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四时期胡适在哲学思想界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思想界论文,试论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推陈出新开创风气的一个大动作，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部书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干，以北京大学开课的讲义增扩整理而成。1918年7月交的稿，蔡元培为之作序并推荐到商务印书馆。——胡适在中国学术文化界的地位——具体以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就与影响为标志——不仅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的首肯，很快便也得到全国学术文化界的承认。——这是胡适在中国文化学术坛坫站稳脚跟进而发展的基石。
在白话文运动取得巨大胜利之时，胡适就清醒地明白，要在中国上层文化学术界谋得声望与影响决不是靠倡导一个白话文运动所能办到的，上层学术文化界的芸芸耆旧、传统国学的老权威们反认为胡适“以白话藏拙”，只能靠通俗文化上的创新来自遮其短，这就关系到胡适能否在中国正统的学术坛坫站住脚跟的问题。本来蔡元培将胡适引上北京大学的讲台也主要看重的是他的学术与新知，而他想要在中国正统学术坛坫取得真正的地位和领导权，也必须靠学术，尤其是在国学上的出色表现，这也正是当时北京大学以及国中文化学术领域的各色新旧人物拭目以待的。在国学的领域里，近三百年来尤其是在乾嘉学风熏染下，考据、辨伪的真功夫铸就了一大批令胡适心悦诚服的大学问家：顾炎武、戴东原、阎若璩、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崔东壁、章实斋、孙诒让……胡适自己的秉赋才性恰恰也使他一开始便是由考据、辨伪的真功夫走上学问之路的。胡适考上留美官费主要靠的是那篇“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考证文字，而这个关键的胜利又反过来刺激他一生走上了以考据为主体的治学道路。胡适留美期间写成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等正是他考据治学的奠基作品，这些作品已经流露出向国中国学旧权威挑战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他善学耽思的读书习惯，精审缜密的逻辑训练，“不疑处有疑”的怀疑精神和“行文颇大胆、苦思欲到底”的现代治学态度——尤其是这一切又经过了留美七年西学新知的陶洗与融合——使他一开始走上这条大路前途便境界大开。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出版无疑是胡适踏上这条治学大路的第一块成功路碑，在这部著作的“导言”中，胡适以赫胥黎的怀疑论与杜威的实验术为理论的经纬，结合当时西方哲学、历史学、逻辑学、校勘学的方法论，对以清代乾嘉考据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作了一次有系统的整理。他正是以这个系统整理后的或者说中西学结合成的新方法、新眼光、新手段，对待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遗产，终于理出了一个清晰简核的头绪来。这恰恰正是蔡元培所希望的“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蔡元培一直为摸不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门径”而苦恼，而编纂中国哲学史的“两层难处”又使国中无数有志者望而却步或避而绕路。蔡元培在他写的序中说：“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史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可见蔡元培对这一册《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是何等的钦佩与赞赏了。他又“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又可见其寄望之深、企盼之切。
蔡元培在“序”中总结了这部书的四大特点。一，证明的方法。即考实每一哲学家生存的年代以探知他的思想的渊源，辨别他著作的真伪以把握原本的主义，揭示他们采用的哲学方法而检讨其论辨有无矛盾抵牾之处。二，扼要的手段，即所谓“截断众流”的大手法。一部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把夏商和周的一半一刀砍去，用存疑的态度处理了迹近神话传说的甚不可信的某些史料。三，平等的眼光。对先秦诸子不作先验的褒扬与贬抑，推倒尊经崇儒的旧传统。一个个还他们本来的历史面目，平等地、科学地研究他们学说的长处与短处。四，系统的研究。排比时代，比较论旨，一一显示各家师承渊源及其变迁的痕迹，构思出一部思想史递次演进的脉络。——蔡元培对此四大特长推崇备至，赞叹其目光深远，手段高明，“一样样都是超越古人，开出风气的”。稍后他在那封著名的答复林琴南的长函里又说到：“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难怪他要迫不及待地将此书推荐到商务印书馆，而结果却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大出意外地赚了一大笔钱。
蔡元培的序勾划出的这四大特长中，后世人尤其是从思想史意义上特别推崇其第二与第三条。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一是从老、孔讲起，一是将孔子与诸子平列。正是这两点从思想上，而不一定在学术上，对当时起了震撼的作用。纯从学术讲，老、孔前的思想包括周公‘制礼作乐’的研究考证（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便仍然重要，但从思想上，甩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却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①]当年胡适教过的哲学系的学生，后来在哲学史研究上，尤其是孔、老先后及其地位等问题上与乃师胡适意见相左的冯友兰先生[②]也十分赞叹“截断众流”的第二条：“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三松堂自序》）当代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名学者任继愈则从思想史贡献上推崇其孔子与诸子平列的“平等的眼光”。他在《学习中国哲学史的三十年》一文中说：“胡适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禁区，即经学。‘经’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不准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只能膜拜，不能非议，这是封建社会的总规矩（西方中世纪对《圣经》也是如此）。据当时人的印象，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
当然胡适对非儒各学派采取“平等的眼光”还着眼于“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先秦名学史》）。——因此对于信奉实验主义，尤其是其科学方法论的胡适本人来说，似乎更看重第一与第四两条。第一条“证明的方法”，胡适所谓“名学的方法”。蔡元培曾誉之为“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第四条“系统的研究”，胡适所谓“祖孙的研究法”。胡适在全书的“导言”之后的第一章之第一段正文阐扬的即是这个研究法：
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譬如一篇文章，那种学说不过是中间一段。这一段定不是来无踪影去无痕迹的，定然有个承上启下、承前接后的关系。要不懂得他的前因，便不能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得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
关于这两条特长，胡适在四十年后还特别作了强调。
《中国哲学史大纲》，除了思想内容上这四大特长之外，他的形式特长亦有特别的开风气的重大意义。首先是与他的白话文倡导相呼应，全书采用白话文和与之相适应的新式标点符号，显示了白话形式的能动作用——它不仅能做诗著文，是新文艺的锐利武器，还能从事纯粹意义的国学研究。胡适本人的技术性示范更具转换风气的意义。第二个形式特长是，胡适有意一反古代哲学家们注经解传的传统行文格式，把自己说的话作为书的正文顶格写，而把引用古人的话——包括圣贤的话——和训释性文字用小字低一格附在下面。第一次显示了新时代学者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六经注我”的卓然独立的研究学风。此外书中在阐述名学逻辑专门名词时大都附注了英文，——以求科学范畴内中西知识上的勾通与认同，篇章末列“参考书举要”，指点读者进一步求知的途径，启发通阅原书的兴趣。有的还专门附一条参考意见，如第八篇《别墨》第三章《论辩》章末除了开列“参考书举要”之外还附一条：“此外读者须先读一两种名学书”的意见，显然有助于读者对论旨的更进一步理解。
由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思想史上的开创性意义与内容形式的诸多特长，它的问世引起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轰动，两个月后即再版，两年多后已出到七版，当时北京大学内的莘莘学子几乎人手一册。即使如四川这样的内地都出现“购者争先，瞬息即罄”的现象。胡适在《再版自序》中激动地说：“一部哲学的书，在这个时代，居然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这是我自己不曾梦想到的事。这种出乎意外的欢迎，使我心里欢喜感谢自不消说得。”——胡适终于在本世纪10年代末登上了中国学术界的坛坫，进而在中国现代思想界站到了自己的位子。胡适从少年时代起便中心仰服、望之若在云端的梁启超，现在已经称呼他为“适之老兄”，与他心平气静地商榷辩难墨子名学之类的国学上等学问了。——长于治墨的梁启超对胡适的墨学见解“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③]。胡适曾自矜：“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断言：“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整理国故与打鬼》）。1958年——这部书出版的四十年后——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对这本书进行了一次反思，指出了其中三个缺点：一，“我当时还相信孔子做过‘删诗书、订礼乐’的工作，这大概是错的”。二，“我当时用《列子》里的《杨朱篇》来代表杨朱的思想，这也是错的。《列子》是一部东晋时人伪造的书，其中如《说符篇》好像摘抄了一些先秦的语句，但《杨朱篇》似乎很不可信”。三，“此书第九篇第一章《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里最脆弱的一章，其中有一节述《〈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也曾引用《列子》伪书，更是违背了我自己在第一篇里提倡的‘史料若不可靠，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的原则。”——这里他还专门对自己就《庄子·寓言》篇里一句话的发挥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我在当时竟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侮辱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④]
但是40年后，《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优点或者说特长仍然有其生命价值，这也正是胡适同意旧书重印的根本原因：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
于是我们注意到胡适更多看重的是他的所谓治学方法论。——“鸳鸯绣出凭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他亟亟乎要教会人、要在学术文化界广为传播、一心一意想赐度给每一青年学子的也正是这一枚科学方法的“金针”。早在《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他就强调了哲学方法的紧要：
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
中国哲学史上宋学与汉学的优长得失正在哲学方法上的差异。宋学孤立地探索事事物物之理，由于对自然客体的研究提不出科学的方法，只能把自己的论旨局限于伦理与政治哲学的旧题之中，对学术的发展无力作出贡献。而清代的汉学家之所以能有重大的建树，因为“他们是用‘不自觉的方法’，并且这些方法都是暗含科学的方法”。尽管乾嘉学者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整个中国学术界显然是严重缺乏方法论的武器，主观上更没有“哲学方法”的观念，所以胡适说：“近代中国哲学中缺乏的方法论，似乎可以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经发展了的哲学的和科学的方法来填补”（《先秦名学史》）。——其间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显然是最要紧的一种。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整理国故与打鬼》等文章中，胡适仍再三强调哲学方法论之重要性，强调科学精神、实证态度和细密而微观的考订工夫，而这三点正是胡适所谓哲学方法的精核，也是二三十年代中胡适派学者（如“古史辨派”）治学的典型特色。它对当时与后世的影响不仅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思想史与意识形态领域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整理国故”的第一件重大工程，他那为中国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遗产理出了清晰头绪的所谓新方法、新眼光、新手段实质只是渊源于一种新态度，即对中国传统的旧文化、旧思想、旧学术进行科学整理与现代评估时运用的一种新态度或者说新精神，胡适称之为新的“评判的态度”。这种新的“评判的态度”的核心精神即是欧洲大哲学家尼采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认为二年多来在古老中国发生的这一场新文化运动或者说新思潮运动就其本质来说，便是对一切现存价值的重新估定和重新认识，便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旧的中国文明作出总体的评判。这种评判的态度不仅在以前的两年里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壁垒实施了威力巨大的立体爆破，而且必须在建造新的文明的运动中起到精神上与思想上的动力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包括他本人——也必将在这场更伟大更壮丽也更艰巨的“再造文明”的运动中继续擎旗冲锋，继续勇敢地扮演领导与中坚的历史作用。——这正是胡适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理论总结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中阐扬与发挥的核心论旨。
《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的《新青年》7卷1号上。这是胡适“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胡适在这篇文章中不仅为两年多来实践上取得了巨大胜利的新文化运动作了理论总结，而且还提出了他全套的为中国学术文化开出一条新路的总体方案，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新态度整合改造中国旧文明，使之融合进20世纪现代世界的新文明的大潮流中去。为之他提出四条著名的战略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四条口号特别地标示出来放在全篇文章的前头，清楚地点明了新思潮的内容与新文化的方向。用胡适的语词来说就是“新思潮运动的正确解释”和“新思潮的将来趋势”。
有必要对胡适的这篇理论总结文字作一点阐述。我们先看看胡适对“评判的态度”的注释：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要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三）对于社会上胡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胡适在《一师毒案感言》中又说：
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这种精神的有无，便是思想新旧的区别点。
新思潮的运动中根本上共同的一点认识即共同的精神即是这种评判的态度。胡适认为，这种评判的态度往往表现为两种手段，一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伦理上、文学上的种种问题；一是介绍和阐扬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理论、新信仰、、、、新文学。他指出“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便正是新思潮的两项手段和两种趋势。——“研究问题”和“多研究问题”是胡适一贯的主张，也是他一贯的行动。“问题”吸引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也考验了他的思维力与判断力。他认为这两年来的新思想界新文化界主要做的便是这一个“研究问题”的工作，什么孔教问题、国粹问题、文学改革问题、教育政策问题、国语统一问题、女子解放问题、贞操问题、礼教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问题与主义”的问题——都是问题，而讨论与争论正是“研究问题”的形式。但又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他说：
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地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方法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
这里实际上正是对那些几千年“向来不发生问题”的问题——尤其是风俗制度、文物礼教等意识形态——重新估定，重新认识，重新评判的意思。例如孔教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但随着近世中西方文化的接触碰撞，便有先知先觉者出来作比较的研究，他们很快发现孔教有不少顽陋守旧、僵化腐朽的成份，完全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于是孔教便成了问题。于是便有人大胆提出怀疑甚而否定的呼吁，于是便有讨论与争论，讨论与争论即研究的结果，孔教的势力日渐衰微。于是又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用政治势力与军人武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但高压的手段恰恰挑起“怀疑的反动”，激起更强烈的反弹。随着讨论与研究的深入，社会上的人对孔教问题的理解与评判更深切了，更前进了，新思想不断地战胜旧思想，旧文明不断地让位于新文明。又如女子问题、贞操问题，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对女子的压迫与摧残本来也不成为“问题”，随着时代的演进，西学的东渐，怀疑与革命思想的弥漫以及女子自身的坚韧不绝的反抗与斗争，“女子”也便渐渐变成了问题，并且就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与对立。争论与对立的结果同样也是真理愈辩愈明，仅女子教育平等、女子人格独立、贞操节烈观念等问题上，新思维、新观念、新意识愈争论愈普及愈深入人心。
有必要提一笔的是，胡适本人便正是研究这些个问题的先锋与重镇。他不仅积极提倡而且率先躬行。他运用他的学问地位、才胆识力，在舆论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正确与正义的一方，向旧势力旧态度的阵营猛烈施行攻击。在孔教问题上，胡适也作过直接的激烈攻击。“五四”时期他的那篇《吴虞文录序》在全国思想舆论界便有巨大的震撼力与导向意义。胡适对非孔激烈异常的吴虞（又陵）非常钦佩，全力支持，称他是中国思想界打扫“孔渣孔滓”的“清道夫”，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尖锐指出：
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这种决断而坚定的态度在“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无疑就是“四十二升的大炮”，具有强烈的震撼力。胡适在争取妇女解放、提高妇女地位的问题上更是开风气的先行者，他批判节烈与贞孝不遗余力，少年时代的《竞业旬报》上他便有《曹大家女诫驳议》那样的皇皇谠论。1919年冬胡适为一个并不认识的短命女学生李超作传，并宣扬“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便着意向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的悲苦命运提出抗议与控拆。他的《贞操问题》、《论贞操问题》、《再论贞操问题》、《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美国的妇人》、《女人解放从那里做起》、《大学开女禁问题》、《女子问题》等等文章都是在这些问题上开风气的研究心得与战斗檄文。胡适在他那个时代为女子的解放与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输入学理”也是“五四”新思潮运动的先锋们做得较多而且发生较大影响力的一方面的工作。《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专号”、“马克思专号”，其他诸如《新教育》杂志的“杜威专号”、《民铎》杂志的“现代思潮号”、《建设》杂志的“全民政治”理论讨论以及其他各种报刊的西洋近代学说介绍等等都是。“输入学理”固然有种种的动机与目的，但“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或者说一种“评判的态度”却是共同的。再说，研究问题的人势不能专就“问题”本身封闭地、孤立地、平面地讨论，这样就不能不要依靠现代的西方新学理来作参考比较的材料，就是说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故尔胡适指出：“我们可以在研究问题里面做点输入学理的事业，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学理的影响”。——把握“问题”与“学理”的互相关系，胡适就此提出了他“对于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
我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以后能……把全副精力贯注到研究问题上去；能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问题上去；能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工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工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
这里明显可以听到胡适在“问题与主义”问题上的那些相当熟悉的声音与语调。
“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是“评判的态度”的两个表现，或者说是显示这种“态度”的两个手段，那么直接对待中国二千年的旧文化学术，新思潮的“评判的态度”便称作“整理国故”。胡适说：
我们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整理国故”的内容任务便是用新方法、新眼光、新手段对中国传统的旧文化、旧思想、旧学术进行科学整理与现代评价。胡适指出“整理国故”不仅是我们新时代的研究家的重要责任与任务，而且有燃眉之急，势在必行。“整理国故”是整个新文化运动、新思潮趋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摧毁、改造旧有封建文明，重建再造资产阶级现代文明的一个必要的手段。胡适并不反对“保存国粹”，但坚决要扫除“国渣”，所以他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必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他解释说：“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对于中国二千年的传统文化学术的成果，一一甄别清理，爬梳整合，一一“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同时估定出他的“一个真价值”。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三方面的工作汇集到一个方向，一个趋势，一个目标，便是“再造文明”。这四条口号贯穿了胡适一生所有的学术文化活动。在“再造文明”的方向上，他全部的学术文化活动都是做着“研究问题、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的三方面的工作，而这三方面的工作内容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所谓“新思潮的意义”，所谓“评判的态度”，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其旨义只是为中国文化迈向新时代新世纪打开一条通路：为了重建中国文明，为了中国走向“现代”，为了“现代中国”走向世界。
① 胡适对孔、老之前的文物制度、文明史实的实际认识并不是武断的。1921年胡适在给他的得意学生——“古史辨派”中坚骨干顾颉刚的信中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②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从孔子开始讲起，到第八章才提出“《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他认为《老子》一书系战国时人所作。哲学史从孔子讲起更因为“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唯一师表”。为之胡适曾在1958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特别就冯友兰这一层学术认知做了一段批驳文字。
③ 胡适对墨子研究兴趣甚浓——也许是由于他特别欣赏墨辨的逻辑方法论。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墨子、“别墨”十章外还专门发表过不少有关墨学的单篇论文，如《墨家哲学》、《〈墨子·小取篇〉新诂》、《论墨学》、《墨子》、《翁方纲与墨子》、《墨辩与别墨》等，还写成一部《墨辩新诂》的稿本。梁启超自认为对墨学亦有很多心得。1921年初他将他的10余年读《墨子》四篇随时做的签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写序。胡适在序中一方面称许梁氏20年前提倡墨学研究的贡献，又说他本人便是受了梁氏这层学术影响而喜欢上墨子的。但胡适却又很不客气地对该书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梁氏虽口中赞许胡适这种“极纯笃的学者风度于学风大有所裨”，但却把胡的序文放在书的屁股后，而倒把自己的对胡序的论难答辩放在书的前头，不免显得有些缺乏“学者风度”。不过从胡适后来的“答书”中：“我与先生的立脚点诚有根本不同之处，虽辩至万言，亦终无合同之日，似不如各存一说以供读者之自择”一段话来看，胡适已觉得再与梁氏辩论《墨子》没有什么多大意思了。——胡适与梁启超在先秦诸子如孔、庄、老等研究上都发生过学术上的争执，细勘两造言词，大抵不难看出梁氏持论之卫道与迂陋的浓重气味，而胡适的诸子研究的结论性意见则每每闪烁出新时代的新思维、新学术的光芒。
④ 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保持沉默的章太炎，恰恰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也指出，胡适把《庄子》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一句话解作“物种由来”的进化论思想，乃是“断章取义”。——这位做《国故论衡》的国学大师对胡适的“国故”新“论衡”显然是密切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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