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问题研讨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银行论文,金融监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目前我国央行金融监管不力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多数人认为金融监管不力是由以下6点造成的。(1)我国的金融监管立足在一个长期缺乏自我约束机制或者说自我约束机制软化的微观金融基础之上，金融主体的风险约束力明显不足；(2)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往往出现政府对银行工作的直接行政干预，增加银行金融监管工作的难度；(3)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的市场不统一、竞争不充分的缺陷，阻碍了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形成。金融业高额利润的吸引，由于市场准入不严，擅自设立和越权审批、违章超范围经营、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乱纪的现象屡禁不止；(4)企业预算软约束，严重影响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形成企业对银行的严重拖欠。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银行制度的建立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展；(5)法规制度滞后，监管手段不健全，使我国的监管工作力不从心。我国金融监管还只是行政的违章检查、效能监察和廉政检查，没有系统的法规；(6)金融业务不断创新，监管很难迅速适应，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反监管制衡机制增大了监管的难度。
第二，中国人民银行攀枝花市分行杨道法认为，金融监管不力的根本原因在于现阶段的监管模式。当前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有所抬头，如金融监管模式尚未从大的方面加以改革，则央行分支机构地方化倾向在短时期内就难以改变，央行分散化，央行分支机构的监管力度就难以强化；央行分支机构在管理和监督中缺乏必要的权力平衡制约机制；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金融日常监督和金融稽核再监督集为一体，实质上模糊了金融监管与再监管的含义与功能，二者之间失去了制衡就谈不上金融稽核监督的超脱地位，难以从第三者的角度出发实行金融再监督。[1]
第三，中国人民银行稽核监督局局长刘崇明则认为，评价一个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是否合理、有效，不在于它所采用的外在形式，关键要看它的监管体制是否与金融体系和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是否能够有效地维护金融法律和金融秩序，是否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学习借鉴国外金融监管的具体方式固然重要，但体制改革和观念的转变则更为关键。[2]
二、强化我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
（一）关于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问题
多数人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宜采取一元化金融监管体制，即指央行一家代表政府管理监督金融的体制，以防止政策之间的力量内耗。事实上我国目前正在积极完善和发展这一监管模式：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完成人行职能的转变，使其具有金融监管主体所具备的相对独立性和超脱的地位；完成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明晰企业产权制度，构建新型银企关系；尽快完成金融立法。
有人认为，我国应实行多元化监管体制。卢克群研究员指出一些西方国家的央行（如新西兰储备银行）逐渐放松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不再对商业银行进行定期的现场和非现场检查，而是更多依靠存款者、投资者、外部审计师及商业银行自己来加强对银行活动的监管。这样三管齐下，从而变被动的监管为主动的管理，变单一的监管为多元化监管。[3]还有人认为我国应实行人民银行和政府部门两家共同监管二元化的体制。
杨道法认为应采取“一头双线”的金融监管模式，即在中央继续由我国央行集中统一领导管理监督我国金融事业；地方一级的金融监管分别由人行分支机构和金融稽核监督局共同承担。[4]
（二）关于金融监管组织体系问题
组织体系是指金融监管的运作机制和结构的总和。针对目前央行监管力量分散、监管手段不足、检查与查处脱节的状况，专家学者指出，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构筑新的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
1.空间布局设置。理论界对我国金融体系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弊端已取得了共识，但对机构如何设置颇有争议。黄志凌研究员认为央行按经济区划调整分支机构设置，是淡化地方政府干预、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和国有商业银行调整自身分支机构的重要前提。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和金融监管职能应在内部进行适当分离，以提高调控和监管效率。[5]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银行司副司长崔扬认为，按经济区划设置机构理论是可行的，操作上难度太大。商业银行应按效益来设置金融机构，央行应按商业银行的设置来研究机构设置问题。目前，机构设置不宜大动，不一定要在机构设置上作文章。[6]
李茂生研究员则认为，应结合中国国情，按国际通行做法解决分支机构的设置问题。应着重从分支机构的职能和职责考虑其设置。经济区划的第二层次是省市，这一层次既是行政区划也是经济区划，不能把行政与经济对立起来。具体机构设置要慎重，可先维持现状，然后根据需要设置。[7]
刘崇明局长建议在中国人民银行直接领导下，设立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稽核监管局（副部级），可考虑设一个机构审批司和若干个专业稽核检查司。按经济区划设几个跨省区的、具有超脱地位的稽核监管分局。[8]
2.组织结构。从事前、事中、事后三环节上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体系的内容包括资金调控监管系统、调查统计分析预警系统、金融机构管理系统、金融稽核监管系统、联行清算服务系统、国库代理业务监控系统、外汇管理系统等。
（三）关于金融监管法规体系问题
理论界普遍认为尽管1995年相继颁布了“四法—决定”，金融基本法律框架初步形成，但由于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规章，实际操作中难以有效实施依法监管，使金融监管的严肃性大打折扣，所以建议尽快制定《中国人民银行法》等金融大法的实施细则和《信托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还有人建议，在与全国性的金融法规不矛盾的条件下，给省级分行制定金融监管规定和金融业务经营规章一定的权限，以提高监管的时效。此外，要建立人行与当地司法部门的联系和磋商制度，以立法形式明确执法程序，把金融执行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一些基层金融监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把检、法、司三家的室、庭、所机构引入到金融系统，即检察院驻金融系统第三检察室、法院驻金融系统第二经济审判庭、司法局驻金融系统法律服务所。[9]
（四）关于金融监管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唐旭研究员认为，要使金融监管有力度、起实效，关键要处理好以下四方面的关系：中央银行监管与其他部门监管的关系，人行、证监会、审计、财税部门要加强联系，及时沟通，防止市场混乱；央行内部监管部门的相互协调；总分行在监管中分工协作，对大金融机构应由人总行进行监管，对小机构，可以按属地管辖原则进行；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的关系。[10]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卢学勇则认为还要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法制建设的关系；处理好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即监管与自律的关系；处理好监管与服务的关系；处理好监管与提高队伍系质的关系。[11]
另外还要处理好下面一些关系，诸如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央行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综合运用及相互关系；合理与合法的关系，即法律有何缺陷可通过反馈去修正完善，但处理问题时必依法进行。[12]
（五）加强人民银行内部金融监管制度建设，提高监管效率；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系统；加强外部辅助控制系统建设
对这些问题，理论界与实际工作部门一致认为，在提高对加强金融监管认识的基础上，在各级建立“金融机构监督管理委员会”，形成以人行稽核部门或监管部门为核心，以金融机构内部监督为基础的“大监管”体系，这一体系要具有相对独立性。金融机构的内控制度是央行实施监管的基础，外部监管必须辅之以完善的内控制度，才能起到防范风险的实质作用。要注意加强社会监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监管合力，达到全方位的、连续的、动态的监管效果。
此外，还要进一步充实和调整现有的金融监管人员，进一步培养一批新的监管人员。李茂生认为，要使分支机构监管人员有职、有权、有责、有利。应由银行理事会解决人员待遇开支问题，而不是由财政决定。在财力物力上，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13]
（六）关于金融监管的方式与手段问题
普遍认为，当前人行金融监管不力同监管过程中缺乏科学的方法和强有力的手段有关。因此，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是新体制下加强人行金融监管能力，树立央行权威的关键之一。具体应从以下方面进行金融监管方法与手段的创新：(1)金融监管应分层次进行，人总行与分支行之间的金融监管应有层次之分；(2)建立金融监管信息网络电子化。充分运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手段，对被监管对象所报送的报表等资料进行动态式分析，及时掌握各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和运行情况，加大非现场稽核检查力度，以改变过去传统的现场稽核等落后的人工事后监督的做法；(3)全面监管与重点监管相结合；(4)实行年检制度，对金融机构进行信用级别评估；(5)建立金融机构档案制度；(6)考虑在总行和分行设立专职检查员，由总行统一颁发金融检查特许证，持证人员可随时对金融机构进行稽查和监督。
强化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是历史赋予央行的职责，只要紧握法律武器，敢于监管，善于监管，中国金融业随着市场化进程必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注释：
[1][4]杨道法：《论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金融研究》1995年第3期。
[2]刘崇明：《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几点思考与建议（上）》，《中国金融》1997年第2期。
[3][5][6][7][10][11][13]《金融监管体制的组织与运行研讨会发言摘要》，《金融时报》1996.2.15。
[8]刘崇明：《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的几点思考与建议（下）》，《中国金融》1997年第3期。
[9]黄宝玉、高志军：《县级央行监管必须强化三个手段》，《金融时报》1997.1.13。
[12]山东金融学会监管课题组：《转型期的必然选择：混合型金融监管模式》，《金融研究》199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