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界对俄国国内战争与武装干涉问题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史学界论文,述评论文,战争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史学界对共产主义制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他们抱着种种偏见对俄国革命的前因后果问题，做了大量文章。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俄国问题持的偏见有所淡化，研究方法及视角有所变化。对很多问题的阐述更为具体和全面，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正确估计西方史学界这方面的得失，把握其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西方苏联学的认识，对我国学术界不无借鉴意义。
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不仅注意研究俄国三次革命问题，而且对维护十月革命问题更为关注。俄国国内战争和红军建设、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战胜国内外敌人原因等问题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热点。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学者竟相推出他们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作一评述。
国内战争与红军建设问题
西方学者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和红军建设过程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英国史学家埃·伍德《俄国革命》（伦敦1979年）一书指出，“布尔什维克提出全体人民维护革命的概念模糊不清”。美国史学家姆·别尔德热承认有可能将旧军队改造成革命力量（参阅《苏共历史问题》1979年第9期）。 尽管有些学者承认资产阶级军队已四分五裂，但仍断定工人不是能够保证革命胜利的“军事力量”。
一些保守的西方史家歪曲苏维埃国家“仇视一切现存制度”（参阅《军事干涉的限度》伦敦1979年）。这种解释派生出“革命输出”的说法，如英国史学家德·埃里松《苏联统帅部》（伦敦1962年）一书认为，红军作为“革命的剑与盾”的政治军队，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军队似乎是向其他国家“革命输出”的工具。
当代西方史学家否认红军的阶级性质，如德·丹恩《士兵和社会变化：关于史学和军事社会学的比较研究》（贝克斯菲尔德（加利福尼亚州）1975年）等著作怀疑加入红军的志愿原则，并认为吸收沙皇的军官出于无奈。他们断言，新军队志愿原则只能导致建立无政府和无组织的力量。
前苏联学者夫·普·维尔霍斯《十月革命中的红色赤卫队》（莫斯科1976）、斯·阿·费久金《十月革命和知识分子》（莫斯科1968）等著作，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形成的复杂过程，明确指出红军的阶级性质，认为党吸收旧的军事专家加入红军是正确的，这些人对工农军队的建设有贡献，强调了红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己的工具，是战胜国内外敌人的根本保证。
德·麦克（列宁和俄国革命。（伦敦1970年）、勃·德热拉维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沙俄对外政策》（伦敦1974年）等书，尽管承认军事委员制度的有效性，但作了很大保留。在承认军事委员会在红军中的实际作用的同时，力图说明军事委员的高度战斗力是因为受到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严密监督。埃·卡尔《1917—1923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伦敦1968年）一书将红军的国际主义活动视为布尔什维克“民族主义”政策的例证，带有某种“大俄罗斯主义”的色调。
一些当代西方史学家对红军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的作用，认识上有一定变化。如《斯大林主义的社会前奏》（伦敦1974年）一书认为，“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常是国内战争时期唯一起作用的群众性组织”。关于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原因，有两种主要观点，勒·考昌《俄国现代化建设》（伦敦1962年）和伊·兰泽《危机中的探索》（剑桥1969年）认为武装干涉是因为俄国局势混乱，协约国帮助俄国人民恢复秩序，这种观点拥护者甚少；另一种认为俄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被解释为上层军事政变）是国内战争主要原因的观点倒是经久不衰。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在西方再版8 次的勒·科钦《当代俄国的建立》（伦敦1970年），该书强调布尔什维克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建立和国内战争的爆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还有人认为，苏维埃政权和雅各宾政权相似，都是少数人专政，这就使政治冲突升级为公开的内战（参阅《苏联研究》1968年第20卷第1期）。 阿·林捷曼《俄国革命》（伦敦1968年）一书则提出布尔什维克是势力不大的党派，同强大的对手做对，不可避免地引起国内战争。
西方史学家极力从法律上为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的对手开脱，认为这些人是俄罗斯“王朝正统主义”的忠诚拥护者，“王朝正统主义”是指革命前俄国国家法律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整个体系。常常将反革命活动作为民主捍卫者和“自由主义斗士”反对布尔什维克篡权者的正义举动。阿·简克《在独立道路上的顿河哥萨克。（载。斯拉夫研究》加拿大1970年第12卷第3期）一文中， 将国内战争解释为俄国政治舞台上“离心”力量和“向心”力量的角逐，国家各地区分立主义情绪与奉行“建立统一强国”原则的民族主义的冲突。强调民族主义是苏维埃俄国内战的首要原因。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力图将俄国不同民族和部族争取“脱离中央政权”的怀抱视为国内战争的基本原因，特别强调乌克兰民族主义是国内战争的主要原因，将民族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克星，力图使人们相信，乌克兰国家独立理想一直在强化。在西方学者笔下，阿列克谢耶夫、邓尼金、弗兰格尔将军，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卡列金、克拉斯诺夫是国内战争中重点描写的人物，尤其是对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感兴趣，赞美此人承担起组织协调和招募军官的主要任务，并同米留科夫和反革命政党与组织的其他要人建立起联系。有时也称道弗兰格尔“考虑政治周全”，而对白军一般参加者一笔带过。
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国内战争初期严重缺乏白军官兵，如普·克涅兹《1918年俄国内战》（洛杉矶1977年）一书认为，俄国多数军官因饱爱与同盟国连年战争之苦，不愿参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内战，不赞成白军上层必须继续同德国作战的主张。德·福特缅《俄国内战》（伦敦1967年）一书，将卡列金的失败视为两代哥萨克冲突的结果，老哥萨克拥戴卡列金反布尔什维克的计划，而年轻哥萨克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意味着和平并可以返回家园。作者承认“当1917年12月10日顿河罗斯托夫发生苏维埃政权领导的城市起义时，卡列金的哥萨克下属竟拒绝参加镇压。
西方学者通常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尤其强调农民的不满，强调哥萨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认为首先应在农民消极反抗中来寻找国内战争的社会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从70年代中期起，一些治学严谨的西方史学家，力图摒弃过去的偏见，对反革命社会力量的表述与过去提法有所不同。如原联邦德国史学家勒·洛林茨认为，资产阶级政党、旧官吏、沙皇军队和资产阶级上层领导了反革命运动。
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正视上结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当代西方历史编纂学中主导倾向仍然是掩盖国内战争的阶级实质，以及战争起源的历史真相。
外国武装干涉问题
由于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对年轻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使得俄国革命和反革命力量斗争采取了内战形式。武装干涉导致革命力量和被推翻反动势力斗争尖锐化。
西方史学界对武装干涉问题异常敏感，一些学者将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作为“冷战”开端，将“东西方”冲突追溯二战前，力图证明社会内部冲突，导致了对外政策的对立。
西方史学家将外国武装干涉问题同帝国主义列强对年轻苏维埃国家诞生的反应联系在一起，华盛顿大学教授格·季涅尔斯塔因《反共产主义的干涉》（巴尔的摩1967年）一书认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武装干涉是美国政策对共产主义产生的反应。西方史学家力图以革命武装干涉寻找借口和开脱罪责，这个问题在美国史学家勒·戈德赫斯特《北方战争——美国对俄国武装干涉》（纽约1972年）一书中变得更加耸人听闻，作者将武装干涉问题的解释同美国盟主的意向联系起来，认为武装干涉是保住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威尔逊第一个清醒认识到美国应当成为世界强国，应当承担相应义务，他派兵去俄国的目的是帮助俄国人民建立自我管理的“秩序”。
英美学者力图强调军事干涉的反德动机，即存在德国战俘的军事威胁。一再指出协约国的军队对俄国的进攻是防止德国入侵高加索和突袭西伯利亚的应急措施。如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德·莱特利《俄国内战》（伦敦1975年）一书断言，只有极少数协约国头面人物想用直接的武装干涉来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而其同行德·斯泰西《从克里米亚到二战的英国与俄国》（伦敦1969年）一书坚信，对协约国来说，武装干涉军事动机显然超出对新制度的仇恨。姆·凯特《协约国与俄国的崩溃》（伦敦1981年）、勒·罗谢尔《苏联对外政策指南》（纽约1969年）这两部著作认为，战争是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基本原因，1918年3 月德军对西线的进攻是协约国对俄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诱因，英法从此时起希冀任何一种形式的武装干涉，只是为缓解德国对西线的压力。芝加哥大学史学家德·伍德沃尔德《一战期间英日对俄国的干涉》（载《现代史杂志》1976年第46卷第4期）一文认为，英国怂恿日本人参预武装干涉， 借助日本人组织新的东方战线，建立巩固的反德政府。美国政治家勒·利特尔《外国干涉势力卷入内战》（渥太华1975年）一书认为，协约国力图阻止德国在南俄扶植新德政府是武装干涉的主要原因。很多法国史学家持这种观点，强调此举是协约国履行对俄国的义务和保护东方战线。
前苏联学者认为，西方学者强调军事干涉的反德动机，掩饰武装干涉反布尔什维克的性质和为其开脱罪责。西方学者还拒不承认外国武装干涉是对苏维埃国家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
一些西方学者怀疑协约国武装干涉变成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干涉。如美国史学家德·特莱斯克《没有和平的胜利——20世纪美国对外关系》（纽约1974年）一书认为，除期望恢复东方战线外，武装干涉也反映出对列宁及其战友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恐惧和仇恨。美国俄国通勒·菲舍尔《俄国从和平走向战争的历程》（纽约1964年）上书认为，如果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只是为了恢复东方战线那么干涉应在1918年11月结束，当时德国已经投降，作者承认康边停战协定签署后协约国加强了干涉行动。
多数西方学者否认国际资本对捷克兵团叛乱的组织作用，坚持认为捷克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并非“出自本意”，强调叛乱与协约国上层人物无关， 强调这事件的偶然性。 美国史学家乌·维利亚姆斯《1781 —1947年美苏关系》（纽约1951年）一书认为，捷克兵团叛乱为外国武装干涉提供了契机。
前苏联学者认为，捷克兵团叛乱与国内反革命力量纠合在一起，严重威胁到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捷克兵团叛乱不是国内战争的开始，而是加剧了它，早在1918年5月以前， 国内已发生苏维埃政权拥护者和反对者的流血冲突。
当代西方史学界注意到协约国在阿尔罕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的干涉行动，认为武装干涉者在这一地区行动“出师有名”，理由有三，占领苏联北部军事上的必要性；军队登陆受到摩尔曼斯克苏维埃代表的邀请；协约国在苏联北部进行军事行动范围不大（参阅夫·姆·叶多申《对奥涅湖的进攻》阿尔罕格尔斯克1972年）。
美国武装干涉西伯利亚和远东原因，美国在武装干涉中的“特殊作用”，以及美国参加干预的程度是美国外交史学家和军事史学家的研究热点。美国史学家将武装干涉原因为：反对布尔什维克和“期望推翻列宁制度”；美国极力挽救立有战功的被德国俘虏的5 万捷克人力图将威尔逊政策作为防止日本向东西伯利亚和北满渗透、维护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来解释。美国女学者勃·安捷别尔格尔教授综合上述观点，断言，美国武装干涉最初不是针对布尔什维克，只是期待俄国恢复对德国的威摄力量，威尔逊同意协约国武装干涉西伯利亚，以便保证协约国对这一计划的实施。作者还认为，美国和德国言和后未召回其军队是担心日本在西伯利亚取得行动上的自由（参阅《美国对俄国内战的干涉》列克星敦1969年），持这种观点的作者不在少数。
格·列文等人持另外一种观点，列文的观点综合了有关美国参加武装干涉各种动机提法，认为“威尔逊总统1918年夏作出干涉西伯利亚的决定，即基于希望美国影响支持自由民族主义者，反对德国威胁，也基于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威胁，作者试图通过多种动机结论冲淡美国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实质（参阅《美国对俄国内战的干涉》）。
前苏联学者认为，美国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目的在于恢复东方战线的提法，歪曲了历史实际，纯属主观臆测。甚至美国政府文件都未武装干涉的反德动机。
有关美国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反日动机的观点很有市场（参阅勒·哈特《美国在远东的外资策略史》纽约1976）。美国俄国通否认武装干涉的反苏性质，认为反苏动机取决于反日动机。
前苏联史学家认为，美国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基本动机是极力窒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参阅：阿·特·亚季莫夫《1920—1922年与武装干涉者和白军浴血奋战中的远东》莫斯科1972），所有其它原因都取决于这一主要目的。应当强调的是，当代西方史学界尽管对一些具体问题看法不同，但其主要目的是力图为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开脱罪责，极力掩盖武装干涉的反苏性质。
苏维埃政权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原因
协约国直接出钱出枪，扶持白军，就连一些西方学者也承认国外对白军军事技术援助的作用，白军能坚持3年，全赖国外援助。
但是，很多西方学者力图降低外国武装干涉、协约国对国内外反革命力量援助的作用。罗津别尔格认为协约国未给白军以大量的援助，协约国武装干涉的作用微不足道，在任何地方都未与红军发生严重冲突。一些西方史学家不但否认外国援助和武装干涉对俄国国内反革命力量的团结有促进作用，而且宣称带来了消极因素。如勒·里斯顿《美国和苏联》（纽约1973年）一书认为武装干涉对布尔什维克有利，而不利于其政治对手。普·布勒《美国的世界政策》（纽约1974年）一书声称，外国干涉显然帮助布尔什维克巩固了政权。还有人认为，武装干涉者败坏了“白军在广大民众中的威望”。上述作者都认为协约国政府政治上失算的结果使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中获胜。
多数西方学者强调反革命力量弱小，第一，反革命力量的纲领有缺陷；第二，它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孤立；第三，白军虽人数众多，但立场不坚定；第四，白军对俄国未来命运的分歧也是一大弱点。他们还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对手只是无条件地否认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但它们之间互不统属，政治、社会和民族矛盾使它们不堪一击，因此，没有协约国武装干涉白军不可能长期坚持。
西方学者解释十月革命拥护者胜利原因时，力图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个胜利不是规律使然，而是一些偶然事件巧合带来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远非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承认布尔什维克的客观优势，而是其对手软弱的结果。总之，把白军失算和错误作为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原因。很少注意到白军力量分散、战斗力不强、军纪不严等问题。
前苏联学者认为，西方力图通过夸大反革命力量的弱小来贬低红军胜利的意义。尽管反革命社会力量的多样性构成其政治上的隔绝性，尽管他们缺乏稳固的社会基础，白军对苏维埃政权还是构成了极大威胁。
一些西方学者将“群众的消极性”视为十月革命保卫者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试图回答为何布尔什维克能掌握群众，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善于利用其领导的合理化主张和群众杂乱无章的潜意识。另一些西方从白军上层军事和政治错误角度来解释国内战争的结局。如阿·比宁森在《俄国和欧洲》论文集（纽约1974年）一文中，严厉批评白军头面人物在民族问题上的偏颇。而实际上大国沙文主义是整个白军运动的特征。布莱特利等人运用地缘政治概念来解释在国内战争中苏维埃政权胜利的原因，这个胜利既不取决于意识形态，也不取决于社会进程，只取决于偶然因素。还有一些西方史学家将“红色恐怖”列为苏维埃政权胜利的原因。
西方史学家中对白军持批评态度的人屈指可数。科钦这样描写邓尼金建立的制度，“象其它白军一样，邓尼金的统治以贪污、掠夺、政治反动为标志。”德·西尔维拉伊特《胜者的决择》（伦敦1970年）一书称高尔察克是俄国居民最仇恨的政治家。布莱特利较详细描绘了高尔察克占领区政治生活，强调其内部不稳，政治不清明，白军分子只精于内讧。德·凯南《列宁、斯大林影响下的俄国同西方》（纽约1964年）一书认为，到高尔察克崩溃前，西伯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异常强大。
当代西方学者承认苏维埃政权胜利和其对手失败的社会阶级原因的很少，他们只是在反革命力量内部，在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针中寻找其失败原因。如埃·凯洛尔《苏维埃共产主义和西方评价（1917—1920年）》（伦敦1965年）一书认为，反革命力量无法取得农民信任是失败原因。德·季普《俄国革命：对于动员群众的研究》（伦敦1975年）一书认为，土地改革是苏维埃政权同反革命抗衡的法宝，对很多农民来说，白军到来意味着旧制度的复辟。科钦认为，白军恢复旧制度是布尔什维克胜利的主要原因。奥·莱特基认为，白军失败原因是其明目张胆地恢复地主土地所有制，由此农民疏远了他们，作者还认为，白军复活，“民族主义”也是重大失误（参阅《斯拉夫评论》1979年第38卷第2 期）。还有人认为，红军胜利有协约国援助不够和政策摇摆的原因，但农民立场决定全局，白军未能吸引住他们。
一些西方学者分析红军胜利原因时，正确指出红军的坚定信仰是决定苏维埃政权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如英国俄国通普·季尤克斯《俄国内战》（伦敦1971年）一书认为红军胜利基本原因在于它忠于自己事业。勃·德热克松《1918—1920年与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协约国对俄国的干涉》（伦敦1972年）一书结论是，红军懂得为谁而战，而协约国军队不知为谁卖命，协约国军队难以占用精神振奋的红军。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是它胜利的基础，但还是曲解工农联盟是苏维埃政权胜利的基本因素。
西方史学界在解释外国武装干涉失败问题时又有一些新观点，美国史学家戈尔德赫斯认为，美国不是最早参加武装干涉的，外国武装干涉最终失败原因很多，布尔什维克党是俄国唯一强有力的政党，由于它的不懈努力战胜了干涉者。
总的说来，尽管西方学者对俄国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研究有很大进展，研究角度、选题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较多，但他们囿于东西方对峙的立场，不少研究结论超出学术探讨范围。总之，西方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偏见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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