到责难批评，限制了建国后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实际上，这些作品无一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而且优美、幽默和喜剧风格中的崇高化趋向甚为明显，表现出对时代风格的认同与靠拢。当文学思潮蹩入左的极端，对文学的社会性政治性要求只停留于眼前或表面的急功近利时，变奏风格的悲剧性结局便在所难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风，立足于十七年独特的时代背景，崇高风格的勃兴与繁盛自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崇高以它内容的庄严激烈和形式的巨大卓越而与十七年时尚相契合，表现出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实践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征服，引起一种英勇的，振奋的，自豪的美感。崇高显示着健康、活泼、鲜明、生动的风格特色，满足了十七年间广大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并通过接受者这一审美中介完成了对社会的影响、对人生的教谕。风格的此种社会学价值是不能忽略的。另一方面，从文学史价值来讲，趋于成熟的崇高风格，同时也成为十七年文学最高成就的标志，在一大批崇高风格鲜明的创作实绩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探寻到十七年文学发展的轨迹。
十七年文学风格在整体上呈示由盛到衰的迁延过程，风格的局限亦尽含其中。崇高风格的绝对化、人工化、社会化、工具化等等时弊是显而易见的，而文学发展中对崇高的无限制推崇与对变奏风格的压制，造成时代文学风格的单一化，则从根本上影响了十七年文学的美学品位。崇高文学风格失落在概念化、公式化的政治文学思潮中，它缘时代而兴，又追随时代而衰，时代局限是造成风格局限的最根本因素，在建国十七年这一历史时期，尤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