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文章从情报学产生的背景出发，讨论了情报学的目标与基本任务，回顾了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成果。作者认为，任何扩大情报学的对象和范围、偏离基本任务和目标的倾向都不利于情报学的学科建设。最后讨论了情报学深化和突破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情报学 科学情报 知识组织
Progres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Ma Feicheng
(Colleg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Wuhan Uviversity,Wuhan 430072)
Abstract Starting fr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emerging of information science,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objective and basic task of information science,and reviews its progress and main achievements.Theauthor holds that any tendency,which broadens its target and scope and deviates from its basic task and objective,is unfavourable to the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Finally,some key problems needed to besolved are discussed.
情报学是本世纪40年代中期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为克服大科学时代的情报危机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经过半个世纪创业，情报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承认。回顾情报学发展的历程，我们确实有理由为已取得的丰硕成果而自豪。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情报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除了自身的学科建设，全球信息化对情报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情报学的产生与发展以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为背景，与一系列新兴学科，如计算机科学、远程通讯科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是同一时代的产物。这些学科以高度发展的现代数学为工具，以量子理论、微电子技术领域的成就为基础，在不长的时间里便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建立起自身的学科范式，不仅能够为其它学科提供系统而成熟的研究方法，而且能够解决大量实际问题。与这些相关学科比较，情报学显得步履蹒跚，“其理论基础迄今还未真正确立，目前还是一些零散、简单、不成熟的理论，还没有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1]这是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16年前对情报学状况的描述。16年过去了，情报学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有的甚至非常突出，但学科整体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仍具有浓厚的经验色彩。
70年代计算机广泛应用而建立的各类自动化情报系统以及90年代初通讯技术高度发展而蓬勃兴起的全球信息网络，都一度使人们相信，只要依靠信息技术应用就能克服“情报爆炸”。但人们很快发现，先进的技术没有先进的理论支持，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情报爆炸”并未有效克服。用户也感到，现代化的各类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从情报的观点来看并不象他们希冀的那样有效，信息污染和混乱不仅存在，反而随着网络的迅速扩张更加严重。实践表明，技术并非万应灵药，仅仅依靠技术并不能实现信息的定向、有序和高速传递，克服“情报爆炸”使人们随时、随处都可以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面向21世纪，以信息为主题的各门学科需联合攻关，共同研究信息资源的组织、控制和开发，为信息技术的全面应用提供理论方法，以适应全球信息网络化的要求。情报学在这样的信息学科群中占有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呢？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情报学的目标和基本任务，深化和发展情报学，使情报学在社会经济全面信息化进程中继续发挥作用，拥有一席之地。
1 情报学的目标与基本任务
什么是情报学的目标与基本任务？情报学发展至今日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合时宜。观察当前情报学研究的现状就会发现，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十分及时。不少学者的确忘记了情报学的基本任务，自觉或不自觉地扩大情报学的对象与范围，偏离情报学的目标，凭自己的想象，动辄一个体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缺乏围绕基本任务的执著精神。尽管某些研究不乏新颖的见解、闪光的思想，但从学科建设的整体角度看，终究无功而返，留下的仅仅是支离破碎的框架，少有价值。因此，明确情报学的目标和基本任务，划定情报学的对象、内容和范围，正确给情报学定位，是我们加强学科建设、促进情报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不恰当的学科定位，即使出于良好的愿望，也会偏离正确的轨道，影响学科发展。
根据情报学产生的背景，我们规定情报学的目标和基本任务是研究解决由“情报爆炸”所带来的情报积累与利用之间的尖锐矛盾，用科学的方法组织知识信息，使之有序化，成为人们便于利用的形式，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向用户提供所需要的情报，促进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2]。由于“情报爆炸”首先源于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领域，因而情报学自产生之日便是对科学技术情报进行组织并提供利用。米哈依诺夫把情报学的对象规定为：①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②科学情报的一般性质；③科学交流过程（包括正式过程和非正式过程）的规律性[3]，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从米哈依诺夫对情报的定义和描述来看，他所谓的科学情报不仅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管理科学领域的信息，比我国使用的科技情报宽泛。科技情报在我国主要指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中的信息。
“每一门科学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往往采用各种办法，有时甚至存在某些危险，年轻的学科，特别是它的年轻的信徒们常常患有‘幼稚病’，这里的危险就在于试图不适当地扩大和缩小情报学的研究对象”。[3]在我国，扩大和缩小情报学的对象和范围的倾向都存在，扩大的倾向更为严重。特别是近十年来，社会信息需求趋向社会化和综合化，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信息的生产、记录、加工、存贮、检索、传输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一些学者于是认为，以科学情报为对象的情报学缺乏时代感，失去了用武之地，主张扩大情报学的对象和范围，用信息科学（或信息学）、信息管理学取而代之。有的学者批评我们当初采用“情报学”来对应英文的“Information Science”是一个错误，认为这是造成今日种种局限的根源。事实上，在美国著名学者马克卢普阐明的关于“Information Science”的4种用法中，有一种特定的用法，即研究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模式（如引文分析方法）；知识信息的分类方法研究；文献的增长与分布；情报系统网络和情报控制；用户情报需求的特征和行为等[4]。这与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完全对应。无论选定什么样的学科名称，这一研究内容都是十分明确的。我们当初用“情报学”来命名这一学科，早已成为学术界约定俗成的用法，为大家认可，也就不必非改不可了，因为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混乱和负面影响。
信息科学在广义上是一个学科群，包容范围很广，情报学可以认为是其下位类学科，着重研究科学信息（或科学情报）。在狭义上，信息科学主要是指计算机、通讯及微电子的各相关领域，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信息科学”部所列的课题也是这方面的内容，情报学的有关课题则列在管理科学之下[5]。足见两者的对象、内容、目标和任务都完全不同。“信息管理学”是国外商学院和管理学院的设置专业或开设的课程，主要研究以管理信息系统（MIS）为核心的组织内部的信息流控制，而非一般意义上对信息的管理。显然，试图在上述学科意义上延拓情报学是不妥的，因为它编离了情报学的目标和基本任务。
我国学者批评米哈依诺夫，指责他将情报学的对象限定在科学情报和科学交流过程阻碍了情报学发展，限制了情报学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其实，只要我们考察一下迄今情报学取得的主要成果，无论是情报系统的检索模型还是文献情报流的规律，也无论是关于情报的构成、属性、加工方法还是情报交流过程的研究，都无不是以科学情报为对象取得的，而且这些成果正被其它学科采用。相反，以其它类信息为对象的领域还没有取得如此有分量的成果。目前我们在国内见到的“信息学”几乎都是直接移植情报学的成果，是情报学的翻版。只有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成果能够与情报学媲美。微观信息经济学以经营信息（主要是价格信息）为对象，对经济行为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对微观信息结构进行定量模拟，取得了突出成果，但微观信息经济学完全得益于更为成熟的经济学的支持。相比之下，情报学几乎是白手起家。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对以科学情报为主要对象的情报学丧失信心，不必通过扩大研究对象或更换名称来振兴自己。
当前还有另一种变相的扩大化倾向，即所谓“大情报观”。大情报观论者不同意将情报改为信息，但主张突破科技情报的局限，全方位研究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的情报及其活动规律，介入所有被冠之以“信息”的领域，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生影响。大情报观与主张抛弃和扩大情报学对象、范围的论调并没有实质性差别，其共同点都是嫌情报学的对象范围太窄，不合时宜。
缩小情报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倾向在我国同时存在，即把情报学限制在某一科学领域内获得和利用的情报。出现了所谓医学情报学、农业情报学、化工情报学等等。有的学者也在为建设这样的“专科情报学”奔走呼号。当然，比起扩大化倾向来，缩小化倾向的影响要小得多。
我们一再强调情报学的目标和任务是想说明，每门学科都具有符合自身目标与任务的特定对象，适合该对象的概念系统，该对象所固有的规律，能够解释大量事实的原则和理论。这就是一个学科的体系构成或规范，也是这一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的个性。一门学科的影响主要看它能否为其它学科提供成熟而系统的研究方法，能不能帮助解决大量的实际问题，而不是抛弃学科特有的阵地，靠扩展外延去发挥影响。对情报学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仍然是深化其内涵。
情报学的对象科学情报或科学信息与其它类信息比较，有许多典型的特性。例如，由于科学本身的继承性、国际性、整体性和综合性，使得科学信息具有极强的相关性。相关性是任何信息检索系统存在发展的前提和依据，同时也是检索系统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因为它影响着信息检索系统的质量和效率。在所有的信息中，科学信息的生产、组织、传播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时也最为困难。研究科学信息的组织和传播将为其它类型的信息提供理论和方法，这就是情报学立足于研究科学信息的重大意义。问题在于，我们目前并没有有效地解决科学信息的组织和传播问题，这里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相信只要情报学解决了科学信息的组织传播，其它类型信息的组织传播就会变得十分容易，情报学也必将得到学术界的进一步认可。
2 情报学的进展
情报学虽然只有50年的历史，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同其它学科一样，对应着钱学森同志所说的从技术科学到基础科学，从基础科学到哲学三个不同的层次。
情报学源于情报活动的实践，贴近实际的情报工作，是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产生与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情报学研究实际的情报工作方式；建立情报工作组织系统；根据用户的需求确定不同情报系统的职能，情报加工处理方法及具体的情报服务方式。第二阶段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主要研究以计算机为中心的自动化情报检索系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情报处理方法和技术；情报检索系统评价；现代化情报工作的社会、技术经济政策。第三阶段是进入80年代以后，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引起学术界重视，其目的在于使情报学从经验走向科学，成为严谨的科学学科，有的学者开始在哲学层次上解释和确立情报学。90年代，信息资源管理（IRM），尤其是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成为情报学关注的重要课题。
上述前两个阶段可以认为是情报学在技术科学层次上的应用研究，旨在解决情报服务的技术、方法和组织保证问题，许多国家都在此期间建立了国家情报体系和各类专业化情报系统。世界上几个大型的著名联机情报检索系统也是在这一阶段建立的，迄今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自动化情报系统相适应的情报加工处理技术和方法也得到较大发展。各国也都制定了协调和管理情报工作的政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设立了世界科技情报系统，推行综合情报计划，促进情报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协调情报工作和情报服务，实现资源共享。卓有成效的应用研究和实际工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沃土。
第三阶段实际上对应着情报学的基础科学层次，并力求在哲学范畴中找到存在的依据和基础。这一阶段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大大推动了情报学的发展。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和布鲁克斯的《情报学基础》可以说是情报学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在我国影响很大。前者在宏观上研究情报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尤其是对科学情报的构成、属性、传播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后者既在宏观上又在微观上研究情报学的基本问题，在哲学层次上确定情报学的理论任务[1]，创建性地提出“等级位次排序”和“对数透视规律”作为情报学定量化的途径[8]，采用“认识地图”试验知识的组织[7]，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充满了创造性和启发性。约维兹则以广义信息系统为依托，从决策角度分析情报流，定量测度情报量等基本指标，力图使情报学成为象物理学、化学一样的精密学科[8]。德本斯的《情报学：一种集成观》把中观结构的情报系统定义为由人、机器、过程构成的环境，能扩展人类获取、处理和利用数据的生物潜能，从而能改善人类的生存机会[9]。这种要素—环境—功能—人类生存的思路，使情报学零散的理论得以集成，翻开了情报学新的一页。该书因而获得美国情报学会1988年最佳奖。埃格希和鲁索1990年出版的《情报计量学》尝试从文献单元的计量向情报单元的计量转换，使文献统计的经验模型具有科学上的一般性和普遍性[10]。维克利的《情报科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情报传递”过程出发，对情报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11]。上述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自80年代以来，与国际学术发展方向一致，我国情报学研究空前活跃。我们在大量引进和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情报工作实践，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编写出情报学各主要分支领域中的系统教材，对学科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情报学园地里又出版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理论专著，在基本问题、理论流派、学科原理等基础科学层次上对情报学的重要成果进行了总结、归纳，指出了情报学的发展方向和深化途径[12—14]。
在不断推进理论研究的同时，学术界始终关心情报活动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知识成指数增长，信息大量累积在任何时候都是情报学须面对的核心课题。针对该课题，80年代初提出了“信息资源管理”的新概念。90年代，随着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建设和全球网络化的兴起成为研究的热点。人们本来希望通过高速信息网络的建设带来一个有序的信息空间，消除时空阻碍，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但事与愿违，网络的无序扩张引发的信息污染、信息混乱、信息犯罪、信息侵权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情报爆炸或情报危机，这已经从迅速扩展的Inter-net网上表现出来，正危及到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获取、吸收和利用。因此，知识信息的组织不仅象过去那样在微观上，而且在宏观上都变得十分重要，面向高速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和开发利用尤为突出。这需要综合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信息科学、情报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从经济、人文、技术三个不同角度进行全方位研究才能实现信息资源有序化，这是面向21世纪最有魅力、最有影响的课题。在这一综合性课题中，情报学的目标和任务仍然是提供知识信息组织的理论方法，情报学的地位或影响取决于它能为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利用提供什么样帮助。这需要我们在已取得成果基础上，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解决知识信息的组织问题。
3 情报学的深化与突破
由于情报结构从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人文结构，因而涉及到众多的人的认知及影响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影响着情报客体，形成复杂的对象，而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目前只能在物理层次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情报学进展缓慢的原因。情报学要深化，必须突破关键问题，否则再多的理论体系，再好的研究方法也只能停留在经验水平上，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或者刻舟求剑。
根据情报学的目标和基本任务，我们认为情报学取得突破在微观上需要解决这样两个关键问题：（1）知识信息的表达和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识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2）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
由于文献是知识和情报的载体，其间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关系，加之我们还没有找到知识和情报的确切表达方式，因此迄今为止的知识组织基本上是借助文献来进行的，尤其是科学情报，其存在形式就是各种类型的文献。图书馆工作者和情报工作者利用现有的各种分类法和索引法对文献进行标引分类并不是组织知识而是组织文献。这种方式建立的情报系统低效庞杂，充满着矛盾与混乱，只能向用户提供文献线索，用户通过这些线索获得原始文献，还得花大量时间阅读分析才能获得所需要的知识或情报。情报学意义上的知识组织应当是对文献中记录的知识的逻辑内容进行分析，能够直观地标示人类思考和创造相互影响及联系的结点，以展示知识和情报的有机结构，为用户提供纯情报，这就是布鲁克斯提出的“认识地图”。他曾利用法拉登编制的化学领域的关系索引进行过有益的试验[9]。但我们也看到绘制这种“地图”的难度。
不可否认，文献与知识、情报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文献毕竟是物理世界的“居民”，而知识、情报则是认识世界的“居民”，因此用文献来代替知识情报，或作为媒介研究情报学必然会带来某种扭曲，不能真正揭示知识、情报流的规律。但由于人们当前认识水平所限，未能找到知识情报的表达方式，迄今情报学所取得的成果几乎都是以文献为基础的，我们为组织知识创造的各种分类法、索引法、文摘法、引文分析法无不是以文献特征为基本标识单元；描述文献情报流规律的五大经验模型（布拉德福定律、齐夫定律、洛特卡定律、指数增长和老化定律）无不是对文献单元的特征进行统计的结果。埃格希和鲁索的“情报计量模型”实质上仍然是文献计量模型。可以说情报报学目前还停留在文献层次上。有人甚至因此而提出质疑：“情报学究竟存不存在？”“是情报学还是文献学？”
从文献单元转换到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目前普遍以文献中的关键词或主题词来表征文献的内容，作为该文献提供的情报单元。实际上，这些从文献中抽取的关键词或主题词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文献的内容还值得推敲，把它作为知识创造的逻辑结点距离更为遥远。尽管我们已经拥有各类电子化的事实库、数值库，但库中信息单元基本上是独立的，难以体现情报系统的相关性。全文数据库虽然能够帮助人们检索到文献中的任何信息，甚至标点符号，但它对文献中所含的信息的任何形式的组配和输出仍然取决于人们建库时的“算法”而非该库的智能化功能，而算法则完全取决于人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知识组织方法。情报学意义上的知识组织还远没有解决，需要综合应用认知科学、思维科学、语言学、逻辑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够从文献载体深入到知识内容，为用户提供纯情报。
情报计量是情报学走向科学化的关键课题，目前我们无计可施，只能采用物理层次的文献计量和语法层次的信息计量间接解决。前者必然带来某种歪曲，后者不能表达情报的含义和价值。用“对数透视效应”和“等级位次排序”来校正文献计量对情报计量的歪曲究竟有多大可靠性和可行性需要深入研究和复杂验证。因此，我们认为情报计量最终还有赖于信息科学成果。
香农的信息论是建立在语法层次的信息基础上的理论。信息论在情报学中的应用目前还有三个困难：①信息论仅限于机器处理的客观信息，情报学关心语义信息，语义信息与人的主观知识结构相关；②人类的认识过程不能“公开观察”，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人不是简单的香农模型的信息输出被动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具有高度选择性，把信息论用于情报学需要减少对信息的“认识处理”；③信息论的测度单位和方法不适于“认识过程”的运算，“bit”仅仅是两个二进制脉冲传送的两个等概率消息中的任意一个。也就是说，信息论纯粹的量、句法和传输式的信息结构不适于情报学强调的质、语义和使用式的信息结构[15]。
香农等人的重要贡献在于为解决设计不同形式信号传输系统的统一理论，把各类不同信号的共同特征抽象出来，略去具体内容，当作抽象的随机事件处理，使本来量和质、句法和语义、传输和使用统一的信息样态分离开，单纯从量的方面，在语法和传输上定量研究，建立了统一的通讯理论。解决了同一信息可用不同的信道传输，和不同信息可用同一信道传输的问题，同时也使不同类的系统（如生物系统、技术系统和情报系统）可以看作具有相似的信息传输系统得以统一研究。然而香农的信息论严格的数学前提往往是现实世界中难以满足的，当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随机序列或事件发生不是可重复时，香农的信息熵就没有意义了。语义信息往往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因为人们实际作判断和推理，往往是根据某些基本知识和经验来处理信息而不是靠计算事件的概率，这恰好是情报学的特征。阿罗在说明信息论不能用于信息经济学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6]。因此应当建立质的信息结构和量的信息结构的相容性。
近二十年来，信息论的发展复归为信息的量和质、句法和语义、传输和使用统一的研究。如所周知，作为消息的事件出现，对于特定的收信者都应解除两重不定性：从量上来说，解除收信者对其是否出现的不定性，即意外程度；从质上来说，解除收信者为实现其目标是否有价值的不定性，即有效性。这对于情报学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是决定性的。在涉及任何数据库的信息回答能力时，就必须考虑信息的质和意义，这在本质上不是概率而是可能性问题。可见，信息论目前所采用的数学工具概率论不能解决信息的质和语义问题，亦即不能用于情报计量。为此查德提出用可能性来解决。他在建立可能性理论时就明确宣称，在模糊集合基础上建立的信息论，则要直接反映信息的意义，这将为情报计量提供有力武器，从而使情报学真正走向定量化和科学化。遗憾的是，可论性理论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一旦涉及到人的认识和判断，即使有非常强大的理论支持，学科进展的速度总不能令人满意。
除上述两个微观情报结构的问题外，情报学的深化还需要注意研究宏观情报结构，尤其是网络化时代宏观情报结构的机制、协调、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在宏观层次上，情报结构与其它的社会结构有众多的交叉生长点，因而将产生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17]。这种处于社会影响下的情报结构，对于全球信息网络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