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生问题研究的方法论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沉思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生问题将是我国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显学”与热点。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人类一切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文化的创造活动无不最终都要落实于人的生活的改善、人生方式的提升以及人生观的变革上；更在于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生观及行为等，无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之引发的人生问题也相当复杂和尖锐。这种社会历史的背景及人生问题的现状必然会大大推动中国目前有关人生问题的理论研究。因此，有必要首先对中国有关人生问题的研究进行一种方法论的思考，以促使有关学科的现代化，并对目前中国许许多多的人生问题给予科学及令人信服的解释，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途径的方法。
一
长期以来，我国有关人生问题研究的学科，如人生哲学、人生学、人生科学等多以人的本质是什么为理论的出点，再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最后则把人的本质定在“阶级性”上。由此引申出人生的目的、需要、理想、价值等各方面的问题，再旁及道德、人格、爱情、审美、法纪等人生问题。应该说，这种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体系有其合理性和历史产生的必然性；但也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之后，再沿用阶级分析方法为统摄一切人生问题的研究思路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建构起来的人生理论也难以解释清楚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大量的人生问题。
因此，当前中国人生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在方法论上应该明确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分析人的阶级性，将人生观纳入两极对立的观点转而为研究社会阶层，从人们所归属的地域与民族、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经济的收入和文化的素养等方面寻求其人生观的性质与内容、人生理想与目标的不同等。也就是说，人生问题研究的出发点要从人的本质问题转向人生的模式问题。
人生是个人生命的展开过程，这种展开是在复杂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历史关系（民族传统、文明类型）中实现的。因此，每个具体的个人在展开其生命过程时，必不可免地要处理四类问题：（1 ）谋生及尽可能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以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人生目的的确立与人生幸福获取的基础。（2）人际交往（包括亲缘、地缘、业缘、 人缘等关系）与人际和睦的追求问题。（3）社会交往（与各类组织、 团体的）关系及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问题。（4 ）精神与文化的追求及理想人生的实现。当人们在自我生命展开过程中对这些问题有了一些思考，形成了一些看法，便构成了他的人观，再将这些观念贯之以自我的人生实践活动中，就形成了他的人生模式。若对现实社会中各种复杂的人生观、人生模式进行系统的理性分析和探讨，就构成了人生的理论，它们可以因为不同的侧重点和层次，区分为人生哲学、人生科学、人生学、生死学等学科。
因此，对人生问题的研究不能只注重人生的共性和理想人生的树立，忽视乃至贬低人生的个性和普通人的人生过程。这样，在方法上就不能仅仅局限在从原理到原则、从经典到语录、从规律到范畴的推演上，而必须大规模地引入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如农民阶层、工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工商经营者阶层、公务员阶层、军人阶层、名人明星阶级层、自由职业者阶层等等的人生现状、人生态度、人生目标、人生实践的方式等进行广泛的调查与分析，（注：李同文主编《中国民主报告》，金城出版社1998年版。）从现实的具体的人生观问题与人生模式中概括出一般的人生问题，并加以细致的剖析。
次之当今中国人生问题的研究必须深入人们生命展开的过程；必须与人们生活的经历与经验结合起来；必须和人的性格特征、人生修养与悟性等结合起来。所以，要特别注意人生中的非理性因素所产生的作用。以往的人生理论研究，要么不谈人生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要么指其为谬。但是，根据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以及大量的现实人生的实例，都说明了人生中非理性因素，如情绪、愤怒、仇视、逆反等等，对人生活动、人生选择、人生价值等都起着极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人们处理人生问题时不总是理性的，而常常是情绪的、非理性的。因此，要使有关研究人生的理论上升为科学，能够说明现实中大量复杂的人生现象，就必须把人生中的非理性因素对人生活动的影响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广泛地引进现代心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再次，当今中国人生问题的研究必须把人生的实践活动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关于人生问题的研究皆偏重在人生观、人生理想、人生价值、人生需要等观念的层面，而对人生生活的方式、人生实践的性质关注得很不够。因此，当理论上得出人拥有共同的本质之后，就提出了一个整齐划一的唯一正确的人生观，并导引出人生只有一种正确模式的结论。但是，只要稍稍注意一下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便会发现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人生模式，许多是难以用对错两极来下价值评判的。因此，只顾理论的统一性、完备性、正确性，必陷这种人生理论于抽象、玄远和无用的尴尬境地。之所以产生如此问题，关键在于没有把人生的实践活动纳入理论的视野，也就是说没有把人生观与人生实践方式的有机统一体——人生模式作为人生理论探讨的基点。如果从人生模式的角度研究人生问题，立即就会发现，由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有了一个很大的转轨，所以，人们的人生活动必然在每时每刻发生着变化。这集中表现在人们的人生模式一方面具有共时性存在的多样性，即多种人生模式并存；另一方面则显现为人们的人生模式具有历时性存在的变动性，即具体的个人在一生中可以拥有不同的人生模式。所以，如果使人生模式成为人生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就能使这种理论的探讨更加贴近社会与人生的实践状况，并在寻找、分析、归纳出众多的人生模式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些（而非一种）比较合理、比较科学的人生模式供大众参考和选择，由此使我国的人生理论研究起到积极的具体人生引导的作用。
二
长期以来，我国有关人生问题的研究多强调理论的系统性和教育的正规性，人生问题伦理化倾向十分突出，人生哲学成为思想道德修养的组成部分，人生问题被归入政治的意识形态管辖的范围。这固然有助于对大众的人生观进行正确引导，但却有使人生理论脱离现实人生活动成为“空中楼阁”的危险。为此有必要从方法的角度明确一个重要问题，即：要特别注意对普通人在形成其人生观与人生实践活动时受到那些因素影响的研究。只有推动这方面的探讨，才能回答诸如现代中国人为何人生模式已多样化的问题，并进而认清各种现实存在的人生模式之特点和基本内涵，由此就可以掌握中国人的人生状态和发展趋势，并有针对性地解决诸多复杂的人生问题。
为什么现代中国人在人生模式上会显现为多样性并存和过程上的极大变化性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中国人在人生观与人生实践方式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不同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必要回溯一下传统中国人在建构其人生模式的过程中究竟受到了那些因素影响的问题。
一般而言，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人在人生模式形成时主要受五大因素的影响：
一为经典和正史。前者《十三经》、《四书五经》；后者如《二十五史》等官方修撰的历史书，它们主要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与士大夫阶层形成人生观和人生实践方式的观念性资源。比如典型的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或官员，在人生目标和践行的人生道路上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人生态度上表现为积极有为，由勤奋读书而入仕；在人生准则上则努力做到尽忠尽仁尽义等等。当然也有许多社会的精英分子因种种原因退隐田园山林，与琴棋书画为伍，奉行逍遥无为的道家式的人生观与生活方式。
二是蒙学与家训。蒙学即中国古代启孩童之蒙之学，家训即父母对儿女的训诫。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由官方或饱学宿儒编撰的许许多多启儿童之蒙的教科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等等。内容除了一些天文、地理、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知识外，主要讲述了许多为人处世之道，包含着大量的人生观、人生准则、人生目标、人生价值和人生智慧等方面的内容。因为是教科书，往往通俗易懂，琅琅上口，易学易记。家训则是为父母者对儿女的谆谆教诲，显得情深意长，包含着长辈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感悟，如三国时诸葛亮的《诫子书》、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明代庞尚鹏的《庞氏家训》、清代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规》和曾国藩的《家书》等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即便家境不富裕者，也要想方设法送子女读几年私塾，启知识文化之蒙，更重要的则是启人生之蒙。而父母对儿女的耳提面命，苦口婆心地给他们以人生方面的教诲则是经常的和普遍的。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在蒙学与家训的影响下形成自我的人生观与人生活动方式的，主要表现为人生中多奉行节俭、忍让、勤劳、睦友、孝亲等准则，并外化为相应的人生践履方式。
三是诗词歌赋、戏曲、神话传说、民间说唱文学等等。中国历史上的诗词歌赋甚为发达，它们或咏叹人生苦短，或抒发青云之志，或描绘壮丽河山，或颂扬古今英雄人物等等，都具有很深的人生意蕴。而民间社会广泛盛行的地方戏曲、说唱故事则无形中担当了对中国下层民众进行人生观教育的任务。那些脍炙人口、经久不衰的有关尽孝睦亲的故事、善恶相报的故事、公子美人的故事、帝王将相的故事、忠奸分明的故事等等，千百年来影响无数中国人的人生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四为佛道宗教、神灵祖先崇拜。佛教自汉代由印度传入，很快就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摄，影响中国民众既广且深。佛教以指明人生苦海为始，劝人行善积德，斋戒持律，诵经念佛，终则要求人们摆脱“六道轮回”，由尘世之“死”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道教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以求世间人之福、禄、寿为目的，并努力于寻找“肉身成仙”、“长生不老”的方法和途径，为此创设了“内丹”、“外丹”等繁多的修持方法。可见，佛道二教实为完整的生死学，为世人提供了从人生目标到人生道路、从人生态度到人生准则、从人生价值到人生归宿等一整套观念。它们对虔诚的佛道信徒的人生观及人生活动的强大影响自不待言，而其行善积德、清心寡欲、善恶必报等观念也对中国广大百姓的人生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除正规的佛道二教外，中国民间百姓又广为信奉各种神灵（如对灶神、土地神的崇拜），尤其是对祖先的崇拜，这些都对人们的人生观与人生活动的方式形成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其五是民俗民风、乡规民约。长期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宗法制度曾创设出各种名目繁多的规约，它们一般都具有强制性的惩罚措施，且规定得相当详细，与民俗民风、祖先遗训、地方文化等结合起来，对人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而不那样生活起着极大的规范作用，强烈地影响着传统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人生的具体操作。
传统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形成其人生观与人生活动时受到以上不同因素的影响，获取的管道也不尽相同，但上述五大因素却有着内在的主线，即要求人们一生中应该忠孝节义、仁爱诚信、敬畏先圣先贤、崇拜天地祖先神灵，克勤克俭等等。应该说，传统中国人这种内含上有相当一致性的人生模式有其产生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以及历史文化的背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人生模式的单一性和凝固性，保守气息甚浓，人生领域的狭隘，生活色彩的单调，生命内含的贫乏，特别是人的个性与追求受到压抑，等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经通过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取消了影响人们建构人生模式的各种不同的管道，由是而使中国人生模式上达到空前的一致性。但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影响中国人形成人生模式的因素又重新多样起来，至少可罗列出以下五种：
一是意识形态、学校教育、正规的传媒。它们给大众提供的是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精神的人生模式，这些仍然是中国人形成人生观与人生实践活动过程的重要途径。
二为中国传统人生观的影响。在部分知识分子中仍有相当强的怀旧情绪，在一些海外华人中和偏僻之地，也有许多人愿意按传统习俗确立自我的人生过程。
三为西方各种思潮提供的人生观。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进，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西方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挟其经济强势，嵌着新奇、多姿多彩，现代性的眩目光环，吸引着人们的注意，成为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建构人生观和从事人生实践活动的仿效榜样。
四是流行歌曲、影响视作品、电脑互联网等等。流行歌曲对现代中国人之人生模式建构的影响之大，堪与传统中国人在民间说唱文学中获得的人生观教益相比。金兆钧认为：“有些歌词甚至由此而成为时代的流行语汇，变成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符号。如1979年的‘咱重摆美酒再相会’，1980年的‘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1984年的‘无论走到那里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1986年的‘一无所有’，1988年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1989年的‘跟着感觉走’， 1990年的‘好人一生平安’，1991年的‘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1992年的‘因为牵了你的手，没有明天可回头’，1993年的‘涛声依旧’，1994年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帮我渡过那个年代’等等。”（注：金兆钧《谁的“心太软”》，《光明日报》1998年1月14日。）自然还有1997年的“心太软”，1998年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在50～70年代，社会上应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往往是政治术语和领袖的语录，而80年代以后的中国、百姓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口头中出现最多的词汇往往是流行歌曲和影视作品中的话语。而诸如“跟着感觉走”、“人生本是一出戏”、“潇洒走一回”、“爱江山更爱美人”、“过把瘾”等等歌词，更是给许多中国人在建构人生模式时以极大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在人生理论研究中特别加以注意的现象。
五是经济运作的原则直接化为人生的准则。中国目前已经确定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整个经济的运作已走上了以利润为核心的轨道。本来经济的运作方式是一回事，人生活动方式是另一回事，但经济的收入水准又相当程度地决定着个人的生活品质，因而也强烈地影响到人们在人生过程中的目标选择、人生的态度等。这样，当整个社会的运作都以经济、利润、金钱、等价交换、市场关系、商业原则为核心时，也使得许多人把人生的全部内涵都归入到经济的领域，从而使利润至上、等价交换、金钱万能等经济运作的原则直接化为人生的准则，赚钱成了他们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人生目标和人生动力；能否获利成为人际交往的主要理由；物质的最大量获取及肉欲的最高享受成了人生中唯一渴求的东西。一句话，一部分人的人生完全给金钱遮没、吞噬掉了。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前中国人之人生观及人生实践的活动，与传统中国人相比，已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现今中国人之人生模式显现出鲜活性、变动性和多样性；人生的领域逐步宽广，人生的内涵逐渐丰富；生命的个性开始高扬，生活的色彩越来越浓。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如（1）多样化的人生观、 多类型的人生模式之间缺乏一以贯之的东西，彼此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尖锐对立，从而引发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的紧张。（2 ）许多人沉溺于当下眼前的多彩生活，无暇或者拒绝深度的精神生活，以至生命无终极关怀，人生失去了价值之源，生活也就流于任意，人生中没有什么不能做，也没有什么一定要做，无可无不可。这极易造成一种人生的无奈、疲惫、无意义的状态。（3 ）经济运作原则在人生领域的普泛化，使得许多人的生命皆以金钱获取与物质享乐为轴心展开，而人之物欲的无穷与人自身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却永恒存在。这样，人们对金钱、物欲的追逐，必使人生变得万分艰难、痛苦、紧张，并导致人际淡薄，压力巨大，乃至陷入犯罪的境地。（4）大众传媒、 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使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在中国还未进入现代化社会时，人生观上已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刻意消解一切深度、意义、价值、规律，以无人生观为人生观，奉行随波逐流、“跟着感觉走”的人生哲学，认为人生不过就是人在世间“潇洒走一回”、“玩的就是心跳”、“我拿着青春赌明天”、明天要当新娘，今天则想着与情人幽会（《心雨》）等等。台湾有的青年人自称“新新人类”，其口号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话最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后现代主义人生观的特点，其实质是放弃人生理想与目标，消解人生责任与准则，这必定会对社会的发展及个人的人生带来负面的影响。
以往人们坚信，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生的品质、生命的质量自然会得到相应的提升。如今看来则不然，至少两者并不必然地成正比。所以，社会的进步，人生问题的大量出现，迫切需要人生理论的大发展来配合。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即是要认真地对当今中国人之人生模式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实证性调查、分析、研究、尤其要探讨清楚现实中的人在其人生模式建构的过程中受到那些因素的影响。只有在理论上搞清了这些重大的问题，才有可能针对性地找到解决的途径，用合理的、健康的人生模式进行引导，从而使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不仅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人生的品质亦能获得相应的提升。
三
长期以来，我国有关人生问题的理论偏重于谈“生”，而少言“死”，即便涉及有关死亡的问题，也只讲死亡价值论，即告诉人们，人之死有两种可能：“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所以人们应该为崇高的事业而勇于献身。死亡价值论当然也是死亡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仅仅局限在谈死亡价值论是远远不够的。原因很简单，的确会有人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为某种崇高事业是否献身的死亡选择的问题，但绝大多数人在其一生中碰上的死亡问题决非死亡价值论方面的，而是以下三类问题：
一是人们面对亲人朋友之逝所产生的死亡悲痛问题。人人只要不夭折，有正常的寿命，必在其生命的某时段遭遇至亲的父母、亲戚之死，并有极大可能突遇配偶及子女之亡，因亲情必然引发出死亡的悲痛，且可能痛至撕心裂肺一般，它使人生苦不堪言。此外，遇上至友同事之死，人们一般也会产生悲痛之感。有时还非常强烈。如何减轻这种丧亲之痛，使之不妨碍生者人生的正常展开，又如何使人不至于这种死亡的打击痛不欲生；尽快恢复常态，这是人生理论中有关死亡问题研究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二是如何面对自我之死的问题。一个人一生中的任何事也许都可以改变，唯有自我之“死”不可变；每个人的人生状态可以很不相同，唯有“死”的状态谁都一样。人必死的结局使人生有无真正的意义成了问题，现实中的人如何摆脱伴以终身且随着年龄增大而越来越强烈的死亡恐惧？以及有无可能把“死”的实存转变为规划人生和促进人生的动源机制？这些都是现实中的人所遇到的重大死亡问题。
三是如何看待诸如自杀、安乐死、器官移植、“克隆人”等一般的有关生死的问题。自杀是现代社会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之一。“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60～70万人自杀，其中以瑞士的比率最高。中国平均每天有560人自杀，每2.5分钟便有一人自杀，占世界自杀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属于偏高。”（注：赵洁《打开心灵，让我们更健康》， 《南风窗》1998年第3期。）如此多的人放弃生命，走向死亡，其原因何在？如何尽可能地降低自杀率？这些都是有关人生问题的研究所应认真探讨的。
从方法的角度而言， 合理的人死观建构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合理之人生观的建构。因此，当前中国有关人生问题的研究一定要对死亡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从现实的层面来看，解决有关死亡的问题也许经解决人生的问题更具有迫切性。因为，如前所述，虽然现代人的人生品质并没有与生活水准的提高同步提升，但毕竟还是有相当的上升；但若以现代人与传统人的死亡品质相比较，则结果是：现代人的死亡品质更低了。
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主要是因为：一者现代社会的人大多以求利求享受为人生核心，拥有的东西比古人要多得多，死后的完全丧失必引起人们更大的恐惧。也就是说，现代人对生越迷恋、求生越“厚”，则越无法割舍，也无法放下，由此引发的死亡焦虚、悲哀、痛苦也就要大得多。二则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有了飞跃发展，可挽救许多病患者免于死亡，但仍有许多绝症如癌症、艾滋病、某些心血管疾病等无法治愈，可又能在诊断出病情后延续患者的生命相当一个时期。这固然是医学的极大成就，但从人生的品质而言，患者在这段步向死途的过程中，自我的死亡意识特别清晰，知己必死，又不知何时会死，整个生命过程便全部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既给患者带来莫大的死亡恐惧，更让患者的亲友们产生巨大的死亡悲痛。而这一切是缺乏现代医学诊断及技术的传统人所不可能经受到的。三则大多数现代人因为拥有的是一种分析的思维方式，严别“生”和“死”，把“生”视为拥有、光明、生机，把“死”看作丧失、黑暗、无生气等等，这就使现代人对“死”产生强烈的排斥、惊恐、茫然的情绪，无法认同更难以达到对“死”的坦然。相反，传统人往往拥有某种有机统一的思维方式，通过某种理智的或神秘的途径，可以沟通“生”与“死”，视“死”为“生”的另一种形式，或把“死”看作新“生”的某种中介，并把“生”的阳间与“死”的阴间看作能够很好交通的地方，这些观念相当程度地消解了死亡的恐怖性，降低了人们面对死时必然产生的焦虑与痛苦。
既然现代人在死亡的品质上比之传统人还降低了，它还不应该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吗？它还不应该成为当前中国人生理论探讨的重要组成部分吗？从方法论而言，应该把人死观与人生观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去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帮助人们建构健康的人生观的同时，也要使人们拥有合理的死亡观。这既可以拓展人生理论研究的领域、丰富其内容，更使有关人生问题的探讨进一步贴近人类生死的现实，从而使理论的研究具备现实的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