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戏剧研究的文化学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戏剧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以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戏剧研究一直被视作“小道”，充其量也不过是以剧作文本 为对象，以补充大历史之必要脉络为目的的非主体存在。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戏剧研究的不断深入，那种局部的、粗略的文本研究，已经无法概括做为一种文化 现象的戏剧的存在本质。
长期以来，限于种种原因，戏剧研究大多限于只见枝叶、难见树木的境况，更遑论见 乎森林。把综合的、立体的、动态的戏剧艺术，做静止化、解剖化的研究固然是必要的 ，但却不是完整的。只有把现代戏剧放在整个现代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历史的纵深层面 挖掘其生成、发展的内在规律，把具体的作家、作品放在历史与现实原坐标系中标定其 作用和价值，才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产物——话剧。就此意义而言 ，田本相先生在他的中国话剧研究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裨益和启示 。
田本相先生是从研究现代文学起家的，然而却最终为曹禺研究专家和现代戏剧史学专 家，开辟了一条戏剧研究的文化学道路，每每谈到这一点，他总会生发出“人生若戏” 之感。
196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的田本相先生，没有选择仕途经济作为晋 身之阶，而是毅然留在母校，师从李何林先生，攻读鲁迅研究的副博士学位(那时候的 大学还承袭着苏联的一套教学模式和学位模式)。那个时候的田先生，对于鲁迅研究的 兴趣是如此之浓烈，以致于从来没想过会转而研究戏剧。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人品、 文品，田先生是充满了景仰和钦佩的，他甚至觉得为学习和研究鲁迅先生耗尽毕生心血 ，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讲是一大幸事。那个时代的鲁迅研究，是在有了一个“民族灵魂” 的总体定论之下进行的，但田先生却不甘为这个总定论提供局部的微小证词或诠释别人 的话语，他想用自己的眼睛去重新审视，用自己的头脑重新思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这是他执着于内心的研究信念，为此，在熟读《鲁迅全集》的基础上，他大量地翻 阅现代文化学史上其他作家的作品，不是把自己的研究界限定于时代的政治氛围，而是 潜心探究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作为个体存在的文化人的共性和差异性。在并非刻意的情况 下，一种“比较”的方法已经潜存于他的研究意识中，他将鲁迅先生的小说与同时期其 他作家的小说进行多层面的比较，从体裁、题材的角度、人物心理刻画的深度、小说叙 述方法的角度，以及对社会历史与现实人生的揭示的深度等层面，去发现鲁迅作品思想 的深刻性和艺术上的超绝性，从而认识到了鲁迅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史的价值。
然而“文革”的不期而至搅乱了他的研究程序，在大学停课的茫然中，他思索鲁迅有 关民族性的思想；在干校劳动的间歇里，他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那个时期的历史剥夺 了他在报刊上激扬文字的机会，但他却在自己的心底里一遍又一遍的酿造着思想的甘 露。以至80年代，从他发表于《南开学报》的《<呐喊><彷徨>与“五四”时期小说之比 较研究》的长篇论文中，我们仍可看出他对鲁迅研究的钟情，以及他“比较的”研究方 法和学术积累的阶段性特征。他说，鲁迅先生的人品、思想浸染了他的生命，鲁迅研究 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而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研究是他学术研究的视界。
正像戏剧当中往往会出现“发现与突转”一样，在70年代末田本相的人生中，也出现 了戏剧性的“发现与突转”——有感于复苏后的中国剧坛的红火局面和观众对曹禺戏剧 演出的空前热情，出于学术敏感，田本相先生开始关注这一并非偶然的社会现象，他越 是审读曹禺先生的剧作，越是被其中所蕴藏的深刻的艺术魅力所迷，以致于情不自禁地 发表了几篇曹禺研究文章。正像他在历史的浩劫之后重新发现了曹禺一样，学术界和出 版界发现了从事曹禺研究的田本相，于是各种约稿争相而来，并且都锁定了曹禺研究这 样一个方向，田先生也就一发而不可收，旋即完成了书稿《曹遇剧作论》，此稿经由曹 禺先生审读后，引起了他对作者的强烈兴趣。于是1980年5月23日，曹禺先生在自己的 家中邀见了田本相先生。二人一见如故，曹禺先生激动地引用了《诗经》中的两句诗， 以表达对田先生这位研究者的信任和感激，他说“他人之心，予忖度之”，并欣然把撰 写《曹禺传》、编辑《曹禺研究资料》、《曹禺全集》等事情，郑重地托付于这位忘年 知己。世上有哪一个研究者能成为研对象本人所称道的“度心之人”?又有哪一个研究 者情愿违背研究对象本人的深情重托呢?因此，这不能不使田本先生“投桃报李”般做 出了自己的选择——倾尽心力去研曹禺及其剧作。
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已经将田先生称做了“曹禺研究学家”，特别是在1984年他成为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后，从事话剧研究特别是从事曹禺研究，完全成为了他 的业内之事，因此，他在戏剧研究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应当说，田先生从文学研究到戏剧研究的转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契机，那就是他在 曹禺及其剧作的个案研究中，发现了它所特有的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学价值。众所周知， 中国话剧并非古已有之，而是20世纪的新兴艺术样式，正是在告别旧的封建文化，建构 新的现代文化的历史的必然性要求中，中国话剧在借鉴西方艺术形式(Drama)的基础上 ，得以萌生和建立。换言之，它是20世纪时期伊始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会的 产物，而在曹禺先生的创作思维和剧作的艺术特征中，正凸现着这种时代文化的特点。
曹禺先生深谙中国戏曲，对《过雪山》、《斩黄袍》之类喜爱有加，但他本人所受到 的却是“南开”、“清华”式的现代教育，他的剧作蕴蓄着鲜明的中国文化意绪和民族 审美情趣，但又深受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优秀的戏剧文化，特别是以莎士比亚、易卜生、 契诃夫、奥尼尔为代表的剧作家和作品的熏陶。因此，在田先生的《曹禺剧作论》中， 他不仅对曹禺剧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中的影响，进行了学理的辨析性的论证 ，而且对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曹禺先生那种不一味复古也不盲目崇外的兼容 并蓄、消化吸收的艺术思想予以充分肯定。《曹禺剧作论》本身的学术价值，尽管受到 当时社会意识和思想解放程度的限定，却以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发掘，严肃谨慎的学术态 度，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无庸辩驳的公允结论，奠定了新时期以来曹禺研究的思想基 础，达到了后来的研究者难以超越的学术水准。
《曹禺剧作论》面世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朱栋霖指出：“它是国内全面、 系统研究曹禺剧作的第一部专著，而且观点鲜明，分析细腻深刻，颇有独到之处。”( 注：朱栋霖：《读<曹禺剧作论>》，《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杨景辉指出，田先生 在剧作分析中，“采取了纵横交错的方法。这样，在横部的剖析上，显示了它(曹禺剧 作)的深度；在纵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曹禺戏剧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注：杨景辉：《 曹禺访谈录·序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这些分析，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的”(注：朱栋霖：《读<曹禺剧作论>》，《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田先生经过 分析得出的论断：“《雷雨》、《日出》等剧的出现，是中国话剧艺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注：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这是“符合历史实际 的”。该书曾荣获1984年全国优秀戏剧理论著作奖，并对随后兴起的中国戏剧研究热潮 ，其到了引导和促动作用。
业精于勤，在20余年的研究生涯中，除了一部《郭沫若史剧论》之外，田先生独自完 成或主持完成的其它多部著作，差不多皆与曹禺研究有关，如《曹禺剧作论》、《曹禺 年谱》、《曹禺传》、《曹禺评传》、《曹禺词典》、《中外学者论曹禺》、《曹禺研 究论集》、《曹禺代表作》、《曹禺全集》、《曹禺研究资料》、《曹禺访谈录》等等 。其中以洋洋40余万字的《曹禺传》最见功力，此书以其“翔实的史料，恢宏的构思， 新颖的视角和飞扬的文采，而达到了作者预期的目标——写出了‘这一个’曹禺，写出 了一个历史长河中流动的人。”(注：高鉴：《阅人如阅川——读<曹禺传>》，《文艺 报》1989年4月8日。)“作者以莫大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曹禺的艺术创作生涯 做出了客观与公允的评判，真实而深刻地总结了曹禺个人的成败得失，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应该足以引起学术界深刻反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运动的某些历史教训。 ”(注：宋剑华：《寻求“似”与“是”的统一》，《中国文化报》1990年1月10日。)
在一个课题上肯不惜心力地耗时20余载，倾出后半生生命，除了缘于研究者和被研究 者之间灵魂的约定和心灵的默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如田先生所言，他所遇 到的是“说不尽的曹禺”。据我所想，这种“说不尽”的意味大约包含了三个方面：一 是作为经典文本的曹禺先生的剧作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内涵和丰厚的美学内涵；二是作 为文本之外一种艺术创造现象，曹禺本身集中了丰富的艺术经验，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复 杂的“江郎才尽”原因；三是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范式，曹禺研究在规模和程度上，都 没有达到理想的学术目标，特别是他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和确立。基 于此，田先生对他在曹禺研究方面所耗费的心智不仅无怨无悔，甚至满怀信心地说，当 历史剥去了罩在人们眼前的层层雾障之后，曹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地位 ，一定还要往前提。
要想较为全面地评价田先生在曹禺研究方面的贡献，对于我这样一个愚钝的后学绝非 易事，故我也不敢虚妄到随意指点的程度，我只想就自己的体会谈一谈田先生的“曹禺 研究模式”。在中国学术界若干个“理论体系”盲目建立旋即又烟消云散之际，在人们 总是习惯于追随并因袭一套西方话语把中国自己的艺术“宰割”得体无完肤之际，我们 的学术界确实到了应当反思“中国的学术究竟是什么”的时候，而反思田先生的“曹禺 研究模式”对我们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在曹禺研究方面，田先生没有忙于“建体系”，“定高度”，而是用一种实证分析的 “笨方法”，在充分收集资料的基础下，去扎扎实实地开展研究工作。他先从文本出发 ，对剧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继而又花力气各处采访，广采博收，研究曹禺先生的 生平和创作心理；转而又去尽己能，推动方方面面的曹禺研究；进而又在《曹禺传》中 对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新的整合，走过了一条从局部到总体、从现象到一般、从戏剧分 析到文化学发现的学术进程。但是他没有宣称自己已经把曹禺“说尽了”，而是以冷静 的学术眼光，悉心整理出版了《曹禺访谈录》，原原本本地记录和发表了在长达20年的 时间里，在其采访过程中，曹禺及其亲朋给予他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为的是以备“后人 写出更好的《曹禺传》”。其实作为后来者，有谁还能成为曹禺先生的“度心之人”呢 ?这或许有，但却再无他人能从曹禺先生口中，掏出那么多他的“心中的宝贝”(巴金语 )了。田先生以他不遗余力的学术研究，几乎为我们展现了从剧作到生平、从创作心理 到文化内涵、从主体阐释到客观描述的集大成的曹禺研究的“完形”，以后，我们或许 可以从某个角度，就某个层面，做出自己的学术发现，但要全面超逾这个“完形”，基 本是不可能了。对一项学术研究做得如此到位，恐怕在学人中是不多见的。
仅凭曹禺研究的成功，田先生便不枉为一世学人了，但是，他的学术却决非仅限于此 。前面已经说到，早在其学术准备阶段，即从事鲁迅研究之时，他已经自觉地运用了“ 比较”的研究方法，而在曹禺研究中，为确定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创立中的影响和意义， 他又继续将比较文学的研究引向深入。1985年，田先生在题为《试论西方现代派戏剧对 中国话剧发展之影响》的长篇论文中，初步阐释了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戏 剧的构想，并为即将开始的国家教委“七·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现代比较 剧史》一书，确立了研究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勾勒了基本轮廓。
田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从来不是“唯方法论”者，他之所以沿用欧美的比较文学研究 方法，完全是从中国现代戏剧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话剧全然是从外国移植到中国文化土 壤之中的艺术样式，正如田先生在此书《序言》中所言，“从特定角度上说，没有外来 文学艺术的吸收引进，也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面貌……”《中国现代比 较戏剧史》“主要研究中国话剧(重点是创作)同外国戏剧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以及 同外国表、导演体系的关系史，即把中国话剧史作为一部接受外来戏剧影响的历史。这 样它既不同于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也不同于一般的中国话剧史和一般文学史的研究” (注：田本相：《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序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6月版。)。田 先生特别强调比较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主张把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结合起来，以 凸现话剧作为民族现代艺术的根本特征。“从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的研究对象出发，把 接受主体确定为民族主体、历史主体和审美革新主体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三个 层面”(注：田本相：《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序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6月版。 )，并就接受主体在接受过程中对外来戏剧文化的误解、误读现象予以深入剖析，从中 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由田本相先生主持完成的《中国比较戏剧史》于1993年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 赞誉，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先生指出，这本“洋洋50余万言的巨著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 ：1、从中国话剧同外国戏剧运动、理论思潮和创作的关系出发，阐明了中国话剧诞生 、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2、阐明了外国戏剧理论思潮对中国话剧理论和创作的影 响，并对之做出了历史的、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和估计，同时还研究了这些影响的呈现 状态和转换方式，进而探讨了这些影响得以实现的原因和条件。3、给中国话剧在世界 戏剧史上定了位。”(注：乐黛云、吉令旭：《比较文学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还有人称赞，此书“以深刻透辟的理论分析 ，在中国现代戏剧研究中，成为……具有里程碑式价值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比较戏剧 学的奠基之作”(注：朱栋霖、张鹰：《现代戏剧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鉴于《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对中国现代戏剧研究方法 和研究视野的开拓性意义，1998年，国家教委授予它全国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在从深层的文化学意义上总结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之后，田本相先生又开始对新时期以 来迅猛发展、形式翻新的当代戏剧状况进行描述和总结，这也反映了他本人不拘泥于象 牙之塔的学院批评，而力图以学术思想影响甚至介入社会文化创构的期望。尽管任何历 史研究都必然地贯穿着研究者本人的当代意识，但以当代人的身份描摹自身参与其中、 甚至尚无任何历史积淀的现实艺术形态，并准确地表达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观念， 这绝非易事。1988年，田本相先生接手中国艺术研究院重点科研课题《新时期戏剧述论 》，在他的努力下，该书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新时期以来的戏剧现象，对戏剧创作的特 征、西方现代派戏剧思潮的影响、戏剧观的争鸣、探索剧的成就、小剧场戏剧的发展、 戏剧小品的成型等诸多问题进行了严谨的学理分析和理论总结。客观与公正是本书的特 点，它力图“从新时期戏剧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来阐述话剧发展的脉络、动力和主 流，同时也不回避其危机、挫折和问题”(注：李希凡：《新时期戏剧述论·序》，文 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6月版。)。《新时期戏剧述论》经田先生多次批阅、增删、修正 ，于1996年方始出版。
也许是身为话剧研究所所长，自身肩负着振兴话剧的责任的缘故，因此田本相先生自1 987年以来苦心孤诣地致力于话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致力于对话剧实践的理论总结和 经验推广。经由田先生企划和组织，在剧团研究方面，先后召开了“沈阳话剧团探索之 路研讨会”(1990，北京)、“承德话剧团创作道路理论研究会”(1991，北京)、“北京 人艺演剧学派国际研讨会”(1992，北京)、“总政治话剧团创作道路理论研讨会”(199 2，北京)等学术会议，每次会议之后，都出版专门的论文集，既对剧团的艺术经验进行 总结，也对其发展方向进行理论指导。此外，在曹禺研究方面，田先生先后召集了多次 国际、国内的学术研讨会(第一届1991年于天津，第二届1992年于武汉，第三届1997年 于石家庄，第四届2000年于潜江)，传扬以曹禺为代表的中国话剧的优秀传统，扩大中 国话剧的国际影响，提高其艺术地位。1993年，鉴于话剧不景气的现实，田先生主持召 开了“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演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振兴中国的小剧场戏剧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1996年，他又主持召开了由大陆和台港澳两岸四地戏剧人参加的“96中国话 剧展演暨学术研讨会”，此即为规模不断扩展、影响不断延宕的“华文戏剧节”的先河 ，此后 ，每隔两年，两岸四地的戏剧人即易地举行这样的戏剧节，目前它已经成为联 络华文世界的戏剧力量，开展戏剧艺术的交流与合作的有效途径。
这些戏剧研讨和交流活动，应该视作田先生别开生面的戏剧文化思想的现实折射，也 是他创构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戏剧文化发展模式的努力与尝试。
从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到戏剧文化史学的开拓，从艺术实践的理论总结，再到戏 剧文化交流模式的创立，可以看出，田本相先生对中国现代戏剧研究的贡献，对戏剧实 践的指导作用，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时下很少有人堪与比拟的。
作者通讯地址：中国艺术研究院话研所 邮编 10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