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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在风风雨雨中即将走过15年之际，似乎再次被推到了十字路口。在一些同志看来，特区的存在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不利于缩小中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甚至还造成某些“寻租”和腐败现象等，这一系列诘难似乎提出一个根本的方向性问题：特区还要不要存在？因此，从理论和实践来予以辨正，以此纪念深圳特区建立15周年，便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一
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公平竞争的经济，这一点包括特区在内是不会有异议的，但是如果以此而否定特区的存在，我们认为，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人们通常喜欢把公平竞争规则比作体育竞赛规则，参与竞争者一如参与竞赛的运动员，规则是公平的。在一般意义上看，这并没有错，但是进一步推敲，却并非无懈可击。第一，从静态或共时态来看，规则对每个人是公平的，但是从动态或历时态来看，规则却又不是公平的，因为规则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不能站在现在规则的角度去指斥过去规则的合理性，是为规则的历史性；第二，规则本身也是相对的，姑且不说规则的适用范围总是有限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国际比赛中不乏为了不使世界强队过早地相遇而允许上届冠亚季军队跳过预赛直接进入复赛这样“不公平”的先例，就可知道公平竞争规则也是和特殊性、灵活性相结合的，是为规则的相对性。因此，从理论上看，竞争规则虽然是公平的，但是它又历史的和相对的、具有变通和灵活性的，也就是说公平竞争并不排斥必要的合理的“不公平”。因此，即便是从逻辑上立论，也不能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推出否定特区存在的结论。
回到实践，则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经济特区是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创办的，而创办却是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陷入困境的时候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建设究竟走什么路子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境地，如果象“特区取消论”者那样把当时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视为“占便宜”或“非公平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有理由认为，特区也承担了“摸着石头过河”探路的风险，“探路”或“试验”本身就包含了成功或失败的两种可能性，当时谁能担保“市场取向”的改革一定能成功？因此，历史地看，特区在发挥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窗口”和“排头兵”作用时，既享受了中央赋予的优惠政策，同时也承担了“过河”探路的风险。正是有了这种“探路”，“试验”的成功，才有了全国全方位开放局面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略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而指责过去特区所享受的优惠政策。
今后，特区仍有着中央赋予的特殊历史使命和特殊条件。因为，第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际上还刚刚起步，特区仍将发挥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和“探路者”的作用；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然需要公平竞争，但是特区作为“一国两制”的结合部，还要为国家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和保持其繁荣稳定做出贡献并且承担中国“对外政策的窗口”和参与国际竞争的特殊历史使命，这不是其他地区所能取代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特区和其他地区不可能采取完全齐一的政策。换个角度说，“特区取消论”者所要求的“公平竞争”实际上只是国内各地区的统一政策，如果把特区政策齐一到国内各地区的水平基础上，这将使本来参与国际竞争处于劣势的特区更加处于国际非公平竞争状态，以国内的“公平竞争”换取国际的“非公平竞争”，特区将如何完成中央赋予的特殊使命？海外从特区这一观察中国对外政策的“晴雨表”上将会得出什么结论？！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竞争，但是公平竞争规则具有历史性、相对性特征，本身并不排斥必要的特殊灵活性，不能由此导出否定特区政策或否定特区存在的结论，特区的存在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快建立。
二
说中国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拉大，这是事实，但如果由此而导出特区不利于缩小地区差别的结论，则大谬不然。
大国经济必然是一种非均衡经济，这不仅指的是资源禀赋、自然条件方面的非均衡性，同时也包括体制和机制等制度、社会因素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960万平方公里上采取一种“齐步走”的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国吃平均主义苦头已经够多了，所以，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并认为现实的道路应该是：“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选择了“特区——沿海——内地”梯度发展的战略布局。
让我国12亿人口共同富裕起来，这是全国人民当然也包括特区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问题是，遏制特区或取消特区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吗？我们认为，恰恰相反，中国只有培育和发展若干个具有带动作用和经济辐射力的“增长极”，才能逐步拉动中西部共同发展。特区的发展也证明了这点。以深圳特区为例，深圳依靠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地缘人缘优势，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使境外投资大量流入，形成了所谓“资金洼地”效应，带动了深圳经济的发展。经过十余年的“集聚”后，深圳经济也在不断向外“扩散”和辐射，这首先表现为大量的“深资”北上，截至1994年，总计到内地80多个地区兴办合作投资项目1390多个，总金额超过百亿元。其次，深圳利用自身的资金、技术、信息和市场优势与中西部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实现优势互补，并通过“三点一线”模式，帮助欠发达地区把产品推向国际市场，改造内地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推动技术革新。第三，还通过合作基金等形式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优惠贷款和技术指导。这都说明特区的发展是有利于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的。
还是小平同志说得好，“先富”帮“后富”，“这是一个大政策”。但是“共同富裕”从来就不是要求以牺牲特区或“先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代价的，“共同富裕”更大程度要求特区加快发展，形成更强的辐射力和带动作用，从而更有能力去帮助和扶持欠发达地区，寻找一条尽快脱贫致富的新路。当然，欠发达地区本身的自力更生才是走向富裕的内因。这才是小平同志“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真谛所在。
三
说特区存在“寻租”现象和腐败问题，这一点不可否认，但问题是，取消特区政策或特区是否就能从根本上消除“寻租”现象或腐败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从根本上消除价格双轨制和对稀缺资源的行政性垄断，才能有效地根治寻祖现象和腐败。但是，我们认为寻租现象与特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
首先，产生经济租金的根本原因是价格双轨制（如双重利率、双重汇率等）。事实上，只要有垄断、有管制，就会有双重价格和租金，从而就会有人为获得租金而去贿赂垄断者、管制者从而产生腐败。因此，取消特区并不能消除产生租金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实践来看，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形式，由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负面效应包括寻租现象，从制度上看，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不得不交付的一笔改革代价或成本，我们所能做的是把这一代价压到最小值，而特区在消除垄断和行政性管制，通过制度创新来消除寻租现象和腐败现象方面，实际上比全国先行一步。如取消行业主管局，拍卖的士牌照、许可证招投标、打破垄断经营、放开企业经营范围等，都旨在打破对稀缺资源的行政性管制和垄断经营，逐步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这无疑都是消除寻租现象和腐败的制度创新举措。此外，特区为了防止免税生产资料流入内地，也制定了严格的管制措施。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特区不仅与寻租现象和腐败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相反，特区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市场规则方面先行一步，而且通过制度创新，规范政府行为，打破政府对资源的行政性管制，真正用市场来配置社会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从而消除产生寻租和腐败的制度根源，对全国各地的反腐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当然，特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和两种制度的交汇点，也不能低估反腐败的严峻性和迫切性，这就要求恰恰不是通过取消特区，而是通过完善特区的各种制度从而从根本上根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