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洲[1]2005年在《重构学校精神》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试图从学校功能的角度探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问题。本文认为,我国当下社会深刻转型时期有关学校制度调整的缓慢和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是造成现行学校出现某些功能偏离的主要原因。因此,改革现行学校制度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创建现代学校制度,是保障学校功能正常发挥、促进学校健康发展、重构学校精神的有效途径;重视学校功能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重视学校的特性和发展规律,是构建行之有效的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前提。 本文认为,教育人、培养人并以此实现学校发展人与发展社会的目的是学校的基本功能,也是学校精神的基本体现。在现代社会,全球化、信息化、学习化的时代特征对现代学校“教人育人”的基本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内涵界定,要求现代学校既要注重“国际人”的培养,更要注重“民族人”的培养,既要培养“信息人”,又要培养“学习人”,在现代学校中确立民主思想和人文精神,并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和平与发展教育、环境保护教育,从而使所培养的人不仅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较强的社会发展能力,而且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良好的合作精神,热情、关爱,尊重人、理解人,并富于创造力和学习力。 本文认为,现代学校制度应具有“现代性”、“学校性”和“制度性”三大特征。“现代性”是指现代学校制度应体现现代社会的精神,必须是科学的、民主的、人文的、公正的,而且是普遍适用的。“学校性”是指现代学校制度应当追求并保障学校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应当体现学校的基本精神,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应当以教育人、培养人为最高旨归,任何规则和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都应当有利于人的培养与发展,有利于学校功能的发挥和实现。“制度性”是指现代学校制度要具有任何制度所必须具备的内在规定性,即制度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对现代学校制度的这种界定,有利于现代学校制度的设计和实践,有利于现代学校制度对现代学校良性发展的促动和推进,有利于现代学校制度功能的实现。 本文认为,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过程中,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固然重要,但是,现代学校制度的有效实施和良性运行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建设意义。一项制度安排无论其理念多么先进、其设计多么合理,如果不能付诸实施或者实施后不能良好地运行,其功效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加强现代学校制度实施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加大现代学校制度的实施和运行力度,建设有利于现代学校制度实施和运行的有效环境,应当成为当下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研究和探索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
朱庆跃[2]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认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李德强[3]2016年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企业制度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其中的许多问题颇受社会关注,但系统性研究甚少。本文从国有企业党建的重要性谈起,提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基本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论述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并回应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文分为6个部分:绪论提出国有企业党建关乎社会主义制度成败,同时论述了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评判标准。国有企业承担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功能,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是实现国有企业功能的必然要求。单纯注重国企经济功能的观点影响较大,对国企党建评判有着负面影响。本章还交代了研究涉及到的基本问题。第一章阐述如何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下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更好地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直接决定着党委的地位和作用发挥。国有企业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既是《党章》的规定,也是企业领导体制变革和党建经验的总结。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管理的文明成果,公司法人治理是其主要形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公司法人治理有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但公司法人治理与现代企业制度不是对等的概念。现行法人治理结构照搬西方模式,突出了经济效益标准,弱化了党委作用,背离了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必须把党的领导、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与发挥公司法人治理的管理优势结合起来,使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成为法人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章阐述如何加强国有企业干部队伍建设,保持干部队伍的工人阶级属性。国企干部队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者,现代企业制度带来干部队伍和干部管理工作的复杂化,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更加必要。目前干部队伍在思想政治水平、党风廉政建设、分配激励、能力素质方面存在着突出问题。必须坚持党管干部,解决突出问题,保证干部队伍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方向,防止国企干部队伍的蜕化变质。第三章阐述加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巩固党在企业的执政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传统和优势,是巩固党在国有企业执政基础的需要。社会思潮多样化、文化交融、信息化、职工队伍结构变化等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问题。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引领和动员职工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在企业的执政目标。第四章阐述加强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保持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在国有企业的作用十分关键。目前党员队伍在理想信念、精神状态、引领能力、组织活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应当通过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引领型党组织建设,增强党员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发扬党内民主,增强党委班子的领导力,增强党员队伍活力。结论主要是在全文的基础上做出的概括和总结。加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根本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统领国企党建,把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贯彻到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汤迪操[4]2016年在《茶文化视角下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思考》文中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公认的茶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精神财富。从中国茶文化中提取出来的茶道精神,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瑰宝,其基本精神更是富含儒家、道教、佛教三教的哲理,运用这些理论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能更清晰的发现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乐庆玲[5]2010年在《国家创新发展中的信息服务制度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在基于信息化的国家创新发展中,信息服务业已成为支持自主创新和科技、经济、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先导行业。从知识创新的社会化推进,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不仅需要进行信息服务技术、网络手段与方法更新和信息服务业务拓展,更重要的是,要求创建与创新型国家制度相适应的信息服务制度。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信息服务转型与制度变革正在由浅层次向深层次深化,现已步入结构性调整、战略化改组、功能全面转变的攻坚阶段。多元化的信息服务构成,多样化的运行体制、错综复杂的隶属关系,主体不明的产权制度导致整个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的诸多问题,从而也提出了信息服务制度研究这一新的课题。为此,本论文以“国家创新发展中的信息服务制度建设研究”为题,试图从国家制度变迁与信息服务制度演化的历史视角去探寻当前创新型国家制度下的信息服务转型轨迹,通过创新导向下的信息服务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探索信息服务制度建设的目标和定位,剖析信息服务制度创新的关键因素,研究基于自主创新发展的信息服务制度设计。围绕研究思路,论文全文分为8个部分,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6章,其主体内容如下：第1章将信息服务制度放到国家宏观制度框架下进行考察。从制度以及制度相关概念引发对国家制度以及信息服务制度内涵及其运行机制的的思考。在历史演进的视角下分析国家制度变迁与信息服务制度演化的互动机制,并将我国国家制度变迁中的信息服务制度演化轨迹与国外对比,从中探索出一般规律。第2章着眼于创新型国家制度下的信息服务转型分析。结合创新理论,阐释了当前我国面向创新的国家制度建设框架,从国家创新与信息服务的关系入手,审视了创新促动下的信息服务转型现状,并引入制度视角探讨了信息服务转型中的路径依赖,同时对信息服务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进行了分析。第3章对信息服务制度创新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进行了研究。从信息服务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出发,分析了信息服务制度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扩散的进程、一般构架和功能定位,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信息服务制度创新模式和路径,指出信息服务制度创新的有效因素,提出了信息服务制度建设分层实施的方案。第4章在制度设计相关理论基础上对信息服务制度设计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思考了面向创新的信息服务制度功能设计,并探索了几种设计方法在信息服务制度建设中的应用。第5章对信息服务制度的评价体系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初步探索了信息服务制度评价的构成要素以及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指标权重的确定,提出了信息服务制度评价的一般方法并分析了信息服务制度的反馈机制与制衡、监督机制。第6章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和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为案例分析了信息服务制度创新现状和进展情况。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本文作出了总结,并对面向创新的信息服务制度建设进行展望,作为作者下一步研究的基础和方向。
郝婷[6]2015年在《现代文化市场制度研究》文中指出现代文化市场的建设进程受到文化体制改革的强力推动,本质上是制度变迁的过程,现代文化市场的制度变迁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制度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现代文化市场建设发展规律的制度设计与完善过程,科学的文化制度设计是建设我国现代文化市场的根本保障。因此,有必要分析我国现代文化市场制度变迁的历程、特点与阻力,探讨现代文化市场建设中政府、市场以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基本制度架构,为现代文化市场的建设与完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本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宏观经济背景、以党和国家对“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重大需求为政策背景、以当前我国文化市场建设中存在的政策不足及制度需求为现实背景,采用文献调研、制度分析、政策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内涵、特征及其构成要素、现代文化市场制度的内涵及构成、现代文化市场制度研究的必要性及理论框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经济制度的“三角结构”,构建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制度多边形分析框架,通过对现代文化市场建设中政府管理制度、市场制度及企业制度的分析,明确了应从准入制度、监管制度、信用制度三个方面对政府管理制度进行完善,从市场主体、交易方式、外部治理及流通组织四个方面对市场制度进行完善,从企业产权制度、公司治理结构及企业内部市场化三个方面对企业制度进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现代文化市场建设中政府、市场及企业三者之间关系的完善,提出了要建立政府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完善市场主体准入退出制度、改革文化市场监管执法体制以及建立社会组织职能承接机制等具体对策。
胡誉耀[7]2010年在《我国出版集团公司治理研究》文中提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拉开了出版集团产权制度的改革序幕,同时也吹响了以建立现代出版企业制度为导向的公司经营模式建设的号角。公司治理体系作为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基石之一,是我国出版集团培育核心竞争力和增强科学决策机制运行效能,从而实现做大做强目标成为国际一流出版企业的重要前提。然而,虽然我国大多数出版集团通过转企改制获得了企业法人身份,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经营权,并以此为基础在公司治理体系建设上进行了富有特色的有益探索,例如在党委领导体制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机制的融合方面,不少出版集团取得了颇有效果的初步成就,但由于以党委领导为代表的“老三会”依然在出版集团公司治理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行政治理影响痕迹依然浓重,政企分开并得到没有真正和充分的实现,加上出资人缺位现象十分突出,以行政主导为主要特点的外部人控制问题对出版集团建设和发展形成较大的消极影响,同时由于国有出版产权代理机制设计的不科学,内部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性的博弈优势,形成对出版集团的把持和控制,在“双重控制”态势下出版集团经营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难以保证,由此带来许多治理问题。作为既具有一般企业经营属性又具有文化事业发展特性的企业单位,出版集团承担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目标任务,需要科学而有效地协调和处理产业经营管理和意识形态属性管理之间的关系,在当前外部治理体系及其功能依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版集团公司治理问题的妥善解决迫切需要探寻新的对策思路。为此本论文通过借鉴一般公司治理理论,结合运用出版本身的专业理论,在对我国出版集团产权制度改革动因及其路径选择分析的基础之上,指出在产权制度变迁背景下我国出版集团公司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向,以此确立出版集团公司治理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所以,在公司内部治理方面,我国出版集团应当基于出版智力资本作为出版业发展主动力的认识,充分考虑普通职工群体的公司治理诉求,以SOE共治目标为导向,对以三会四权制为主体框架的内部治理结构实施规范性和有效性建设,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以确立“新三会”的领导核心地位为目标,来科学处理“新三会”与“老三会”两者的关系,同时在规范和强化内部治理结构建设的同时,还要努力改变“重结构轻机制”的现象,有机结合出版集团的特殊性,加大信息披露、激励、约束等治理机制的建设力度,并兼顾集团内部核心人才的治理机制建设。而在外部治理机制构建及其职能作用发挥方面,首先是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进行角色转换,从传统的直接控制者转变为间接督导与政策服务者,形成政府间接监管下对出版集团的治理机制,并以政府为主导积极构建弹性化的出版准入与退出机制；其次是围绕出版产权、产品及其服务、经理人等要素市场以及以书评为核心的内容评价体系,形成出版集团的市场经营压力机制；再者是着力培育满足出版行业协调监管机制、外部直接利益相关者机制和包括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竞争对手在内的其他社会性监督力量机制的治理有效性发挥的环境,其中作者治理机制的构建尤其要给予重视。而对于我国出版集团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它应在综合内部和外部治理体系的基础之上,考虑国情特色和专业属性要求,立足于金股制来建立集团公司整体性治理模式、以经济绩效考核为导向来构建母子公司治理模式。为了保证出版集团公司治理建设有效性和执行力的充分实现,出版集团应采取多种灵活多样、科学高效的举措,构造公司治理人文性保障体系,同时适应数字化技术发展的时代需求,努力运用IT治理手段来加强公司治理建设与发展的保障。第一部分是论文的引言。此部分主要从分析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出发,指出本论文所能起到的实践参考作用和学科理论价值,进而对国内外一般性公司治理研究进了简要回顾,并以此为基础较为详细地概述了出版发行领域公司治理研究成果,之后扼要地描述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同时指出了本论文运用的四种研究方法,最后以论文框架形式简要说明了本论文的创作思路。第二部分侧重于论述我国公司治理研究的理论基础。由于本论文强调借鉴经济管理学界的公司治理理论,所以论文的研究支撑先要介绍一般公司治理研究所运用到的理论基础,即包括不完全契约论、说明责任论在内的委托代理理论,和以股东利益最大化论、市场效益导向论为衍生理论的产权中心论,以及衍生出人力资本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的超产权论,并着力论述它们在出版集团的实践应用。而在出版专业理论方面,主要侧重于双重效益兼顾理论、出版后发优势理论、出版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对公司治理研究的支撑作用论述。第三部分研究我国出版集团产权制度改革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这部分先从论述我国出版集团产权管理制度现状、改革动因与路径入手,论述在大多数出版集团所运用的四种主要产权改革模式,指出三级代理型模式成为我国出版集团产权管理制度的优先选择。然后在阐述我国出版集团产权制度改革对于公司治理建设的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在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出版集团公司治理职能发挥的内涵,进而指出我国出版集团公司治理建设的指导原则与发展走向。第四部分主要是基于SOE共治框架及其目标来分析国内出版集团公司内部治理建设的有效性与发展的规范性。这一部分先是分析和阐述基于公司治理结构建设的出版集团公司治理现状,指出其内部治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以SOE协同治理为目标的内部治理原则,接着论述了出版集团围绕着SOE共治目标进行三会四权制规范性和有效性建设的重点内容,其中指出了建立“新三会”与“老三会”关系处理的长效机制的方式方法,然后阐述了出版集团信息披露、激励与监督机制科学性构建的基本要求,并对出版集团核心人才治理特征及其有效性进行了分析,最后探讨了出版集团母子公司治理问题及其对策。第五部分是探讨以压力约束机制构建为导向的我国出版集团公司外部治理建设及其应用。此部分通过出版集团作为特殊国有法人的属性定位分析,指出“官本位”思想和外部人控制现象在出版集团存在的严重性,要求有关政府部门在新型管理体制下构建间接监管机制和出版准入与退出机制,接着对出版集团资本运营中的产权交易市场机制、出版产品及其服务市场机制、出版职业经理人市场机制以及以书评为主的独立性内容评价机制的治理效果进行了论述,然后分析了出版行业协调监管机制所发挥的中观治理作用,并在对供应商、债权人、机制投资者约束机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治理的概念及其机制构建途径,最后对新闻媒体、社会大众、竞争对手等其它社会力量影响机制的治理功能了进行了剖析。第六部分是分析和研究如何适应国情特色和专业属性,推动我国出版集团公司实施治理模式创新。在这一部分首先回顾了出版集团公司治理模式发展历程,包括传统行政时期和转企改制时期的治理模式演变轨迹,指出在国情特点决定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情况下,基于出版集团独具特色的发展特点和经营特征阐述,提出我国出版集团以国情特点为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构建原则,主张围绕着国情特色来构建基于金股制的现代出版集团整体公司治理模式,和以经济绩效考核为核心导向的母子公司治理模式。第七部分是立足于人文和技术视角来探究我国出版集团公司治理保障性对策思路。这部分主要分为人文性和技术性两个方面的保障对策,在前者上主要阐述了我国出版集团围绕着出版法律法规与政策、公司章程与规章制度、组织文化和治理文化、治理评估指标与反馈机制等因素来构建人文性保障体系,对于后者则着重是基于数字技术环境提出出版集团公司治理的保障措施,先是介绍了IT治理内涵及其在出版集团的应用意义,进而论述了在数字化技术环境下我国出版集团可以利用网络远程通讯技术、人工智能推理技术、决策支持系统技术和联机知识挖掘技术等几种技术手段,分析了它们在强化公司治理保障的作用和效果。
卢素瑛[8]2015年在《基于现代大学制度的高职院校章程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大学制度的规约与指导。从西方一些高等教育强国的大学发展经验可知,科学合理的大学制度对高校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而大学章程是现代大学制度的载体,为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构建提供保障,对大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我国高职院校要想在改革与发展中有所突破,就需要制定出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要求的章程,从而有效地促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现代大学制度视角下高职院校章程建设的若干主要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论文认为,高职院校章程对高职院校的制度具有承载、指导和完善功能,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决定了高职院校章程建设具有特殊性,高职院校章程必须体现高职院校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性、职业性和市场性特征。论文以H职业技术学院章程为例,较为深入地分析了该校章程的优点与不足,同时折射出我国高职院校章程建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并通过与六所普通院校的章程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分析H职业技术学院的章程与六所高校的章程的共性与区别,为高职院校章程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通过研究,论文认为高职院校章程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章程内容没有体现出现代大学制度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特殊要求;对于高职院校的社会性、职业性和市场性缺乏充分的反映;章程的制定、修改及执行的程序不够完善。基于高职院校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高职院校章程建设的几点建议:一是要充分体现高职院校办学的特殊性;二是在章程文本内容上,要以社会性、职业性和市场性为依据对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内部治理结构进行明确的规定,体现出现代大学制度对于高职院校发展的要求;三是在章程制定程序上要进一步完善。本文的创新点:一是提出了现代高职院校制度的本质内涵;二是提出了高职院校章程建设必须坚持社会性、职业性和市场性的观点。
王莹霜[9]2018年在《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的繁荣依靠于全体国民整体人文素质的提升,而现代公共文化体系是提升国民整体人文素质的有效建设手段与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理论上可以促进我国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实践上可以与有效指导我国公共文化的发展路径,寻求提升全体国民人文素质的有效方法。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进行本次研究,具体路线如下:绪论。解释了本次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目的是提出本文研究的必要性。并对本领域国内外的前沿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现有的状态与不足以及从哪些方面进行研究具有创新性。第一章“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理论”。分别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服务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概念、特征进行逐一分析,全面夯实了本文写作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针对我国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分析,梳理体系形成、发展、意义、内涵等内容,这一部分主要目的是寻求研究的突破口,找到体系构建中的问题,以及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为下文针对性的提出构建设想奠定基础。第三章“西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典型模式及启示”。针对西方发达国家所构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分析,以总结经验教训为目的,对于体系的特点、优势、劣势进行研究,并思考不同国家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我国建设的启示。第四章“对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的思考”。针对我国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进行思考,从应该着重建设的部分、建设中的主要任务,体系构建重点注意事项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构建的策略。
张瑞岚[10]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重构学校精神[D]. 李兴洲.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2].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3].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研究[D]. 李德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6
[4]. 茶文化视角下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思考[J]. 汤迪操. 福建茶叶. 2016
[5]. 国家创新发展中的信息服务制度建设研究[D]. 乐庆玲. 武汉大学. 2010
[6]. 现代文化市场制度研究[D]. 郝婷. 武汉大学. 2015
[7]. 我国出版集团公司治理研究[D]. 胡誉耀. 武汉大学. 2010
[8]. 基于现代大学制度的高职院校章程建设研究[D]. 卢素瑛. 武汉理工大学. 2015
[9]. 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研究[D]. 王莹霜. 黑龙江大学. 2018
[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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