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误区及其矫正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对策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03]04—0033—05
这些年，全国各地都在千方百计地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发展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少误区，如不及时加以矫正，不仅会吞噬已有的发展成果，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酿出各种苦果、直至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因此，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矫正经济发展问题上的种种误区，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是当前摆在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一、要破除发展经济就要拼资源、污染环境不可避免的误区，树立经济发展与资源合理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的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起点较低、困难较多，人们关心更多的是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考虑较少。于是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低，经济增长必然采用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生产方式，无法避免对环境和资源造成巨大破坏；二是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无力防治污染，难以根本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另外，人口过多、增长过快，也加剧了一些地方不顾代价发展经济的冲动心理。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经济发展起点和背景，如果一味地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力不从心的，也很难做到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保护同步进行。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们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可持续发展初步具备了物质和技术基础。目前，可持续发展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要真正地在各地的经济发展中得到贯彻，仍然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
时下，各地在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热烈追求中，在“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山海经”的导向下，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现象仍然相当突出。比如，有的地方靠上小造纸、小化肥、小炼油、小煤窑、小纺纱等耗水、耗能、污染严重的企业，以牺牲青山绿水为代价换取眼前的发展。有的地方随着工业项目的增加、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工业与生活废水排放量剧增，水生态环境质量急剧恶化。有些地方围湖造田、侵占河道，湿地大为减少，许多珍奇物种濒于灭绝。有些地方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大搞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出台了一系列优惠使用土地的政策，导致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和利用强度加大，大量优质农田被占用。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土地污染也明显加重，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土地质量下降的趋势给农业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上述现象表明，这种通过拼资源、拼环境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衡量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不仅要考虑GDP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等经济指标，而且要合并计算环境、资源等生态指标和社会公正、人民的幸福满足感等社会指标。如果把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被破坏和人民生活质量降低计算到经济发展成本中去，有些地方的发展其实并不是有效率的发展，而是得不偿失的发展，是一种负发展。
要从根本上破除经济发展无法避免破坏资源环境的传统模式，就必须树立经济发展与资源合理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的观念，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建设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加，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①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为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指明了方向。
在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发展战略和规划的研究和制定，一定要把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对环境资源的保护通盘考虑，立足于我国资源有限性这一基本国情，千万不能以资源的高消耗、对环境的重污染以及影响人民生存的各种疾病的流行为代价。如果这样的话，不如发展得慢一点，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使经济发展在环境资源可承受的限度内进行。要树立经济发展综合成本的观念，充分考虑资源成本和生态成本。以较低的发展综合成本来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应是今后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首要出发点。
其次要完善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制度，保证正确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能够得到切实贯彻。今天我们需要的经济发展是有效率的发展，衡量这种效率的指标包括经济指标、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等。今后，应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将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生态与环境、资源、经济综合核算的科学评价、统计体系。在考核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及党政主要领导政绩时，应当把资源消耗的多少、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效率高低的重要内容加以考核，并不断加大它们的比重，促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
第三，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而且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之后，我们已经基本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我们应当把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到生态安全的层面，视生态安全与国防安全、社会安全同等重要，都属于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列为财政支出的必要项目，且不断增加投资力度。②在环保资金投入方面，中央和地方应各有侧重，中央应更加关注影响范围大、具有全局性的项目，并要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资金投入力度，地方应作好关系到人民日常生活的项目，实现区域内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同时，要优化资金的投入结构，确保资金用于基本环境中最薄弱的方面。
二、要破除发展经济就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误区，树立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的观念
基础设施是基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基础部门。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既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不仅为经济增长奠定了一个好的基本的物质基础，为吸引外来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是，由于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所具有的投资量大、回收周期长、不可转移性等特点，项目建成后，会造成大量资金的固化，如果效益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就会造成资金的严重浪费，降低投资效率，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基础设施项目的论证和建设，除了要考虑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外，还要注意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相适应性。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资金比较短缺，这个问题更应引起高度关注。
这些年来，不少地方大搞道路、桥梁、地铁和飞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对于拉动内需、改善投资硬环境、解除经济发展“瓶颈”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有的地方领导出于显示“政绩”的目的，超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与财力可承受能力，大搞“形象工程”：路修得越宽越好，广场搞得面积越大越好。如果说人口密度大的大中城市适度建设绿地休闲广场还属必要的话，那么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人口很少的县城乃至乡镇也热衷于修建广场，实在是劳民伤财，大可不必；有些省会城市，未经科学论证就巨额举债仓促建设二环高速公路之类的项目，建成后才发现达不到合理的车流量，靠收费根本无法收回投资偿还欠债，这种表面的“政绩”已成为压在该类城市现任领导头上沉重的财政包袱。诚然，基础设施建设应适度超前于经济建设，但是未经科学测算，过度举债、盲目建设，今天的辉煌政绩必将是明天的沉重包袱，现任领导的升迁资本肯定是继任者的巨大财政窟窿，其最终结果是影响本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想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正确理解投资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诚然，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资本推动阶段，投资拉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仍占相当比重，因此，靠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仍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考虑到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投资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我们必须改变“投资越大经济增长越快”的片面观念，把投资风险率、投资回报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一并考虑，作为考核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应该把握好以下四点：
一是要把握好生产性投资与公益性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飞机场、高速公路、市内交通干道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经过科学的可行性论证；即使是纯公益性的项目，也应量力而行。与此同时，在投资结构上，生产性投资应占有相当的比例，以保证整个社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如果光花钱而不考虑赚钱，投资而没有回报或期限太长，不仅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扩大投资会缺少资本支撑，而且影响经济增长。这样的投资一定要超前制止。
二要把握好国有资本投入与民间资本投入之间的关系，不断扩大民间资本的投入比例。当前，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数量大、建设周期长、回收慢，许多建设项目的投资仍以国有资本投入为主。由于不少项目在国有资本投入之后缺少项目管理制，没有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造成出资人缺位，因而往往得不到良好的投资回报。这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而且过度的国有资本投入也往往窒息了民间资本投资的潜力。经过20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人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所积累的大量储蓄资金正在寻找投资出路，可以考虑拿出一批投资项目，鼓励民间资本介入，这样不仅可以减少财政资金压力，化解财政投资风险，而且能够优化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收益。
三要把握好投资收益与风险、投入与回报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除纯公益性的项目外，在一般情况下，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要最大限度地追求投资的回报率，争取实现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这就需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明确投资主体并使其承担相应的投资收益与风险，“投资主体是否对投资承担风险，是否关注投资有高效益。投资主体不负投资的盈亏责任，再少的投资也会对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投资体制改革正是要使一切投资主体承担风险”。③因此，要提高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效益，就必须改变当前收益与风险不对称的状况，建立、完善项目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投资决策人的风险意识，使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用制度建设对“投资冲动”加以约束。
四要把握好经济增长与扩大开放、科技创新、文化进步和行政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在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靠加大资本的投入去谋求加快经济增长，还要同时依靠外向带动、文化和科技推动、行政体制改革驱动等途径去加快经济增长。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产业结构的日趋成熟，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将逐渐弱化，我们应更加注重科技进步、文化进步、体制创新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日益明显的促进作用。今后，应把经济发展的外向度、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政府行政成本及行政效率的高低，作为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予以考核，把提升金融资本竞争力与提升对外开放竞争力、科技进步竞争力、文化和政府管理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并逐步扩大后两种竞争力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使经济增长的方式由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逐步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强化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三、要破除经济发展就是只顾本地区眼前经济指标增长、不顾周边地区利益的狭隘误区，树立区域经济整体布局、协调发展的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各地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差距的存在，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增强它们加快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紧迫感，促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活跃。同时，也会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扭曲，误导各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使区域经济趋于无序化。
近些年，区域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促进了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然而区域间的竞争也导致了一些地区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产生、蔓延，刺激一些地区的领导陷入只顾本地区眼前经济指标增长，不顾周边地区利益的狭隘误区。尤其是现行的“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一方面调动了各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各地以增加本地区“灶”内财力为目标的发展欲望空前亢奋，经济取得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地区经济发展竞争无序的现象。有些沿海发达地区依仗着地缘优势、科技优势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优厚的物质待遇，不断开发利用西部的资源、吸纳西部的人才，加快本地区的发展，导致区域经济不平衡不断加剧，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重心更偏向东南沿海。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之后，情况虽有所好转，但要真正扭转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上的过大落差决非易事。有的地方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不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高度去统一规划和布局，不善于将本地区的发展放到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局去考量，不注重本地区基础设施项目与周边地区的对接，造成飞机场、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同一经济区域内的重复建设与闲置，这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长江沿线和胶济铁路沿线乃至山东半岛都有近距离重复建飞机场、建港口的教训。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导致区域间的恶性竞争，弄不好不是“双赢”而是两败俱伤、几败俱伤。有的地区只顾本地区的发展，加上缺乏明确的区域产业政策指导，区域分工模糊，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比较普遍；有的跳不出计划经济和行政区划的束缚，阻碍本地区的企业跨地区搞资产重组，尤其是被外地优势企业重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缺乏大而强的规模经济；有的地区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为了本地区暂时的一点利益，搞市场封销和市场分割，严重阻碍了区域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发展。这些都容易造成区域间的恶性竞争，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育，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树立区域经济整体布局、协调发展的观念。要从“双赢”的角度出发，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为手段，强化区域间的生产专业化分工，加强区域合作，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谋求共同发展，在竞争中实现各自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从地方层面看，要树立区域经济开放性的观念。因为“一个独立的区域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它是在一国总体目标的指导下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优化调整自身组织结构，发挥自己独特功能的单位。没有对外的开放性，就很难找准其生存的位置；失去总体目标的导向，就会走向无序、无度、陷于盲目、封闭、僵化、停滞之中。”④要使各级党政领导认识到，在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从而构成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在经济发展中，要淡化地域概念、部门概念、系统概念和隶属概念，强调区域经济的整体开放性，充分发挥和利用整个经济区域内各城市的优势，扬长避短，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从国家层面看，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加以引导和规范：一要制定明确的区域合理分工规划及政策。国家应从解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区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矛盾、新课题入手，组建具有协会性质但有权威的协调机构，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调节作用，对区域内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对产业布局进行合理分工和政策指导，从区域所具有的优势资源出发，根据区域分工原则，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建立有区域特点与相对优势的产业结构体系。从根本上避免重复建设和无效、低效投入。二要建立区域空间一体化的市场环境。要从立法入手，引导区域内各城市之间打破省际、市际等行政区划的藩篱和市场壁垒，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狭隘思想，建立信用体系，实现信息共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区域经济在交流、协作与竞争中共同发展。三要解决好区域差异的调控问题。由于在区域与区域之间，同一区域内各地区、各城市之间自然条件不同，资源和生产要素分布状况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各区域、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很大的差异也有各自追求的利益。要承认并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差异性和利益的多元性，制订科学的政策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利益关系进行调控，在鼓励优势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扶持弱势地区加快发展，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实现梯次发展，以达到均衡发展的目标。
四、要破除经济发展就是看主要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受教育和医疗保障程度等社会发展指标的误区，树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观念
经济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有更全面、更丰富的内涵，包括经济社会结构性的转变、经济社会质的方面的改善和国民经济量的增长和扩张。经济发展包涵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⑤在经济的起步阶段，人们更加关心收入的增加、物质财富的充足，经济增长被放在优先位置考虑，而教育、卫生医疗、环境状况和社会公正等引不起足够的关注。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开始考虑生活质量的整体改善，在继续追求更高收入和更加丰富物质产品的同时，会要求更好的教育、医疗卫生条件和生态环境，这既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随着这些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已经超越了温饱阶段，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这也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追求全面生活质量整体改善的新阶段。因此，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考察不能再局限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等经济增长指标，而应有更广泛的内容。
这些年，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片面地把经济发展误解为经济增长，张口GDP，闭口财政收入，似乎这些经济指标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快慢的惟一标准。由此，对经济发展的“软”因素重视不够，投入甚少。“软”因素指的是有前景的公用事业，尤其是良好的生态、洁净的环境、完善的教育体制和行之有效的卫生保健体系。有的不重视就业和社会保障，就业的压力非常沉重；有的不重视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的不好，特别是欠发达的农村，学龄儿童失学、辍学现象仍较为严重，直接影响新一代劳动者的素质；有的地方对医疗保障、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特别是突发性传染病的防疫缺乏重视，投入不足，对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加大的高密度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健康安全可能造成的危害缺乏超前研究、超前预测、敏锐发现及快速的应对措施，对国民公共卫生健康的投入不足；对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的指示精神落实得不好，重经济轻文化、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凡此种种，不仅大大增加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影响和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而且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积累和掩盖着社会稳定、国民健康安全和精神危机等方面的矛盾，弄不好会酿出大祸，导致经济危机甚至社会危机。
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克服“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误区，树立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经济与文化全面繁荣共同进步的观念，在保持经济高速、健康增长的前提下，加大对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的投资，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首先要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导向、支撑和推动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⑥这一精辟论述高度概括了文化建设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的各级党政干部在把文化当作一项产业来抓的同时，更应充分认识到，文化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又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人格和个性的塑造过程，文化是人的第二生命，对人生起着长远和根本的影响；人是生产要素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大力加强包括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在内的大文化建设，对于经济建设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要靠政策引导和法制保障，保持社会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各地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把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卫生和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一并规划；在论证经济发展的投入时，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要一并予以确定；在考核一个地方发展状况时，不能只考核经济增长指标，而必须把社会事业发展和劳动就业等解决民生问题的状况作为重要指标一并予以考核。对只重视经济发展指标而不重视社会事业发展、漠视民生的干部不能重用。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各级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要通过健全包括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干部选拔机制、工作实效评审机制在内的民主政治制度，靠制度把包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的人的行为引向高素质的轨道，从根本上促进经济与文化、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
再者要关注对社会经济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尽快建立和完善重大突发危机事件的预警和应对机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成分的多元化，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社会经济关系日趋复杂，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突发危机事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全球生态环境的逐步恶化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人员的大规模频繁流动，加速了各种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也使人类正遭受着各种新的突发疾病的侵袭。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在各种重大的突发事件面前，就会陷入被动，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危及改革开放的大业。当前，“非典”病疫在一些地方的流行蔓延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暴露出我们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敏锐度和能力的不足和相关体制的不完善。各级领导干部在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发展能力的同时，也要掌握应对各种重大突发事件的本领，注重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探索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尽快建立预警和应对机制，防微杜渐，使经济发展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总之，我们在充分肯定经济发展已有巨大成绩的同时，要矫正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误区，树立起正确的发展观，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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