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两宋时期重庆移民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杜春梅
（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重庆 401520）
摘 要： 人口迁移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促进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在饱受战乱的两宋时期，有大量的人口迁移至重庆，移民迁移的过程也是重庆教育发展的过程。经过两宋长时期的发展，重庆的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主要体现在风气增强、书院增多和科举人数增加几个方面，不过也存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关键词： 两宋时期；重庆移民；教育；影响
宋代移民史一直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一部分成果，学者们从移民的原因、迁徙过程、路线和影响等方面作了详细的探究。在专著方面，有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谭红主编的《巴蜀移民史》和李禹阶主编的《重庆移民史》，他们对两宋时期重庆移民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关于移民对教育发展影响的研究甚少。对于移民研究部分论文侧重移民与经济之间的探讨，比如蓝勇的《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丁永忠的《三峡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与经济文化述略》。
2）分析智慧城市需要具备的功能，结合智慧城市理念规划设计的现代化新型城市要求具备多种功能，尤其需要具有信息化功能；
而在教育方面，唐春生在《斯文渐兴：宋代重庆地区的教育》中主要对两宋时期重庆的官学和私学教育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分析了重庆教育发展的原因；粟品孝在《斯文未绝：南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下的学校教育》一文中，对宋末蒙（元）入侵四川，巴蜀地区受到极大破坏的情况之下，四川仍然坚持办学的情况作了详细论述。吴洪成主编的《重庆教育史》按照时序从教育的历史制度、人物、思想及教育活动的变迁与发展动因几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重庆教育发展的历程。
内容包括：（1）数学概述：数学史，数学美，数学名著，数学家，世界数学大奖和数学家大会；（2）数学问题：海岸线的长度问题到数学上的分形几何，哥尼斯堡七桥问题到数学上一笔画问题，斐波那契数列和黄金分割，阿基里斯永远也追不上乌龟的有限与无限问题等；（3）数学典故：历史上的3次数学危机，希尔伯特的23个数学问题，韩信点兵与中国剩余定理，田忌赛马与运筹学，悖论等；（4）数学应用：数学与文学的关系，数学与绘画的关系，数学与体育的关系，数学与生物学的关系，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等。
尽管有这么多丰硕的成果，但大多是对移民迁移路线、过程、原因、类型及影响进行研究，影响里面提到移民对文化的影响，不过也只是简要概括，并没有就移民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进行详细的探讨。因此，关于移民的研究仍需进行各区域及各时段的个案研究，以进一步完善与丰富研究体系。本文将从教育的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索移民对教育发展的影响，希望借此对移民迁移史有更多的认识。
一、两宋时期重庆移民情况
两宋时期，巴渝地区的地域范围涵盖夔州路和梓州路（潼川府路）部分州军，即属于夔州路的渝州、夔州、万州、忠州、开州、涪州、黔州和南平军、梁山军、云安军、大宁监，属于梓州路的合州、昌州。在这一时期，重庆因政府管理、战乱、自然资源等原因，导致迁移活动比较频繁，大量人口迁入重庆地区。
合州境内有瑞应山房（濂溪书院、合宗书院），最早是为纪念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所建。周敦颐到合州任职，极重视教育，为当地教育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南宋理学家魏了翁出使川东，在合州建濂溪祠纪念周敦颐及其学生。据记载：“且夫书院之祀濂溪先生，岂独表先生哉？先生生于楚，宦于合，今合之土著者，先生之遗民也。”［15］（P630）后来的合州人自称为其“遗民”，可见当地人对他的尊崇。
公安机构运用互联网等手段，与社会组织建立相互联系的紧密关系，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和声誉，以促进其顺利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一种管理活动。为深入践行群众路线，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公安机关应以公关活动为抓手，通过与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的沟通、交流和互动，建立和谐警民关系。通过“民警入户走访”“警方定期举办宣传、咨询活动”“建立警民网络交流平台”等方式，经常与社会组织沟通，了解社会组织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8]通过组织策划各种形式的公安系统公共关系活动，大大增强警民关系沟通，有效加强公安机关与社会组织的紧密联系，为构建和谐警察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奠定良好的沟通基础。
还有忠州的宏文书院，它是由知府常庆福创建。“宏文”之名是因常庆福开贡院召集忠州、梁平、万县之士试其才华，把贤能之士举荐给朝廷，使他们为国效力，于是榜其院曰“宏文”［16］（P203）。从中可知，该书院建立之初衷即为选拔培养人才，这一传统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二、两宋时期重庆移民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当时夔州就有四所书院：静晖书院、竹林书院、南阳书院和少陵书院。静晖书院在夔州府治（今奉节），由当时的知州王十鹏所建，百姓为感念他对夔州教育所作的贡献，在静晖书院为其设祠。后来学者吴洪成先生曾说：“静晖书院是夔州境内设置书院的开端。”［12］（P13）可见，静晖书院对当地教育发展贡献巨大，因而取得“文物之富，人才之盛，有洙泗之风，而无愧于诸华”［13］（P988）的成果。到南宋后期，孟珙主持修建了竹林书院、南阳书院两座书院。关于竹林书院有记载云：“宋嘉熙中知州孟珙建，以处襄汉流寓之士。”［14］可见，竹林书院最早是一个为迁移过来的人士提供的居住之地，不过也给当地的学子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带动当地教育的发展。
（一）学风增强
书院是我国古代进行教育的重要场所，它是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的一种办学模式。因巴蜀地区安全，全国不少名师大儒因避战乱到重庆建立书院，从事讲学，这也让书院在重庆逐渐兴盛起来。据统计，两宋时期，“重庆地区先后建立书院14 所，这与当时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都是毫不逊色的，书院比较发达的福建泉州，在宋代也是建立了12 所书院。［11］（P62）”
以教促学是低学段学生学习的主要模式。“部编本”教材中极少使用抽象概括的文学形式进行识字教学，转而采用生活化词语的教学，针对这些词语，又开创了不同的模式，教法的创新性改变助力学法的创造性革新，学生为识记这些生活化的字词，就必须收集语言材料，发掘基本词素，通过自我力量主动记忆，从而达到语言的分化和再分化。
除了地方官员和学者重视教育，一些迁移过来的普通百姓自己也注重教育，改善了当地的教育状况。例如：早年为诸生的李处和，没有取得功名，家境贫寒的他得到他人资助，“因贾于荆、襄、巴、夔之间，不十年而利其百倍”，他慨然曰：“是故吾之权道，岂其初心哉！吾年幸未甚大，三子长，宜有以为训。”定居乐温（今长寿）后，“益市六经百家历代史传，阖门不出，日以读书教子为事”［10］（P349）。李处和在晚年把教育放在首位，重视自家后代的培养，折射出当时很多商人的想法：只要家中经济允许，就会让后世子孙“远离市场，进学校，远道从师，学为儒雅”，最终形成“耕读传家”的学术风气。
（二）书院增多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就重视文教，重庆自然也受到熏染。早在景祐三年（1036），“许合州立学”［3］（P2810），为重庆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还是有不少地方学风不强，以夔州来说，在官方重视文教的大环境下，夔州人“尚不识书生”［4］（P18）。治平三年（1066），兵部郎中陈某领夔路转运使，看到当地学习情况后感叹道：“孔子之教不大被于一方。”［4］（P18）一直到乾道五年（1169），陆游到该地任夔州通判，坚持科考公平，他还很关注并强化了小学教育。对此，奉命知夔州的王十鹏感叹道：“文物之富，人才之盛，有洙泗之风，而无愧于诸 华。”［5］（P988）而梁山军（今梁平县），也是在著名学者杜莘老于绍兴十年（1140）担任梁山军教授后才有了起色。他学识渊博，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有效提高了这一地区教育水平。到晚年，他又迁居江津，继续他的教育事业。至于涪州，该地的教育在著名理学家程颐贬谪至此后有了发展。程颐为当时的“新旧党争”所累，贬谪到涪州，居住在普净禅寺，他一边讲学，一边注《周易》，“二程”理学由此进入巴蜀地区。后来，黄庭坚来到涪州还帮助其讲学，并将讲学之地命名为“钩深堂”。黄庭坚认为，在教育的过程中，启蒙早教比较重要。他曾说：“幼而习之，为功则易；发然后禁，礼经所非。”［6］（P538）在他的启蒙引导下，涪州的学术风气有很大改观。因此，宋人冯申之评价说涪州因“伊川（程颐）、山谷（黄庭坚）二先生又尝盘旋于此，作起风声。自是涪之衣缝掖者，议论学术，与中华齿”［7］（P145），涪州遂“文风齐两蜀”“人烟繁峡内，风物冠江前”［8］（P590）。上述学者的传承者，继续将他们的思想流传下来。如大学者周敦颐在合州为官时，不仅从事政务，闲暇之余还从事讲学，与其他人讲述理学。在教育的过程中，他重视教师在培养人才中的作用。他认为：“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9］（P39）在他的培养下，合州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如张宗范、度正、阳枋等人，为重庆教育和宋明理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两宋时期，重庆的教育事业得到飞速的发展，这和广大移民的到来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一些著名学者迁入重庆，为教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由于这些学者对教育的重视，逐渐影响了重庆教育的发展，这些发展主要体现在学习风气增强、书院增多和科举人数增加。
在宋代以前的重庆，部分地方仍是少数民族居住地，汉族人口相对不多。《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渝州南平郡，户六千九百九十五，口二万七千六百八十五，县五”，“涪州涪陵郡，九千四百，口四万四千七百二十二，县五”，“夔州云安郡，户万，五千六百二十，口七万五千，县四”，“万州南浦郡，户五千一百七十九，口二万五千七百四十六，县三”，“忠州南宾郡，户六千七百二十二，口四万三千二十六，县五”，“开州盛山郡，五千六百六十，口三万四百二十一，县三”，“南州南川郡，户四百四十三，口二千四十三，县二”，“遂州遂宁郡，户三万五千六百三十二，口十万七千千百一十六，县五”，“合州巴川郡，户六万六千八百一十四，口七万七千二百二十，县六”，“普州安岳郡户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三，口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二，县六”，“黔州黔中郡，户四千二百七十，口二万四千二百四，县六”，“漆州漆溪郡，户八百七十九，口五千四十五，县五”［1］（P819-880）。 其中，遂州有2 县、合州有4 县、普州有1 县、黔州有5县、漆州有2 县，这些地区都属于现在的重庆地区。按各州平均每县户口计算，唐代天宝年间，重庆人口约为102 752 户334 779 口。
北宋时期，重庆地区辖有渝、昌、夔、万、忠、黔、涪、开等州及南平军、梁山军、大宁监等，另外合州、遂州部分地区也属今重庆。《宋史·地理志》记载：“重庆府四万二千八十”，“昌州崇宁年间有户三万六千四百五十六，有口九万三千零五十五”，“夔州户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三”，“云安军元丰户一万一千零七十五”，“开州崇宁户二万五千，万州崇宁户二万零五百五十五”，“梁山军元丰户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七”，“大宁监元丰户六千六百三十一”，“涪州，元丰户一万八千四百四十八”，“开州崇宁年间有户二万五千”，“合州崇宁户四万八千二百七十七”［2］（P1782-1798）。根据《宋史·地理志》统计，绍兴三十二年（1162），户386 978，口1 134 398［2］（P2226）。与唐代相比较，宋朝重庆人口数量的增长是明显的，这其中有人口自然增长的贡献，也有大量移民迁移过来的原因。
地质导向测量仪器距离钻头的位置直接决定了所测数据的时效性，近钻头地质导向测量系统基本上满足了数据实时性的要求，因此仅对目前广泛使用的远钻头地质导向测量系统和综合录井的时效性进行对比（表2）。
除此以外，还有五举书院、南山经堂、北岩书院、凤山书院、五桂楼书院、五峰书院、庹子书院、龙门书院，它们都为重庆教育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14 所书院中，北宋建立的有3 所，8 所为南宋时建立，还有3所目前并无资料知道确切年限。
总而言之，学院的增多使重庆地区的本地民众、迁移的民众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促进了重庆地区的教育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科举人数增加
入宋以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南迁，面对辽、金、蒙（元）的军事威胁，重庆的战略地位日趋提高，人口大量移入，出现“无寸土之旷”的景象。人口增长以及文学大儒迁移到此注重办校兴学，使得重庆教育水平有很大提高，主要表现为科举考试进士人数增多。据统计，“唐朝一代，重庆府科举中进士者，合州、万县地区和云阳县各有进士1 人”，“涪陵亦有人应试”［12］（P3）。到宋代，科举中进士的人数持续上升，宋人田况所撰《进士题名记》记载：“益州自太平兴国以来，登进士第者，接踵而出。天圣、景祐中，其数益倍。至庆历六年，一榜得十八人，皇祐元年得二十四人，他州来学登第者，复在数位，其盛也如此。”［17］（P17）详细情况如表1［14］所示。
表1 宋代重庆进士分布表
据统计，宋代四川、重庆和江南的进士人数已经占了全国的80%左右［18］，而北宋时期四川、重庆进士数居第8 位，到南宋时则跃居第4 位［19］。
三、结语
综观移民与宋代重庆教育发展，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移民的到来为重庆的教育带来新的力量，尤其是一些外来的文人或者重视教育的百姓，他们迁移至重庆后，对教育高度重视，为给当地的学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积极兴办书院。第二，重庆的教育发展不平衡。相对比之下，宋代重庆渝西片区的教育水平明显比其他地区要好很多。以合州来说，在宋一朝，该地科举取士的人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这与周敦颐在此教授子弟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也和该地区的交通、经济情况有关。第三，重庆成为很多人选择安居的地方，加上这一地区政治地位、军事地位的提升，以及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促进该地经济的发展。这些皆为教育事业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最主要的还是得益于重视教育的学者和普通移民。
参考文献
［1］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卷40—42［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2］脱脱.宋史·地理志：卷89［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蒲宗孟.重修至圣文宣王庙记［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8 册.成都：巴蜀书社，1994.
［5］王十鹏.䕫州谒文宣王庙文［M］//王十鹏.王十鹏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论经筵第二答子［M］//程颢，程颐.二程集·伊川先生文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
［7］冯申.增学田记［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99 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8］锦绣万花谷续集：卷12［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9］周敦颐.周子通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0］冯时行.稽古堂记［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93 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1］苏黎明，陈笃彬.泉州古代书院［M］.济南：齐鲁书社，2003.
［12］吴洪成，张阔.重庆教育史·重庆的书院［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3］王十鹏.䕫州谒文宣王庙文［M］//王十鹏.王十鹏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4］常明，杨芳灿.四川通志·卷79·学校志·书院·夔州府［M］.刻本.1817（清嘉庆二十二年）.
［15］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卷24·学务［M］.北京：方志出版社，1921.
［16］四川忠县教育委员会.忠县教育志（内部发行）［M］.成都：忠县国营印刷厂，1993.
［17］熊明安.四川教育史稿［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18］肖忠华.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3）：19-44.
［19］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比较研究［C］//缪世鸿.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
中图分类号： K248；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9）10-0001-03
收稿日期： 2019-10-08
作者简介： 杜春梅（1991—），女，重庆人，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讲师，教育硕士。研究方向：钓鱼城史、巴渝地域历史、高校历史教学。
doi: 10.3969/j.issn.1008-9640.2019.10.001
（责任编辑：褚自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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