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论文

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

贺 来 李亚琪

〔摘要〕 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是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实质的重要维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需要从主题转换、根本旨趣及真理意义三方面进行分析。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方法及内容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将现象学主题“意识经验”转换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分析中,逐步形成了立足于社会现实特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进而在对商品、货币、资本、劳动等物的形态的现象学理解下,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物象化世界”背后,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深层矛盾本质——“抽象对人的统治”;更进一步,“重构新型社会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真理”,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及自由、正义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追求。这一研究进路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谜”,更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现象学精神对于推进现实历史进步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批判;现象学精神;社会历史分析;新型社会关系;人类文明新形态

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极重要的哲学方法,如何深入理解其理论实质,对于深化马克思哲学研究具有特殊意义。要深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实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深入领会和揭示其蕴含的现象学精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继承了古典现象学传统,尤其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即从现象中寻求本质。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现象学精神的阐发,以此深入理解其方法的精神实质,从而推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代研究。

一、 从“意识经验”到“社会历史”:现象学的主题转换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首先体现在: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扬弃,将现象学的主题由“意识经验”转换为“社会历史”,进而把现象学精神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历史分析中,为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本质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作为黑格尔哲学真正起源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主题及内容的扬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层思想前提。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研究主题是意识的经验过程,也就是意识扬弃自身与自我实现的历程,即从现象中寻找本质,由外而内经普通意识达到绝对意识,这一过程体现了现象学的根本性质:意识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与它的本质相同一。“意识在趋向于它的真实存在的过程中,将要达到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上,它将摆脱它从外表上看起来的那个样子,……在这个地点上,现象即是本质;因而恰恰在这个地点上,对意识的陈述就等于真正的精神科学;而最后,当意识把握了它自己的这个本质时,它自身就将标示着绝对知识的本性。”意识经辩证矛盾发展最终达到现象与本质的同一构成了精神现象学的主要内容,“《精神现象学》的任务是要显明,随着意识对它的对象和它自身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并最终完全地考虑了在它的经验中所产生的东西,意识自身也就合乎逻辑地转变成绝对认识了。”具体地讲,即从意识对现实世界中简单、直接的“感性确定性”开始,一直到“绝对精神”的逻辑上升进程。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绝对精神的发展构成了意识的经验史。实际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终达至的“绝对精神”阶段,是对当时资本主义时代合法性的理论证明,即他以最抽象的方式表达了最真实的历史-抽象对现实的统治,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反映的正是历史发展与进步,这也是黑格尔哲学巨大历史感的体现。

6.2 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建设、商业中心度必然需要快速发展商业经济。徐州应该打造属于自己的整体商业品牌,真正地成为淮海经济区的商业中心,增强商业综合体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徐州市中心城区的商业圈未形成一个整体,城市地区之间向心性偏弱,分布不均衡,集聚区域过于集中,老城片区整体商业综合体已处于饱和,集聚密度高,可以选择在城市西部和北部建设商业综合体。同时,徐州市正在修建地铁,公共交通建设将逐渐完善,交通便利度在商业综合体空间布局众多影响因子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建议商业综合体的选址在地铁站附近,地铁站人流量大、可以带动商业综合体的发展。

对于前述黑格尔意识经验的辩证发展思想,马克思采取的态度是:“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同现代的批判即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所描述的同一过程的区别;或者更正确些说,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既要清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根基”,同时也要继承黑格尔“意识经验”运动呈现出的辩证法的积极意义,在这一基础上,将现象学主题由“意识经验”转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历史”层面,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历史”的科学分析。

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意识经验”抽象运动形式中包含的唯心主义倾向。在黑格尔看来,意识经验的逻辑运动体现的正是历史辩证发展的过程,在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绝对精神的意识发展中,意识进展到精神阶段已经与现实社会历史相关联,同时,意识的自我实现过程映射着自然与社会的运动,而自然与社会都被看作意识发展的产物,“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品”,对此,马克思指出:“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黑格尔虽然关注了意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现实社会各种形式的具体研究,并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汲取了劳动、价值等概念,但他仍是从思想抽象形式层面出发,以绝对观念的逻辑运动来诠释现实社会与人类历史,现实历史最终淹没在“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中。马克思一语中的,“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建构了历史的抽象本质,最终在脱离历史时间的永恒领域建立了“理念王国”。黑格尔对现实的考察实际上就是对意识经验运动的现象学分析,也正是在人的意识由低级的感性确定性发展到最高的绝对知识的过程中,历史在思维中得到抽象展现。由此,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对现实历史分析依赖的本体论基础是“意识经验”,也就是绝对精神,以此为基础,现实历史转变为逻辑思辨的抽象历史,社会现实最终落入了客观唯心主义窠臼中。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社会关系”的历史本体论意义出发,自然而然就可以领会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追求的“现象学真理”必然指向“重构新型社会关系”这一视域。同时,“重构新型社会关系”这一“现象学真理”也为变革资本主义“物象化”社会关系及未来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新型社会关系”的重构是未来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文明新形态的实质内容是重构“新型社会关系”,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与解放、社会的公平正义不是唯心主义纯粹的思辨产物,而是变革“社会关系”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作为“社会关系”变革的现实实践,将推动“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即在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破除支配人的异己的力量、超越人类生存状态的“工具化”和“玩偶化”,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试图将人从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与“市民社会利己心”中解放出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物象化”的社会关系,从而建立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型社会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与以往一切社会关系相比,是一种“社会共性”与“自由个性”相统一的社会关系形式,实现的“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必然在这种新型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形成,它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后的新的文明社会形式。可见,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形成同时也就意味着“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新型社会关系”的重构将在现实的历史实践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为未来开路的哲学,其中所蕴含的现象学真理:“重构新型社会关系”,本质上也是未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真理”,这一独特思考路径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背后对“人的现实自由和解放何以可能”不懈探求的根本理论诉求和价值旨趣。

3.宋·天台金卞《游金庭观》:“寻真穷养浩,崇妙路迢迢。洞掩峰千叠,尘分水一条。白云生石壁,飞阁插崖腰。隐隐存仙迹,浑疑在碧霄。”[7]242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中,首先肯定了精神现象学中意识经验发展呈现的辩证法的重大方法论意义。辩证法作为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建立在“实体即主体”发展运动基础上,“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作为客观思想的“事情本身”实际上就是实体逐渐克服意识中自我与对象间的不一致性,逐步成为主体的主客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同时也是本质显现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辩证法的根本特点:否定性和创造性。马克思认识到辩证法不同于形式方法,其中包含的否定性和创造性将最终展现社会存在事物的鲜活本质。“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尽管马克思指出精神现象学中意识经验的辩证运动仅仅是抽象精神逻辑的运动,但是这仍然不妨碍辩证方法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握社会历史现实的重大理论作用。如果说,精神现象学的辩证法将思辨抽象观念的否定运动视为历史进步的动力,那么马克思则用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代替了绝对精神的逻辑运动,将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重新建立在人的社会现实劳动中,正是通过感性劳动的现实创造,社会历史才真正成为包含实体性内容的“现实的历史”。

“社会关系”作为理解历史的本体论概念,对人的社会生活及历史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前提意味着“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现实的个人也不是远离世界的抽象产物,而是处于“国家、社会”具体关系中的现实存在,马克思强调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结成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人的生存体验以及生命境遇,进而影响着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历史发展程度。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存在出发,分析了社会关系在历史上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人的依赖性”作为人类“社会关系”的雏形,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即奴隶依附于奴隶主、农民依附于地主。实质上,不仅奴隶、农民要依附于奴隶主和地主,即便是奴隶主、地主也要依附于更高的统治阶级。在这一阶段,人的个体力量弱小,必须组成群体与自然对抗,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直接的联系,个人完全依赖群体,也就是依赖自然。人的自由性完全淹没在宗族、血缘和地缘等关系的依赖性之中,追求一种更为合理的、公正的“新型社会关系”无从谈起。当宗族、血缘和地缘的界限逐渐被打破,一切固定的东西都在商品的交易与买卖中“晃动”起来的时候,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在“我思”的追问中确立自我稳定的根基与社会永序长存的法则,此时便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我思”在确立自我毋庸置疑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对象化为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人与人直接的依附关系被作为私有财产的“物”取而代之为“物与物”的关系的“物象化”社会关系,并以社会契约的缔结确保“物象化”社会关系的永序长存。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独立性为基础的,而社会契约的缔结也是以“物”的独立性为基础的,整个社会关系归根结底在于确立“物”的独立性,而非追求人的自由与社会的正义,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具象到资本主义社会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与釜底抽薪的瓦解。在第三阶段,“社会关系”将在资本主义社会丰富物质财富的基础上,超越其“物象化”的社会关系,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迈进。“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构成了第三阶段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内在统一,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得到真正实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关系”作为马克思理解历史的本体论基础,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在历史发展中的产物,也正是在“社会关系”的转变中,人类历史的发展得到了恰切体现。

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把“绝对精神”的自我扬弃视作历史的真理不同,马克思将历史的本体论基础建立在具有丰富实体内容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社会关系”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切入历史的根本“立足点”,“社会关系”的表现方式及历史演进将最终展现真实的历史。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对“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诉诸对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反思。也就是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社会历史”,不是游离于世界之外的“意识经验”,而是内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及社会关系中的“人化自然”。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社会历史”作为现象学研究主题,真正把遮蔽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意识经验”的发展史中的“批判形式”揭示出来,并将此彻底地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历史分析中,真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本质的科学把握。

12.关于陈宝生部长“三进”工作落实的途径:一是从时间上确保进入,从学习讲话原文、到教材读本、再到学科理论,这既是过程也是阶段,要持续不断坚持下去,做到过程和阶段相统一。

由前文分析可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呈现的物象化结构将“超感觉”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可感觉的物与物的自然关系,可感觉的直观物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身。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与人的感性活动之间的联系被表面地颠倒为利息、地租、工资等物的形式,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了“见物不见人”的物象化社会。而马克思在对商品、货币、资本形成过程的分析中,将掩饰在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背后的剩余价值生产秘密公诸于众,揭露了掩藏在其中的幻象结构,这一工作的完成得益于马克思对劳动力的新发现。

二、 “物象化世界”背后社会关系本质的呈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旨趣

前文分析指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现象学分析。现在必然会提出这一问题:马克思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如何运用“现象学”方法,揭示资本主义“物象化世界”的“社会历史”之谜?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回答需要诉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成熟时期的文本:《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正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象化现象层层遮蔽的剥离,最终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本质——“抽象对人的统治”,这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旨趣。

2)节电效果明显。从表1中可以看出,1#泵机组日耗电量下降了341 kWh,节电率达到11.76%,2#泵机组日耗电量下降了329 kWh,节电率达到11.76%,2台机泵平均节电率达到11.76%。按照GB/T 30256—2013《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泵类液体输送系统》计算,2台泵年运行时间按300天计,则1#泵机组年节电总量可达101 808 kWh,2#泵机组年节电总量可达98 068 kWh,两台泵合计年节电量可达200 376 kWh,若按0.651元/kWh电费价格计算,则可产生年节电效益13.04万元。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象化世界”的层层剥离,呈现了“抽象对人的统治”这一矛盾社会关系本质,根本目的在于重构“新型社会关系”,实现人的自由与社会正义。在此,“社会关系”作为马克思理解历史的独特视角,真正具有了本体论意义,“新型社会关系”的重构,意味着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与社会理想,体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真理意义。

商品经简单价值形式-扩大一般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最终作为价值关系矛盾统一体的现实代表,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和历史建构的基本原则。货币作为交换中介已得到人们普遍认同,“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货币形式在商品二重性矛盾关系中,确证了感性劳动的抽象规定性,货币作为价值交换中介物,成为人与物社会实现的唯一路径。马克思指出,在货币形式背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痕迹完全消失,货币从经济交换过程中的“中介人”摇身一变成为处于交换过程之外的“代理人”,人们的交换本身不仅仅是表面的货币与产品的交换,更为本质的是货币流通进一步实现了价值本身的交换。在货币向资本的过渡中,资本的最初表现即一定数量的货币。作为货币的货币流通公式W-G-W与作为资本的货币G-W-G’存在根本区别。G与G’之间的差额即剩余价值,资本的本质规定即不断获取剩余价值。在资本运动中,“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剩余价值的生产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呈现了商品-货币-资本这一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现象的物象化结构。人们在商品、货币形式下的交换所展示的价值关系并不是表层物与物的关系,相反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交换。“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具体地讲,商品形式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性质的现实前提,其“可感觉又超感觉”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方式的悖论性体现。商品可感觉的自然物质属性背后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交换关系本身,在这一关系中,资本的增殖(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根本目的;超感觉的社会关系决定和塑造了直观的可感觉物质形态,同时可感觉的物又以其简单的外观遮蔽了资本主义超感觉的社会关系本身。可见,资本主义社会之谜或者说资本的本质并非呈现于外物象化的直观现象,而是隐蔽在“物象化世界”背后的矛盾社会关系,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一层层抽丝剥茧的分析,透过纷繁的物象化现象,切中了作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身。

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超感觉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如何将“可感觉”的物质统一在资本自我增殖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进一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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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意识经验”到“社会历史”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主题转换,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为历史作抽象注脚的思辨方法不同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现象学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克服黑格尔“意识经验”的抽象运动形式,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性内容,同时将“社会历史”确定为现象学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结构的科学把握,并以此窥探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本质的秘密。

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是最直观的社会关系形式。表面上看,这一社会关系是资本主义平等自由社会制度的化身,但马克思指出这只是资本为实现自我增殖的成功伪装,其中关键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机制形成与运作的现实前提。“因为有了这种新商品,等价交换成为对自身的否定——出现了剥削的形式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形式……关键之处在于,劳动力是一种奇特的商品,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本身)创造了剩余价值,正是这个超出劳动力价值之外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资本自我增殖过程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资本家与工人的“等价交换”实质上是对工人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无偿占有。然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自由工人与劳动资料和一切劳动对象相互分离,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与资本相对立的不是某种具体的劳动,而是作为抽象的劳动本身,离开这一抽象过程,雇佣工人就会被饿死,劳动在资本主义时代真正转变为“形式”存在。资本增殖的实现只有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工人抽象劳动的占有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劳动力本身创造了剩余价值,工资仅作为生活的最低保障存在,剩余价值决不来自“等价交换”过程,相反,来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

综上,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劳动力等普遍现实性存在物的阐释,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关系中的现象学方法的应用,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平等、自由的虚幻假象,并且揭露了剩余价值自我增殖的社会机制:劳动力成为商品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存续的谜底,呈现在劳动力商品中的价值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及黑格尔哲学,真正切中了历史之痛。现象学方法构成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基底,马克思在《资本论》及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象化现象以及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特殊含义的揭示,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抽象对人的统治”这一根本矛盾。

所以,对“物象化世界”背后“抽象对人的统治”社会关系本质的揭示,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旨趣。其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合法性危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劳动力作为商品成为资本抽象机制任意征用的对象物,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无意识地在物与物的抽象关系中不能自拔,无法认识到资本剩余价值生产的狭隘性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而马克思正是将现象学方法应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分析中,最终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制对普通生命个体的僭越和褫夺,实现了对“物象化世界”背后社会关系本质的科学分析。

三、 “新型社会关系”的重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真理”

广松涉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等著作的解读,曾提出其“物象化”理论,认为“马克思所谓物象化,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的性质’(例如,货币所具有的购买力这样的‘性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社会关系被错误地理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类现象。”可以说,广松涉的“物象化”概念,切中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旨趣。在《资本论》开篇,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体现。商品呈现给世人的是简单而平凡的外表,其使用价值满足了人的多重需要;但是当商品用于交换时,它就是一个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的价值和商品本身不同。商品仅仅在交换(实际的或想象的)中才是价值(交换价值):价值不仅是这种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而且是它的特有的可交换性。”在商品平凡外表背后的“价值”才是“商品”的本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实质上是现代经济学意义的“价值交换”。同时马克思指出:“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也就是说,商品只有与感性社会劳动联系在一起,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在这一维度上,商品价值从简单交换层面单向度的“个人的规定性”转向“社会规定性”,马克思抓住了简单商品形式背后的关键:价值形式虽表面上是采取了物的形式,但实质上其产生离不开人的具体社会劳动,价值关系也不是一种表面的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抽象反映。

以辩证法理解“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现实历史的运动将不再是“无人身的理性运动”,而是建立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的社会过程。“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在对个人的现实实践关注中,将哲学、经济学讨论的主体投射到市民经济关系里,实现了对人主体及实践活动现实的设定,现实存在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被视作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也正是在这一角度上,马克思真正改造了黑格尔的思辨现象学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直接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两个论断清楚表明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意识的本体论来源必然是人的社会历史生活过程。

考古学家认为,女娲和伏羲的诞生地,或许就在汉水畔安康。佐证是安康市下辖的一区二县——汉滨区有伏羲山、平利县有女娲山、旬阳县城地貌酷似天然八卦图,这地名、地貌自古有之,非今人臆造。

因此,要实现对现实历史的科学把握,必须以对“社会历史”的分析代替对“意识经验”抽象运动的分析,克服黑格尔对历史的抽象独断解释,将“社会历史”作为现象学考察的真正内容,这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主题。与黑格尔以思辨抽象表征时代状况不同的是,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状况的持续关注中,从“社会历史”出发,最终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真正的实证科学”。

马克思从新型社会关系重构的角度理解未来人类文明形态,同时也为重新理解自由、正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新视野。与作为资本主义原则表达的自由主义不同,马克思不再把“自由”理解为抽象个人的自由,而是从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视角理解自由及其历史实现。在他看来,孤立的“鲁滨逊式的个体”的自由是一种虚幻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其“自由”必然是一种形式化的、以“人与人相隔离”为特征的抽象自由,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后的以“新型社会关系”为主导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才能真正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全面真实的自由,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自由与社会全体人的普遍自由实现了内在的统一,这即是说,只有通过“新型社会关系”的重构,真实的自由才成为可能。同样,从社会关系及其重构的视角,马克思也为理解“正义”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视角。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最集中地体现在其“不正义”的社会关系之中,而“重构新型社会关系”也就意味着超越这种社会关系,建立一种人与人的‘互依性关系’。在这种“互依性”关系中,每个人的发展同时把他人当作自身的目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由对立转向合作,每个人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达到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有序发展,在此意义上,每个人在自由发展的同时受到了社会的公平对待。可见 ,“重构新型社会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真理”,最深层地表达了马克思对于“自由”“正义”的价值追求。

农产品加工业、高效设施农业的大力发展,有效解决了农业基础设施不配套、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实现了农业的标准化生产。如大同县、阳高县着重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打造优质果菜生产区、优质粮食产业区。灵丘县注重品牌建设,利用农业新技术解决中低产田多、土壤蓄水保水能力低等问题,全面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加强品牌建设,发展休闲农业、庄园经济。耕地质量提升工程、水资源集约增效工程、旱作良种攻关工程、农业技术集成创新工程、农机配套融合工程、绿色循环发展工程的建设都以现代化农业发展为基础,有效推动了农业节本增效,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可持续、产业化、区域化发展[3]。

① ⑦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70、12页。

这种将用过的东西顺手一丢的陋习,并非罕见。颇有人成天都在找东西。找什么呢?不是什么因为贵重需要隐藏而忘了放置处的东西,而是日常用品。例如,女人梳头用的梳子、电视的遥控器、自己日常换洗的衣服鞋子等。找不到这些东西的原因,就是用完随手就丢。梳完头人在什么地方,就将梳子随手放在什么地方;下次要梳头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满屋子找梳子。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起身去做什么事,走到哪就将遥控器随手搁到哪。下次要用时,只好到处找……生活中能够快速找到日常用品的简单高效的办法,就是每次用完后放回固定的位置。但是,这样简单的习惯,有的人一生都难以养成。

② 〔英〕斯蒂芬·霍尔盖特:《黑格尔导论——自由、真理与历史》,丁三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7页。

③ ④ ⑤ ⑧ ⑨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1、204、201、205、295、525、519、3、501、185页。

②石门水电站在无该项目时,电站效益持续下降,预测是否准确对项目经济分析评价影响较大,可能使项目由可行变为不可行。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7、51、52页。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9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51、83、180、89-90页。

〔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6页。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19) 04- 0132- 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自觉”(17JJD720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唯物辩证法的重大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16ZDA242)

〔作者简介〕 贺 来,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长春 130012;

李亚琪,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12。

(责任编辑:颜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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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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