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工党与社会民主党：政策趋同与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工党论文,英国论文,差异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唐纳德·萨松指出，综观社会民主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欧洲“ 左翼派政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趋同，工党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欧洲社会民主 党”。[1](P93)从1994年英国社会正义委员会的报告到1998年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未来 委 员会关于福利国家的计划，各国虽仍有重大差异，但无疑出现了巨大的共识：赞扬 自由 企业、以相同的措施保证社会公正、承诺实现充分就业而放弃凯恩斯主义宏观经 济学、 实施财政紧缩，扩大公共/私有伙伴关系与竞争，改进公共服务；权力下放与扩 大地方 民主，又重建和加强政府关系等。总之，全球化力量在以相同的方法影响着多 数西欧左 翼政党。与此同时，又要看到，各党对在全球化的反应及其相应措施上仍存 在一定的分 歧。
首先，社会民主党之间在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上存在重大差别。新 工党放弃了其他中左政党的“旧式”价值体系，而法国社会党等仍把国家看作是“塑造 ”、“平衡”、“协调”和“管制”资本主义的有效工具；托尼·布莱尔“市场导向 的 ”第三条道路希望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间形成历史联盟，以孤立保守主义。 其次 ，新工党政府和其他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存在差别。新工党强调宏观经济稳定和“ 供应政 策”，而德国、法国等则重视新凯恩斯主义，希望能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总 体上看， 布莱尔的新工党在左翼阵营中似乎更右倾。它的工作性福利同法国、意大利 的每周35小 时工作制与德国的合作式“工作联盟”形成鲜明的对比。本文拟研究一下 全球化背景下 左派政党的反应，分析各党在经济、就业、福利及劳工市场的政策，以 便区分新工党的 第三条道路与其欧洲伙伴的差异。这些差异及其密切相联的各国政治 环境，是第三条道 路随后在欧洲各国遭受冷遇的原因。
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关系演变
研究社会民主党与新工党的关系，必须首先明确社会民主的含义，以有助于理解其政 策差异的根源。帕吉特与佩特森把社会民主党界定为：“由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组成的 混合政治传统……深受社会主义理想的鼓舞，但又严重地受制于其政治环境及混合的 自 由价值。社会民主工程可以界定为旨在把社会主义与自由政治结合起来”。[2](P1) 195 6年，安东尼·克罗斯兰在其名著《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把社会民主的核心内容概 述为 政治自由主义、混合经济、福利国家、保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及平等的信念 。马克 ·凯斯勒曼把它进一步概述为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经济，接受凯恩斯 主义经济 学，实现充分就业，国家实施的经济再分配，与强大而集权的工会运动保持 紧密联系。 [3](P13)科恩·埃拉则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 而是一种模式 或务实的实践。事实上，每个社会民主党都形成于某个具体的资本主义 社会，在本国环 境内提供了一套实验条件，通过充分就业和广泛的福利设施实现平等 的承诺。
两次世界大战间，社会民主党取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并获得选举成功，有的甚至组 成政府，如英国、丹麦；有的参加了联合政府，如德国、法国及西班牙。瑞典社会民主 党自1932年至20世纪80年代连续执政，创造了福利国家。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党 遭 到法西斯政权的摧毁；1945年—1947年间，社会民主党分别又在意、法、比、荷、 芬及 奥等国进入政府，促成战后欧洲体制的建立。战后时期，尽管社会民主党在北欧 地区执 掌政权，但在欧洲其他地区则处于分裂状态。例如，直到1966年—1969年间， 德国社会 民主党才进入大联合政府，1982年单独执政。南欧的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直 到20世纪80 年代才出现成功。
从整个世纪的传统看，英国工党一直不同于大陆的社会民主党，直到最近十几年这种 状况才发生变化。一方面，从工党的起源看，它由工会运动造就，而欧洲大陆多数党则 帮助创造了工会运动。尽管工党内某些派别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但它没有任何马克 思 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所以，它没有什么理论指导，而是防御性的实用主义，伴随 以工 会主义的特质。因此，工党的思想基调属于改良主义。另一方面，英帝国的历史 遗产也 使工党与大陆姐妹党保持距离。工党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是英国应是一个世界 大国，不 应只局限在欧洲舞台上。世界大国的假想和大西洋主义的承诺使它难以与欧 洲大陆和解 ，迟迟不能成为欧盟成员。1947年，工党政府外交部长贝文在议会演讲中 宣称：“我们 对世界和平负有最重大责任的大国之一，我们仍要发挥历史性的作用” 。[4](P26)1952 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时曾邀请英国工党参加，但遭到拒绝，不准 备把“这个国家最 重要的经济力要交给一个完全不民主而又不对任何人负责的机构” 。[5](P300)1962年 ，工党领导人休·盖茨克尔在布赖顿大会上宣称，加入共同体就意 味着“英国100年历 史的终结”。[6](P151)这样，工党虽是社会党国际成员，但很少 与大陆社会党有联系 ，其思想也不受大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这种趋势逐渐发生变化，威尔逊政府首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 。不过，工党这时的总体态度是模棱两可，以致造成党内分裂。80年代以后，在金诺克 领导下，工党开始出现显著变化。在经历1983年和1987年的大选失败后，工党感到丢 失 选票的原因在于反欧立场，于是，工党开始采取了彻底的欧洲化政策，主要反映在1 989 年的《政策评论》上。《政策评论》标志着工党把与欧洲伙伴的合作看作是复兴英 国经 济，使欧洲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一个竞争者，而不再把它看作是在英国建设社会主 义的障 碍。1997年的竞选宣言充分体现了这项政策。工党不再坚持退出欧共体，相反 则宣称， 英国要在工党领导下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完成单一市场、扩大欧盟，改革 共同农业政 策，消灭民主赤字，签署社会宪章等。工党对共同体态度的变化被看作是 与其内部大陆 传统协调起来，开始汲取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经验。
工党的这种变化刚好与欧洲联盟建设巧合。时任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把 建立“社会欧洲”看作是防御撒切尔主义暴虐进攻的措施。戈登·布郎的经济顾问约翰 ·伊特维尔把这种演变看作是“工党思想范畴的一次重大变化……是向欧洲社会民主 思 想的一次转向，是对英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离——从盎格鲁与美国式的市场经 济转 向更为高效的欧洲模式”。[7](P337)但这样简单地解读工党的思想现代化难以回 避这 样的问题。在金诺克及随后史密斯领导下，工党的道路涉及大陆社会民主阵营的 分类。 实际上，工党自称为“新工党”后不久，更深受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影响，开辟 了一条与 大陆社会民主党不同的道路。而就欧洲社会民主党来说，其传统非常复杂， 随着社会经 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它们也在发生变化。
无疑，人们习惯于用欧洲大陆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实际上，其内部具有非常复杂 的因素，严重地影响了每个社会民主党的性质，例如，一国的政党制度竞争性质、与工 会的财政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关系、经济的开放与竞争性等。其中突出的表现是不同 选 举制度的战略需求会影响政党的思想定位。像荷兰工党一样，新工党自我定位为“ 中派 或中左政党”。在荷兰，维姆·科克首相主导一个包括中派和(新)自由主义的政 府联盟 。这种定位在法国或瑞士根本不可想象。这两个国家的政党竞争性质和政党联 盟要求必 须是鲜明的左派定位。因此，政党必然受到自身联盟伙伴竞争性质的影响。 实际上，在 所有的西欧左派政党中，只有葡萄牙社会党和英国工党可以单独执政。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多数西欧左派政党都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致使人们推测，欧 洲社会民主运动内正出现某种趋同。萨松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工党现在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加接近欧洲社会民主党，但由于欧洲左派对全球化的反应不同，因而在经济 、 就业、福利及劳动市场等政策上也就必然继续存在重大差别。
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
近年来，关于全球化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全球化究竟是一种新现象，还是只加速了 全球政治经济中业已确立的一系列进程，迄今为止，无论是专家还是评论家尚无形成共 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全球化是指国际经济生活各领域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联系 和 依靠，一个地区的事件必然会多少在地域之外产生影响。新自由主义认为，全球化 更多 的是指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崩溃及随后迅速出现的信息技术 。自布 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25年来，浮动汇率和放松金融管制，根本改变了制定 经济政策 的环境。过去，民族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现福利和充分就业 ，控制资本 经济，但在新的环境下，这些政策已不能简单地用于控制国内事物。[8](P 14)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国际金融放松管制，日益加剧的金融一体化为资本跨国流动铺平了 道路。从结构上讲，这种跨国流动把权力赋予给投资者、货币和证券持有者，而不再是 政府。和过去相比，它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这些结构性变化与意识形态的变化 交 替影响；变化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与新右派的崛起巧合。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率先废除 资本 控制和放松金融管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货币主义，通过提高利率降低通 货膨胀 。
鉴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其他各国被迫紧随其后，采取应对措施。新自由主义支持浮 动汇率，反对固定汇率。这样，制约市场的是舆论，左右市场的口号是如“公共开支不 好，私有企业好”，以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与之相伴随，政府的政策发生变化 ， 货币紧缩、预算平衡、低税收、自由市场成了时代的主旋律。政府在社会政策安排 方面 不再有自主权。
新自由主义经济战略奠定了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的基础，排除了社会民主党信奉的凯恩 斯主义。为回应这种变化，左翼政党开始致力于欧洲建设，认为可以把逐渐削弱的国家 控制权转到跨国的欧盟手里。然而，欧洲建设虽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深受基督教民 主 党的影响，但却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而形成。《马约》的趋同标准也载入了反通货 膨胀 ，削减国家赤字的共识。社会民主党以高代价接受了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新参数。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什么是第三条道路?人们一直难以 界定。从第三条道路的言辞看，主要涉及社会经济政策。用布莱尔的话是，“通过纠 正 供应方面的弱点……适当地保持最基本的公正水准，政府可以最好地改善经济表现 ，政 府要确保工作，但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教育和就业服务帮助寻找新工作，通过终身 的再培 训”。[9]用比较抽象的术语是，声称要提供不同于欧洲和“昂格鲁—撒克逊” 式的资 本主义发展模式，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效率和活力与传统左派关注的平等和社 会团结结 合起来。
第三条道路强调解决当前问题和市场失误，鼓励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投资，但实质 是强调政府在税收和竞争政策、公司治理、支持小企业、地区发展及教育培训等方面发 挥作用；其核心价值则意味着基于才能的平等。就是说，如果公民有了平等的才能， 就 可以确保市场结果的平等。所以，教育培训至关重要，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平等地分 配这 些资产，进而减少收入的不平等。
社会民主党强调的一个核心是收入的再分配，而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则“缺乏这样明 确的公平分配概念”。[10](P63)新工党希望实现增长、平等和就业的经济目标，必须 通过工作条件的低标准，包括就业期限和工资的低标准；它借用保守党的“效率”来论 证这些标准的合理性，社会团结的目标则由“平等”变成了“公正”。这样，在平等 的 承诺上，欧洲左派内实际上出现了“激进中间”和“新中左”的差异。前者以新工 党为 代表，后者以大陆社会民主党为主体。它们都声称坚持“真正的机会”，但理解 则有很 大的不同。“激进中间”用精英政治的方法克服社会排斥，而“新中左”则要 实现更大 的经济平等。“激进中间”支持间接的平等，而“新中左”则仍坚持认为“ 旧式的再分 配”虽然需要弱化，但决不能消灭。
布莱尔建议，根据新的欧洲共识，通过改革创造一个欧洲社会模式，英国不仅应成为 这个社会模式的一部分，而且要带头帮助促进其形成。他指出，“欧洲已经找到了自己 的道路：一条新的第三条道路，把现代世界上的社会正义和经济活力结合起来……一 个 与市场本性融合的积极政府，以保证合格的劳动力、良好的教育、高水平的技术、 体面 的基础设施及高投资和维持无通货膨胀增长的适当条件”。[11]
这个概念虽比较模糊，但还是可以看到“第三条道路”和欧洲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紧张 迹象。布莱尔声称，第三条道路代表着现代的社会民主，依然坚持核心价值，“我们必 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的基本价值：团结、公正、自由、宽容及机会均等，坚信强大 的 社区和社会是个人发展的必要手段”。[12]
布莱尔所列举的这些内容，实际上根本改变了欧洲社会民主的传统核心价值。他没有 明确平等思想，在最基本的目标上，他回避承诺财富的再分配。所以，在第三条道路的 学术辩论中，一个核心观点认为第三条道路背离了社会民主的传统。“与社会民主不 同 ，它不是平均主义者。它虽然也承诺社会正义；但它所承诺的社会正义是确保最低 标准 和机会均等，而不是再分配和结果的均等”。[13](P26—27)
荷兰工党和芬兰社会民主党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它们与德国、瑞典及法国的社会民 主党有很大的区别。法国社会党和瑞典社会党仍明确地主张平等，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强 调财富的再分配；但无容质疑，各党内也有重大分歧。例如，在劳工市场政策上英国 为 一方，法国为另外一方，在货币政策上德国党内一方是施罗德，另一方是拉方丹。 针对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法国社会党人若斯潘则出版了自己的《现代社会主义》。 若斯潘 在书中把法国社会党刻画为一个现代化政党，但他认为现代化需要忠于自己的 激进与平 均主义传统。这种区别反映在出版物的标题上。第三条道路显然脱离自己的 历史联系， 跨越传统的思想差别；现代社会主义则把社会党刻画为现代化，但依然忠 于自己的传统 ，而不是超越自己的传统。
这些差异反映了各国内辩论和取向上的差异，强化了国内背景在形成社会民主政策的 重要因素。然而，无论其根源是什么，这些不同态度严重地制约着欧洲社会民主党，使 其难以在欧洲一体化中发挥主导作用。
全球化与经济政策
针对过去二三十年内世界经济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思想，新工党认为在当今放松 管制、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上，凯恩斯主义已不能简单地发挥作用。1992年，工党的政策 已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一种新的哲学观取而代之。新古典主义学派坚持的对私有企业 的 “理性期盼”变得重要起来，它表明“试图用计划政策解决一切问题是一个错误” 。[1 4](P188)新工党开始把全球经济看作是新的市场，认为国家在这个新市场内的作 用应仅 限于“供应政治”，提高教育和技能。
反之，第三条道路批评者却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虚假的语言，是用“全球化”为工 党的行为寻找理由。后来，在社会民主党政府就全球化展开的战略选择辩论中，新工党 发现自己则处于辩论的对立面，其对手是法国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及部分德国社 会 民主党人。法国社会党否认除新自由主义教条外别无选择，不应该把全球化看作是 无法 避免的，认为这是在为灾难性的有害政策进行错误的辩解，宿命论必须让位于意 志论。 若斯潘则认为针对资本主义的突变，应该给它套上社会团结、协调和控制的笼 头。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拉方丹批评科尔在滥用“全球化”为政府无力解决失业问题而 寻找借口， 是推卸责任。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新工党放弃凯恩斯主义，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战略，同时又试图 用温和的方法对自由市场进行调节。布莱尔和施罗德联名发表的第三条道路文件宣称： “过去，社民党给人们的印象是，只要成功地进行需求管理就能带来高增长和就业。 现 代社民党人认为供应政策起着重要和补充作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旨在克服供 给和 需求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赞成把微观经济的灵活性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富有成 效地结 合起来”。[15](P42—43)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约翰·史密斯、戈登·布郎及其经济顾问约翰·伊特 维尔的影响下，工党的经济政策一直在慢慢地朝这个方向发展，结果工党政府根本不再 有预算赤字的空间。根据戈登·布郎的“黄金规则”，政府只能借贷投资，公共债务 要 保持稳定，必须证明公共支出的成本效益。为实现长期的宏观经济稳定，财政谨慎 和预 算平衡成为工党新的经济政策思想。
新工党更关注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优先考虑，为此，工党 政府选定了2.5%的目标，货币机构不允许通货膨胀超越或低于1%以上的目标，这种方法 的核心是信誉度。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赢得信誉更加重要。工党之所以增加 经 济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支持通过诸如英格兰银行独立等措施以保持稳定，都是为 了赢 得信誉。政府相信要获得这种信誉，必须制定长期的稳定政策，实现决策的透明 。当然 ，在追求信誉方面，其他国家的左派政党也有着相似的做法。
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政策
欧洲社会政策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问 题而制定，涉及的内容包括改善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劳动力在共同体内的自由流动等 ，具体体现在福利国家、劳动就业等方面；而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密切联系。
新工党提高经济增长的长期政策是通过工作性福利改革福利国家，消除增长中供应的 障碍。工作性福利强调只有工作才有报酬，改进就业，让有劳动能力者走向工作，摆福 利脱依赖。新工党认为传统的慷慨福利制度，从供求两方面阻碍了就业机会的创造： 一 是挫伤了工作的积极性，福利国家强调的是雇主为国家做贡献和纳税，结果使企业 严重 受缚，致使就业增长缓慢，贫困和失业出现；二是形成了布莱尔所说的“人的懒 惰和依 赖”。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建立与全球化相协调的福利国家。这一思想赋予 福利以特 殊的概念，适当的最低标准，在英国表现为适中的补贴，最低工资。
法国社会党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如瑞典社会民主党，仍然明确赞成平等；德国社会 民主党支持再分配，追求实质的慷慨福利政策。瑞典社会民主党对欧洲新采取的货币紧 缩政策一直感到不安。1994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后采取的措施既包括削减开支 又 包括增加税收，使公共资金迅速地与《马约》标准一致起来。即使经历了最近的紧 缩， 瑞典党也没有压缩福利支出。1998年，瑞典党宣言承诺发展健康保障、教育和福 利服务 ；而不是减少公共资金。这种差异突出表明，瑞典坚决地主张平等，重新分配 ，使福利 国家和税收体制制度化。
瑞典党继续坚持其积极财政政策，认为在瑞典征收高税收，是因为他们的福利政策雄 心勃勃，因此，税收的调整方式不会削弱其福利制度。瑞典多数评论家认为福利国家虽 然不再扩展，但并不意味着思想的重组和福利国家的全面撤退，坚持建立普世性福利 和 再分配，必须拒绝新工党的新经济思想。
在就业政策方面，在过去20几年中，欧洲“结构失业”的发展趋势削弱了许多中左政 党的决心，直到20世纪90年代它们还没有制定出合理的就业恢复计划；但充分就业依然 是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价值。瑞典社会民主党仍坚持实现充分就业。法国社会党和德国 社 会党虽不再承诺充分就业，但仍强调社会民主党过去在就业中发挥的积极和干预作 用。 因此，在就业政策上，新工党与欧洲大陆社会民主党也存在重大差异。
新工党强调通过消除供应中的障碍提高经济增长；而创造工作主要是供应带来的问题 。许多欧洲社会民主党，则不愿意放弃积极的需求政策。前德国财政部长坚持认为，“ 供应经济允诺低失业率，而结果一直是战后以来的最高失业率……供应经济学失败了 … …学校、教育、研究、发展、大学等方面的供应政策……。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 ，经 济也不能发挥作用。”[16](P79)
这种方法上的差异源自工党经济思想基础的变化，使其形成一种国家的“授权”思想 。加上它又接受了市场作用，要满足私有企业部门利益等等，其结果必然会更强调供应 经济。
欧洲社会民主党深知，单个国家内的需求管理不行，同时又感到并非所有欧盟国家都 有这种需要。因此，1993年《德洛尔白皮书》建议制定跨国协调需求管理政策，投资跨 欧盟公共工程，拟到2000年创造1500万个新工作岗位，通过发行欧洲“联盟债券”提 供 资金。这种方法显然与法国社会党经济战略一致，也成为欧洲议会社会党团的参照 点。 新工党则表示怀疑，不同意这样的社会政策。
新工党的怀疑态度反映在欧洲《就业宪章》上，宪章允诺实现充分就业。瑞典社会民 主党建议把它写进《马约》。《就业宪章》提出了成员国的年就业指导原则，建议设立 一个同货币委员会平行的就业委员会，从制度上促使欧盟实现就业的目标。佩尔松坚 持 认为，同失业作斗争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深刻思想承诺。1998年，瑞典社会民主党 宣言 呼吁，其目标是充分就业，保证人人有工作。
在马尔默召开的欧洲社会党大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布莱尔敦促若斯潘等人，“要 么现代化，要么灭亡”。欧洲社会民主党没有克服在创造就业问题上的差异。在1997年 6月阿姆斯特丹首脑峰会上，若斯潘希望峰会批准《就业宪章》，分歧进一步加剧。但 面对布莱尔的坚定立场及布莱尔——科尔轴心，若斯潘被迫让步，签定了《稳定公约 》 ，被迫接受峰会的决定。这与瑞典社会民主党最初提出的建议差之甚远，更不用说 德洛 尔的白皮书了。
1998年10月，当欧盟领导人在奥地利的珀特沙赫再集会时，若斯潘重新提出一个“千 亿英镑计划”，以在单一货币发行后启动大陆经济。出自法德渊源，施罗德也号召实施 “欧洲就业公约”，拟降低利率以促进增长，大规模地投资基础设施以刺激需求，减 少 失业；反对不公正的税收竞争，在欧盟内部确定最低社会标准，协调经济政策。这 一内 容包括若斯潘在阿姆斯特丹峰会上提出的大部分计划。1998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 党大 选胜利初期，法德轴心开始取代布莱尔——科尔轴心，强调国家干预，实施积极 的宏观 经济政策以促进就业。
法德财政部部长同意争取在经济政策领域进行协调，尤其在11个欧元国内实现税收协 调，形成真正的欧洲社会模式。欧盟15国内有11个国家由左派执掌政权，这一现实加速 了这个进程。法德在欧元区内的关键作用及瑞典、葡萄牙和意大利新政府的积极响应 ， 使工党的保留和怀疑与其他国家格格不入。这些国家公然蔑视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 ，从 敌视珀特沙赫计划到最后谨慎地欢迎。英国则拒绝赞成财政协调，显得十分孤立 。
除了不同的需求方法外，欧洲社会民主党所支持的供应方法也有重大差异。虽然所有 政党都承认小企业在创造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但许多社会民主党仍继续坚持公共部门 在创造工作中发挥作用。新工党指责国家主导的创造就业计划，认为是漫无目标地扩 张 公共部门，导致高税收和高赤字。长期以来，瑞典一直支持这种模式，后来，法国 党开 始支持。布郎的“新政”和法国社会党的奥布雷计划体现了各自不同的方法。前 者保证 用8亿英镑帮助青年失业者自我就业，以在私有部门创造35万个工作；后者保证 在私有 部门和公共部门各创造35万个工作岗位。
若斯潘政府还推行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旨在减少失业，实现劳资之间的再分配。法 国法律强调创造工作，在国家帮助下减少公司交给国家的社会保障税，以创造新工作。 这还被看作是在思想上拒绝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它被看作是法国社会党试图引 进 法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一部分。
其他左派党对这一道路也产生极大兴趣。瑞典社会民主党也把每周35小时工作制当作 现实主义选择，德国和法国基于同样原因也这样做了。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宣言也 支持更大的自由化和更短的工作时间，大幅度地减少失业，敦促参加工资谈判的政党 通 过缩短工作时间创造新工作岗位。意大利达莱马新政府也承诺实施每周35小时工作 制。 而在英国，甚至每周48小时的规定也难以实现。
关于劳工市场改革，第三条道路的核心思想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它把建立灵活而又 熟练的劳工市场看作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条件，以使社会政策和劳动市场协调一致，保护 最贫困者，鼓励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工作。新工党是“就业为中心的社会政策”， 旨 在解决英国的经济问题；它创造了工作，但却遭受着愈益凸显的不平等；西欧的社 会民 主政策虽然合理地分配了高工资和低工资，但失业率居高不下。
在这个问题上，中左政党的态度先后出现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工 党的许多改革者一度为“莱因劳工市场模式”所吸引，而今第三条道路却明确加以拒绝 。1996年，布莱尔在新加坡发表“共同风险”演讲后，许多评论家相信布莱尔要引进 部 分莱因模式，但两年后却发生大转变。当时，工党主要赞成引进莱因模式的雇主与 雇佣 者的长期合作关系；而后来，新工党则要求欧洲大陆引进昂格鲁——萨克逊模式 的放松 劳动市场管制。
新工党“就业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与大陆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具有相似之处。该政策通 过“就业金”和补贴促进就业，向雇主提供财政资助，激励它们多雇佣一些缺乏技术的 工人，为低工资者提供补贴。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建议国家向那些每小时10～18马克的 工 人给予补贴。法国的每周35小时工作计划也是该计划的一部分。新工党坚持积极的 工作 机会应与青年人和长期失业者的义务一致起来，新工党的工作性福利之所以包含 有强制 因素就是出自这样的动机。同样，德国社民党也赞成削减那些不愿找工作者的 福利好处 ，尽可能迫使失业者重返工作。新工党把此解释为是欧盟沿着第三条道路进 行的尝试性 调整。如布莱尔所说，“甚至在敏感的劳工市场改革领域，欧洲也取得了 有限的进步。 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典弱化了它们的就业保护法……法国、意大利和西 班牙在税收方面 鼓励兼职工作，与奥地利和希腊一起减少法律限制。芬兰、法国、希 腊、意大利和西班 牙放松了关于工作小时的限制”。[17](P1150)
欧洲社会民主党大都同意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它们承认中小企业是创造工作的 最好场所，保证降低税收，鼓励企业的积极性。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在这方面密切合 作。为此，布莱尔和若斯潘共同创立了“英法特殊工作小组”，以探索各国公共和欧 洲 公共政策怎么样帮助小企业发展。
由此可见，新工党和大陆社会民主党似乎在走向相似的劳动市场，但由于各自的环境 差异，也决不能忽视它们的政策分歧。相比而言，英国的劳动市场要灵活多了。结果是 相同的术语经常会掩盖着不同的政策内容。如瑞典首相英瓦尔·佩尔松就赞成签署关 于 就业的社会契约，使它成为重要战略的一部分，以增加就业、减少失业。鉴于瑞典 的高 工会化水平，1997年佩尔松政府改革失业补贴，把过去收入的相关比例从75%提高 到80% 。由此可以看出，它们的相似只是表面现象。
新工党支持的第三条道路，其灵活度难以与欧洲大陆管制较严的劳动力市场协调起来 。大陆的劳动力市场是要确保最低标准，而且并不是否所有政党都愿意放松管制。再者 ，高失业率与劳工管制过严是否有关也值得研究。因此，第三条道路并没有真正地在 欧 洲热起来，过分夸大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共识难免会有偏颇。
结语
无疑，欧洲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历史时期比本世纪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但由于各国内 部背景不同必然会在各党之间引发重大区别。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民主党对平 等和充分就业的理解不同。以新工党为一方，其他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为另一方，新工 党 显然不完全赞成平等和再分配。其次，在政策层次上，各党则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 。在 某些领域，相同点则比较明显，建立灵活的劳动市场。但与此同时，各国的巨大 差异依 然存在，不能说各国朝着完全相同的劳工市场方向趋同。在福利政策方面，其 他政党不 赞成新工党放弃普世主义的做法。在接受《马约》标准上，新工党设想的“ 活动空间” 则比其他党少。在创造工作问题上，新工党实施的谨慎和财政政策则与法 德主张的促进 增长和就业的“欧洲工作契约”不协调。新工党回避公共部门创造工作 岗位，回避国家 主导的减少劳动时间的就业战略。这些政策差异及随后国际和欧洲环 境的变化，必然导 致第三条道路在热闹一个时期之后难免冷却下来。
最近几年欧洲形势的变化表明，布莱尔希冀第三条道路成为欧洲的共同模式也似乎更 为艰难。例如，在外交政策上，布莱尔一方面坚持英国要成为欧洲的主导国；另一方面 又要保持英美“特殊关系”，希望求助于这种“特殊关系”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 但英国必须随时提高自己的“恋爱”成本，显示出自己的必恭必敬。这样，布莱尔 就与 其欧洲同伴存在着更多的分歧。英国的亲美主义，尤其是在使用武力时，在欧洲 找不到 同伴，在社会民主党队伍内更是如此。1998年，工党政府毫不犹豫地参加美国 空袭伊拉 克；2003年，布莱尔政府更是坚定不移地支持美国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侯 赛因的武力 战争，完全服从于华盛顿的决定。伊拉克战争期间，布莱尔再次呼吁欧洲 政府，认为当 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仍需要第三条道路，但应者无几。在伊拉克战争 后遗症及最近“ 凯利事件”的冲击下，布莱尔及其提出的第三条道路面临着更加空前 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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