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道德发展——吉利根的女性道德发展理论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女性论文,吉利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美国女性主义道德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审视批评了西方社会现有的人类道德发展理论对女性的忽视，通过访谈等方式对女性进行经验性研究，论述了女性在道德发展上的不同，建立起了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学。她的理论在西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争论。
[关键词] 吉利根 女性的道德发展 关怀伦理
伴随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女性的道德发展已成为当代心理学、伦理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美国女性主义道德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教授从性别视角审视批评了西方社会现有的道德发生论的几种主要模式，提出颇具影响的女性道德发展的理论，以“不同的声音”重新解释伦理学和它的一系列基本概念，不仅补充和丰富了人类道德发展，尤其是个体道德发生发展的理论，也为伦理学研究开阔了视野和方向。
一、对道德发生论上“男性”模式的挑战
在吉利根看来，现代西方社会谈论道德发生的几种理论模式普遍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设计问题，即全都是以对男性的抽样研究作为理论建构的经验基础，把男性的道德发展普遍化为人类的道德发展，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和说明女性的道德发展或偏离。
吉利根首先对弗洛伊德的性别心理发展理论提出挑战。弗洛伊德相信，每个人在婴儿时代都重演人类的心理发展史，因此他从人的幼年时代着手分析人类的精神本性及其人格结构，并在这一过程中揭示两性在道德发生上的不同特点。在他看来，道德的标准是习得的，儿童在发展的生殖器阶段已经意识到男女孩在生殖器上的差别并且具有了性的感觉，产生了认同自己性别角色的愿望。男孩通常的做法是以父亲为榜样，通过仿效父亲的行为来解除恋母情结，并努力用父亲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律令约束自己。女孩则把自己当作母亲去吸引父亲，希望得到父亲的喜爱。但是，女孩的这种嫉妒心不能成为像男孩性别认同方式那样的一种强大的行为动力，因此男孩对道德的内化比女孩更彻底。女性的伦理标准也不同于男性，她们不象男性那样具有公正感，在判断上也更容易受个人好恶的影响。
吉利根批评说，弗洛伊德是根据男孩在恋母情结高峰期所获得的经验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的。他试图让女性适于他的男性概念，把女性在道德发展上的不同视为发展上的失败，正是因为他总是依据男性来勾勒人类关系的图形，因而也就无法看清女性的关系、道德以及自我意识的发展，当他的理论无法适用于女性时，便把女性从他的发展模式中排除出去，把她们对关系的想象看作如同她们的性生活一样是“心理学上黑暗的大陆”。
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和柯尔伯格在说明人类道德的发生发展时，也忽略了女性的存在。吉利根看到，“弗洛伊德对女性公正感的批评——可以视为对女性公正感盲目拒绝的一种让步，不仅再现于皮亚杰的著作中，也再现于柯尔伯格的著作中。1932年皮亚杰在对儿童道德判断作出说明时，女孩成了局外人，令人奇怪的是他把四个重要阶段以一种完全男孩指标的方式应用到女孩，因为（孩子）被想象为是男性的，也正是遵循着这一研究方法，柯尔伯格得出了自己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女性简直就是不存在的。”[①]吉利根的这段话表明了弗洛伊德、皮亚杰及柯尔伯格在说明女性道德发展时所犯的一个共同的错误。皮亚杰认为，一切道德都是一个包括许多规则的系统，而一切道德的实质就在于个人学会去遵守这些规则，道德的发展是一种对社会规则认识的发展。他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就是要分析儿童“怎样”学会遵守这些规则。他专门研究了儿童对打弹子游戏规则的认识发展过程，把这一过程分为连续性的四个阶段。[②]他进而又对女孩进行研究以期证实自己发现的普遍意义。尽管他已经观察到女孩游戏结构的不同以及她们在智力水平上的差异，但他对这些不同和差异不感兴趣，因为“它不是我们所期望研究的对比”。因此，他最终还是削足适履地根据男女孩打弹子游戏进行过程的相同性肯定了自己对男孩研究结果的普遍意义，把女孩已经显露出来的不同视为在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中没有价值的东西。
基于皮亚杰对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柯尔伯格在1958～1981年间对84个男孩进行了潜心的经验研究，设计了一套道德两难问题让不同年龄的儿童回答，得出了一个著名的“三水平六阶段”的道德发展模式，说明了从儿童到成年道德判断的发展过程，并认为这一过程具有成长性、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特点。第一水平为前习俗水平，此时儿童的行为是随心所欲的，只遵守那些具权威性的规则，它可以包括两个阶段，即惩罚和服从阶段以及互为手段的阶段。第二水平为习俗水平，此时儿童把服从和遵守规则看作是个人愿望的终结。它也分为两个阶段，即人际关系的协调阶段和法律秩序的阶段。第三水平为后习俗水平，此时人们试图以自己的利害关系来规定道德价值和道德准则，包括社会契约阶段和普遍的伦理原则阶段。柯尔伯格认为自己的这一理论具有超越文化和性别的普遍意义。然而，吉利根则把这一理论批评为大男子主义的产品，理由是柯尔伯格的研究对象均为男性。如果“按照柯尔伯格的尺度，在道德发展上似乎不足的人们当中首先就是妇女，妇女的判断似乎仅停留在他那六阶段序列的第三阶段上。在这一阶段上，道德被当作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术语，善等同于帮助和取悦他人。[③]吉利根认为，这种女性在“道德发展上似乎不足”的问题并不在于女性自身，而是由于这一模式的局限性和对生活中真理的忽视。由于生理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男女两性在道德发展上是不同的，他们对道德本质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而，只有“当人们开始研究妇女并从她们的生活中得出其发展结构时，不同于弗洛伊德、皮亚杰或柯尔伯格所描述的道德概念的轮廓才开始出现，并且宣告了一种不同的发展描述的问世。”[④]吉利根对男女两性在道德上发展不同的研究指出了以往在谈论道德发生发展时的一大错误，即对女性的忽视。同时，她也试图把这种“不同”与社会历史、政治、语言及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在她看来，性别概念意味着历史地复杂演变着的社会关系，男女两性在道德发展上的不同并不是由某种前定的、不可改变的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而是权利、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反映。
二、女性在道德发展上的不同
吉利根认为，道德问题说到底是人类的关系问题。以往的人们，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在谈论这一关系时都犯了错误。男性认为，如果他们象苏格拉底所讲的那样认识了自己，他们也就认识了女性；而女性则认为，只有认识了其他人，才能逐渐地认识自己。因此男女两性不谋而合地压抑了女性对自身体验的表达，围绕着一方的沉默建立起人类的关系，这一关系是以男性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同女性失去了联系，女性没有意识到她们已同自我失去了联系来维持的。因此，必须研究女性对道德冲突和道德选择的体验，并且让她们自己来表述这种体验。
她首先借用了柯尔伯格设计的“海因茨偷药”的道德二难来考察男女孩在道德判断上的差别。海因茨的妻子患了癌症，本镇的一个药剂师发明的一种新药可以救命，但要价两千元，海因茨无法凑足这笔钱，在同药剂师讨价还价无济于事之后陷入了道德困境：要么去偷药救妻，要么就眼睁睁地看着仍有药可医的妻子死去。那么，海因茨是否应当偷药呢？11岁的男孩杰克把这一道德困境建构成财产价值与生命价值的冲突，并且根据生命价值的优先权认为海因茨应当偷药。他把法律看成是人为的，能够出错和可以改变的，把道德困境看成人类的数学问题。同样11岁的女孩艾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不同的。她首先把世界看成是由关系，而不是单个的人构成的。道德困境不是数学问题而是对关系的叙述。她并没有考虑财产和法律问题，而是考虑作贼对海因茨与妻子关系的影响，并且试图对药剂师的需要作出反应。她把海因茨妻子的生存同关系的保持联系起来，在关系的背景之下考虑他妻子生命的价值，认为让她去死是错误的，因为这将伤害包括她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她谴责药剂师没有对他人的需要作出反应，认为“如果某人有某种能让他人生命延续下去的东西，那么不把这种东西奉献给他人便是不正当的”[⑤]。尽管如此，她还是想通过关系的对话找出比偷盗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吉利根肯定说，艾米的世界是一个关系以及心理学真理的世界，正是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意识带来了对相互责任的承认，道德来自这种承认，相互交流可以作为解决冲突的方式。艾米对道德困境的解决并不代表着天真和认识上的不成熟，而是反映出女性对道德困境所特有的解决方式。
同样，在对道德责任问题的回答上，杰克与艾米也不相同。对杰克来说，责任意味着不能欲所欲为地行为，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人；但对艾米来说，责任意味着去做他人希望自己去做之事，而不论自己是否想做。杰克把责任看成为使自己的自主性不受到干涉和伤害而对自身行为的限制，艾米则把责任看成对他人需要的反应和行为的扩展。对杰克来说，道德发展意味着逐渐地把其他人看作与自我是平等的，发现平等是通向安全交往的途径。对艾米来说，道德发展是把自我固定在不断扩大的关系网中。
吉利根对女性道德发展不同的揭示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男性的”道德基于对人的权利、主体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承认，它以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精神来建立道德原则，以保护自我权利为目的，使道德责任和义务具有了基督教“十诫”式的消极、防范的性质，从否定的方面论证了道德的必然性。“女性的”道德则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产生的互相责任的意识，道德责任是对他人的需要作出反应，因而从肯定的方面说明了道德的必然性。其次，既然男性把道德视为一种权利、准则的等级制结构，道德选择和判断也相应地来得非常简单，如同杰克所言的数学计算或逻辑推理。女性则把道德看作网络性的关系结构，把道德选择和判断视为关系中的理解和对话。这种道德从纵向权利等级制到横向关系网络结构的转变可以视为吉利根对西方伦理学以及妇女解放运动作出的重要贡献，因为权利等级制的视角本身就为人与人之间道德上的不平等提供了可能，而人与人之间横向的、平面的网络关系则为消除各种道德上的不平等，包括性别歧视提供了理论说明。再次，“男性的”道德对人的自主性和权利的强调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为基础的，而这种分离容易导致对他人需要反应上的不敏感和冷淡，甚至道德责任的丧失。“女性的”道德则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来凝聚人际关系。
吉利根把这种“男性的”道德称为公正伦理，把这种“女性的”道德称为关怀伦理。她还对流产妇女进行访谈研究，根据访谈对象使用道德语言，如应当、更好、正当、善或更善的方式，根据她们在道德思考中态度的变化以及对自己决定的反省和判断得出女性的道德发展，也就是关怀伦理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体现为女性对自身过分的关怀，但当这一阶段被视为自私的之后，她们又转入把善等同于对他人关怀的第二阶段。对他人的关怀同女性自身的排除所形成的一种非逻辑使女性通过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重新理解消除了自私与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进入对他人与自我关系适当地关注的第三阶段，这时关怀成了判断中自我选择的原则，女性也就完成了从善到真的过渡。
三、公正伦理与关怀伦理
就象人类社会中男女两性的互相依赖一样，吉利根也意欲以公正和关怀两种材料来建筑伦理学大厦，把这二者看成人们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的两种不同的视角，认为以往伦理学家的错误在于没有发现或有意排斥了女性的关怀伦理，没有看到人类的社会关系需要用这两种伦理共同来维系。吉利根论述了这两种伦理存在的基础、发生作用的方式以及缺陷。
吉利根首先以人类关系的理想来论述这两种伦理存在的基础。每个人都希望自我同他人被同等地、公平地对待，同时每个人也都希望被反应、被关怀，没有人应被忽视或伤害。因此这种互相平等和依赖的人类关系的理想为公正和关怀伦理的存在奠定了基础。任何伦理道德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理想的人类关系，它们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在人类关系中还存在着不平等和分离。公正伦理欲解决的是不平等问题，关怀伦理欲解决的是分离的问题。公正伦理在强调个人的权利、自主、独立时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关怀伦理则以人们之间的互相依赖来缩小或消除这种距离。这两种伦理的不同反映了人类经验中一个矛盾着的真理，“即我们只是在与他人联系的生活中把自己看作是分离的，只是在把他人同自我分离的范围内体验关系。”[⑥]
吉利根还从心理学领域对儿童早期的研究说明个体如何形成对这种人类关系理想的追求。儿童在早期阶段便体验到了不平等和对父母的依赖。他们出生在与成年人及年长孩子各方面都不平等的状况下，这种无力地位使他们知道了依赖权威和其他人意味着什么，因而懂得了为争取平等和自由而努力。同时，如果没有成年人关怀，他们不可能生存下来，因而儿童又因对父母的依赖懂得了人们能够互相关怀和避免伤害。这两种倾向构成了孩子们日后奉行公正和关怀两种伦理的基础。
吉利根也试图以人们认知的特点说明公正和关怀两种伦理视角在人们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中发生作用的方式。她用格塔式心理学的模糊图形比喻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两种伦理视角既非简单地等同，又非截然地对立，这如同心理测验中既可看作鸭又可看作兔的图形一样，一次只能从一个侧面看到一种情形，尽管我们可以变化视角，但不能同时得到两种印象。然而，按照人们认知的特点，即便是我们依次观察到了两个侧面，通常也仅有一面印象更深。在道德选择和判断中也是如此，即使人们意识到了两种伦理视角，也倾向于采纳一种来定义和解决道德冲突，因为单一视角的采纳会为清晰的决定带来便利，而对清晰的追求可能暗示着矛盾亟待解决，尤其是当人们面对令人不舒服或不安的决定时。人们采纳何种视角依赖于观察者以往的经验和对现实的期望，并不意味着这一视角比另一视角更完善或更具有真实性。譬如我们可以从两种视角建构关于流产问题的道德争论。从公正的视角看，流产的困境可以建构成权利的冲突，人们将讨论的是胎儿和母亲的权利问题以及二者之间的冲突，讨论胎儿是否是人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生命从何时开始的问题。倘若从关怀的视角看，胎儿与母亲的关系就变成了注意力的中心，问题变成了是否是负责任的，是否是关怀的以及是否延长或结束这种关系的问题。
在吉利根看来，尽管公正和关怀伦理的不同超越了以往伦理学中理性与感性、利己与利他、理论与实践的对立，但它们都易于被扭曲和变形。公正伦理潜在的错误在于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理论，易于把个人观点同客观立场或真理混淆起来，通过把自己置于其他人的境地，以自己的语言来定义其他人的意图，譬如把男性等同于人类，导致女性被忽略的“不公正”。关怀伦理潜在的错误在于忘掉个人的语言和进入他人视角的企图，即通过以他人的语言定义自我，把自己视为“无私的”，譬如把关怀同自我牺牲等同起来，造成没有表现出关怀本意的“不关怀”。
四、对吉利根女性道德发展理论的思考
首先，吉利根的女性道德发展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奠定了西方社会方兴未艾的新的伦理理论——关怀伦理学的基础以及早期的理论框架。关怀伦理学是西方社会第二代女性主义哲学理论在伦理领域的集中体现。19世纪出现的第一代女性主义的基本纲领是男女平等，认为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才能受到压迫，女人应从传统男性中心社会给她的角色派定中解放出来，必须争取获得教育权、工作权、参政权以及婚姻生育问题上的自决权。
本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第二代女性主义深入揭示妇女体验到的社会不平等的本质，并把它同女性被置于与男性关系中劣势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受拉康式心理分析的启发，第二代女性主义对语言、法律、哲学等方面的性别偏见提出挑战，并且明确地宣告：妇女解放的目的不再如同在争取社会平等的斗争中所强调的那样仅仅是取得像男人一样的地位和权利，而是应当发展一种新的、体现女性特点的语言、法律和哲学理论。吉利根等人的关怀伦理学正是应这一时代和理论需要而问世。关怀伦理学的目的则在于：（1）重新解释传统伦理学，把它的边界伸延到女性及女性主义领地；（2）寻求以关怀和责任补充传统的公正和正当的伦理学；（3）以非二元论的世界观，即并不把理性与情感、自我与他人、自然与文化区别开来的世界观对伦理学的新探索来取代传统伦理学。关怀伦理学承认对他人的关怀是道德价值中的重要活动，它把人看作是相互依赖而不是各自独立的个体，认为道德应当强调人们之间的关怀、同情和关系问题，而不仅仅是或主要是独立的道德行为者的理性决定。
其次，吉利根的女性道德发展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是对启蒙运动以来“合乎理性而又公正的道德原则”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假设的挑战。当代美国哲学家A·麦金太尔认为，“西方历史的关键性一步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鼓舞下，企图发现一套合乎理性而又公正的道德原则。它对所有有理性的和反思性的存在物，不管其文化传统、宗教背景、政治秩序或道德结构的特殊性质如何，都是同样有效和同样具有制约力的。”然而，他的著作《德性之后》的“一个中心论题是：发现这类原则的运动已经决定性地失败了，认识到这一点的时代也已经到来”[⑦]。吉利根对女性道德发展研究中得出的经验证据和理论结论从底部撼动了以人的自主性、理性、权利和契约作为普遍道德真理的假设，她对关怀、责任、关系的倡导也是对富裕社会人被物化、人与人之间关系被当作商品包装起来出卖，市场理性和逻辑左右整个社会生活的反叛和补救。
其三，吉利根的女性道德发展理论也使女性从以往道德理论研究中的劣势地位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传统哲学家不乏有人论述道德的性别化，甚至论述女性的“关怀”，但这一“关怀”同吉利根的女性主义的关怀有着本质的区别，吉利根断然地把自己的关怀同传统学说中在“女性美德”名义下，妇女以“关怀”换取经济地位，以道德忍耐否定苦难，最终失去自己的地位和价值的“关怀”区别开来；同以“男女有别”为藉口压迫妇女的理论区别开来。在当代心理学家、哲学家中也有人发现了女性在道德发展上的不同，但他们却以男性为标尺把这种不同看作女性在道德发展上的失败，吉利根则试图挖掘这种不同的真实内涵，从而确立起女性在道德发展上同男性相同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确立标志着在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领域已经开始了以当代女性主义视角解释女性道德发展的转折，而这一转折又为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四，尽管吉利根的理论同当代西方社会的其他反理性思潮一样具有批判的革命意义，但她还是以对男女两性的相互依赖、公正和关怀伦理关系的强调纠正极端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中由于彻底否定传统而走向片面的倾向。同其他西方伦理思想相比，吉利根的理论似乎更接近于我国传统的阴阳两性相辅相成的伦理文化，“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⑧]我国传统伦理文化主张万物生长需要阴阳两性的相互作用，相异、相生、相合，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如果把吉利根的关怀伦理理解成“阴性”伦理，把公正伦理看作“阳性”伦理的话，那么吉利根的目的在于以阴性伦理补充和修正阳性伦理，缔造一个融合阴阳两性的伦理世界。
作为伦理学研究中的一种新视角，吉利根女性道德发展理论也面临着许多难题。首先便是公正与关怀的关系问题。美国哲学家赫尔德总结了西方社会在对这二者关系的争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公正与关怀是否可以和谐共存？在解释同一道德境遇时，它们是可以互相变换但又不能相融的方式吗？如果这样，我们如何才能决定由何者来指导自己呢？公正与关怀是道德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吗？是用关怀补充公正还是反之，二者中何者是更为基本的？公正和关怀是可以适当地应用到不同领域还是二者均可以应用到所有领域？如果其中的一方能够把另一方作为特殊情形包容的话，何者更具有包容性？
注释：
①③④⑤⑥ Carol Gilligan:In a Different Voice,Harvard UniversityPress,USA 1993,P18,P18,P19,P28,P63.
② 参见皮亚杰：《儿童道德判断》，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9页。
⑦ 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⑧ 《周易·系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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