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部门增长的成因及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其对论文,国有企业改革论文,启示论文,部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市场体制全方位“挂钩”的战略转折中，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经济部门间的非均衡增长也在加剧，而最引人注目的非均衡部门增长出现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注：例如，从1978到1995年，非农产业年均增长率为10.72%，而农业为5.03%，非农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72%上升到79%；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0.78%，而国有工业企业为7.8%，非国有工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2%上升到66%。在本文中，非国有企业不包括个体户。）。那么，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中国家，非均衡部门增长的成因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正在经历着的深刻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之途径的认识。本文首先根据中国国情提出非均衡部门增长的理论原理和假设，然后进行实证检验，最后阐述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并得出结论。
一、理论原理和假设
中国一方面作为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的过渡，另一方面又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双重过渡”是我们认识和解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已有上百年的历史，那么，1978年后的中国与已往的根本区别实际上在于第二个过渡，即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因此，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市场机制如何在这种双重过渡国家影响经济增长和非均衡部门增长，应当是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无论以往计划经济下形成的那种苏联式增长范式，还是现在西方正统经济增长模型，都忽视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理论途径(Pagan,1995)。双向纯增量模型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理论框架。笔者对该模型已撰文做过阐述，在此仅重申其对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两种解释（注：关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请参阅Tian(1997)。关于“双向纯增量增长模型”，请参阅田晓文(1997)。）。
双向纯增量模型提出，在双重过渡经济中，资源投入之增加和市场机制所带来的资源利用效率之提高对经济增长起着交互推动作用。市场机制至少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引发经济增长。第一是通过市场需求。双重过渡国家有大量闲置资源，如农业剩余劳力，国有企业多余职工等等，因此长时段供给曲线不是垂直的（注：垂直的长时段供给曲线的理论前提是充分就业和能力产出(capacity output)，这在双重过渡国家都不成立。）。非价格因素导致的市场需求增长和相应的需求曲线的外移，使原来闲置的资源得到利用以满足增长了的需求，从而带动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第二是通过生产率差距。市场竞争将资源从生产率低的经济部门调配到生产率高的经济部门，使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从而引发经济增长。根据这两种解释，我们可以推导出关于非均衡部门增长的两个原理：需求带动的非均衡部门增长和生产率引发的非均衡部门增长。
所谓需求带动的非均衡部门增长，意指非均衡的市场需求变化将资源从需求疲软的部门配置到需求旺盛的部门，从而导致前者的衰退和后者的兴起。这一原理早已被发展经济学家用来解释产业间的非均衡增长。需求的收入弹性、恩格尔系数和恩格尔曲线常常被用来表明农业与非农产业间的非均衡市场需求变化，以解释前者的衰退和后者的兴起。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以往长期对国外消费品施行“锁国政策”，1978年以后国际市场的开放引起国内消费口味和偏爱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普通百姓对各种前所未闻的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猛增（如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收录机等等）。我国首先施行了进口替代战略，从而促进了生产这些产品的部门及相关部门的迅速发展。在具备了一定生产能力后，我国为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又将耐用消费品远销国外，进一步带动了这些部门的发展（注：1995年，我国出口冰箱总值达到9千万美元，出口洗衣机总值达到6千万美元，出口电视机总值达到1千万美元。）。这些都对非农产业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实际上，需求带动的非均衡部门增长原理也适用于所有制部门。虽然关于所有制形式间的非均衡市场需求变化及其与非均衡产出增长的关系，目前还没有一种普遍认可的方法来测定，而且产品分类统计资料也不具备，但我们下面将试用一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之做大体估计。
所谓生产率引发的非均衡部门增长，意指经济部门间的生产率差距使市场竞争机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调配到生产率高的部门，从而导致前者的衰退和后者的兴起。作为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与工业化进程中兴起的的非农产业之间会存在生产率差距，同时，作为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中国拥有以前遗留下来庞大的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部门，因此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中兴起的非国有企业之间会出现日益扩大的生产率差距。生产率差距意味着资源投入在生产率高的部门得到了更为有效地利用。在市场竞争环境下，高生产率意味着高劳动收入（工资）和高资本收入（利润），劳力和资本资源必然会从低生产率、低工资和低利润的部门流入高生产率、高工资和高利润的部门，从而导致生产率高的部门的兴起和生产率低的部门的衰退。
二、实证检验
理论固然重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上述原理和假设的方法很多，我们仅选择三种。鉴于非农产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兴起对中国这样的双重过渡国家有特殊意义和数据限制，我们的检验重点放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以及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之间的非均衡增长上（注：工业占我国非农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而且是国有企业最集中的领域，故此对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比较有很强的代表性。）。
检验方法1
我们首先对经验数据做一些简单分析，以观察：(1)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以及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之间的非均衡产出增长是否与非均衡的资源配置相关；(2)这些部门间的非均衡市场需求和生产率差距是否存在，从而市场机制是否作为“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首先，依据中国1983-1996年的统计数据进行计算的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经济部门间的生产率差距，非均衡资源增长和非均衡产出增长的情况。在所比较的部门间，生产率高的部门之产出和投入增长都快于生产率低的部门。具体说来，非农产业的生产率约相当于农业的4.4倍，而其产出、劳动力投入和资金投入的增长率也分别相当于农业的2倍、4.9倍和2.3倍。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约相当于国有企业的3.9倍，而其产出、劳动力投入和资金投入的增长率也分别相当于农业的1.7倍、1.5倍和1.6倍。这表明生产率引发的非均衡部门增长既出现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又出现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
其次，从1978-1993年间中国主要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可以窥见农业产品与非农产业产品的非均衡市场需求变化之一斑。在施行与市场体制全方位“挂钩”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非农产业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远远大于农业产品。实际上，根据恩格尔曲线，作为农业主要产品的粮食在我国于1985年前后由“标准货”变为“低档货”，而非农产业的产品自1978年以来从总体上看一直是“标准货”（田晓文，1997）。另据刘国光(1997)计算，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统分别从1981年的0.57和0.62降低到1995年的0.45和0.5。这些都表明国内市场上已发生了有利于非农产业的非均衡市场需求变化。实际上，不仅国内市场如此，国际市场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例如，农产品在国际贸易总额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17%降到了1993年的12%。这种非均衡的市场需求变化是导致前面所述的非均衡投入增长和非均衡产出增长的重要原因。需求带动的非均衡部门增长显然出现在中国的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尽管我们没有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非均衡市场需求变化引发非均衡产出增长的具体资料，但下面的检验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一点。
检验方法2
这里我们比较市场对产出的影响，看增长快的部门的产出是否比增长慢的部门更受市场的影响。道理很简单：既然非均衡产出增长是由市场机制通过非均衡资源投入配置而引起，那么，增长快的部门的产出增长必然比增长慢的部门的产出更受市场驱动。这一检验采用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从1978年到1993年的集合数据(panel data)，运用集合数据分析技术。这一检验需要对所比较的每一对部门估算两个回归方程：
这里Y表示产出，s表示增长慢的部门，f表示增产快的部门，Dm和Im分别表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并分别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对外贸易总额来代表。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年代）。Δ表示纯增量。
我们用戴尔门(Dielman,1989)介绍的“古典聚合”(classical pooling)回归技术来取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在这16年间的恒定(invariant)或平均(mean)参数。应变量和自变量中均有负值或零值，而负值和零值均无法取对数，各地区的数据在时间跨度上便参差不齐。故此，我们无法采用科曼达(Kmenta)回归估计法，而采用最小平方估计法(OLS)。由于回归方程中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对外贸易额来代表国内外市场，而且方程两边都取对数，所以回归系数在一定意义上可反映产出的市场需求弹性。按等式1和等式2计算所得的回归系数表明，在所比较的部门中，增长快的部门的产出比增长慢的部门更受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影响。具体说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非农产业产出的影响比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分别大40%和140%，对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出的影响比对国有工业企业产出的影响分别大20%和90%。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需求带动的非均衡部门增长既出现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又出现在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之间。
检验方法3
这里我们检查增长快的部门在所比较的两部门总产出之比重的上升与国内外市场的关联。道理也很简单：即然非均衡部门增长是由市场机制通过非均衡资源配置而引起，那么，由非均衡部门增长所造成的经济结构变化必然受国内外市场变动的影响。这一检验可以通过对每一对所比较的部门做回归分析进行，其形式有二：
这里Fp代表增长快的部门在所比较的两部门总产出中的比重，Dm和Im代表的意味与回归方程1和2相同，t表示年代。这两个回归方程的区别在于自变量的函数形式(functionalform)。由于国内外市场对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方式在不同的部门组合中可能会相差很大，因此选择不同的函数形式是必要的。我们采用1978至1993年间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自变量已经变成了第一差异形式(first differencedform)，通常在时间序列数据回归中存在的自相关和不稳定(nonstationary)问题可能会小得多乃至消失，因此可以试用最小平方估计法(OlS)。
首先，我们对非农产业在GDP中比重的上升按等式3做回归。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在GDP中比重的上升与国内外市场的发展都呈正相关。自变量的系数表明，其他因素不变的话，国内贸易增量每增长1亿元，非农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就会上升0.0023个百分点。国外贸易的发展也会达到相同的效果。然后，我们对非国有工业企业在工业产值中比重的上升按等式4做回归。结果表明，非国有工业企业在工业产值中比重的上升与国内外市场的发展都呈正相关。自变量的系数表明，其他因素不变的话，国内贸易增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非国有工业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就会上升0.028个百分点；国外贸易增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非国有工业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就会上升0.047个百分点。这表明非均衡部门增长引起的经济结构变化深受市场变动的影响。
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
以上论述和检验表明，改革开放所释放出的市场力量在促进经济部门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是导致1978年以来我国非均衡部门增长的重要原因。由于资源从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的流动可提高整体经济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应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改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鼓励效率高的非农产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如何看待处于“衰退”中的农业和国有企业（注：这里“衰退”为相对而言，即与非农产业和非国有企业比较而言。）？对此，我们要考虑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两个过渡的区别，尤其是要弄清上述部门间非均衡市场需求变化和生产率差距是如何在这种双重过渡进程中发生的。
大家知道，农业的相对衰退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世界各国均无例外。发展经济学家对此已做过许多讨论，如用人类需求和消费变化的一般特性来解释农业与非农产业间的非均衡需求变化，用技术革命在产业间的时滞来解释农业与非农产业间的生产率差距。我们在这里不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只需强调指出：中国必须运用市场机制把农业中的大量剩余劳力游离出来，通过科技革命推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的发展。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然而，国有企业的衰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是过渡经济学中最棘手，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涉及面很宽，但有两点可以肯定。首先，国有企业在向市场体制过渡中的全面崩溃既不必然代表社会进步又不必然导致经济发展，这一点已由苏东的经历证明（连续几年负增长）。其次，与农业的衰退不同，国有企业的衰退既不能归因于人类需求变化的一般特性，又不能归因于技术革命的时滞，而有其特殊原因。要弄清这种原因，我们应客观分析一下国有企业的现状。与1978年前比，第一，国有企业生产率增长快了，约快4-5个百分点；第二，国有企业产出增长快了，约快2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国有企业的危机表现在哪里呢？实际上主要表现为：第一，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生产率和产出增长都慢，更不要提利润（见本文第1页注(1)），第二，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的同时，利润下降，亏损面扩大。这两种情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都不可能出现，因为当时国有企业无强硬竞争对手，而且利润也不是核算指标。也就是说，这种危机是在市场体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国有企业受计划体制“遗产”影响大，不适应新兴的市场竞争机制。
因此，笔者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最有效途径是“真正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使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摆脱或改造计划体制留下的“遗产”。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三个企业改革方向和一个宏观环境。就以上实证检验所显示的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具体问题而言，国有企业自身改革要遵循的三个方向是：
第一是要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市场需求。需求带动的非均衡部门增长原理，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来组织生产。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根据国家规定的强制性指标组织生产，很少考虑市场需求变化。尽管80年代中期以来强制性计划逐渐被指导性计划所取代而且列入计划的产品项目日益减少，但是国有企业从总体上讲仍然不适应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市场化进程，不能象非国有企业那样灵活地根据快速变化着的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在市场经济中，谁占据了市场谁就争得了企业发展的主动权。我们上面的第二项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国有企业在与非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中都处于劣势。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以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市场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增强市场竞争意识，用市场需求来带动企业发展。
第二是提高生产率。生产率引发的非均衡部门增长原理，要求国有企业必须在提高生产率方面超出非国有企业。1978年来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确实提高了（年均增长速度为8%），但是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得更快（年均增长速度为17%）。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在1978年比国有企业低得多，然而到1995年则约是国有企业的4-5倍。只要存在这种非均衡生产率增长和日益扩大的生产率差距，市场机制就会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资源从效率低的国有企业配置到效率高的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兴起和国有企业的衰退就成为不可避免。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以大力提高生产率为导向。尤其是要致力于削减多余的人员。据西澳大学吴延瑞(1998)最近估算，现在国有企业中多余人员占职工总数的30%。
第三是致力于外向型企业发展。在日益走向经济整合的当今世界，国际市场竞争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超出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市场竞争的严要求对企业施加着巨大的压力，使之不得不灵活适应需求变化，不得不不断提高生产率。我们上面第二项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工业企业国际市场的回归系数是国有工业企业的1.9倍，而非国有工业企业国内市场的回归系数仅是国有工业企业的1.2倍。这表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增长更受国际市场驱动。同时，我们上面第三项实证检验结果也显示国际市场的回归系数是国内市场的1.7倍，从而说明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比重的上升更受国际市场的推动。所有这些检验都证明国有企业不如非国有企业那样致力于外向型发展，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的失利要大于在国内市场上的失利。因此，国有企业改革应致力于克服这一差距，以外向型企业发展为导向，向国际市场竞争的高标准看齐。
上面谈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方向，下面我们谈一谈一个环境。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国有企业自身改革的这三个方向，一个公平竞争的宏观经济环境必不可少。那么，我们现在宏观经济环境在那些方面不公平呢？
首先表现为国有企业有许多政策性负担，如过时的产业结构，扭曲的价格体系，过度的社会福利开支，以及非自由化的劳动市场。这些政策性负担一直在困扰着国有企业，使之很难沿着上述三个方向进行改革和发展，并在与非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这些政策性负担也使政府很难客观评估国有企业经营的好坏，因为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象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那样成为这种评估的充分尺度。由此便出现了许多学者早已指出的那些问题，如预算软化，国有资产和利润的流失，以及国有企业生产率提高与利润率下降的并存(Lin,1996)。这些政策性负担近年来在某些方面已有所减轻，但仍然是建立公平竞争宏观经济环境的巨大障碍。
其次表现为国有企业在选择产权形式和管理形式方面受到重重限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产权形式和管理方式呈现多样化，而且要不断变革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环境，这样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国有企业在选择产权形式和管理方式方面受到的限制远远大于非国有企业，从而被绑住了手脚，很难沿着上述三个方向进行改革和发展，难以与非国有企业竞争。当然，国有企业在选择产权形式和管理方式方面受到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的，但我们还是可以给国有企业在公有制范围内选择合适的产权形式和管理方式的自主权力。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施行规范公司制度改革。我们应继续在这一方面进行探索，但同时要注意不同国有企业的特点，不要强求一致，一窝蜂起。
再次表现为国有企业在破产方面受到行政保护。这种保护人为地减轻了国有企业拚搏竞争的压力，使之很难沿着上述三个方向进行改革和发展。在解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和赋予国有企业在公有制范围内选择合适的产权形式和管理方式的权力的前提下，企业破产法应严格加以施行，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还是对非国有企业。那些仍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国有企业证明是不适合中国现有的国情，应该破产倒闭（注：当然，国防和基础产业等领域的国有企业应受到国家保护，这在许多西方国家也是如此。）。这些破产的国有企业可以由经营好的公有制企业吞并，也可以私有化。在中国现在条件下，私有制以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应当加以大力鼓励；这一点已从我们关于非均衡部门增长的理论中得到证实，我们对此不能有任何疑义。然而，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应该是公平竞争之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不是政策鼓励的产物。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由此可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综合性工程，政府在创造公平竞争的宏观经济环境方面肩负着重任。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讲是由于我们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真正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动机是要挽救更多的国有企业，但结果却相反。拖延的代价已经太高！越早些“真正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就能挽救越多的国有企业。这是因为非国有企业发展得越强大，国有企业越难与之竞争，我们也就越难“真正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当然，“真正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要求我国一方面要有强大的政府财政支持，另一方面要寻找新的方式保证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研究，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四、结论
在双重过渡经济中，市场机制通过非均衡需求变化和生产率差距在非均衡部门增长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应鼓励效率高的非农产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以促进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利用得好，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便能提高，效率高的部门增长快，整个经济也增长快。广东省和经济特区是很好的例子。那里改革开放最早，市场经济最发达，非农产业和非国有企业增长都居全国前列，GDP增长也居全国榜首（注：例如，1978至1993年，广东省非农产业产值、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76%、38.09%和13%，在30个省市自治区中均居第一。深圳、汕头、珠海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非农产业产值，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更快，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0.2%，41.7%和18.1%。）。
国有企业受计划体制“遗产”影响，不适应新建立的市场竞争体制，因此我国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最好途径是“真正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具体说来，这包括上述三个方向（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提高生产率，外向型企业发展）和一个公平竞争的宏观环境。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据此“真正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国有企业的发展是有希望的。广东省和经济特区在这里也是很好的例子。那里改革开放最早，在把国有企业真正推向市场方面做的比其他地方好，结果在全国国有企业在总体上衰退形势下，那里国有企业增长在全国名列前茅（注：例如，1978至1993年，广东省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4.2%，在30个省市自治区居第一。深圳、汕头、珠海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年均增长率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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