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逻辑与面临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7－0051－11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间长达三十年，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即使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堪称奇迹。但是，在国际经济环境迅速恶化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正面临挑战，所以迫切需要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准确加以评估，以便能够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找到正确的道路。
一、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发生了一些非常有利于中国的变化。这些变化是：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同年，第三次美元危机爆发，尼克松总统宣布停止美元自由兑换黄金，由于基本面的持续恶化，西方各国于1978年正式签署旨在让浮动汇率合法化的牙买加协议，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正式终结；从1973年开始，在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的双重冲击下，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滞涨困境。正是这样三个发生在世界体系中的重大变化，让中国获得了实现伟大复兴和创造经济奇迹的历史性机遇。对此，可以进一步分析如下：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体系，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这与1840年以来中国总是以被列强战败的弱国身份被迫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外围国家是截然不同的。其中的区别就在于，中国人可以站起来认真地观察世界的本来面貌，并且通过理性的思考去寻找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为有了与世界接触与交流的机会，中国对外封闭的大门渐渐地被打开，随之而来的中日建交、中美建交，为中国1979年的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作了重要的战略准备。
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危机与随之而来的全球金本位货币体系之崩溃，导致了全球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和世界范围流动性的增长。全球金本位货币体系的崩溃是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种力量是内生性的，那就是所谓的“特里芬”困境①。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世界经济总量成倍增长，而且世界经济的增长格局也与战后初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与日本日益强大，已与美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样就会产生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全球对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之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增长及其对美贸易的持续顺差，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减少，从而导致美元供给能力的下降。由此造成的美元供求关系的恶化被称之为“特里芬困境”，并且具有明确的内生性质。
第二种力量是来之于外部的（外生性）冲击，那就是发生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于当年12月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其基准的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②，从而使得油价猛然上涨了两倍多，很快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③，从而迫使美国不得不决定最终放弃金本位。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油价暴涨使得美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与此同时，因石油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也需要美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采取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所以，无论是对外平衡国际收支还是对内维持经济增长，都需要美国彻底放弃金本位制，以便突破金本位的货币纪律，来满足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对于货币需求量的增加。
从后来的发展进程来看，世界金本位制货币体系的终结未必是一件坏事，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少资本资源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随着金本位货币制度的解体，美元供给量迅速增加，这不仅为美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经济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而且也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不仅导致了世界金本位货币制度的解体，而且也造成了西方国家经济基本面的恶化。不仅是美国经济发生了严重的衰退，包括日本（其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④）在内的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特别是在高福利的欧洲国家，由于工资成本与政府税收的刚性，还发生了经济“滞涨”⑤。“滞”是因为工资与政府税收刚性所致；而“涨”则是因为石油等资源价格的暴涨所致。为了摆脱经济衰退与滞涨的困境，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着手进行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
存量国有企业较多的英国是从改革国有企业制度着手来摆脱滞涨困境的，而以自由企业制度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则是从放松政府管制、鼓励市场创新来重新走向繁荣的。英国与美国在经济体制上的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尽管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是欧洲的主要战胜国，但是英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民用生产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在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致到战争结束时，英国的私人部门已经没有力量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援助与政府投资。结果，政府主导的战后重建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并不是盈利的工具（世界银行，1997年），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也缺乏弹性，所以，为了摆脱石油危机冲击下的滞涨危机，减少财政负担、增加结构调整的弹性，在1979年大选中获胜的撒切尔政府开始对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采取“私有化”的改革（毛锐，2004年），从而使得英国较快地摆脱了危机。英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开创了世界国有企业改革的先河，也为日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美国面临的问题与英国稍有不同。美国几乎没有国有企业，但是却有比较严格的政府管制。特别是当石油危机爆发后，尼克松政府竟然采取了更为严格的价格管制政策，从而导致危机越演越烈（施建淮，2008年）。1980年，在大选中获胜的里根政府执政之后，放松管制、鼓励技术和金融创新，允许私募基金合法化、降低高科技产业开业成本，并把用于“冷战”的“星球大战计划”中的通讯设施大规模地转化成为发展民用信息产业的基础设施，从而成功地推动了信息产业革命，顺利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章嘉琳，1984年）。当美国因为信息产业革命而大幅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时候，也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这是因为，当美国的经济结构转向知识要素密集的高科技信息产业的时候，中国便有机会进入劳动要素密集的加工制造产业来参与国际分工，而参与劳动要素密集加工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与中国存量的禀赋结构恰好是相吻合的。
在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世界政治与经济结构重大变化的基础上，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从1979年开始，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增长之路，从而开始了中国人民创造伟大经济奇迹的过程。因此，我们有理由说，20世纪70年代，是英国、美国和中国创造世界历史的年代，特别是中国顺应历史潮流、把握历史机遇、开始创造伟大经济奇迹的年代。
二、中国经济奇迹之源泉
中国的经济奇迹可以归结为：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迅速扩张，贫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⑥
图1 1978—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改革开放三十年报告之一》，2008-10-27。
图2 1978—200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改革开放三十年报告之一》，2008-10-27。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长达三十年之久的高速增长，并且有效解决国民的贫困问题，主要是因为采取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如何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呢？就是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实现了劳动要素的两次优化配置，从而导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通过长期的高速增长，有效地解决了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国民贫困问题。中国劳动要素的这两次优化配置分别是：通过对内改革实现的农村过剩劳动由报酬递减的农业部门向城市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的转移；以及通过对外开放实现的生产要素从缺乏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的转移。
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缺乏产权（因而人们就不能自主地经营自己的人力资本）与收入的激励（多劳不能多得），再加上没有市场机制（没有进入市场寻找就业的机会），中国农村大量的过剩劳动不能被有效地动员与组织到社会的生产活动中去，于是就有了中国农村中数量极其庞大的“隐形失业”⑦（琼·罗宾逊，1937年）。开始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的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作了重大的调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产效率，并且导致中国农村“隐形失业”迅速地“显性化”，广大农村居民急切地希望通过获得新的就业机会来增加收入，于是便有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但是，考虑到农村市场规模过小和人力资本的高度稀缺，再加上乡镇企业不够明确的产权制度，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并不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的就业问题。
面对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瓶颈，改革必须深化。从国际经验来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最终都是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加以解决的。但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城市几乎从来就没有为中国农村过剩劳动向城市转移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第一，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国的城市作为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所在地，它们所承担的主要是政治管理以及为政府官僚机构及其成员提供各种消费服务的功能，因此，无论是城市的规模还是人口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对外通商，于是在中国的沿海和沿江地区开始出现了以现代工商业为导向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但是，这一发展过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突然中断。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政治上政府选择了更为便于管理的治理结构，即从上到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结构，这样的管理结构不仅能够充分发挥组织的作用，而且其政治成本相对来说也是最低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就选择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中国在选择这种体制时兼顾了本国的特点，但是将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别的城市与乡村加以隔离这种做法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将城乡加以隔离的主要方法就是对城乡居民的户籍进行分类管理，并且不允许居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流动。由于落后的乡村在客观上与较为先进的城市存在巨大的落差，以致在改革开放之前，政府有关当局还经常把城市居民下放到乡村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惩罚措施。由此可见，当农民自发开展的乡村工业化不能有效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的时候，就只有通过改革的深化，即把开始于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进一步推向城市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得中国巨大规模的乡村过剩劳动被有效地转化成为创造国民财富的巨大生产力。
与中国的农村不同，城市一直是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而城市居民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受益者，因此，中国城市改革的原动力要比中国农村弱得多。所以，尽管中国农村的改革可以是自发性的，但是城市改革从一开始就需要借助于外部力量，而这正是中国为什么需要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的原因所在。中国通过对外开放突破了两大瓶颈：其一是通过导入市场机制突破了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制度瓶颈；其二是通过引进外资突破了中国资本积累不足的瓶颈，并造就了外资蜂拥而入的“外资潮”。随着这两个瓶颈的突破，中国的经济开始呈现高速增长之势，城市工业快速发展，以致需要源源不断地劳动供给来满足城市工业超常规发展的需要，于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由农村改革准备好的剩余劳动便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从而有了人类史上罕见的“民工潮”。
由中国对内改革所造成的“民工潮”和由中国对外开放所造成的“外资潮”相互结合，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两大效应：第一个效应是由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转移带来的“生产率效应”。根据有关的实证研究，将劳动力从农村的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至少可使单位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十倍以上（李金华，2008年），这是因为与报酬递减的农业生产劳动相比，工业部门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第二个效应是在外资引导下所发生的包括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在内的、资源从进口替代部门向出口部门转移所带来的“比较利益效应”。这两种效应的加总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并且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对此，我们可以用图分析如下：
图3 改革带来的生产率效应
假如把整个社会的产业简化为两大部门，其中一个部门是生产消费品的（定义为X部门），而另外一个部门是生产资本装备品的（定义为M部门），那么图3中的纵坐标和横坐标就分别代表这两个不同的产业部门。图3中的弧线代表由中国的资源禀赋所决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这条曲线在纵轴上的距离比较短，而在横轴上的距离比较长，表明中国的资源禀赋属于劳动要素丰裕型，因此，当中国把全部要素用来生产劳动要素密集的消费品的产量，要远远多于全部被用来生产资本要素密集的资本装备品的产品数量。图3中两条斜率为负的平行线，代表消费品和资本装备品的国内相对价格，也可以理解为生产这两种不同商品的机会成本曲线。这两条曲线斜率比较平坦，表明中国的禀赋优势在于劳动要素供给丰裕，从而优先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轻纺等消费品工业会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
图3中的A点代表的是改革开放前的实际经济均衡点，B点代表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实际经济均衡点。比较这两点，我们不难看到，A点并不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这种状况表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存在着制度低效率，由此造成的效率损失是由改革前后的相对价格线和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围起来的面积，与此相对应的便是上文中提到的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数量极为巨大的“隐形失业”。1979年开始的对内改革，引领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低效率问题逐渐得到纠正，于是，实际经济的均衡点开始从A点向B点移动，这种移动是通过经济高速增长和存量失业不断消失而实现的。由此导致的效率提高与产量增加便是中国通过体制改革而实现的人口红利。
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效率损失表现为巨大规模的隐形失业。第二，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而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主要表现便是存量的失业大规模地转变为生产性人口，从而产生所谓的“人口红利”。第三，人口红利的增加具有双重的作用，既可以增加国民财富的总量，又可均衡收入的分配。第四，假如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就业增长效应，那么不仅不会产生人口红利，反而会形成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两缺口效应与收入分配失衡的效应。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不能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在结构上一定是属于资本要素密集型的，对于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优先发展资本要素密集型的产业就会发生资本供给短缺与劳动供给过剩的非对称性矛盾，其结果必定是：一方面需要对外融资，从而会面临资本与外汇两缺口的增长瓶颈；另一方面，因为资本供给不足和劳动供给过剩，于是资本的收益率就会看涨，而劳动的收益率则会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从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在两大要素间严重失衡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第五，从实际的资源禀赋出发，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必须有助于增加就业的增长，否则经济增长越快，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就会变得越加严重。
图4 开放带来的比较利益效应
图4的所有假设没有变化，区别在于把原来封闭经济下的分析拓展成为开放经济下的分析。当我们把封闭经济的分析拓展成为开放经济的分析时，就会发现，由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具有国际比较优势，中国出口劳动要素密集产品就会变得有利可图，这在图中表现为比较平坦的国内相对价格曲线会向右旋转成为对X商品生产比较有利的贸易条件曲线。⑧ 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增加劳动要素密集的x商品的产量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能够通过对外贸易而实现中国在资源禀赋上劳动供给量特别丰裕而造成的比较优势。开放经济下的这种结构变化在图4中表现为经济均衡点从B点向C点的移动。与改革开放前的A点相比较，C点均衡具有很大优越性，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获得了十分可观的人口红利，而且还获得了对外开放的巨大收益，那就是国际贸易理论中所说的“比较利益”。当然，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比较利益，也得益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在石油危机冲击下的经济结构转型。
图5 开放经济下的动态增长过程
对于比较利益的理解仅仅从静态角度来观察是不够的，如果再从动态的角度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就将会对这个问题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图5中的各种假设依然如前，但是与图4相比较，首先是多了一条向外扩张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其次还多了一条新的斜率较前平坦的贸易条件曲线。而这两条曲线所表达的恰好就是开放经济下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外移，不仅表明经济增长了，而且还意味着这样的增长是有效率的。有效的经济增长既可以导致国民财富的增加，又会对人口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因为伴随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人们生儿育女的成本会逐渐提高，而其收益则会逐渐下降），从而造成中国禀赋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图5中，表现为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外移时，纵轴的增加值会大于横轴的增加值，因为由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引起的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导致中国动态变化中资本密集要素产品之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使得中国在生产劳动要素密集产品方面的能力逐渐趋于下降。于是，就有了上述这条斜率相对比较平坦的、新的贸易条件曲线。这条新的贸易条件曲线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模式必须随着贸易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调整，否则，原有的比较优势就将不复存在，这种调整在图5中表现为经济均衡点从静态均衡的C点向动态均衡的D点移动。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变化在今天的中国只是刚刚开始，因为我们还有在数量上以亿计算的存量失业，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绝对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失业，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动态成功及其面临的新问题
尽管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实现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从根本上完成了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正是因为经济转型尚未完成，所以快速的经济增长特别容易造成新的社会冲突与矛盾。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把今天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定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动态成功”。所谓动态成功指的是：中国已经因为改革开放而出现了经济增长，但是因为受到现有体制和经济不发达的双重制约，中国目前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平等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从而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来解决这个极有可能导致社会失衡的严重问题。
然而，目前存在于中国社会中两种可怕的倾向是：有一部分人把因为经济不发展而产生的问题归咎为改革的失败，并以此为理由来反对改革的深化；另外一部分人则把因为改革不彻底而产生的问题归咎为发展本身所产生的问题，并以此为根据主张放弃“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原则。这种把改革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肆意加以混淆的做法，必定会对既定的发展战略造成极大的干扰。为此，我们必须在弄清楚各种问题产生之真实原因的基础上加以区别对待，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或者加快经济发展的方法来加以有效的解决。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大致上可以从内外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分析：从外部经济来看，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本币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与此同时，可供中国商品自由进入的国际市场却相对变小了，特别是在2008年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再从内部经济来看，居民、城乡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极不对称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销售份额则极为有限，大部分中国生产制造的产品主要是通过加工贸易的渠道进入国际市场的，这种情况引起人们对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极大不安。
下面我们先来讨论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问题。导致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原因主要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是因为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第二，是因为中国没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国庞大规模的制造业只能通过加工贸易的渠道才能进入国际市场。内需不足就会造成内生性的出口⑩，而加工贸易在本质上又是属于顺差性质的。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就不难理解了。毫无疑问，内需不足与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归根到底都是由中国内部因素造成的，因此，要想解决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问题，就必须从解决内部经济问题着手，如果只是采取本币升值的政策来平衡贸易顺差和国际收支，即单纯地采取外部平衡的方法，那么，在本国企业毫无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只会导致经济增长的衰退，而这对于一个至今仍然存在大规模存量失业人口的国家来说是根本无法接受的。
内需不足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使是今天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它们在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也都经历过内需不足的时代。内需不足当然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关，但主要是与存量失业压制工资率提高有关，此外，还与居民资产性收入太少有关。
常识告诉我们，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仅取决于其个人作为存量的劳动能力和作为流量的生产效率，并且还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过多的存量失业人口时，那么就会因为激烈的就业竞争而使工资率与劳动生产率呈现出非对称性增长的格局，即在劳动生产率因为投资的增加而提高的时候，工资率却会因为受到就业竞争而维持不变。中国目前恰好就处在这种状态下，因此，虽有经济高速增长和工资总量的增加，但工资率却受到了长期的压制。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只能是继续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消除存量失业，以便让工资率的增长可以跟上生产率提高的速度。
一个国家的内部市场需求除了与收入分配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相关之外，还与居民的资产性收入有关。如果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情况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呈现出经济增长率收敛、消费水平却要高于其经济增长率和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的现象，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关键性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的居民拥有国外净资产。其中的机理是这样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居民的收入显著提高，这会产生两大效应：一是替代效应，即收入提高会导致劳动供给的下降，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与经济增长的收敛；二是资产效应，即收入提高会使居民的储蓄增加、并可以拥有更多的国外净资产。国外净资产产生的收益作为恒久性收入，保证了发达国家居民在经济增长趋于收敛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一个较高的消费水平。由此可见，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对于增加内需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借鉴国际经验，要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特别是外国净资产的收益，大致需要采取以下一些政策措施：改革国内的金融结构，变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为股权融资的金融结构，以便让居民可以分享公司利润，而不是获取有限的存款利息；保持资产价格的稳定，防止国民资产的损失与财富负效应的发生；谨慎开放资本项目，增加居民对于外国资产的可得性。
由上可见，消费主要需求取决于人们的恒久性收入。恒久性收入包括人们的薪酬与资产性收益(11)。所以，要想增加人们的消费支出，创造出足够的内需，就必须增加人们的薪酬收入、提高人们的资产性收益。要达到这样两个目的，除了增长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因此，增加内需主要是一个增长或者发展的问题。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却把中国内需短缺归咎于收入分配不公，从而主张政府采取补贴、发放消费券乃至大规模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来刺激内需。但是事实告诉我们，发放消费券只会引起消费支出的短期波动，因为这种做法第一不能增加居民恒久性的收入，第二不可持续。除了这种一次性政府补贴政策之外，大规模的政府转移支付也不能对消费增长带来积极的影响，反而可能对经济增长也就是长期的消费支出带来不利的后果。其理由就在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会产生可怕的替代效应，即接受补贴者可能以闲暇来替代努力，而税收承担者则会以储蓄来替代投资。
增加内需要靠经济发展，但是，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只要中国的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那么要想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目前这种依靠外资和加工贸易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企业为何没有国际竞争力呢？中国企业竞争力低下当然与中国的经济不发展有关，但是因果关系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正是因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低下，才导致中国经济的不发展。导致中国企业竞争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上的约束。中国不是一个“企业本位”的国家，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并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从而导致传统中国缺乏商业精神，创造财富的商业活动在道德上备受谴责。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推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被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单位”所取代，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商业精神再次受到冲击，企业家要素几近枯竭。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了企业和企业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空间，但是仍然受到传统道德鄙视商业行为与产权改革进程缓慢的制约，以致在今天中国仍然缺乏企业家的企业。总结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把中国企业发展中的制度约束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是在道德和法律上对企业家存在严重的歧视；第二，是中国的企业普遍缺乏产权制度，民营企业的产权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国有企业则因无法界定和授予企业员工的知识产权而难以进行有效的技术创新；第三，严厉的政府管制，再加上国有企业积淀已久的政企不分，导致很高的交易成本与市场的不公平竞争。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问题，中国需要更进一步的思想解放与更加深入的体制改革。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经济结构还没有调整到以不可贸易的服务业为主的经济阶段，即使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了，贸易顺差的问题仍然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但这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加、从而为未来内需的有效扩大创造必要的前提。所以，从长期来看，通过深化改革来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对于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改变中国的贸易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
讨论中国内部经济问题，首先需要关注的当然是收入分配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与快速增长，中国收入分配上的差距确实在扩大，为此，我们就需要弄清楚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究竟是改革成功的表现还是失败的标志？第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第三，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最近差距趋于扩大的收入分配所反映的是改革的“动态成功”（Albert Keidel,2008年）。1979年，中国从饱受贫穷状态起步进行改革，允许最积极进取的那些人比其他人更快地改善其命运，并给予付出各种努力与辛劳的人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从而激发了广大民众投身于社会财富创造的巨大热情。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把最近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视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而不是失败的表现，当然它对社会稳定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是需要我们密切加以关注的，而这也正是我们将其定义为改革“动态成功”的理由所在。既然是改革的“动态成功”，因此，接下来的任务是要采取有效的政策去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而不是简单地去指责已经发生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事实本身。为此，我们就必须去弄清楚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真正原因。
讨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与贪污腐败这类问题无关，因为它们不属于收入分配的范畴，换句话说，把非法所得与合法所得混为一谈，来讨论收入分配的差距问题是不科学的。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源，主要在于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所以城市居民的收入要大大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由于东部沿海地区要比内陆地区拥有更多的贸易机会（这是由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所决定的）(12)，所以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也要大大高于内陆地区居民的收入；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并且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简单劳动的供给量极为巨大，所以当政府急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时，就会导致产业结构与劳动供给结构之间的失衡，结果知识劳动就会因为供不应求而报酬急升，而简单劳动则会因为供过于求而收入骤降。由上可见，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所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分配制度出了重大的差错才造成的。这种机会上的不均等既与人们的身份（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有关，也与人们居住的地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有关，此外，还与人们所拥有的劳动技能（是一般性生产技能还是参与知识劳动的技能）与政府的产业政策（是促进就业的产业政策还是强调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有关。
很显然，为了解决当前中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关键在于让更多的民众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如前所述，政府补贴和财政转移支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反而有可能产生负激励，从而导致高、低收入者共同走上减少劳动供给的路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让中国广大民众获得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根据以上的分析，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的基本方法应当是：
第一，继续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进程，鼓励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去分享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成果。这不仅因为农业部门报酬递减，投入的劳动力过多反而会导致收入下降，并排斥一切可以节约劳动力使用的技术进步，而且还可以集约化地使用中国本来就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因为城市人口为居住而占用的土地资源肯定要少于农村居民所占用的土地数量。理解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以农民进城会消耗土地资源为由来反对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为了让农村居民可以顺利转移到城市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就业，大致需要做好以下一些准备：尽快展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的转移；农民进城就业是产生费用的，所以有必要对进城的农民加以补贴；各级地方政府如果能够对进城务工的农民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那就可以大大促进农村过剩劳动向城市的流动；中国仍然需要优先发展能够大规模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的劳动要素密集产业（包括劳动要素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城市居民则需要做好承担农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市所带来的拥挤成本的准备，这种拥挤成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存量规模庞大、土地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是无法避免的。
第二，解决由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而造成的不同地区的居民在收入分配上不断扩大的差距，仍然需要依靠人口流动来解决。与劳动相比，资本是更加具有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可是资本为什么不愿意流向中国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呢？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中国的内陆地区没有投资的价值。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中国内陆地区通向国际市场的运输成本过高，较低的劳动成本并不能完全对冲过高的运输成本；内陆地区的本地市场规模偏小，没有足够的市场容量来吸引外来投资。在资本不能大规模流向中国内陆地区的情况下，要想让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能够获得比较相近的就业所得，那么就只有让人口流动起来。就像经济学理论和市场实践都已经证明的那样，只要让要素、包括劳动流动起来，那么它们的价格也就是收入就会趋于均等化(13)。如果市场机制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那么人口流动的基本路线一定是从没有或者缺乏贸易机会的内陆地区流向具有贸易机会与经济高速增长的东南沿海地区。这样的人口流动虽然不能平衡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但却能够平衡不同地区的收入分配。此外，鼓励内陆地区的人口向东南沿海地区的流动，也有助于缓解中国的生态危机。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决定了中国主要的水系都是从西向东流动的，中国主要水系的这种流向构成了中国西部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因为下游地区的自净能力通常总是要高于上游地区，如果为增加西部地区居民的收入而强行扩大中国西部地区的投资规模，那就会破坏中国所有的水系而造成巨大的自然灾难，若将投资集中在地处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那么就可大大降低人为造成自然灾难的几率。假如投资只能集中在自净能力较强的下游地区，那么为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唯一选择，就是鼓励人口更多地从西部上游地区流向东南部下游地区。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进一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的治理结构，这一改革的关键之点在于创建与横向人口流动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模式。
第三，普通劳动者与知识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是不可能拉平的，这不仅是因为后者有人力资本投资，而且还因为后者比前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他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两者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根据国际成功的经验，控制普通劳动与知识劳动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之有效方法，不是去降低知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而是应当尽可能地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为此，就应当避免产业结构过快升级的做法，尽可能保持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力资本供给之间的动态平衡。事实已经证明，过快的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会造成普通劳动的供给过剩与知识劳动的供给不足，从而加剧两者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并且还会因为知识劳动的供给不足而使预定的产业升级目标难以实现。此外，还须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投入，发展覆盖全国的技术培训体系。增加全社会教育投入可以提升普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与生产技能，随着他们的生产技能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也将会随之提高。但是要增加全社会的教育投入，至少需要做两方面的改革：取消政府对教育的管制；改革各级政府的预算结构及其决算审查，并将对教育投入的考核提高到与考核计划生育相同的标准，舍此就难以改善中国广大民众因所受教育水平过低而难以获得较高收入的局面。
综上所述，结论是明确的，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都是由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动态成功”问题、或“动态发展中”的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走回头路是万万不可行的，唯一可行的只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与传统告别，并在此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和开放引向深化。
注释：
①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研究后指出，如果没有别的储备货币来补充或者取代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平价体系必将崩溃，因为在这一体系中，美元同时承担了相互矛盾的双重职能，即（1）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提供清偿能力；（2）维持美元的币值，保持美元同黄金的汇兑比例。为了满足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要，美国只能通过对外负债形式提供美元，即国际收支持续逆差，而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将导致国际清偿力过剩、美元贬值，无法维系对黄金的官价；如果要保证美元币值稳定，美国就必须保持国际收支顺差，这又将导致美元供应不足、国际清偿手段匮乏。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这种两难处境，就是著名的“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
②③④ 资料来源：info.news.hc360.com 2004-06-01。
⑤ 所谓“滞涨”，是指经济陷入了低增长、高通胀的局面，扩张的货币政策失去了刺激成长的效果，而仅仅导致通货膨胀。滞涨产生的原因一般是供给冲击，生产成本快速上涨使得社会供给不足，在带来通货膨胀的同时还会导致产出下降。高失业、高通胀，是滞涨的典型表现。
⑥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2001—2010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国强化了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在缓解贫困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农村居民生活从普遍贫困到整体解决了温饱。2007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479万人，比1978年的2.5亿减少2.3亿多人，年均脱贫800多万人；贫困人口发生率为1.6％，比1978年的30.7％下降了29.1个百分点（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8-10-31）。
⑦ 隐性失业是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只有形式上的结合而没有内容上的结合或结合不充分、不合理的现象。
⑧ 贸易条件是用来衡量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指标，反映该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一般以贸易条件指数表示，在双边贸易中尤其重要。常用的贸易条件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所得。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最有意义，也最容易根据现有数据进行计算。价格贸易条件又称为净实物贸易条件，为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其计算公式为：贸易条件指数（N）＝出口价格指数（
）×100。
⑨ 关于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定义与差别可以参见Matthieu Crozet Federico Trionfetti:“Trade Costs and the Home Market Efec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4 October 2007.
⑩ 所谓内生性的出口，是指一国因为内需不足而造成的出口，它的发生与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存量失业过多、工资率不能过快上涨有关。
(11) 资产性收益是构成恒久性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恒久性收入指以往各年人们收入的加权平均数，是恒久性收入决定了人们的消费支出，从而决定了一个国家总的需求水平。
(12) 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是指由国际贸易所带来的一国范围内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的效应。贸易是有运输成本的，其中海洋的运输成本是最低的，所以当一个国家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参与国际贸易时，就会出现贸易之运输成本较低的沿海地区或交通运输条件比较优越地区经济增长快于贸易运输成本较高地区的情况。
(13) 托马斯·A·普格尔、彼得·H·林德特：《国际经济学》（第11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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