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意识：电视新闻传播的新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民论文,新起点论文,意识论文,电视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平民意识，是时代对于电视新闻改革的真诚呼唤。电视新闻工作者在从事新闻报道时要以一种平民化的价值取向和平视生活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问题。
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杂志性栏目《东方时空》一出世，就给观众一种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创办仅一年，就已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之一，受到了社会、观众的普遍赞赏。
《东方时空》之所以能深受社会各界好评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节目自始至终都 体现出一种浓厚的平民意识。无论是展示风流人物的“东方之子”，还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抑或是及时反馈社会热点、难点的“焦点时刻”，都能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正是这种创作观念上的平民意识，使得《东方时空》坦诚地敞开了胸襟，与观众之间筑起了心灵的桥梁，并赢得了令人注目的效应，也给我们的电视新闻改革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和深刻的启迪。
平民意识，是时代对于电视新闻改革的真诚呼唤。平民意识的导入，把我们的电视新闻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起点。
所谓平民意识，其根本就在于我们的电视新闻工作者在从事新闻报道时要以一种平民化的价值取向和平视生活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问题，使荧屏内外的传播与接受，社会与个人获得严格意义上的心态同步、情绪共鸣。它是对传统的电视新闻中所存在的“高大全”和居高临下说教模式的离判，是对粉饰生活，脱离生活倾向的否定；显示了对时代、对生活、对观众的一种尊重，体现着一种电视新闻改革过程中崭新的审美价值。电视新闻作品中蕴含着的浓浓的平民意识，把我们的电视新闻带到了一个新时代，新的起点。
传媒机构所具有的产业属性已越来越被社会所共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传媒业必须要有自己的市场，平民意识的确立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过去，由于传播媒介物质基础的落后以及传媒精神产品的匮乏，更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封闭、半封闭式的传播交流模式，降低了社会成员（受众）享受传媒服务的利益期望，抑制了传媒产品的消费者——受众自主权利意识的生长。因此，以往我们对传媒业的属性与功能往往仅从政治的层面、宣传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这虽然有其历史的需要，但是这种单纯地强调传播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宣传与接受宣传、教育与被教育、指导与服从指导的纵向关系，自然就会忽略从产业建设的角度去充分开发传媒业的社会服务功能以及传媒与受众之间的生产与消费、产品与市场的横向的供求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完成了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体系的历史飞跃。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当代社会，急剧地改变着我国新闻业的生存环境和价值取向。传媒机构所具有的产业属性已越来越被社会所认识。尤其象广播电视这样典型的现代大众媒体，已被我国政府明确列为第三产业。这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传媒业也会有自己的市场，传媒服务与传媒产品也可以用于消费。传媒从业者既受到一种服务于受众的道德精神的支配，又增添了受众通过市场选择传媒产品和传媒服务的压力。由于电视遥控器掌握在受众的手里，随时都有转换频道的可能，于是，受众成了各电视台争夺的重要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传媒机构再不放下“老大”的架子，不改变“教师爷”的腔调，必然会被受众所摒弃。因而，树立平民意识，改变以往新闻等同于宣传、新闻等同于说教的倾向，无论在取材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要努力“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观众”，满足受众的需要。这种现代新闻观念是电视新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应成为当前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共识和追求。
平民化的价值取向和平视生活的观察视角是平民意识的具体体现。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观众是否已真正认同了你。
在“受众是上帝”的共识下，我们的电视与其它媒介一样，走着一条“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过渡的道路，但实践中的效果却往往差强人意。以浙江而言，浙江电视台的《黄金时间》、钱江电视台的《今日报道》和西湖明珠台的《明珠新闻》都是以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为栏目宗旨的。无论是内容的选择，还是新闻的表现形式，都在努力走近观众。但不足的是，播出的新闻中仍有说教的味道。症结何在？
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电视新闻工作者在从事新闻报道时是否真正地以一种“平民化”的价值取向和视角来观察和思考问题。由于社会的转型和大众传播文化的丰富，造就了一代成熟的电视观众。他们开始改变只是把电视当作“看”的对象的传统习惯，渴望摆脱被动的引导、空泛的说教，期待电视能充分利用各自特有的文化知识和思维能力，播出新鲜活泼、丰富多彩的节目。“让我们看，让我们自己思考”已成了九十年代观众的共同心态。他们需要的是原汁原味、实实在在反映生活的东西，需要的是心与心的平等交流。即使是专家、学者、名人、要人，回到家里收看电视时，也大都回归普通人的心态。因而，电视节目应当平民化，要以平视的观察视角看问题，真正把采访对象（不管其名气有多大，职位有多高）和观众当作社会普通一员平等看待，由此可以缩短和淡化电视新闻与观众的距离感和神秘感，强化电视新闻独有的亲切感和贴近感。可以说，《东方时空》就是以其“平民化”的价值取向与视角确立了它的特色与地位的。这种强烈的平民意识，不仅体现在栏目的大众化，更是从栏目的内容中折射出来的。如《生活空间——失去孩子的父母》一片，纪录了一对父母参加儿子追悼会回家的情景，他们的儿子李德春在与歹徒搏斗中牺牲了。拍摄时记者完全是以一个李德春的朋友的身份去参加追悼会，去安慰两位伤心的老人。记者的任务就是把两位老人此时此刻的特定的心理状态如实表达出来。他没有向老人提问，或是让老人谈谈对儿子的光荣献身的感想等等，更没有去干扰两位老人的感情。正因为如此，片中也就有了这样的细节：老人回到家，问身边的一个年轻人，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年轻人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玻璃管子，里面装有一缕头发，老人用颤抖的手接过时，已经是老泪纵横了，她把那缕头发放在鼻子底下使劲闻着，一边闻一边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说完她又哭着把头发交给老伴：你闻闻，这是咱们的儿子。这段镜头是摄影人员流着泪拍下来的，记者也已完全投入到了两位老人的感情世界中。尽管电视片中听不到老人的诸如“我儿子死得光荣”等传统电视新闻中常可听到的豪言壮语，但是，当两位老人的丧子之痛的悲切之情通过荧屏真实地展露在观众眼前时，人们的心灵震颤了。至爱之情是人类所共有的，记者正是抓住了这一份天底下最普通却又最崇高的情感来展示烈士所付出的代价，在激发观众情感共鸣的同时颂扬了烈士的高尚情操。
显然，新闻报道只有产生于大众，并使观众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间接目击者或只是一个摄像成品的观赏者，而更多的使他们成为一种开放结构的参与者、一种审美方式的探寻者，只有这样，电视新闻的报道才能与观众的思维构成和人生经验产生沟通和共鸣，并能让观众以自己的人身体验自觉地演绎观念、判断善恶。换言之，抽象的道德观念和智慧精华才能被普遍地认可和接受，而这，正是传播者的传播目的。《东方时空》的编导者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以老百姓的身份，以老百姓的视角，也就是设身处地地以老百姓中的普通一员，去抓取生活。正因如此，《生活空间》每天都能把镜头对准生活中最普通、最平凡的老百姓，如实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思想、感情心态。即使那些在普通人心目中高高在上、无法接近的“东方之子”们也都在镜头前侃侃而谈，展示其日常生活中作为社会普通成员的一面。而反映社会热点问题的《焦点时刻》也能急百姓所急，想百姓所想，从观众真正关切的角度去反映事实，揭示事物本质。这种强烈的平民意识带来的则是浓厚的人情味，使得观众对所报道的人和事及节目本身都有一种亲切感和认同感。
反观我省目前的一些新闻节目，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平民化的价值取向和平视生活的观察视角。虽然也经常在报道老百姓关心和感兴趣的事情，但往往不是采取平视的角度，对名人、要人是仰视，使观众看了更感高不可及；对普通的百姓、甚至比较基层的政府机关，则往往是俯视式的指手划脚。这种新闻显然是不能原汁原味地反映生活，或是求大求全流于空泛，或是平庸肤浅流于表象，根本达不到与观众近距离、心贴心平等交流的效果。因此，我们说，平民化的形式，并不等于真正平民意识的确立。电视新闻是否平民化，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观众是否真正认同了你。
平民化并非平庸化。电视新闻工作者既要深入生活，又要超越生活，平民化应该有双重意义。
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观众是电视新闻工作者所应该追求的，但过于强调这一点，也可能带来琐碎、表象化的倾向，显然，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清刘熙载在《艺概》中的一段话对我们把握这个度颇有启发：“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可见，诗的最高意境是不用典故，不事藻绘，语言浅白平实却又意蕴精神、情韵动人，似拙实巧，反朴归真。这种“用常得奇”的艺术境界正是我们电视新闻平民化的实质。
当然，平民化并非等于平庸化、市民化，平视生活也并不意味着不加思索地扫描生活表象，尊重现实也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适度的距离与高屋建瓴地审视两者不可或缺，甚至“批判”的意识也不可或缺。因而，我认为，电视新闻工作者既要深入生活，又要超越生活，平民化应该有这样的双重意义。只有如此，才能摄制出“个个眼中有，人人笔下无”的平常而又精深的电视新闻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