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难得的佳作——读邓一光的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是论文,长篇小说论文,佳作论文,太阳论文,邓一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我国各出版社所出的长篇小说数量猛增。有人粗略统计，去年共计出版八百部左右。但是，真正产生较大影响的、达到相当的思想艺术水平的佳作确实不多。作为编辑，我读到邓一光的长篇小说《我是太阳》（《当代》一九九六年第五期选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二月出版），不禁一阵欣喜。
漫说“太阳”
有一个时期，对太阳统一为一种说法，那就是“最红最红的”、“红彤彤的”红太阳。好像颜色稍微浅淡一点都不行。这显然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说法。
其实，按科学家的观察，“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似乎又是纯粹理智的说法。
这些年来，在文艺领域，对太阳的描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和说法（从艺术眼光来看，世界本来就是多彩多姿的）。在文学艺术家眼中，太阳自然有血红的、鲜红的，但也有绿色的、蓝色的、白色的、黑色的、橙黄的、灰暗的，以及其他色彩的；世界上不止是“一个太阳”，而且有“第二个太阳”，以至成千上万至亿亿个“太阳”……现在，邓一光小说的主人公关山林竟然说：“我是太阳！”而且向人们大声呼吁：“我们都来做太阳。”
小说中这样叙述“那个太阳的故事”：“四八年打长春时老关负了伤，伤愈归队……站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他指着地平线上刚刚升起的那一轮红日说，我是太阳！今天把我打下去，明天我照样能再升起来！”（第322页）
叙述人这样评价说：“老关这话说得多么好啊！我永远也忘记不了这句话！”我的感受正是这样。众多读者的感受也肯定是这样。
“我是太阳”，是一种艺术的比喻，是一种愿望、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理想的体现，是主人公主宰世界、创造世界、永不屈服、勇往直前的革命到底精神的形象表现，是作家邓一光对生活的独特体验、独特感悟，对艺术的独特想象、独特创造，是他附着于主人公身上、体现于主人公身上的，也是他发掘于生活里层、揭示于生活深处的。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都来做太阳”，都能够具备“太阳”那样的精神、那样的气质、那样的品格、那样的胆魄，那么，人类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美好、多么辉煌！
当然，在文学艺术作品里描绘“太阳”的，邓一光并不是第一人。但是，我觉得，《我是太阳》却是迄今最集中、最突出、最鲜明、最有力的以“太阳”来寄托某种精神和情感，来表现某种卓越的气概和超群的个性，从而塑造出成功艺术典型的第一部。
着力“人物”
近些年来，也许是众多老同志的离退休，也许是我们革命斗争和建国以来生活的巨大变化和绚丽多彩，故尔回顾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描写某个人丰富曲折的一生，类似人物传记式的小说逐渐多了起来。这样的小说，时间跨度大，历史过程长，情节环绕着主人公转，故事依照着生活顺序发展，因此，常常堆砌材料，叙述琐碎，散而无神，杂而不精，缺少思想的光华和艺术的魅力。所以，这类小说大多是不成功的，其中即使有某些思想的闪光或艺术的火花也往往被淹没在一片汪洋的文字大海之中。
《我是太阳》的成功，一个重要方面，是着力描写人物，浓墨重彩地刻画和渲染人物的个性。其中虽然存在人物传记式的影子，但艺术笔墨的重心在于挖掘人物的灵魂和精神，因而使主人公关山林成为一个个性独特、具有相当典型意义的成功艺术形象。
小说的构思主要循着两条线索。这不是一般小说所惯常采用的情节的线索和故事的线索，而是循着人物精神的线索和感情的线索来安排故事情节。作品表象上是从男女主人公关山林和乌云“定亲”开始，到两人白头到老，这条感情的线索波动起伏，贯穿始终，然而，终难掩抑“那庄严的固执的强大的升腾”而起的“让所有的人都肃然起敬”的辉煌精神的线索（第519页）。这才是作品最用力、最突出的。这种艺术安排，往往使人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时时给人巨大推动和鼓舞的力量。
关山林，是一九二八年参军的老红军，是从枪林弹雨中滚出来的一员猛士。他的生命是与战争同生，并始终与革命斗争融为一体的。他“一听枪响就疯了”，“打起仗来很厉害，不要命。”（第1页）当了团长，当了师长，还经常领着战士呐喊着带头冲锋：“命令全团一个不留，全跟着我上！”（第2页）他手下的司号员吹冲锋号，“一气吹了十八遍，愣是把气管吹炸了，等号音一停，人直直地就瞪着眼珠子倒了下去。”（第54页）这是写司号员，不也是写关山林么？！无论是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还是剿土匪，他都好似森林里的虎豹一般，勇猛无比，所向披靡，显现出战神般的威势和豪气。在攻打沈阳的战斗中，他身上四处负了重伤，昏迷七天以后才醒来。伤口刚刚愈合，他就千方百计地设法重返前线。他认为：“对于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战争，是勇气、力量、谋略、胆识、决断、武器、兵力、搏击和胜利！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一个职业军人倾心和自豪的了。”（第144页）他具备一个职业军人最优良的品格、气质、精神和胆魄，具备那一代人最充分最典型的时代责任感和神圣使命感。这显然是小说着力进行艺术描绘的一个方面。
正因为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顾一切，勇往直前，并特别喜欢与强大的敌手较量，打白刃仗，刺杀拼搏，一场战斗如因种种原由没能赶上，他会感到交臂失之，心里极其难受。正因为他总是渴望打仗，总想着尽快地多消灭敌人，促成大西南的早日解放，所以，他在青树坪碰上桂军主力，才会忽视敌人失败时还要拼死挣扎，困兽犹斗，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不了解全局和敌情，又置领导的命令于不顾，盲目地率领九师孤军深入，以致造成在诡谲多智的白崇禧手下的一场惨败。这里，自然暴露了关山林性格中的弱点和作为高级指挥员还有不成熟的一面，但也正是通过对这次败局的描写，从另一个侧面刻画了关山林饱含威猛的铮铮铁骨，充满无限生机和力量，却也有些刚愎自用、主观武断，更显出他血肉丰满的多样个性。
但战争并不是一切。战争之后是和平，而且和平的时间更长久。谁说战争不需要女人，要让女人走开？战神般的关山林，对乌云一见钟情，一往情深，把苦出身的她特意从地方调入部队。尽管在战争进程中，他东拼西杀，没时间也顾不上想她，但有闲暇，或战斗间隙，或触景生情，也免不了时常对他生命中的那个“绿色季节”和“重要节日”充满了思念和柔情。女人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半边天”。
写战争是着力写人物的刚毅、豪迈、勇猛、坚强，写夫妻生活是着力写人物的柔情、挚意、真性情、真品格。刚柔的融合，形成主人公关山林有血有肉的独特个性。不管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夫妻生活中，关山林身上刚强的一面最为突出，在小说中占据了作家艺术笔墨的主要方面，而柔情的一面表现则最为深沉，笔墨虽然少一点，但仍让人感到入木三分。总的，刚不掩柔，以柔更显出人物个性的真意和挚情。小说中突出地以《把我的老婆交给我》和《日落日出》等章节，相当集中地刻画了关山林这种鲜明性格。关山林冒着“文化大革命”中两派对峙、刀枪林立、森严壁垒的严峻局面，不顾个人安危，闯入造反派头头的密室，硬是把被称为“走资派”的妻子从面临被处死的险境下救了出来。这是他对妻子挚爱真情的集中表现，也是他在战争中刚强品格的继续，还可以说是关山林刚柔性格美妙融合的典型体现。后来面临妻子因病即将辞世的时刻，作家将主人公的真挚深情浓墨重彩地推向了极致，在患难夫妻的浓浓情谊中充满着一代人崇高理想的追求和革命坚定不移的美好憧憬的渴望，高扬着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因而给了人们极其深沉而耐人寻味的艺术意蕴，使作品上升到一个高尚而独特的意境，这是超越于一般小说所达到的思想力度和艺术魅力的。
不避“重大”
当今一些文学作品回避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远离生活，远离现实，与之不同的是，《我是太阳》总是把人物放置于重大社会矛盾之中，放在人物命运和遭遇的重要关头去描绘形象、塑造性格，展现人物闪光的灵魂和精神。
也许因为传记文学中的人物大多与我国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变动的重大事件紧密相关，《我是太阳》的选材上与传记文学的视角颇多相似之处，所以，随着主人公的经历，小说逐一描写了新中国建国以后三反五反、反教条主义、与苏联的合作与分裂、“文化大革命”、林彪叛国事件、对越自卫反击战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等等，一概没有回避，而且大多从正面切入，把主人公或其亲属放置于社会矛盾的中心或者受冲击的焦点，去揭示人物思想的夺目光华和品格的动人力量。
过去，我们要求作家把人物放在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中、放在风口浪尖上去塑造艺术形象，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也不是强调写社会重大矛盾冲突就一定是单纯地生硬地“为政治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那样的人物形象也不都是简单化的，都一律成为某种概念的“传声筒”。问题在于我们是去揭示这种矛盾冲突的表面现象还是真实面貌，写的是伪饰和假象，还是开掘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写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过去一些优秀作品可以说明这一点，现在邓一光在《我是太阳》里面对关山林、乌云等人物的成功刻画，更是有力的证明。
所谓“重大”，当然主要是从社会、政治、历史的意义上来讲的，是涉及国家、民族全局的，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比如中日战争、国共两党矛盾、阶级冲突与人民命运紧密联系的诸多社会事件。但是，写社会重大矛盾冲突，如果只写政治原则分歧、重要战争胜负、党派得失之争、阶级斗争史实，自然很容易落入某种概念化、模式化的窠臼，甚至可能简单得令人乏味，写人物竟会连幼小的孩子张口即能说出的“好人”、“坏人”之类。而文学被称为“人学”，读者最关心、最动情的是人情、人性，人身上的那份精神，那种撼人心魄的灵魂的震颤，不管是歌颂美好的，还是鞭笞丑恶的，都可能具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和重要的社会意义。所以，如何将社会历史背景与人物的遭遇命运相融合，从社会重大事件的叙述中，着力透视活动于其间的相关人物的精神和灵魂，塑造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往往是最能打动人心、最能引发人思索的。
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都是重大社会政治运动。如果说，在前一运动中，作品描写白淑芬的变化和表现看来有点突然和简单，形象内涵也嫌单薄一点，那么，在后一运动中，特别是在决定乌云生死命运那一刻，白淑芬的艺术形象显然就血肉丰满而内涵丰富起来。
本来，白淑芬与乌云曾在一起学习和工作过，是老同学、老战友，并且当过乌云的班长，她真心地喜欢和爱护乌云，把乌云当作自己的小妹妹。但乌云很快便在各方面都超过了她，不仅工作、学习、人际关系超过了她，而且人品相貌、丈夫孩子都是最好的，而且每到一处便会成为人们倾羡和注目的中心，这对内心里强烈的争强好胜的白淑芬来说，不知不觉间由慕而生妒，妒而生怨，怨而生痛，痛而生恨。而且，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白淑芬对不起乌云，出卖过乌云，整过乌云，虽曾感到解气，有一时的痛快，但运动过后，并知道乌云因此生下一个痴呆的儿子，白淑芬也有过一时的忏悔。后来，白淑芬因丈夫的受处分、回原籍，牵连到她的生活也连续出现厄运，以至连工作也找不到。乌云虽有过思想矛盾，但终是宽宏大度地帮助白淑芬调来自己所在的医院工作。白淑芬因此曾由衷地感激乌云，同时内心里对乌云的负疚感愈来愈深，愈来愈重……对于白淑芬这样的女子来说，这种心灵的负重和漫长的耻辱常常感觉到是难以忍受的。如果白淑芬与乌云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她们的工作和学习不在一个单位，如果白淑芬不是经常拿自己跟乌云作比较，不是那么自视高于别人而且那么过分的自尊和虚荣，她的嫉妒还可以隐忍，而命运偏偏一次又一次地把她们放置在一起，恰巧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特异的境遇，猛虎造反兵团的司令高过让暂居副政委的白淑芬来决定乌云的命运，是关是放，任其处置。本来高过因为自己的老婆曾被乌云及时抢救，输过血，救过命，就有放过乌云的心思。同时，他又知道白淑芬与乌云的密切关系，乌云对白淑芬来医院工作有过帮助，所以，当白淑芬投奔猛虎兵团立了大功，便顺便给白淑芬一个人情，把乌云的问题全权交给白淑芬去处理。然而，当白淑芬获得这个机遇虽有短短的一怔，但她很快感到自己的心灵重负和漫长耻辱在此时获得了一次彻底释放的机会，甚而产生了某种痛快报复和赢得精神胜利的感觉，再想，这也不失为她出人头地并可能攫取某种权势利益的一次良机。因此，她经过沉默的思索和权衡利弊之后，突然冷冷地吐出两个字来，竟使在场的高过也着实吓了一跳，原来她决定把乌云与其他几个“走资派”一起“毙了”（第376页）。从表面看来，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但从人物关系中，特别是从白淑芬灵魂深处的狠毒和个人野心的积蓄，这又是必然会爆发的，只不过是一次心灵剖白和精神欲望的集中表现而已。这一段艺术描写，显然渗透到了人物精神的深处和灵魂的隐秘，作家的观察和笔力都是强劲有力的。
小说里这一段强劲有力的艺术笔墨，并没有到此完结。接着，作品着力去写关山林如何解救妻子乌云于厄运的边缘。关山林知道确实讯息以后，异常镇定。同时，他即以军人惯常的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让一位不怕死的司机驾着华沙牌小轿车，冲过架着机枪的戒严工事和不断拉动枪栓、大声呐喊威吓的造反派队伍，直达兵团司令的地下指挥部，使高过毫无准备。他态度的沉着，果敢的行动，眼神的平静，敏锐的观察，使当过步兵、并且第一次见到当时西南地区军事工业总代表这样的大人物、曾经在这个大人物所管辖的一个工厂做工的小工人的高过霎时心灵震颤，不能不产生一种敬畏的感情，加上关山林过人的胆识和对军事指挥的丰富经验，当场对兵团兵力部置上的得失一目了然，而且立刻说出几条补救的办法，又使高过产生敬佩以至感谢和愧怍的情绪……这里，活画出了关山林，一种超乎常人的威慑力和震撼力，一种令士兵敬畏、令工人佩服、使造反者恢复理性的强大精神力量和灵魂震慑力量。同时，这也真切地表达出他对邪恶的藐视，对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信心，特别是表达出他对妻子的无限关心和深挚情怀。如此有力的艺术笔墨，不仅说明作家善于捕捉和刻画人物的精神和灵魂，而且说明作家勇于在重大社会政治运动的大事件中去深入开掘人物精神的灼灼光华和品格的动人魅力。
也说“深度”
显然，《我是太阳》是属于上一辈人直至我们这一辈人的作品，是这一社会历史时代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概括。小说通过关山林的艺术形象，他的思想品格和革命经历，他的坚毅性格和战斗豪情，都是我们这一时代所熟悉、所关切、体验最深、感受最强的一部分，它的现实时代特色和社会历史意蕴，以及深入人物的精神和灵魂的艺术挖掘，能够给人许多启示和思索，给人巨大的思想力量和精神鼓舞，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深度和力度。据说有关的专家和学者一致肯定和赞扬它这一点，并且给予它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位置，在近一两年全国众多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中，可以说它是其中的佼佼者。我赞同这种分析和评价。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是太阳》仍是有所欠缺和不足的。邓一光作为一九五六年出生的年轻一辈的作家，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敏锐，对老一辈的感情和体验的感同身受与深入理解，使他的作品达到了相当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深度，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老一辈人与革命战争、与时代社会那种全身心地投入，并且将自己的血肉与之全部融为一体，“战争即是生命”、“社会时代责任由我承担”那样一种气概和胆魄，是当时那个历史时代所赋予的，仿佛是没有直接经历那段生活的人们难以体会、难以理喻的。因此，我感觉，作品现有的描绘，有时似还隔了一层，因而小说的震撼力有时还欠深、欠足。这种艺术描绘，在作品的中间部分，显得更为松一些、淡一些、平一些（也许还因为太受“人物传记式”的思维影响的缘故）。对某些人物深层性格的展示，有时还未能做到酣畅淋漓，对某些历史背景如何更清晰的描绘，也还未能达到较理想的深刻。尽管作品的观念、意识并不新颖，基本上是属于传统的，但这是我国思想文化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值得肯定和发扬的部分，今天仍然具有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部分。因此，我认为，虽然作者年轻，但他文笔娴熟、洗练，文气贯通，使《我是太阳》这部长篇小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思想艺术层次，在当今众多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这应当说是十分难得的一部佳作，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和给予足够评价的。
一九九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