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交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3)02－0077－22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先后产生了全球性的广泛影响，这进一步促使金融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①为了应对两场危机带来的重大挑战，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中国在全球、区域和双边三个层次上展开了一系列积极的金融外交(financial diplomacy)行为，以保卫自身在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自此，金融外交在中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全面兴起，成为中国整体外交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整体外交在全球化时代的转型。②它使中国外交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呈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因而具有十分丰富的学术研究价值，值得国际关系学者高度重视。
本文首先对国际舞台上的金融外交进行基本的概念界定，分析其演进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然后着重从多边、区域和双边三个层次来阐述中国在两次危机之后所从事的金融外交实践，最后归纳总结中国在2008－2012年间金融外交的基本特点。通过上述内容，本文尝试为中国金融外交的研究贡献一些初步的知识，以抛砖引玉。
一 国际舞台上的金融外交
外交是一国中央政府及其代表以和平方式所进行的对外交往行为，有着十分古老的历史，而金融外交则是传统外交在其内容不断拓展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③具体而言，所谓金融外交是指一国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具体执行部门，围绕金融事务，针对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国际行为体所展开的官方交往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在金融事务上的国际合作和有效治理，或者通过影响国际金融关系来实现其他目标。④这种官方交往活动的内容主要包括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政策的协调、金融事务的谈判以及金融协议的签署等，其具体形式主要体现为跨国访问和国际会议。
金融外交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核心事务展开：一是政府间的跨国资金信贷、短期的流动性供给；二是货币的国际使用和汇率的跨国协商。它们通常分别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直接负责，所以随着金融外交的大规模兴起，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开始成为一国政府对外交往活动的重要执行者，金融外交也因此可以被简单理解为一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所从事的外交活动。由于货币是金融的核心，狭义的金融外交因此又被称为货币外交(monetary diplomacy)⑤。
金融外交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官方性。相互交往的多个行为体中，至少有一方是中央政府或政府间国际组织等官方代表。退一步讲，金融外交的行为体也必须是有政府背景的半官方机构或带有明确官方目的的私人机构。⑥最典型的金融外交是中央政府主管金融事务的官员之间或是其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纯粹的私人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不是金融外交。第二，政治性。很多金融事务虽然都是技术性的事务，但是金融外交却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的来源包括：(1)金融外交的执行主体是官方机构而不是商业机构，而在一个等级制的官僚体系下，官方机构的行为都要经历一个政治过程；(2)金融外交的目的通常包含超出金融范围的政治考量，即借助金融关系来实现其他目的；⑦(3)金融外交目标通常需要通过议题联系、外交压力、利益交换等政治手段来实现。因此，金融外交不是一种市场行为，而是一种政治行为。第三，交叉性。金融外交是外交和金融两个领域的交叉与结合，它同时对传统外交行为规范和金融事务治理都提出了挑战。金融外交的执行者一方面要熟知金融业务(包括金融政治学)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要掌握从事外交活动的基本知识，需要同时遵循外交和金融两个领域的基本规律。如果说职业外交的出现使得外交成为一门高度专业化的活动，那么金融外交使得外交内部的专业化进一步加强。金融外交是经济外交中的子集。⑧随着金融事务在全球经济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日益产生超越经济关系之外的政治影响，有时甚至关涉战争与和平问题，因此金融外交日益成为经济外交中最重要且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尽管西方学者研究国际金融关系的文献浩如烟海，但他们却很少使用金融外交这一概念，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外交学者认为外交的核心是处理政治和国家安全事务，而不愿意在外交前面加上金融之类的限定词，过多的限定词将会泛化外交的概念；而研究金融问题的学者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虽然很多也承认国际金融关系具有一定的政治性，⑨但更愿意使用国际金融政策、国际金融合作和国际金融治理这些概念来指代他们的研究对象，而很少使用金融外交。⑩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金融外交虽然经常散见于各种报刊评论中，但专门的学术性研究却非常少。(11)金融外交从来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这种现象颇令人深思，其根源还在于国家的对外金融行为不被认为是一种外交活动。(12)
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国际外交舞台上，金融外交是一个“新生儿”，这主要是因为在19世纪以前，国家控制的金融资源非常有限，大量的财富散布在民间，跨国的金融活动(主要是信贷)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私人行为。直到20世纪，主要国家都开始发行纸币替代金属货币以及现代央行制度纷纷建立，从而使中央政府通过发钞权掌握了国家金融命脉并进而大规模介入国际金融关系之后，金融外交才开始慢慢出现。现代金融外交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时欧美国家围绕欧洲的战争债务和赔款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磋商和谈判，“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和“杨格计划(Young Plan)”就是当时金融外交的主要产物。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欧美主要国家又围绕稳定汇率展开了密集的货币外交，最后却以失败告终。(13)金融外交作为一种连续和稳定出现的国际现象，始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作为一次综合性、大规模的金融外交会议，它结束了大危机以来的国际金融混乱，直接缔造了对战后世界经济复苏起到关键作用的全球金融新秩序。(14)
犹如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标志着现代外交活动的诞生，布雷顿森林会议标志着金融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的大规模兴起。在此后的演进中，根据其不同的特点，金融外交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美国金融霸权绝对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时代。该阶段国际金融外交的核心特征是，美国领导国际社会建立和维护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简称‘两挂钩一固定’)”为中心内容的国际金融秩序。这一时期金融外交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各种金融手段推动实现欧洲国家的复兴，(15)包括主要国家围绕国际清偿发起的缔造特别提款权问题的外交活动以及法国挑起的反对美元霸权的外交斗争等。(16)该阶段从1944年开始，终结于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即浮动汇率制的开始。第二个阶段是以七国集团(G7)为平台的西方大国协调的时代。该阶段国际金融外交的核心特征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建立新的国际协调机制来实现对国际金融事务的联合治理。七国集团框架下一年一度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对话机制为金融外交的常规化提供了制度保障。(17)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协调，特别是包括“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在内的美日汇率冲突与协调以及应对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货币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区域性金融危机，成为这一时期金融外交的主要内容。(18)此外，由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带动了金融地区主义的发展，区域金融外交成为一个新亮点。(19)该阶段始于1975年六国集团(次年变为七国集团)的诞生，终结于2008年年底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的首次召开。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联合共治的新时代。该阶段国际金融外交的核心特征是新兴国家通过二十国集团这一政治框架，全面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并且要求改变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治理分裂为传统的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它们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斗争。区域金融外交也进一步伴随着金融地区主义的发展而发展。
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对封闭性，长期以来，中国对国际金融关系的介入相对较少，在国际金融外交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手。(20)中国早期的金融外交可以追溯到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席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有限的金融外交主要集中在处理与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21)中国是既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追随者，其金融外交活动并不活跃。但从21世纪开始，随着中国日益深度介入国际金融关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双重刺激下，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外交。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希腊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则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保卫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的实际需求，而且也首次彰显了中国的金融力量。(22)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外交在过去四年里开始大规模兴起，在全球、区域和双边三个层次上都颇有建树，并成为中国整体外交中十分令人瞩目的一个领域。(23)
二 体系改革：中国的全球金融外交
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借助新兴国家的力量来应对金融危机。1999年成立的G20部长级会议被升格为首脑峰会，在应对危机之中成为协调各国立场和政策的重要平台，并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被正式确认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平台。这导致了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正式从“G7时代”过渡到“G20时代”，标志着国际金融领域的一场重要的制度变迁。(24)G20的中心化与G7的边缘化使得过去近十年里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G7的讨论戛然而止。(25)国际金融治理机制以一种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新兴国家参与国际金融外交的问题。作为G20中的重要成员，G20峰会及其下属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为中国在全球层次开展金融外交提供了重要舞台，中国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外交也随之开始。
在这个全新的外交舞台上，由于自身的金融安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严峻威胁，中国一改往日“沉默的小伙伴”的角色，开始质疑单方面建立在美元主导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以更加积极的态势倡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主张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格局。2009年3月，在G20伦敦峰会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文章，提议创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现行的“单一国际储备货币”，批评的矛头直指美国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特权。(26)在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周小川的文章震惊世界，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首次公开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挑战。(27)它也是中国在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的一次重要亮相，是中国首次系统性地表达对既有国际金融秩序的不满。它得到俄罗斯、巴西、印度、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的积极响应，展现了中国金融外交的号召力。(28)不仅如此，为了体现对中国金融力量的重视，2011年G20峰会轮值主席国法国专门在中国南京举办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聚集了G20及相关国家的财长、央行行长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国际经济和货币领域的重要学者等。在随后几次G20峰会和部长会议上，中国通过展开金融外交，联合其他国家不断倡议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成功实现了新兴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两个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权提升。在改革落实之后，中国将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上述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的第三大股东。这是中国在危机期间全球金融外交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不仅如此，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继2008年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之后，201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就任IMF“总裁特别顾问”；2011年7月，朱民获提名任IMF副总裁，这是中国增强在IMF发言权所走出的一大步。
尽管从G7到G20的制度变迁实现了主要新兴国家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政治要求，但面对在国际金融舞台主宰了数十年的主要金融“玩家”，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呈现出经验缺乏、力量不足等多方面的劣势，在议程设置、改革目标、政策方案等方面都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积极支持四个主要的新兴国家单独成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协调彼此立场，以加强新兴国家在G20中的外交行动能力。2009年6月16日，金砖四国在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峰会，并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标志着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组合正式登上了国际舞台。不仅如此，金砖国家在G20框架内建立了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晤机制，以在全球金融外交中协调彼此立场。金砖国家在反对美元霸权、增加新兴国家在既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权、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问题上都发表了一系列集体呼吁，从而增强了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外交舞台上的话语影响力。而在中国的努力下，金砖机制在2011年三亚峰会上正式接纳南非为新成员国，从而壮大了该机制的影响。2011年，在卡恩辞去IMF执行总裁之后，金砖国家集体表达了对IMF新总裁人选的共同立场。尽管金砖五国在此之后并没有就IMF总裁的继任者采取更实质性的联合行动，而且也没有改变IMF的新任总裁仍然由欧洲人担任的事实，但是新兴国家的联合声明仍然具有标志性意义。在新兴国家的压力下，这次IMF总裁竞选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提名候选人。
当然，在全球层面，中国的部分金融外交目标也并未成功，比如，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希望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并且积极游说欧洲国家的支持，但最终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未能成功。
三 区域互助：中国的东亚金融外交
东亚区域金融外交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开始活跃起来，当时东亚各国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外交活动以实现区域互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了东盟与中日韩(“10＋3”)峰会机制，从而正式拉开了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序幕。(29)其中，区域金融互助构成了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主要内容。
中国是东亚金融互助的积极参与者。在危机肆虐之时，中国政府在巨大压力下多次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与当时日元出现大幅贬值以及美国附加苛刻援助条件相比，中国的国际货币行为展示了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了该地区国家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信任，这是中国在东亚第一次展示金融影响力。(30)不仅如此，1998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建议在“10＋3”框架下建立各国财长和央行副手定期会晤的财金对话机制，获得了成员国的支持和通过。(31)但是，总体而言，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成熟的东亚金融外交战略。不仅如此，受传统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影响，中国对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设想也不支持。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里，中国的东亚金融外交并不十分耀眼；相比之下，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商务部主导的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商务外交，它通过给予东盟国家经济上的诸多优惠，来换取东盟国家政治上的支持，即试图通过“富邻”政策来实现“安邻”目的。(32)而日本关于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虽然最终夭折，但它通过1998年旨在援助东南亚国家的“新宫泽计划”以及在2000年发起旨在进行双边货币互换的清迈倡议，成为东亚金融外交的领导者。
在2003年10月的“10＋3”首脑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率先提议，将双边货币互换网络整合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这一建议得到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2006年5月，“10＋3”财长会议决定成立由中国和泰国牵头的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工作组，对这一方案展开具体研究。这标志着中国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参与到区域金融外交中来。尽管多边货币互换相比于双边互换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势，但中国的金融外交倡议在之后的四年多时间里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主要是因为在2005年前后，中日之间围绕即将成立的东亚峰会的制度形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区域政治角逐。(33)这场角逐是中国和日本东亚外交能力的一次重大较量，削弱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极大地分散了东亚国家对于进一步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的注意力，因此大大滞缓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步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先后出台的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全面激发了中国政府关于如何减少美元依赖的思考。随后不久，人民币国际化政策陆续出台，中国的国际货币战略从追随美元转向制衡美元。(34)而更多的中国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先走区域化的路径，特别是要在东亚金融和货币合作的框架下进行，(35)因此，中国的东亚金融外交开始全面发力。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实现其区域金融外交倡议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这次危机中，美国政府对美国国际集团(AIG)一家金融机构的资金救助就高达1800亿美元，(36)希腊和爱尔兰在随后的欧债危机中得到的救援资金分别达到1570亿美元和1210亿美元；(37)而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从国际社会得到的援助资金的总和仅为1168亿美元，而且还附带苛刻的政治条件。在面对危机时，这种巨大的救援差异促使东亚各国开始接受中国的主张。(38)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借助“10＋3”首脑峰会及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平台，展开了积极的金融外交，弥合各方分歧，使得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驶入了快车道。2009年2月，“10＋3”特别财长会议提出根据形势需要，将筹建中的区域外汇储备库规模从原定的80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三个月之后，各国就储备库出资份额分配、出资结构、贷款额度、决策机制等主要内容达成一致。(39)2010年3月24日，东亚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一个区域性的危机救援机制正式建立起来。不仅如此，在2012年的财长会议上，各方决定进一步将外汇储备库的规模扩大一倍至2400亿美元。
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成及其扩大，是中国金融外交在区域层面的一个重大成功。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还使得日本开始正视中国的金融实力，与中国共同分享东亚金融货币合作中的领导权。在储备库的最初出资方案中，日本、韩国、中国三方的比例大致为3∶2∶1，中国只位居出资方的第三位。(40)后来中国提出要求表示要提升出资比例，经过积极的外交周旋和各方博弈，在最后的出资方案中，中国、日本各出资384亿美元，两者各占资金总额的32％；韩国则出资192亿美元，占总额的16％；东盟十国承担剩余的20％。(41)除此之外，2011年4月，负责监测东亚经济运行的“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在新加坡成立，以辅助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运行。关于研究办公室主任的人选问题，东亚国家特别是中日之间发生了分歧。经过外交努力，最终来自中国的魏本华得以担任该机构的首任主任。
经过这一系列的金融外交博弈，在东亚区域金融秩序建设中，中国从清迈倡议时期的一般参与者发展成为现今的核心领导者。(42)
四 货币合作：中国的双边金融外交
中国的双边金融外交主要都是围绕货币问题展开，货币外交是双边金融外交的核心内容。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开展双边层次的金融外交的主角。
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双边货币外交就是应对2003年开始美国施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43)如果说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围绕加入世贸组织而与美国展开的长达十多年的贸易谈判直接促进了中国商务外交的兴起，那么这场持续至今的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则直接促成了中国货币外交的兴起，并全面加强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外交职能。(44)不仅如此，在21世纪头十年里，中美货币外交给两国关系留下的最重要的正面遗产就是，双方为了促进金融以及其他领域的对话和合作，建立了新的制度框架，即最初的战略经济对话(SED)和现在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ED)，该机制成为当前中美沟通交流的核心平台。(45)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暴露了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长期依赖美元的诸多弊端，“美元陷阱”成为中国政经两界最重要的讨论议题之一。(46)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积极推动和实施下，中国以更加有为的姿态，在更广阔的地域空间里展开了新的双边货币外交。这些货币外交的对象主要是与中国有着良好政治关系和密切经济往来的周边国家和新兴国家，主要内容就是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和推动本币结算业务，目标是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战略，并减少对外经济关系中对美元的使用。从2008年12月12日与韩国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起，中国人民银行此后四年里又相继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8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8035亿元人民币(参见表1)。(47)这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都是以本币作为计价货币，它一方面使得签约双方绕开了美元，相对削弱了美元汇率对相关各国经济的影响，在特定区域弱化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另一方面促使人民币通过官方渠道在这些国家的分布和流通，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计价和结算比例，甚至被一些国家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因而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先期准备。(48)
这些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有着十分丰富的外交和战略逻辑，这些国家大部分是中国的周边国家，比如蒙古国、哈萨克斯坦、泰国、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韩国等，它们要么与中国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合作关系，要么就是以中国为主要的经济伙伴，因而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地缘基础。(49)还有一些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对象是关键地区的枢纽国家，比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白俄罗斯、土耳其等都在所在地区具有较大影响，或者是该地区的金融中心，比如，阿联酋的迪拜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都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与这些国家进行货币互换合作，有利于人民币在该地区的扩张。2012年3月22日，澳大利亚与中国签署了一项价值31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这是与中国签署此类协议的最大经济体，从而朝着在发达市场提升人民币形象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除了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之外，推动本币结算、减少美元使用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货币外交的另一大重点。2002年至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陆续与越南、蒙古国、老挝、尼泊尔、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朝鲜、哈萨克斯坦等八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签订了双边边贸本币结算协定，允许在与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结算中使用双方本币。但除了这些零星的和小规模的边境贸易外，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长期使用外币特别是美元进行结算。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开始通过对内货币政策调整和对外加强货币外交来提升对外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规模。2009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并在此后不断扩大其试点范围，这被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启程的核心步骤之一。为了配合这一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国际上展开了一系列推进本币结算的外交活动，通过几方共同努力来提升本币结算的规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俄罗斯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都是弱势货币国家，过去在对外贸易中也长期依赖美元，随着美元面临着巨大的贬值风险，它们和中国一样，具有推动本币结算、减少美元使用的共同利益，因此，它们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开展双边货币外交最重要的两个对象。
与中国具有传统政治和战略友好关系的俄罗斯在货币合作方面也同样走在最前面。俄罗斯经济发展所高度依赖的石油贸易一直被“石油美元”体制所控制，因此俄罗斯也一直在积极推进卢布的国际化。(50)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和俄罗斯双方的央行展开了颇有成效的货币合作。2010年11月23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与俄罗斯总理普京会晤后宣布，中俄决定在双边贸易中逐渐减少使用美元结算，而以本国货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51)这是中俄总理第十五次定期会晤的最重要成果之一。2010年12月15日，俄罗斯正式启动卢布对人民币的挂牌交易，这意味着以后中俄之间的贸易往来不再需要美元作“中介”，直接可以通过本币来实现交易。卢布成为继马来西亚吉林特之后第二个可以与人民币自由挂牌交易的新兴币种。(52)卢布与人民币的挂牌交易是为两国贸易中更大规模的本币结算做准备，它使人民币的应用范围逐渐从局限于边境贸易扩展到了中俄贸易中更加广泛的领域。(53)2011年6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俄罗斯央行签订了新的双边本币结算协定，扩大了两国使用本国货币进行双边贸易结算的试点范围。协定规定两国经济活动主体可自行决定用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和卢布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结算与支付。(54)协议签订后，中俄本币结算将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地域范围也将扩大。这标志着中俄两国在减轻双边贸易中对美元的依赖方面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
除了俄罗斯之外，巴西也是中国积极开展本币结算和货币合作的重要对象。在G20伦敦峰会期间，巴西总统卢拉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时首度提议两国洽谈以人民币为结算方式的双边经贸协议。2009年5月，卢拉到访中国，中巴贸易本币结算成为此次双边外交活动的主要亮点。(55)2012年2月，由中国副总理王岐山与巴西副总统特梅尔共同主持的中国一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双方再次明确“就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等问题保持对话”，“欢迎两国金融机构互设机构和开展业务”。(56)从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前景来看，中国和巴西实行“本币结算”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巴西是里约集团的发起国，同时也是拉美地区经济发展最稳定、持续长期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在拉美地区和葡萄牙语国家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时，中巴两国在国际事务上有共同的利益，有十分相同或者相近的立场，因此，中巴两国的“本币结算”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合作的范例而得到进一步推广。
除了俄罗斯和巴西之外，中国和日本的双边金融合作也开始迈出前行步伐。2012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Jun Azumi)，双方表示有必要促进贸易领域本币结算。为降低美元交易风险和结算成本，两国设立了一个由中日两国机构共同组成的工作委员会，负责鼓励投资银行系统、推动大量外汇交易、审查有关规定，并考虑在东京外汇市场建立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本币直接结算将降低中日贸易对美元的依赖性。(57)不过，这一进程受到中日政治关系恶化的严重阻滞。
货币的国际化不仅是市场扩张的自然产物，它还有赖于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58)因此，中国以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为主要内容的货币外交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五 中国金融外交的基本特点
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特别是在美欧先后爆发金融和债务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在双边、区域和全球三个层面都展开了丰富多彩的金融外交实践，构成中国总体大外交中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部分，并且颇富成效。活跃的金融外交使中国告别了往昔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沉默的小伙伴”的国际形象，初步展示了一个国际金融新面孔。
从外交目标上讲，中国的金融外交体现了非常清晰的战略目标，即改革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以欧洲和欧元为次中心的既有国际金融体系，改变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服务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战略，但同时又强调对体系变革的渐进性而非激进性。相比之下，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高速发展，中国是既有贸易体系的重要受益者，因此中国的商务外交并不强调体系的变革性；同样，在政治领域，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受韬光养晦的外交哲学影响，中国的政治外交也不强调颠覆既有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此，中国的金融外交成为与政治外交、商务外交相比最富有修正色彩的一个领域。(59)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集中暴露了中国过于依赖美元的危险性。同年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上超过德国，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中国已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地地道道的大国。这两起事件促使中国的决策者认识到，过去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高度依赖美元，所承担的经济和政治双重成本越来越高昂。美元体系不再是一个可以随意搭乘的“便车”，一方面，因为美国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个“便车”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经济体量的骤然增大，使得中国在搭乘之时付出的费用越来越高昂。这种“费用”主要体现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元非居民持有者，事实上向美国政府缴纳了极其高昂的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2009年，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购买美国国债和中国“美元陷阱”的大辩论。(60)作为经济崛起国，面对美元霸权所带来的财富“盘剥”，中国国内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激发了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国际货币政策的努力，其核心内容就是将过去追随美元的政策调整为制衡美元的政策。(61)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中国对外金融战略的既定目标。因此，无论是推动全球层面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还是在区域层面推动建立东亚金融秩序，抑或是在双边层面推动以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为中心的货币合作，都是为了服务于减少美元依赖、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目标。
虽然中国的金融外交强调变革既有国际金融体系，但中国强调通过渐进性而非激进性的方式，这与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所坚持的融入与参与的总体外交战略是一脉相承的。(62)尽管周小川在G20伦敦峰会之前的文章体现了一种强力变革的思路，但中国的金融外交在整体上并没有为之去努力。而且在金砖框架下，相比于俄罗斯和巴西的激进态度，中国在变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方面总体上要表现得温和得多。实施“超主权国际货币”的方案，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不小的难度。周小川的提议与其说是一种务实的操作手段，倒更像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外交策略性的压力，迫使美国约束其货币政策，重塑美元的信誉。这些国家的声音虽不足以即刻撼动美元霸权，却汇聚成一股新的货币改革力量，并将持久地影响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从外交手段上讲，中国的金融外交强调制度化交往渠道，特别是强调借助既有的国际制度框架，并且在双边层面上创建制度化的对话机制，会议外交是中国金融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国际金融治理领域，有一些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比如IMF、世界银行等，但更多的是一些比较松散的国际会议，比如二十国集团等。但即便是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国际组织，大都也是通过定期的部长级或首脑级国际会议来决定重大事务。因此，参加国际金融会议便成为中国开展金融外交的主要方式和渠道。不仅如此，在双边层次上，中国还积极主动地成立一些金融对话机制。因此，与其他形态的外交相比，中国的金融外交大多是在一些定期举行的制度化平台上展开的。
早期中国的金融外交主要是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半年举行一次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1999年七国集团财政会议提议成立二十国集团部长会议之后，每年一度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便成为中国新增的一个主要的金融外交平台。同年，在中国的提议下，东盟与中日韩首脑峰会机制下成立了“10＋3”财金对话机制，这构成了中国在东亚展开金融外交的主要平台。但不管如何，在七国集团仍然是全球金融治理核心平台的背景下，作为非七国集团的成员国，中国最初的全球金融外交就犹如中国未参加联合国之前的全球政治外交和未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全球商务外交一样，缺乏广阔的舞台。尽管在2004年，应七国集团邀请，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与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举行了首次非正式对话，但是中国对这一对话机制充满疑虑，觉得它不平等。由于双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分歧，中国在2005年改派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和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参加对话会，以示对该机制的抵制。
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二十国集团由部长级会议升格为首脑会议，并明确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核心平台，中国展开全球金融外交的平台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金砖机制正式成立，该框架下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便成为中国金融外交又一新的多边平台。此外，中国加强了双边金融对话机制建设，表现为将不少金融对话机制由部长级提升为副总理级，并且由不定期举行改为定期举行。首先，2008年将1998年成立的不定期举行的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机制由部长级提升为副总理级，每年定期举行。其次，2009年9月，中巴双方在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下设立副部级的财金分委会，取代2006年成立的中巴财政对话机制，对话每年由两国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举行一次。最后，2011年成立了副手级的中德金融稳定论坛，由两国央行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行长进行对话(具体可参见表2)。
从外交对象来看，中国的金融外交更加着眼于新兴国家和周边国家。在中国传统外交中，大国关系一直被置于首要地位，尤其是针对美欧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一直集中了中国最主要的外交资源。相比之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外交的着力点一直放在新兴国家和周边国家上。在全球层次上，中国在参与二十国集团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与非七国集团行为体的政策协调与沟通；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参与金砖机制的组建，中国在金砖机制中投入了相当大的外交资源。在区域层次上，中国致力于和周边国家建立新的金融秩序。而在双边层次上，与中国展开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也大都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和新兴国家。中国金融外交之所以选择这些对象，主要是因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中国与这些国家有着更加相似的利益需求。当今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以欧洲和欧元为次中心的体系，它们是当前体系的控制者和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新兴国家和中国的周边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都处于弱势地位，即便是日本，虽然有强大的制造业，但在金融领域也往往受制于欧美。
从外交执行主体上讲，中国政府近几年来不断加强金融外交的国内制度基础，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金融外交决策和执行体系。1949年以来，中国的外交制度几经变迁，它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有机组成部分。(63)但这种制度变迁都是围绕传统外交的决策体系展开，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外交决策体系的制度建设几乎是“另起炉灶”，因为中国的金融外交职能实际上是传统负责国内金融事务的相关机构派生出来的，它们在承担外交职能时要弱于外交部甚至商务部。在这个决策和执行体系中，长期一直主要负责国内事务的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国金融外交的双引擎，它们直接承担了各种日常性的金融外交活动。由于职能的区别，财政部更加偏重金融外交的跨国融资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则更加偏重金融外交的货币关系方面。而在过去几年里，为了更强有力地执行金融外交，无论是财政部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它们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制度改革，以适应中国金融外交日益宏大的格局。
首先，财政部将之前的世界银行司更名为国际司，意味着该机构国际职权范围的扩大，从而加强了财政部处理国际金融事务的能力；同时，为了应对不断增多的各种双边金融对话机制，财政部专门成立了司级单位——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该机构成为负责双边金融外交的主要机构。其次，与财政部类似，为了应对日益扩大的对外事务，中国人民银行将原来的国际金融组织司更名为国际司，此外还成立了货币政策二司，专门负责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事务。财政部和人民银行都有一位或者两位副部长级官员专门负责国际事务，从而大大加强了国际事务在这两个部门的重要地位。(64)除了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制度改革外，2012年10月9日，外交部正式成立了国际经济司，以加强介入经济外交，自然也包括金融外交。(65)中国参与的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和机制，都是重要的国际经济治理平台。外交部国际经济司的成立体现了外交部开始加强介入经济和金融外交。
而在部委之上的国务院层面，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近十年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位副总理专门分管包括金融外交在内的经济外交事务，以进行跨部门的协调。从具有外经贸背景的吴仪到具有金融背景的王岐山两任副总理，都是中国经济外交的核心参与者和执行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中国经济外交的重点逐渐从贸易转向金融的特点。当然，中国金融外交的核心领导者仍然是国家元首和政府总理，相较于国家元首更加关注政治外交，国务院总理由于主要负责全面的经济事务，因此在外交活动中更加偏重经济外交，其中就包括金融外交。
驻外机构和驻外代表是外交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除了外交部之外，其他各个部门的涉外机构也会派驻一些人员和机构，在驻外使馆的统一领导下展开工作。比如，军队在使馆派有武官，商务部配有商务参赞、教育部配有教育参赞等。尽管目前还没有专门的驻外“金融参赞”一说，驻外金融外交通常由商务部派驻的商务参赞兼任，但在越来越多的由中国参与出资的国际金融机构中，中国已经派出大量的金融官员担任执行董事，他们代表中国政府行使权力。通常而言，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由财政部国际司派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则由中国人民银行相关官员派驻，他们成为专职的驻外金融外交官。而驻外金融官员团队的增多将进一步增强金融外交的执行能力。
中国围绕金融外交所产生的这一系列制度改革，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国内制度的塑造，而国内制度的变革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对国际金融外交的参与力度。
六 结论
近几年来中国金融外交的兴起，构成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外交转型中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外交的形态。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将会更加深度地介入金融全球化，而未来中国的金融外交只会更加积极，内容也将会更加丰富。(66)这给外交学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同时提供了难得的研究素材。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的双重冲击之下，国际金融体系正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即传统的金融秩序难以为继，新的金融秩序正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中国开始进入到一个实现从贸易崛起到金融崛起的新阶段，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利益诉求也越来越大。因此，中国金融外交将服务于中国金融崛起这一宏大目标。具体而言，中国未来的金融外交将继续致力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区域金融秩序构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这三个层次的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金融外交的成功既有赖于国际层面的政治动员，也有赖于国内层面的金融发展。
*本项研究的开展得到了赵可金副教授的鼓励和帮助。2012年11月17日，笔者在第三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全球共同治理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上宣读了本文初稿，得到与会者的诸多评论，特此致谢。同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收稿日期：2012-11-20］
［修回日期：2013-01-13］
注释：
①中国学术界对此反应积极。2011年11月，第二届国际政治经济学论坛以“金融政治与国际关系”为题。2011年12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组织了题为《这是一个国际政治金融化的时代》的专版，探讨金融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系列文章包括：王湘穗：《“币缘圈”存在重大利益关联》；林宏宇：《货币权力之争是地缘政治冲突之源》；李晓：《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集体行动”逻辑》；李巍：《国际货币多元化制衡美元霸权》；李滨：《无法“解套”的美国债务》；张士诠：《欧债危机前景难测》。2012年7月，“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年会上首次出现了两个研讨国际货币政治的讨论小组，分别是“货币战略与国家兴衰”和“货币政治学的兴起”。
②近年来，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外交转型问题，相关成果参见赵可金：《建设性领导与中国外交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42－57页；王逸舟：《论中国外交转型》，载《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第57－67页；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11－16页。
③关于外交形态多样化的研究，参见赵可金：《外交学原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359页。
④因此，也有学者直接通过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来定义金融外交，认为金融外交要么是国家为实现金融目标而开展的外交活动，要么是国家为实现外交目标而进行的金融活动，参见晓健：《金融外交：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载《红旗文摘》，2011年第15期，第13页。
⑤相比之下，中国财政部在其官方表述中经常将它们所从事的外交称为“财经外交”，而中国人民银行则更多地使用“金融外交”。在学术文献和媒体报道中也有笼统使用“金融货币外交”以及“财金外交”等诸多说法。本文为了加强概念使用的专业性、准确性和统一性，一律采用“金融外交”和“货币外交”这两种术语，其中货币外交从属于金融外交。
⑥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金融交往活动也可以近似归于金融外交，比如一国中央政府与跨国金融企业之间的交往；或者半官方机构的对外交往活动，比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就承担了很多的金融外交职责。对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外交活动，可参见毛欢喜：《金融外交数风流——记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李若谷》，载《中国金融家》，2006年第2期，第24－25页。
⑦关于国家如何将金融货币关系作为一种外交武器使用，参见Jonathan Kirshner,Currency and Coerc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⑧除了金融外交，经济外交还主要包括商务外交(commercial diplomacy)、投资外交(investment diplomacy)、能源外交(energy diplomacy)和援助外交(aid diplomacy)等。中国学界虽然诞生了一些关于经济外交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对于经济外交的定义却有很大出入。
⑨这也是为什么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学作品十分常见一样。
⑩笔者只查到了一些非常有限的直接使用“金融外交”或“货币外交”的文献，其中较有影响的参见Nicholas Bayne,"Financial Diplomacy and the Credit Crunch:The Rise of Central Ban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2,No.1,2008,pp.1-16; Kenneth A.Oye,"The Sterling-Dollar-France Triangle:Monetary Diplomacy 1929-1937," 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p.173-199；一些西方学者虽然较多地使用“美元外交”这一概念，但它多是特指美国的贷款援助，尤其特指20世纪初期美国对拉美的金元外交，它远不能涵盖丰富多彩的美国金融外交活动。
(11)专门研究金融外交的中文文献参见陆钢、倪稼民：《金融外交：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政治分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陆钢：《战后金融外交与美国金融霸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第85－90页。实际上，这些研究仍然分析的是国际金融关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研究金融外交行为的作品。相比之下，最近几年，中国学界关于经济外交的作品越来越多，参见张学斌：《经济外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周永生：《经济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何中顺：《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赵进军主编：《中国经济外交年度报告(201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锦明等主编：《经济外交案例》，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在上述这些作品中，金融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一部分都或多或少被触及。
(12)周永生总结了西方学界不愿意使用“经济外交”一词的原因，也可以用来解释金融外交的使用。参见周永生：《经济外交》，第14页。
(13)Kenneth A.Oye,"The Sterling-Dollar-Franc Triangle:Monetary Diplomacy 1929-1937," pp.173-199; Jeannette P.Nichols,"Roosevelt's Monetary Diplomacy in 1933,"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6,No.2,1951,pp.295-317；谈谭：《从“货币战”到“有限合作”——1933－1936年美英法三国货币外交》，载《世界历史》，2009年第6期，第27－37页。
(14)Richard N.Gardner,Sterling-Dollar Diplomacy:Anglo-American Collabora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ltilateral Trade,Oxford:Clarendon Press,1956.
(15)Jacob J.Kaplan and Gunter Schleiminger,The European Payments Union:Financial Diplomacy in the 1950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16)Francis J.Gavin,Gold,Dollars,and Power: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1958-1971,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4.
(17)虽然七国集团后来发展成为八国集团，但事实上，俄罗斯一直没有获准参加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国际金融领域，仍然是七国集团。
(18)Robert D.Putnam and Nicholas Bayne,Hanging Together:The Seven-Power Summit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19)对于欧洲致力于货币联合的区域金融外交，可参见David Marsh,The Euro:The Politics of the New Global Currenc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20)由于中国的金融开放远远落后于贸易开放，因此，中国的金融外交也明显晚于商务外交。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中国学者将商务外交直接等同于经济外交。
(21)事实上，中国国民党政府派员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该次会议。2008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金琦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改革开放前的一些零星的金融外交，并将重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中国金融外交的一个新阶段，参见金琦：《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外交工作回顾与展望》，载《中国金融》，2008年第22期，第28－31页；关于中国早期金融外交的一些介绍，还可参见王璐、刘娜：《金融外交家戴乾定》，载《金融博览》，2011年第11期，第53－55页。
(22)Gregory Chin and Eric Helleiner,"China as a Creditor:A Rising Financial Pow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2,No.1,2008,pp.87-102; Ken Miller,"Coping with China's Financial Power:Beijing's Financial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Vol.89,No.4,2010,pp.96-109.
(23)庞中英认为，2007年之前，中国官方几乎不使用“金融外交”一词，“金融外交”一词的大规模使用是2008年之后的事情。参见庞中英：《金融外交，中国是新手》，载《东方早报》，2009年8月13日第A19版。
(24)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154页。
(25)相关讨论参见何帆：《中国是否需要加入G7？》，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9－10期，第13－16页。
(26)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9年3月23日。参见http://www.pbc.gov.cn/publish/hanglingdao/2950/2010/20100914193900497315048/20100914193900497315048_.html。
(27)Daniel W.Drezner,"Bad Debts:Assessing China's Financial Influence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2,2009,p.39.
(28)事实上，在周小川文章发表的数天之前，俄罗斯就已经提出过类似的主张。不过，对于俄罗斯的建议，国际上没有任何反响，直到周小川提出建议，国际舆论才犹如炸开的油锅。
(29)美国、IMF和欧盟也在这一时期积极介入东亚金融外交，其重要结果就是创建了金融稳定论坛、马尼拉框架以及G20部长级会议等新的金融合作机制，参见Peter Ken,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What's New? What's Missing? 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 Peter Hajnal,The G8 System and the G20,Aldershot,U.K.:Ashgate,2005。
(30)Wang Hongying,"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Jonathan Kirshner,ed.,Monetary Orders:Ambiguous Economics,Ubiquitous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pp.153-197.
(31)C.兰德尔·亨宁著，陈敏强译：《东亚金融合作》，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32)柯庆生认为，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形成东盟国家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依赖关系，进而建立自己的主导权地位。参见Thomas Christensen,"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1,2006,p.104。
(33)中国希望在“10＋3”的框架内进行东亚共同体建设，而日本出于制衡中国的考虑，则希望将区域外国家纳入到东亚地区合作的框架。双方的分歧也导致了东盟国家内部的立场分裂。对这场角逐的详细分析与论述，参见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24－25页。
(34)宋国友：《中国对外金融战略：从美元中心到货币制衡》，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8期，第39页。
(35)参见李晓、丁一兵等：《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6)周宇：《试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载《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第23页。
(37)C.Randall Henning,"The Future of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An Asian Monetary Fund?" Policy Brief,PB09-5,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February 2009.
(38)Ramkishen S.Rajan,et al.,eds.,Exchange Rates,Currency Crisis and Monetary Cooperation in Asia,London:Palgrave Macmillan,p.209.
(39)来源于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12jiecaizhenghui/caijinghezuochangshi/200904/t20090429_138271.html。
(40)徐以升：《逐步脱钩IMF 东亚外汇储备库将扩容一倍》，载《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3月22日。
(41)由于东盟出资部分是由日本贷款，相比之下，在东亚外汇储备库中，日本的资金主导程度会更强一些。相关报道参见孙天仁：《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年底前成立并运作?》，载《人民日报》，2009年5月4日。
(42)李巍：《东亚货币秩序的政治基础——从单一主导到共同领导》，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22－46页。
(43)参见Morris Goldstein and Nicholas Lardy,Debat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es,2008。
(44)周叶菁：《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研究——以人民币汇率问题为例》，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45)王一呜、田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制度选择》，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59－82页。
(46)余永定一直积极提醒中国勿陷入美元陷阱，参见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类似的呼吁参见江涌：《美元陷阱：中国越陷越深》，载《世界知识》，2009年第14期，第46－48页；宋国友：《美元陷阱、债务危机与中美金融困境》，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72－79页。西方也有学者有类似的看法，参见Paul Krugman,"China's Dollar Trap," New York Times,April 3,2009; Jami Anderlini,"China Stuck in 'Dollar Trap'," Financial Times,May 24,2009。
(47)货币互换，又名货币掉期，市场中持有不同币种的两个交易主体在约定期限内交换等值货币，在期末再换同各自本金并相互支付相应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官方的货币互换通常是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并为市场上的本币结算提供基础。
(48)博源基金会：《人民币国际化：源起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2页。
(49)相关评论参见李巍：《东亚成为人民币区需夯实政治基础》，载《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11月12日，第15页。
(50)李中海：《卢布国际化战略评析——兼论中俄贸易本币结算》，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第92－103页。
(51)《中俄宣布双边贸易将使用本币结算》，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01124/2943653.shtml。
(52)目前，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日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港元、英镑、林吉特、卢布等七种外币的汇率中间价。
(53)中俄此次本币结算并未覆盖大宗能源产品贸易。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俄能源交易中本币结算仍然无法实现，中国无法用人民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54)《中俄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参见http://www.pbc.gov.cn/publish/goutongjiaoliu/524/2011/20110623175332931870343/20110623175332931870343.html。
(55)万相辛：《中巴两大新兴经济体对话升级：本币结算成最大亮点》，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5月20日第4版。
(56)《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成果》，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2/20/c_111544991.htm。
(57)张环：《中日积极促进贸易投资本币结算》，载《金融时报》，2012年2月21日第8版。
(58)李巍：《货币竞争的政治基础——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52－56页。
(59)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是一个现状大国还是修正主义的国家的讨论一直是一个热点，但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很少触及金融外交，代表性的文献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15-56。
(60)参见李巍：《“恐怖平衡”的中美金融关系》，载孙哲主编：《金融危机与中美关系变革》，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185页。
(61)宋国友：《中国对外金融战略：从美元中心到货币制衡》，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8期，第39页。
(62)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63)赵可金：《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与定位》，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64)在财政部，根据其网站提供的相关介绍，现任副部长朱光耀负责分管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协助谢旭人部长分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等工作。朱光耀长期任职于世界银行司和国际司，并曾被派驻世界银行担任执行董事，有丰富的金融外交经历。部长助理郑晓松也曾长期任职国际司，并被派驻亚洲开发银行担任执行董事，目前分管国际司工作。而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和易纲先后分管和执行国际金融外交事务。
(65)《外交部举行国际经济司成立大会》，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gdxw/t977366.htm。相关评论参见李巍：《经济外交更需跨部门协调》，载《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10月22日，第18页。
(66)2012年，一份由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发布的官方报告对中国未来金融外交做出了全方位的规划，其中包括：“要继续推动二十国集团(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巩固其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的地位”，“继续用好‘金砖国家’财金对话机制”，“探讨‘金砖国家’在新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可行性”，“以东亚财金合作为重点继续引导和推动区域合作”，“进一步推动提升我国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等多项战略目标。参见李勇：《开创财经对外交流与合作新局面》，http://www.gov.cn/gzdt/2012-05/30/content_21487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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