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气质对焦虑退缩行为的影响：社会适应的背景性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焦虑论文,气质论文,背景论文,作用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4
1 前言
社交退缩是指儿童在面对熟悉和/或陌生的同伴时，表现出的各种单独活动(Rubin,Coplan,& Bowker,2009)。社会适应指的是个体调整自己的机体与心理状态，达到社会所期望的发展目标的程度(Cavell,1990)。社会适应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包括同伴关系、社会能力、问题行为等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研究者对儿童的社交退缩进行的大量研究发现，社交退缩与儿童的社会适应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Asendorpf,1991; Chen,DeSouza,Chen,& Wang,2006; Coplan,Prakash,O'Neil,& Armer,2004; Rubin,Burgess,& Hastings,2002; Rubin et al.,2009)。
1.1 焦虑退缩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社交退缩包括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交往缺乏(Coplan,Rubin,Fox,Calkins,& Stewart,1994)，其中焦虑退缩受到了广泛关注。焦虑退缩行为指儿童在同伴交往的情境中，只旁观而不加入到同伴的游戏中去，或者在同伴周围走来走去，无所事事(Coplan et al.,1994)。焦虑退缩行为反映了儿童的社交焦虑和内在的动机冲突，即高趋近-高回避的冲突(害羞)(Coplan et al.,1994)。焦虑退缩儿童往往不被同伴喜欢，经常遭到同伴的拒绝和排斥(Coplan et al.,2004; Nelson,Rubin,& Fox,2005; Spangler & Gezelle,2009)，当他们意识到这些问题时，又会对自己的社交能力形成消极的自我概念，并表现出其他一些内隐行为问题如抑郁、孤独等(Coplan et al.,2004; Gazelle & Ladd,2003; Gazelle,Workman,& Allan,2010; Rubin,Chen,McDougall,Bowker,& McKinnon,1995)。研究发现，表现出较多焦虑退缩行为的儿童，他们患上各种焦虑症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普通儿童(Gazelle,2010)。
已有的研究结果绝大多数都是在西方国家中发现的，然而，在其他文化中进行的一些研究发现结果并不如此。跨文化的研究发现害羞、退缩对中国儿童和加拿大儿童的意义是不同的。在加拿大儿童中，害羞与同伴的消极反应和适应困难相关；而在中国儿童中，害羞的儿童容易被同伴接纳，教师对他们的社会能力的评价也较高(Chen,Chen,& Kaspar,2001; Chen,Rubin,& Sun,1992)。国内的研究发现，焦虑退缩的儿童在同伴接纳、朋友数量上与普通儿童并没有区别，而在亲密交流方面还要优于普通儿童(刘爱书，于增艳，杨飞龙，裴亮，2011)。
这些研究结果说明焦虑退缩行为并非一定会导致适应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中，焦虑退缩行为的适应结果可能是不同的。研究者认为，文化价值观导致了这种不同(Chen & French,2008)。独立、自主、自信在西方文化中受到推崇，焦虑退缩会被认为是不成熟和缺乏社交能力的表现(Rubin et al.,2009)。而作为东方文化代表的中国更加强调人际和谐，不太鼓励个体的自主和自我表达，沉默、内敛通常被认为是成熟的表现(Triandis,1995; Yang,1986)。这种观点上的差异导致中西方文化中人们对待沉默儿童的态度和反应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反过来又影响着沉默、害羞儿童的社会适应。
然而，即使在同一文化中，文化对儿童的影响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来说，其发展任务不一样，社会对其的要求和期望也不相同，焦虑退缩行为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在西方国家中进行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同伴对社交退缩行为的看法越来越消极(Younger,Schwartzman,& Ledingham,1985)。同时，由于社交退缩儿童缺乏与他人的交往，他们的社交技能也得不到恰当的锻炼，这种累积效应会使得社交退缩行为对社会适应的消极影响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加剧(Rubin,Burgess,& Coplan,2002)。从学前期到童年中后期，焦虑退缩与同伴排斥之间的关联越来越紧密(Ladd,2006)。
在中国进行的研究也初步发现了害羞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随年龄变化的趋势(Chen,Rubin,& Li,1995)，但尚缺乏持续的追踪研究。社交退缩行为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儿童而言是否都具有积极的适应意义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在童年早期和中期，成人主导着儿童的社交活动，深刻影响着儿童对特定行为的评价和反应，成人对害羞、退缩行为的肯定和鼓励可能会使害羞、退缩儿童适应良好，但到了童年后期，成人的评价标准对儿童的影响逐渐减弱(Chen et al.,1995)，儿童逐渐摆脱对成人的依赖，建立身份感，获得心理上的独立、自主，他们从同伴那里寻求支持(Brown,1990)。同时，在童年中后期，同伴交往情境对儿童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密切的交流与自我表露对同伴交往越来越重要(Rotenberg & Sliz,1988)。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有理由推测，在中国，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焦虑退缩行为的适应性意义会发生改变，这是本研究拟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在本研究中，我们预期，当儿童年幼时，焦虑退缩的儿童被同伴接纳，成人对他们的评价也相对积极，当儿童进入童年后期后，同伴对焦虑退缩儿童的接纳程度会降低，甚至会拒绝他们，成人对他们的评价也变得消极。
1.2 早期气质与焦虑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
如果焦虑退缩行为的适应性意义会随着年龄的发展而变化，那么焦虑退缩行为本身是否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焦虑退缩行为的起源及发展变化规律。许多研究发现，儿童的焦虑退缩行为与其早期的气质有关。例如，Rubin,Burgess和Hastings(2002)发现，儿童2岁时的行为抑制(behavioral inhibition)能够显著预测儿童4岁时在自由游戏中的焦虑退缩行为。行为抑制指儿童在面临新异环境或新异刺激时消极的情绪和行为反应(Kagan,Reznick,Clarke,Snidman,Garcia-Coll,1984)。Fox,Henderson,Rubin,Calkins和Schmidt(2001)认为行为抑制反映的是儿童对新异刺激的反应性，而焦虑退缩行为反映的是儿童对同伴的社交反应，Fox等人和Rubin等人使用焦虑退缩这一术语来描述儿童在社交情景中的行为抑制(Fox et al.,2001; Rubin,Burgess,& Hastings,2002)。
行为抑制和焦虑退缩之间的关联已经被许多研究证实(Asendorpf,1991; Fox et al.,2001)，而且，行为抑制和害羞也被认为是个体气质差异中最稳定的部分(Kagan,Reznick,Snidman,Gibbons,& Johnson,1988; Pfeifer,Goldsmith,Davidson,& Rickman,2002)。但另一方面，儿童气质中调节自身反应倾向的系统，即自我调节，会对自身的反应倾向进行修正(Rothbart & Derryberry,1981)。自我调节指的是儿童根据情景的要求，调整自身反应性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从而发起、抑制、维持、去除某种行为。在对焦虑退缩的调节中，注意调节尤为重要(Jones,Rothbart,& Posner,2003; Rothbart,Ellis,Rueda,& Posner,2003)。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在儿童的社会适应中，害羞与注意转移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只有当儿童的注意转移分数比较低时，害羞才能预测儿童的内隐情绪问题，而那些注意转移比较好的儿童，害羞并不能预测他们的内隐情绪问题(Eisenberg,Shepard,Fabes,Murphy,& Guthrie,1998)。在焦虑退缩行为的发展中，也存在不同气质特质之间的交互作用。
1.3 气质、焦虑退缩与社会适应：背景-发展性视角
焦虑退缩行为受到儿童自我调节能力的影响，但儿童对焦虑退缩行为的调节和修正可能受到社会情境的限制。背景-发展性视角(context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认为，文化价值观会赋予某种行为以特定含义，影响人们对这种行为的知觉、评价、反应，进而影响这种行为的发展(Chen,2012; Chen et al.,1998)。具体而言，社会交往情景会促使个体注意外界环境的要求，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来自他人的持续的反馈会使个体意识到社会的期望以及自己的行为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从而促使个体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而这种调整成功与否则与个体的社会认知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有关(Chen,2012)。根据这个理论，如果退缩行为符合社会交往的要求，那么个体就会得到积极的反馈，获得积极的社会适应结果，从而会觉得这种行为无需被修正，可继续保持下去；相反，如果退缩行为不符合社会交往的要求，那么个体就会得到消极的反馈，获得消极的社会适应结果，从而意识到这种行为需要改变，此时，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就会发挥作用，儿童会根据社交情景的要求抑制自己的退缩行为，主动地发起交往。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退缩行为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会发生变化，那么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会调节行为抑制性与焦虑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当沉默、害羞行为具有适应性意义时，儿童早期的行为抑制性能正向预测其后来的焦虑退缩行为；当焦虑退缩行为不具有适应性意义时，对于那些自我调节能力高的儿童来说，其早期的行为抑制性就不能预测其后来的焦虑退缩行为了。换句话说，自我调节能力高的儿童能够根据发展和环境的要求来调节其行为，而自我调节能力低的儿童则不能。
综上所述，以往的大多数研究分别考察了西方国家中焦虑退缩行为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早期气质对焦虑退缩行为的影响，而背景-发展性视角则认为，焦虑退缩行为的适应性意义是其发展的背景因素，会影响焦虑退缩行为的发展以及儿童早期气质与焦虑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背景-发展性视角为理论基础，探讨在中国文化中，焦虑退缩行为的适应性意义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发展而变化，如若变化，儿童是否能够相应的调整自己的焦虑退缩行为，儿童自身的哪些因素会影响其焦虑退缩行为。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是探讨在儿童7岁和11岁时，焦虑退缩行为与其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是否相同。我们假设，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焦虑退缩行为的适应性意义会降低。本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探讨从7岁到11岁，儿童的焦虑退缩行为的水平是否发生变化，儿童早期气质如何影响其焦虑退缩行为，这种影响在7岁和11岁是否相同。我们假设，从7岁到11岁，儿童的焦虑退缩行为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儿童早期对陌生情景的反应性水平是其焦虑退缩行为的稳定预测源，但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能够使儿童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己的焦虑退缩行为。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来自于一项大型追踪研究。本研究选择了那些同时参与三个追踪阶段的儿童作为被试，共132名儿童(54名男孩，78名女孩)参与了本次分析。这项研究始于1995年，当时被试年龄都在2岁左右(M＝24.08个月，SD＝2.12)，其中有10名儿童的延迟满足任务部分的数据因实验员操作失误、录像损坏等原因而缺失。在2000年，当这些儿童7岁时(M＝83.2个月，SD＝1.88)，他们再次参加了本研究，其中125名儿童的班主任对他们在学校的适应情况进行了评价。在2004年，当这些儿童11岁时(M＝129个月，SD＝6.5)，他们再次参加了本研究，其中99名儿童的班主任报告了他们在学校里面的适应情况。因此，在接下来的分析中，被试数目不一致。这些儿童主要来自北京市区的一般家庭，有36％的儿童的父母是工人，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64％的父母是教师、医生、会计、公务员，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流失掉的被试主要是因搬家、换电话等原因导致联系不上。
2.2 研究程序
本追踪研究共分为3个阶段，从2岁到11岁(如图1所示)，每个阶段的具体程序如下。
图1 研究流程图
第一阶段。研究者邀请儿童及其母亲在其2岁生日前后来到观察室进行观察。在母亲和儿童来到观察室后，由实验员1负责接待，实验员1给母亲介绍观察的大致过程以及注意事项，并和儿童短暂交流。当儿童及其母亲进入陌生的观察室以后，实验员1先让儿童自己玩耍10 min(自由游戏)，然后实验员1拿来一个储物筐，让儿童把玩具收拾到储物筐里，之后实验员1把储物筐拿走。接着，实验员2(儿童之前未见过)进到实验室，带着一辆玩具卡车和一些积木。她先安静地呆1 min，然后自己玩1 min积木，如果这时儿童还没有接近她，那么她就鼓励儿童和她一块儿玩。3 min后，实验员2离开，然后带回来一个玩具机器人。实验员2先沉默了30 s，然后邀请儿童玩机器人，时间持续1 min。在实验员2离开后，另外一个戴着老虎面具的实验员3(儿童之前未见过)走进了观察室，前30 s实验员3没有说话，随后开始邀请儿童去触摸老虎面具，1 min后实验员3摘下面具。在此之后，儿童还经历了其他一些情景，其中包括两个延迟满足任务。在第一个延迟满足情景中，实验员1进入观察室，把一些画笔和纸放在一个小桌子上，让儿童坐在桌子前面的一张小椅子上。实验员1告诉儿童，她要出去一会儿，等她回来儿童才可以画画。之后实验员1离开了观察室，60 s之后再回到观察室。在第二个延迟满足情景中，实验员1带着一些儿童喜欢吃的零食进入了观察室，告诉儿童她要出去一会儿，等她回来儿童才可以吃零食，然后实验员1走出观察室，60 s之后实验员1回来。在整个观察期间，母亲坐在观察室的一角，实验员告诉母亲不要主动去干预儿童的活动。整个观察期间进行录像，之后对录像进行编码。
第二、三阶段。实验员每次邀请4个同性别同年龄的儿童到实验室进行小组观察。实验室里放了大量适合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玩具，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还放着一些书籍、杂志。整个观察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包括两个自由游戏(各15 min)和其他一些活动。研究者对整个活动过程进行了录像，并对儿童在两个自由游戏阶段的游戏行为进行编码。观察和编码活动由受过培训的研究生进行。观察结束之后，研究者对儿童进行一对一的访谈。在观察结束之后的一个月之内，研究者去儿童所在学校邀请其班主任对儿童的学校适应情况进行评价。
2.3 研究工具
2.3.1 焦虑退缩行为 参照其他研究者(Fox et al.,2001)的方案，运用游戏观察量表(Play Observation Scale; Rubin,1989)对儿童在两个自由游戏中的行为进行编码，并选取其中的旁观行为和无所事事行为作为焦虑退缩行为的指标。本编码方案采取时间取样编码方式，每10 s编码一次，记录儿童在10 s里的主要行为。最后，计算旁观行为和无所事事行为的频次并除以总的编码次数，得到焦虑退缩行为的指标。7岁时焦虑退缩行为的取值范围在0～0.65间，11岁时焦虑退缩行为的取值范围在0～0.35间。每个年龄段的编码都由两名受过训练的心理学系研究生进行，第二阶段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信度kappa系数为0.85，第三阶段编码者信度kappa系数为0.84。
2.3.2 行为接近－抑制 参考孙铃(孙铃，2006)的编码方案，研究者对儿童在大卡车、机器人和老虎面具这三个新异情景中的行为和情绪进行编码。研究者采取时间取样，对儿童每5 s的行为和情绪各编码一次。研究者把儿童在这三个情景中的行为分为接近/触摸、注视、回避、接近/回避以及其他，在5 s的时间段里，只对其主要行为编码一次。儿童的情绪被分为积极、中性和消极几种类型，对其在5 s中的主要情绪进行编码。最后计算各种行为和情绪的相对频率。此外，研究者记录了儿童在三个新异情景中接近陌生人的潜伏期和接触玩具的潜伏期。研究者将三个情景中的行为和情绪进行合并，得到每种行为和情绪的分数。编码任务由受过培训的研究生进行，行为编码的编码者信度(kappa系数)为0.89，情绪编码的编码者信度(kappa系数)为0.80，潜伏期编码的编码者信度(编码一致的百分比)为0.95。
在Kagan等人(1984)的研究中把行为抑制作为一个维度，但Putnam和Stifter(2005)以及Gray(1987)认为行为接近和行为抑制应该是两个单独的维度。本研究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来检验行为接近-抑制的维度。研究者检验了两个竞争模型，在第一个模型中，通过编码得到的六种行为和情绪变量(包括接近/触摸、回避、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接近的潜伏期、接触的潜伏期)负载在一个潜变量上，在第二个模型中，接近/接触、积极情绪、接近的潜伏期、接触的潜伏期负载在一个潜变量上，回避和消极情绪负载在另一个潜变量上，且这两个潜变量之间允许相关。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二维度模型的拟和指数，
＝22.64，df＝8，/df＝2.83，GFI＝0.96，CFI＝0.93，IFI＝0.98，RMSEA＝0.096，要好于单维度模型的拟和指数，＝55.00，df＝9，/df＝6.11，GFI＝0.91，CFI＝0.93，IFI＝0.93，RMSEA＝0.160。根据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将六种行为和情绪变量分别标准化之后，用接近/接触与积极情绪的标准分之和减去接近的潜伏期与接触的潜伏期的标准分之和，得到行为接近的分数，将回避和消极情绪的标准分之和相加得到行为抑制的分数。在本研究中，行为接近的取值范围在－5.18～7.50，行为抑制的取值范围在－2.14～7.14。
2.3.3 自我调节 延迟时间是儿童自我调节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此外，儿童的注意分配对其延迟时间也很重要。研究者区分了两种注意策略，一种是儿童注意诱惑物，另一种是儿童注意分心物。第一种策略指的是儿童指向诱惑物的行为，包括儿童看着诱惑物，与妈妈谈论诱惑物，触摸诱惑物，后一种策略包括环视房间，绞衣服，与妈妈谈论其他事情，唱歌等。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采取时间取样的编码方式，每5 s编码一次，对儿童在这5 s里的主要注意策略进行编码。
将儿童在两个延迟任务中的延迟时间和注意分心物的频率分别标准化之后相加。儿童的延迟时间和注意分心物两个指标间的相关系数为0.53，这表明儿童对分心物的注意是一种很有效的自我调节策略。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儿童的延迟时间和注意分心物的频率标准化后相加再除以二作为儿童自我调节的指标，自我调节的取值范围在－1.20～1.89。本编码由两名心理系本科生完成，延迟时间的编码者信度(编码一致的百分比)为0.88，注意分配的编码者信度(kappa系数)为0.96。
2.3.4 同伴喜爱 在7岁和11岁实验室观察结束之后，对儿童逐个进行访谈，询问每个儿童两个问题。首先，让儿童评价愿意与另外三个孩子一起玩耍的程度，从“很愿意”到“很不愿意”分别记5分、4分、3分、2分、1分，计算每个儿童所得的分数。接着，让每个儿童依次报告最喜欢跟谁玩，其次愿意跟谁玩，再次愿意跟谁玩，被同伴提名者分别计为3分、2分、1分，计算每个儿童所得的分数。分别把每个儿童所得的两个得分标准化，然后相加，作为这个儿童在这个小组中的同伴喜爱分数。7岁时同伴喜爱的得分范围在－5.83～2.73，11岁时得分范围在－4.89～3.31。
2.3.5 教师评价的社会适应 7岁和11岁时，班主任填写《老师－儿童评价量表》(Teacher-Child Rating Scale,T-CRS,Hightower,1986)，对儿童在学校的社会适应情况进行了评价。原量表共有43题，本研究增加了一些题目，7岁时有47个题目，11岁时共有54题。该问卷为5点量表，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学校适应问题和学校适应能力。学校适应问题包括学习问题、外显问题、内隐问题三个维度，其中11岁时的问卷增加了被斥被欺这一维度。学校适应能力包括耐挫能力、任务定向能力、同伴社交技能、果断性-社交能力四个维度。把每个维度下的题目相加然后求平均分。该问卷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均表现出较好的信度和效度(Chen et al.,1992)。在本研究中，由于学校适应能力的四个维度之间相关较高(7岁r＝0.40～0.70，11岁r＝0.64～0.79)，因此只用学校适应能力这一大维度，把这个大维度下的所有题目得分加起来求平均分。7岁时，学校适应能力、学习问题、外显问题、内隐问题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2，0.83，0.64，0.79，11岁时学校适应能力、学习问题、外显问题、内隐问题和被斥被欺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95，0.87，0.82，0.80，0.79。
3 结果
3.1 基本分析
为了检验被试的流失是否会影响本研究的结果，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的t检验。比较了那些未流失的被试与流失的被试在2岁时的行为接近、行为抑制和自我调节是否存在差异，t检验的结果都不显著，表明流失的被试与未流失的被试相比，不存在系统性的差异。
儿童的气质、焦虑退缩和7岁及11岁学校适应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为了考察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分别对儿童2岁气质(自我调节、行为接近、行为抑制)和教师报告的社会适应(学校适应能力、学习问题、外显问题、内隐问题、被欺负)进行多元方差分析。7岁(Wilks＝0.88，F(4，120)＝4.23，p＜0.01，
＝0.12)和11岁(Wilks＝0.80，F(5，92)＝4.52，p＜0.01，＝0.20)时教师报告的学校适应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进一步的一元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总体而言，女孩在7岁和11岁时的学校适应能力要优于男孩，学校适应问题则少于男孩。女孩2岁时的自我调节分数也要明显优于男孩。在焦虑退缩行为上，7岁时性别差异不显著，11岁时男孩的焦虑退缩行为要明显多于女孩。
为了考察年龄发展趋势，分别对焦虑退缩行为和社会适应的各个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在焦虑退缩行为(F(1，130)＝0.02，p＞0.05)和学校适应能力(F(1，97)＝2.60，p＞0.05)上不存在年龄差异，在学习问题(F(1，97)＝10.83，p＜0.001)、外显问题(F(1，97)＝15.00，p＜0.001)和内隐问题(F(1，97)＝4.41，p＜0.05)上存在年龄差异，儿童11岁时的学习问题、外显问题和内隐问题要显著的少于7岁时。
3.2 焦虑退缩行为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
儿童7岁和11岁时焦虑退缩行为与同伴喜爱及教师报告的社会适应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2。由表2可知，焦虑退缩行为与儿童的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年龄差异。7岁时，焦虑退缩行为与大部分社会适应变量之间的相关不显著，只与内隐行为问题呈正相关。但是到了11岁时，焦虑退缩行为与同伴喜爱和教师报告的适应能力之间呈负相关，与内隐行为问题和被斥被欺呈正相关。
3.3 早期气质对焦虑退缩行为的影响：气质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差异
由3.2部分可知，从7岁到11岁，焦虑退缩行为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焦虑退缩行为对社会适应的消极影响显现。按照理论假设，则11岁时焦虑退缩行为的整体水平应该下降，且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调节行为接近-抑制与焦虑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自我调节能力高的儿童表现出较少的焦虑退缩行为。但由3.1部分可知，从7岁到11岁，焦虑退缩行为的整体水平未下降，此结果未支持研究假设。为了考察不同气质特点的儿童的焦虑退缩行为的发展变化，分别计算儿童2岁时的气质与7岁和11岁时的焦虑退缩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3。儿童2岁时的行为接近与7岁和11岁时的焦虑退缩行为呈负相关，2岁时的自我调节能力与其后来的焦虑退缩行为相关不显著。
为了分析自我调节与行为接近-抑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焦虑退缩行为的影响，分别以7岁和11岁时儿童的退缩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在分层回归分析的第一层以“enter”方式进入控制变量性别，在计算11岁时焦虑退缩行为时另行控制7岁时的焦虑退缩行为，在第二层以“enter”方式进入三个气质变量，在第三层以“stepwise”方式进入“自我调节×行为接近”“自我调节×行为抑制”两个交互作用项，逐个检验儿童早期的行为接近－抑制、自我调节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7岁、11岁时的退缩行为的预测。
结果发现，“自我调节×行为接近”“自我调节×行为抑制”两个交互作用项对7岁时退缩行为的预测作用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而“自我调节×行为接近”对11岁时焦虑退缩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在控制了性别和7岁的退缩行为后，2岁时的行为接近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11岁的退缩行为，且2岁时的行为接近和自我调节在预测11岁时的退缩行为时交互作用显著(见表4)。由此可知，在7岁时，儿童的焦虑退缩行为主要受气质中的行为接近成分的影响，而在11岁时，除了行为接近成分的影响外，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开始发挥作用，能够调整、修正焦虑退缩行为。
为进一步了解不同气质特质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焦虑退缩行为，按照Frazier,Tix和Barron(2004)提出的分析程序对显著的交互项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将自我调节和行为接近的两个特殊值都设定为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值(分别代表高自我调节和高行为接近)和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值(分别代表低自我调节和低行为接近)，分别计算高自我调节和低自我调节时行为接近的简单斜率。由图2可知，当儿童2岁时的自我调节能力低的时候，其行为接近会负向预测11岁时的退缩行为(simple slope＝－0.0088，t＝－3.16，df＝113，p＜0.001)；当儿童2岁时的自我调节能力高的时候，其行为接近不能预测11岁时的退缩行为(simple slope＝－0.0008，t＝0.345，df＝113，p＞0.10)。由此可知，在儿童11岁时，那些自我调节能力高的儿童，能够表现出较少的焦虑退缩行为，而那些自我调节能力低且行为接近水平低的儿童，表现出较多的焦虑退缩行为，此结果与假设一致。
图2 儿童2岁时的自我调节在行为接近预测11岁退缩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焦虑退缩行为与社会适应的关系
以往在西方国家中进行的研究发现，焦虑退缩对儿童的社会适应具有长期的消极影响(Gazelle & Ladd,2003; Hart et al.,2000; Ladd,2006; Oh,Rubin,Bowker,Booth-LaForce,Rose-Krasnor,& Laursen,2008)。但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进行的研究发现，害羞、抑制并不会必然导致适应障碍(Chen et al.,1992; Chen et al.,1995)。这种差别可能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但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文化并不是以静止的方式来影响儿童的发展的。本研究发现，儿童7岁时，焦虑退缩行为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关联不显著，然而当儿童到了11岁时，焦虑退缩行为与同伴喜爱和教师报告的学校适应能力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内隐问题和被斥被欺呈正相关。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在中国，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焦虑退缩行为的适应意义降低，对儿童的消极影响开始显现，这与本研究的预期基本一致。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同一文化内部，焦虑退缩行为的适应性意义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改变，需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儿童的害羞、退缩行为。焦虑退缩行为的适应性价值的改变可能与同伴交往的发展变化有关。当儿童年幼时，儿童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与成人交往，此时，同伴交往只占儿童交往的较小的一部分，且同伴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成人评价标准的影响(Chen et al.,1995)，儿童的害羞、退缩行为可能被成人看成是懂事的表现。当儿童长大后，尤其到了童年中晚期，同伴交往的时间迅速增加，儿童与父母及其他成人的交往减少，成人对同伴交往的监控也大大减少(Rubin,Bukowski,& Parker,1998)。同时，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成人的评价标准对儿童的影响逐渐减弱，儿童在进行社交判断和评价的过程中越来越突出自己的意志(Chen et al.,1995)。另一方面，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亲密的交流和自我表露对同伴交往的重要性也在增加(Chen et al.,1995; Rotenberg & Sliz,1988)。这时害羞、退缩行为在同伴眼里也许就不那么积极了，它对良好的同伴关系的建立就有些不利了。在本研究中，7岁时，儿童在自由游戏中的焦虑退缩行为与其在观察结束之后获得的同伴喜爱得分之间无显著相关，而在11岁时，在自由游戏阶段表现出的焦虑退缩行为越多，儿童被同组的其他儿童喜欢的程度就越低，在学校中被同伴欺负、排斥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结果充分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焦虑退缩行为对同伴交往的影响变得消极。
本研究的结果与杨丽霞(2008)和孙晓军(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的，他们对小学高年级儿童的研究发现，焦虑退缩与被欺负及被拒绝呈正相关，与友谊质量呈负相关。而刘爱书等人(2011)对3至5年级儿童进行的研究却发现，焦虑退缩儿童的同伴接纳程度、朋友数量与普通儿童并无差别。这些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由被试年龄的不同造成的，杨丽霞和孙晓军研究中的被试平均年龄要大于刘爱书等人研究中的被试平均年龄。Chen等人(1995)的研究发现10岁至12岁期间害羞的适应意义发生了变化。在另一个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古巴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儿童4年级时，社交退缩与同伴接纳之间无显著相关，但到了儿童6年级时，社交退缩与同伴拒绝呈正相关(Valdivia,Schneider,Chavez,& Chen,2005)。这些结果可能表明，小学期间尤其是小学高年级期间是焦虑退缩行为的适应性价值发生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
在本研究中，7岁和11岁时焦虑退缩行为与内隐问题都呈显著正相关，这与之前在西方国家(Biederman et al.,2001)以及我国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陈会昌，孙铃，张云运，陈欣银，2005)。焦虑退缩行为与内隐问题之间的稳定的相关，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焦虑退缩与内隐问题行为在测量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退缩、抑制的儿童对外界刺激的反应阈限比较低、生理唤醒强，对消极情绪的易感性较强。Gazelle和Ladd(2003)提出了素质-压力模型来解释焦虑退缩行为与内隐问题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焦虑退缩对内隐问题来说是一种来自于个体的脆弱性因素，或者称之为素质，而同伴排斥是来自于人际间的压力。当同伴排斥伴随焦虑退缩行为出现时，个体的社交恐惧会被强化，即当素质(焦虑退缩)和压力(同伴排斥)同时存在时，个体将表现出最多的内隐问题。在本研究中，7岁时，焦虑退缩行为并未伴随同伴排斥，而到了11岁时，焦虑退缩行为伴随着同伴的不喜欢和排斥，根据素质-压力模型，11岁时焦虑退缩行为与内隐行为问题之间的关联应该要强于7岁时，但本研究的结果未支持这一模型。
在本研究中，儿童7岁和11岁时的焦虑退缩行为与外显问题之间相关不显著，这与之前的研究是一致的。以往的许多研究都报告抑制、退缩行为与内隐问题之间的关系，却鲜有研究报告抑制、退缩行为与外显问题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焦虑退缩主要是由于个体内心的焦虑导致的，而外显问题主要是由个体的控制不足造成的。本研究中7岁和11岁时焦虑退缩与学习问题的相关都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焦虑退缩主要对儿童的社会交往有影响，与学习关系不大。
4.2 气质与焦虑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第二个发现是儿童的焦虑退缩行为受到其早期气质中的行为接近-抑制成分的直接影响，但儿童早期气质中的另一个成分——自我调节使儿童有一种根据环境的要求来调节自身行为的能力，即在焦虑退缩行为的发展中，存在气质特质与气质特质的交互作用，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是一致的。在儿童7岁时，焦虑退缩行为与儿童的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不显著，未对儿童的社会适应造成消极影响，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发挥作用。然而，当儿童11岁时，害羞、退缩行为对其社会适应具有消极影响时，儿童开始发挥自我调节功能使其退缩行为减少。在本研究中，尽管从7岁到11岁，儿童在自由游戏阶段总的焦虑退缩行为并未明显减少，但是那些具有较高自我调节能力的儿童的确相应地减少了自身的退缩行为，而那些自我调节能力较低的儿童则不能减少退缩行为以适应外界的要求。从本研究可以看出，外界要求的改变是儿童行为变化的外因，儿童自身的调节能力是这种变化的内因(Degnan & Fox,2007)，外界的要求发挥着社会调节的作用，儿童自身积极参与此过程，发挥着自我调节的作用(Chen,2012)。另一结果也能间接说明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对焦虑退缩行为的影响，在儿童7岁时，焦虑退缩行为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到了11岁时，女孩的焦虑退缩行为明显少于男孩，结合女孩的自我调节能力明显优于男孩这一结果来看，男孩和女孩在焦虑退缩行为上的差异可能正是因为女孩具有较高的自我调节能力，能够更好的根据环境的要求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而男孩的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不能有效地根据环境的要求来相应的减少焦虑退缩行为。
4.3 不足和展望
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需要加以考虑。首先，我们在推论焦虑退缩的心理意义发生变化是由于发展性因素导致时要格外谨慎，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可能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另一个潜在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自主、竞争对一个人的成功也越来越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价值体系中对害羞、退缩行为的肯定意义，使得害羞儿童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这种社会变迁可能导致害羞儿童的适应情况发生改变(Chen,Cen,Li,& He,2005)。在本研究中，在儿童年龄增长的同时，社会价值观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发展性变化带来的焦虑退缩行为适应性意义的改变与社会变迁对其的影响交织在一起。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区分这两种效应。其次，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7岁儿童和11岁儿童的退缩行为与其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未考虑学龄前儿童，也未考察儿童进入青春期之后的焦虑退缩及其社会适应情况，这就使得我们不能够完整地描绘出个体从学前期一直到青春期的退缩行为与其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的发展趋势，未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年龄段。再次，在本研究中，7岁时的实验室观察是让四个彼此陌生的同伴进行小组活动，11岁时的观察是由两对彼此陌生的朋友组成的。同伴的熟悉程度不同可能会对儿童的退缩行为造成影响，11岁时朋友的在场可能会降低儿童的焦虑程度，从而减少儿童的退缩行为。因此，儿童11岁时的焦虑退缩行为可能被低估了。尽管存在着以上这些不足，但是本研究还是为在中国文化中研究儿童的退缩行为提供了一些启示。未来的研究需要采取序列研究设计来进一步地区分时代效应和发展效应对儿童退缩行为的影响。
5 结论
(1)儿童的焦虑退缩行为与其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发展而变化，在儿童7岁时，焦虑退缩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不大，当儿童11岁时，焦虑退缩对儿童的社会适应具有消极影响。(2)儿童早期的气质对其后来的焦虑退缩行为有预测作用，儿童2岁时的行为接近能够预测其7岁和11岁时的焦虑退缩行为，同时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能够调节行为接近与其焦虑退缩行为之间的关系，那些高自我调节能力的儿童能够根据发展的要求减少自己的焦虑退缩行为。
收稿日期：201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