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的信度与效度_效标效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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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77(2006)05-0001-06

一、前言

面对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大学生是否做好了各种必要的就业准备呢?老师、家长或学校就业指导人员应该如何帮助大学生了解自我,不断改善自我适应未来的职业生涯?用人单位应该怎样来甄别和培养相对具有成熟的内在职业素养的人?这些问题对于社会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但是,在解答上述各种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是职业成熟度,如何测量职业成熟度。

职业成熟度指个人掌握与其职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专业发展目标的程度,包括知识和态度成分[2]。大学生大都没有真正就业,尚在探询适合自己的职业并努力做相应的准备,因此,相对于成人来说,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应该有不同的内涵。

从测量角度来看,职业成熟度概念包含了诸如知识、能力、个性等多种要素[2]。例如,Crites在1978年的相关研究中就认为大学生的职业成熟状况表现在职业选择过程与职业选择内容两个方面。职业选择过程又可进一步区分为职业选择能力与职业选择态度;职业选择内容则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职业选择的现实性与职业选择的一致性。职业选择能力主要指个人获得职业信息、进行职业规划并作出明智的教育决策、职业决策的能力,它包括自我评价能力、获得职业信息的能力、目标筛选能力、职业规划能力、问题解决的能力。职业选择态度则包括职业决策的明确性、职业决策的卷入程度、职业决策的独立性、职业决策取向(任务或快乐取向)、职业决策(个人意愿与现实之间的)妥协性。

借助于Bandura于1977年提出的自我效能感概念[3], Taylor和Betz将Crites的职业决策能力评价部分替换为职业选择自我效能感这样一种相对主观的自我评价,因为许多研究文献指出了自我效能感与职业成就之间的关系[2][3]。

同其他理论类似,“职业自我效能感”强调职业选择的能力,而且相对侧重于人们有关能力的信念。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与职业内容有关的自我效能,即个体对自身完成某一职业所规定的有关内容。如该职业所需教育、某种具体职业任务等能力的信念。另一方面是有关职业行为过程的自我效能,即个体对自身完成有关职业行为过程,如职业决策、职业找寻等实现行为目标能力的信念[3]。

但是,人们的实际能力、人格特点(如自我监控偏好、归因风格),包括相关阅历等,很容易影响到这种自我能力评价或感受[3]。心理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人格特点与职业成就的关系,他们或侧重发展的观点[4],或侧重人—环境的匹配[5]。从发展的角度看,基本人格特点在职业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人与环境的匹配来看,人格特点在很大程度可以预测一个人职业的选择与结局[6]。

正如Hough和Oswald[7]在总结人员筛选指标时指出的那样:就个体特点而言,能力和人格是预测个人工作绩效的有效指标。仅仅强调职业选择能力,忽略人格特点,尤其是只强调带有主观评定色彩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此外,通过对比职业自我效能感量表、职业成熟度量表的具体项目,我们会发现两者虽然有一些差异,但也有相当多的共性。职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当中有关信念、一般态度的项目比较多,而职业成熟度量表中明显拥有较多的行为测量项目。这些事实说明职业(选择)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内涵相对单纯一些,它“不准备解决所有的职业成熟度问题”[2],它并非要取代职业成熟度的概念。自我能力的信念应该来源并且表现于具体的行为及行为效果当中。由于行为及其效果的评价分析更为客观可行,因此,职业成熟度概念从测量客观性角度来看有其独到的优势。

前人的研究发现,文化因素对于职业成熟度有很大的影响[8]。在西方社会中,个体从家族中的分离和自治被视为成熟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和开始。相比之下,东方社会的价值观是以集体主义和家族观念为中心的[9]。目前大多数职业成熟度理论和量表都是以白人为被试,其结论和推论就不太适用于东方社会[10]。Tang比较了美国白种学生、华裔美国学生、中国大学生的职业选择过程[11],发现在职业选择过程中,华裔美国学生和中国大学生会受到父母的影响,这点不同于美国白人学生。因此,检验职业成熟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文化的因素。

为探讨本国文化的独特影响,Lee构建了韩国版的职业成熟度量表[12]。他们经过访谈、开放式问卷、成对的比较、判断项目对工作选择的重要性等方式,初步筛选出88个项目;然后通过对上千名高中生、大学生的施测,用因素分析方法确定了包含47个项目的5因素成熟度模型:“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职业参照”。与西方学者的结果相比,韩国版多出了“职业独立性”这一带有典型东方文化特色的因素,揭示出东方社会在进行职业选择时要顾及到他人意见这一独特性。

从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尚无完全自主开发的职业成熟度量表,仅有几篇修订美国职业选择或职业评定量表的文章[1][13]。本研究尝试借鉴韩国这一相近文化背景下的职业成熟度研究结果,以同属东方文化的韩国职业成熟度结构作为基础,针对中国大学生群体进行相应的修订,以探索一个相对更适合中国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结构,获得一个标准化的职业成熟度量表,为相应的理论和实际应用奠定基础。

二、方法

(一)研究材料

本研究的材料包括编译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问卷、个人背景信息调查问卷、罗特心理控制源量表、幸福感指数量表、自尊量表、大学生网络行为量表。

1.职业成熟度量表的翻译和编制

首先将Lee发表的职业成熟度量表的英文稿翻译成中文;之后由5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和专家进行讨论,明确项目的意义翻译准确;然后将初稿由母语为英文、汉语为第二语言的美国人回译成英文以确认无表达上的歧义;最后将问卷发放到20名心理系学生中进行试测后继续修改,最终形成正式施测使用的问卷。翻译修改后的问卷包含47个项目,采用5点Likert式评分,要求被试根据问卷项目所描述的情况与自己真实情况的符合程度进行打分,1分代表“非常不符合”,2分代表“比较不符合”,3分代表“难以确定”,4分代表“比较符合”,5分代表“非常符合”。

2.个人信息及职业选择意向或信息调查表

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年级、专业等基本信息。

职业选择意向或信息包括了一些与职业选择相关的问题,如“对所学专业的满意度”“对将来打算的确定程度”以及“对自己做出了正确的职业选择的信心”等问题。被试在 5点Likert量表上表示赞同或反对。

3.其他量表

实验还采用了罗特心理控制源量表(23个项目)[15],幸福感指数量表(9个项目)[16],自尊量表(10个项目)[16]以及大学生网络行为量表[17](18个项目,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0)。以此作为职业成熟度的关联效标。

(二)被试

北京大学选修心理学概论(通选课)的学生,他们来自全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问卷发放410份,回收375份,回收率为91.7%;其中有效问卷373份。被试年龄在16~26岁,平均年龄为19.96岁(SD=1.301)。其中男生199人,女生169人,7人未填性别。大一学生为89人,占 23.7%;大二学生为184人,占49.1%;大三学生为67人,占17.8%;大四学生为30人,占8%;5人未填年级。

(三)研究程序

在讲课结束之前集体施测问卷,不同问卷分批发放,中间间隔2周以上。被试材料按学号汇总进行分析。学生在选课之前就知道课堂有义务参与一些实验调查。被试能看到书面承诺,保证对他们的个人信息予以严格保密。每次调查结束后发给签字笔作为答谢。

所有有效的问卷信息录入计算机,使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三、结果

(一)项目分析

1.项目鉴别力

从375名被试中取出高低分两端27%的被试组成高低分组,用高分组的平均分减去低分组的平均分,再除以全距,得出每个项目的鉴别力。

从鉴别力指数来看,47个项目中,有37个项目的鉴别度指数大于0.30的良好指标。第13、14、29、30、32、35、40、42、43、47这10个项目的鉴别度指数分别为0.260、0.260、 0.236、0.286、0.298、0.284、0.282、0.268、0.264、0.274,也都大于0.200的可接受指标。47个项目均有良好的鉴别力。

2.项目一致性

计算单个项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47个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均达到十分显著的水平(p<0.01),因此都予以保留。

(二)量表的结构效度

1.因素结构的确定

原始职业成熟度量表共47个项目,初次施测获得375个被试数据,满足了被试人数是量表项目5倍以上的要求。 Bartlett球性检验达到显著水平(χ[2]=7743.996,df=1081,p=.000),KMO=0.860。因素分析方式适用。

选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根据图1所示的碎石图,发现曲线趋于平坦之前有6个因素。尝试进行正交旋转(Varimax),逐步删去载荷小于0.30以及双重载荷的项目,最后获得相对满意的6因素结构。该结构保留了34个项目。6因素结构能解释总方差的55.989%,而且单个因素解释的方差至少在7%以上。

图1 职业成熟度问卷碎石图

2.因素的命名及项目分布

根据表1所示的因素载荷及项目分布,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各因素的含义可归纳如下。

因素1:职业目标。包含8个项目,反映出大学生对于自己将来的职业有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如:“对于将来做什么工作,我已经做了决定”;“对于职业,我已经做了明确的决定”;“尽管以后我可能会改变想法,但现在,我已经选定了一个吸引我的职业”;“尽管现在我还是个学生,但是我能想象出将来自己的工作状况”;“我对很多职业感兴趣,但是,如果从中选出一个的话,我就会觉得为难”;“我已经选定了我的职业,所以,现在我不用担心职业选择的问题”;“我经常考虑可能从事的职业,但是,我还没有确定一个特定的目标”;“对于职业,我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

因素2:职业自信。包含6个项目,反映出大学生对于职业发展的自信心问题。如:“我担心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够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上取得成功”;“因为我对自己没有太多信心,我怀疑即使在我选择的职业中取得成功也不能帮助我成为我想做的那个人”;“我担心我选择的职业不能帮助我成为想做的那个人”;“我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缺少信心”;“不论我多努力地尝试,我或许得不到我想选择的职业”。

因素3:职业价值。包含6个项目,反映的是影响职业目标选择的因素。如:“选择职业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钱”;“只要能赚到很多钱,我不在乎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当选择一个职业的时候,我考虑的是晋升的机会,而不是工作的性质”;“对于别人羡慕的职业和适合我的职业,我会选择前者”;“我希望选择一个有声望的职业,不论我的兴趣和能力怎样”;“对于能获得满足感的工作和能赚很多钱的舒适的工作,我宁愿选择后者”。

因素4:职业自主。包含4个项目,反映是否以自己的标准来选择职业。如:“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我想我会选择一个我喜欢的职业”;“我会根据我自己的标准来选择职业”;“为了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会基于自己的信念来选择职业”;“不论其他人怎么说,我需要选择一个符合我兴趣的职业”。

因素5:亲友依赖。包含4个项目,反映职业选择中是否依赖亲友的意见。如:“如果父母不赞成我想要从事的职业,要不要选择它我会感到为难”;“我会按照父母的希望选择职业”;“我会按照父母和朋友的希望选择职业”;“对我来说,如果我选择了一个父母不赞同的职业,我想我将来会后悔的”。

因素6:职业参照。包含6个项目,反映个体选择职业时对比参照他人的行为或意向。如:“看报纸的时候,我喜欢读那些在我感兴趣的领域里取得成功的人的文章”;“在选择一个职业的时候,其他人的支持对我极其重要”;“对于我感兴趣的职业领域的人,我想和他们交流”;“我喜欢和校友讨论学业和未来职业”;“当我看到一些人在他们感兴趣的职业领域取得成功的时候,我倾向于模仿他们以使自己和他们一样”;“我希望能得到咨询,来帮助我更加了解自己的兴趣和人格特点”。

被删除的项目总共有13个。其中有4个项目(如项目13:“我有信心在我选择的职业中,我会像其他任何人做得一样好”)因为存在三重负载而被删除。其余被删除的9个项目均是双重负载。

(三)量表修订后的统计学指标与人口变量分析

1.项目关联性有所改善

经过修订,保留的各个项目与总分相关比较高。34个项目中有32个项目的相关系数大于0.300,且p<0.01;项目25、27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270、0.294,也非常接近 0.300。由此可见,修订后的量表统计指标改进比较明显。

2.职业成熟度的性别差异

大学男生的职业成熟度(M=3.42)极其显著地高于女生(M=3.25)(F(1,367)=12.734,p<0.01)。也就是说,在大学生群体中,男性在职业准备方面明显比女性要成熟。

在职业目标(F(1,365)=14.664)、职业自信(F(1,365) =12.243)、职业自主(F(1,361)=19.732)、亲友依赖(F (1,367)=14.274)四个因素上,男生的成熟度得分都极其显著地高于女生(均为p<0.01);而在职业价值、职业参照上则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四)量表的信度指标

量表一致性信度较好。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691,大于0.70;分半信度(Guttman Split-half系数)为0.8961。

量表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间隔4周之后,招募了50名被试进行重测,结果发现两次结果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r=0.771(N=46,p=0.000<0.01)。

(五)量表的效度指标

1.量表的关联效度

职业成熟度得分与自尊、控制源、幸福感指数的得分都呈十分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依次分别为:r=0.430(N=373,p<0.01);r=-0.273(N=372,p=0.000<0.01);r=0.261(N=290,p=0.000<0.01)。

职业成熟度越高,大学生就越发感到自尊,越发感到幸福,越发倾向于内控;反之,职业成熟度较低的大学生,越发不容易感到自尊,主观幸福感较差,越发倾向于外控。

2.量表的效标效度

大学生在职业成熟度量表上的得分与他们对自己专业的满意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r=0.187,p=0.029<0.05,N=136);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分数与他们对将来打算的确定程度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r=0.269,p=0.009<0.01,N=93);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分数与自己做出了正确职业选择的信心呈十分显著的正相关(r=0.288,p=0.005< 0.01,N=93)。

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分数还能有效地预测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分数与上网时间呈显著的负相关 (r=-0.138,p=0.020<0.05,N=286)。也就是说职业成熟度越高的大学生越少沉溺于上网。而且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与网络行为类型中的“使用网络辅助生活”有接近显著的正相关(r=0.113,p=0.056,N=287),这倾向于说明职业成熟度高的大学生即使上网,也主要用于辅助学业或者便利生活。

四、讨论

(一)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的文化特点

经过因素分析,量表34个项目构成了职业成熟度的六个因素:“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亲友依赖”“职业参照”。

与Lee在韩国的研究[12]结果相比,中韩两国职业成熟度内涵共性显著,但也有国别差异。例如,两个版本都包含的因素有四个:因素1(职业目标)、因素2(职业自信)、因素 3(职业价值)、因素6(职业参照),并且这些因素下属的项目也基本类似(修订后的中国版本删除了一些项目)。但是,韩国版本量表中同属一个因素(独立性)的若干项目在中文版本中分化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因素:因素3(职业自主)和因素4(亲友依赖)。

也就是说,韩国学生职业成熟度当中,所谓“独立性”,既包括自行选择职业,也包括听从亲友意见。韩国学生所谓自行选择职业,往往与亲友意见相对一致。但是,中国大学生的“职业自主”与“亲友依赖”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因素。中国大学生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时不一定非要在意亲友的意见。

相比之下,美国Crites的职业成熟度问卷包括了“了解自我”“职业信息”“目标设定”“行动计划”以及“问题解决”[2]因素结构,并没有包含单独体现的“独立”“自主”因素,更没有中国和韩国问卷中的“亲友依赖”类项目。有研究表明[17],自我独立性越高、对美国文化适应越好的亚裔美国人,他们在美国职业成熟度量表下的得分就不再像其他亚裔那样明显低于美国人。也就是说,自行选择职业的内容和过程被视为美国大学生职业成熟的标志,是否考虑父母的意见并不重要。

但东方文化下,子承父业、尊师重道、听从教诲是孝道的大义。做重要决定之前,晚辈应该主动征询长辈的意见以体现对长辈的尊重。不过,相对于韩国学生而言,中国学生不会那么顺从长辈的意愿,不一定看重自己职业选择与长辈意愿的一致性。

(二)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效度

由于没有结合中国特点收集原始项目,修订后的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的效度问题是最值得关注的。修订量表的效度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职业成熟度有明显的关联效标。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越高,他们就越发感到自尊,越发感到幸福,越发倾向于内控。从心理控制源的角度来看,越是内控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得分越高;越是外控的大学生,其职业成熟度得分越低。这一结果与国内的研究结果趋于一致。自尊的个体倾向于喜欢和热爱自己;比较自信或者自我效能感高;容易处于积极的自我体验状态[18]。按照职业成熟度的理论,成熟度高的人对自我有比较稳定、积极的评价,成熟度低的人对自我的评价则不太稳定。因此,职业成熟度理论上应该与自尊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其次,职业成熟度有较好的预测效度。通过与一些外部效标的相关检验,发现职业成熟度高的大学生对于自己的专业满意度越高,对将来打算的确定程度越高;同时对于自己作出了正确职业选择也具有更高的信心。此外,职业成熟度分数越高的大学生,他们越少沉溺于上网。而且即使上网也主要用于辅助学业或便利生活。

这些关联效标或预测效标的数据非常重要。相比之下,国内以往研究当中,职业选择或评定量表有的只有理论 (结构)效度检验但缺乏效标关联性检验[13];有的只是询问若干有关学业的问题作为效标检验指标[1]。本研究的效度数据丰富而且有实际意义,应该比单一效标指标效度检验更有说服力[2]。

五、结论

(一)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

经过因素分析,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由34个项目构成,可归为六个因素:“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亲友依赖”、“职业参照”。

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具有明显的文化特点。在美国,自行选择职业的内容和过程被视为美国大学生职业成熟的标志,是否考虑父母的意见并不重要;但在东方文化下,晚辈应该就重大决策主动征询长辈的意见以体现对长辈的尊重。因此,中国和韩国的职业成熟度量表都包含了一些征求亲友意见的项目。不过,相对于韩国学生而言,中国学生不一定看重自己职业选择与长辈意愿的一致性,因此,“职业自主”和“亲友依赖”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因素。

(二)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的一致性系数、分半信度、重测信度比较高,具有良好的信度。

职业成熟度与控制源呈显著的负相关,职业成熟度越高的大学生越内控,越不成熟的学生越趋向于外控;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还与幸福感指数、自尊呈显著的正相关,职业成熟度越高的大学生,其幸福感指数和自尊感也越高。与此同时,职业成熟度越高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满意度越高,对将来打算的确定程度越高;对于自己做出了正确职业选择也具有更高的信心。此外,职业成熟度分数越高的大学生,他们越少沉溺于上网;而且即使上网也主要用于辅助学业或便利生活。

(三)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得分存在性别差异

大学男生的职业成熟度极其显著地高于女生。具体而言,在“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自主”“亲友依赖”四个因素上,男生的成熟度得分都极其显著地高于女生;而在“职业价值”“职业参照”上则没有明显性别差异。

收稿日期:2006-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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