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负面社会情绪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
戴银霞
(宁夏师范学院 文学院，宁夏 固原 756099)
摘 要: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发现:经济收入对国民负面社会情绪有显著负向影响;相对剥夺感对负面社会情绪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功能与负面社会情绪有显著负向影响。总体来说,经济收入仍然在负面社会情绪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剥夺感对负面社会情绪的影响逐渐加大,家庭功能能否正常发挥,深刻影响着负面社会情绪是消解还是扩散,因此,要重视经济发展、公平正义家庭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价值。
关键词: 经济收入;相对剥夺感;家庭功能;负面社会情绪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目标就是满足国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向往，关注国民的喜怒哀乐，利益情感诉求，解决国民迫切需求，实现民族复兴。赵汀阳在《论可能生活》中写道：“现代社会生产了大量的财富、物质和所谓的知识，还产生了结构严密的各种制度，宣布了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各种社会福利和先进技术等等无数种利益和好处，而掩盖了最要命的根本问题，即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命运。”[1](P6)关注国民的幸福，就要关注国民日常生活中喜怒哀乐。当个体的喜怒哀乐在国民整个群体中形成一定的共识或成为多数人共享的情绪体验，由此形成的情绪氛围即为社会情绪。
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快速转型的历史时期，国民的社会情绪是社会治理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因此，社会情绪尤其是负面社会情绪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负面社会情绪，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无法避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是与改革同步的现象。负面社会情绪会形成较低的情感能量状态。如果一个人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情感能量，疲惫或消沉，就会逐渐与群体疏远，感受不到生活的希望和快乐。负面社会情绪是社会治理的信号。负面社会情绪一旦在国民中形成一定的共识得不到疏解，就会犹如锅炉里过量的蒸汽因为没有释放而发生爆炸，推动群体冲突的发生。因此，关注负面社会情绪产生的根源，研究负面社会情绪形成的影响因素，是关乎中国前途的重大战略选择。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的核心，情绪性是社会心态最核心的表征。社会情绪作为国民的直接体验，会影响国民的社会共识、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从而对社会运行起着推动和调节作用。学界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即社会情绪表达分为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正面情绪包括爱国、自豪、幸福、满足、感恩、信任、同情等；负面情绪包括不满、不信任、焦虑、惊恐、怨恨、愤怒等，是社会情绪研究的重点。[2]
负面社会情绪的产生是主客观原因交织的结果。学界专门论述负面社会情绪的文章较少，但是在研究群体冲突、社会情绪、社会心态、社会问题时都会涉及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负面社会情绪的描述和负面影响，对于负面社会情绪的形成原因较少涉及。本文基于经济学理论和家庭功能论提出，经济收入、相对剥夺感和家庭功能缺失对负面社会情绪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是负面社会情绪产生的重要原因。
在当前信息时代，信息技术已渗透到各个领域，作用越发突出，比如，教育行业越来越受重视。为提高教学质量，小学语文教学应有所创新，积极引进信息技术并合理应用，努力打造智慧课堂，培养优秀的学生。
物质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是人之所以能够生存的必要条件，满足一个人的物质需要，对一个人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犹如饥肠辘辘时的一块面包、口干舌燥时的一杯清水、寒风瑟瑟时的一件毛衣的价值。[3]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使人们的衣、食、住、行水平不断提高就显得尤为重要。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完善、就业水平和物质条件的丰富，进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福利水平，只要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可以了。[4]然而“伊斯特林悖论”指出，人们的幸福感没有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得到相应的提高。刘国权、孙崇勇在研究农民心理健康时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农民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农民的收入越高,农民的强迫性、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8个因子分值越低,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好。[5]经济收入与国民的社会情绪之间有关系。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一：
H1：国民经济收入与负面社会情绪的形成存在相关性，即国民的经济收入越低，负面社会情绪越大。
bj：是βj的估计值，自变量xj的偏回归系数(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表示当方程中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自变量xj变化一个单位，反应变量y平均变化的单位数；
H3：国民对家庭满意度越低，负面社会情绪越强。
考虑到因变量是负面社会情绪的均值，是连续型的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解释自变量经济收入、相对剥夺感、家庭满意度对因变量负面社会情绪影响，具体模型见式样本线性回归方程(1)：
本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2013年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SS2013)资料。该数据库是目前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综合调查数据之一。
企业对取得或持有金融资产进行管理的业务模式，是指企业如何管理其金融资产以产生现金流量。如果企业购入的金融资产（债券）不考虑出售，则这业务模式决定企业所管理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来源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如果随时考虑出售，则该业务模式决定企业所管理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来源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和出售金融资产两者兼有。按照新准则，企业取得金融资产进行初始确认以后，如果改变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应当对所有受影响的相关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重分类的金融资产，应当自重分类日起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相关会计处理，不得对以前已经确认的利得、损失（包括减值损失或利得）或利息进行追溯调整。
综上可知，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大多采用单一维度的时间序列数据或截面数据，聚焦于具体的行业或企业进行分析。由此，本文针对商业银行这一特殊金融服务行业，采用包含时间序列与截面两个维度的面板数据进行建模分析。
九江县的山塘虽然在数量上较多，库容较大，但“病塘”较多，渗漏问题严重，山塘蓄水、供水都能力未能充分发挥，在干旱季节，九江县的山塘供水仍是相对短缺的。
然而，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从温情脉脉的乡村来到城市陌生人世界，亲情逐渐淡漠。“流动的时代”和“流动的生活”带给我们“流动的恐惧”。[14]家庭责任感、道德感在沦丧，家庭暴力、婚外恋在盛行，家庭道德评价已失范。[15]人们所面对着的是一个理性控制下的追求利益的社会，即使生育、性活动甚至是短暂的精神上的温存这些本属家庭领域的私密活动也遭到了科技和资本的侵蚀，而成为某种程度上可用货币和金钱换来的东西。[16]传统的、情感的纽带被侵蚀，家庭情感支持功能缺失，负面的社会情绪在家庭中无法消解，逐渐积累，最终导致个体情绪的崩盘。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三：
社会的转型，必然伴随着结构调整和利益重组，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因调整和重组而凸显出来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平衡，尤其是经济利益不平衡，国民的相对剥夺感越趋强烈，甚至于有些人因嫉妒而产生怨恨，引发了一次次的社会冲突。相对剥夺感加剧了社会焦虑心理的产生。当国民在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与富裕阶层的生活进行比较时，常常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不公平感，这种心理没有得到有效的疏导，就会形成普遍性的社会焦虑感，并迁怒于社会制度，导致社会治理的困难。[10]相对剥夺感会形成敌视或仇恨心理。“富二代”“官二代”与“贫二代”“农二代”这些热词的对比出现本身就蕴含着相对剥夺。“官”与“民”、“富”与“穷”、“强”与“弱”不断刺激着社会各界的神经，这是民众对于阶层固化与权力世袭的焦虑与愤恨表现。[11]科塞将社会冲突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非现实性冲突，它产生于剥夺与受挫，这种剥夺与受挫则产生于社会主体参与的社会化过程和社会活动，以及原先不允许表达的现实性冲突转化而来，通常通过“压力”“紧张”和“心理机能失调”等角度进行分析。[12]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二：
高等职业院校办学主要面向地方产业一线，以学生获得职业技能作为主要培养目标。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成果转化激励政策等，推进了高职院校科研工作的发展。高职院校依托校企合作办学，深化产教融合，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对地方产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然而，我国高职院校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很低，很多科研成果未得到推广。本文对于高职院校科研成果推广的现状、限制因素进行分析，并研究对应策略，提升高职院校科研成果转化率。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资料
马克思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总是属于某个家庭、组织和社会等等，否则将无法生活。家庭是每个人成长和社会化的场所，是最富有感情色彩的群体，关系着每个人的幸福和命运。家庭为其成员提供了安全庇护，是家庭成员情感的皈依。家庭功能不仅衡量家庭运行状况，而且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理发展。社会认同论认为，家庭的存在是必然且必要的，“因为它们是有功能的，它们满足了个体对于情感的需求”。[13](P18-24)作为家庭的成员，如果能够认同家庭，或者和家庭成员关系和睦，就能为家庭的发展奋斗，愿意为家庭奉献心力，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情感和价值的意义。家庭归属感是个体对家庭的情感联系，家庭归属感越强的人对家庭的期望值也就越高，家庭避风港的作用就越能发挥。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日常联系，家庭成员获得情感性的社会支持。
(二)变量及操作化
1.自变量。经济收入包括个人年总收入和家庭年总收入。因为本课题研究对象是经济收入增长对负面社会情绪的影响，所以对经济收入以递增的方式进行了分组。相对剥夺感的指标为渴望剥夺和渐进剥夺。衡量渴望剥夺的问题是“您觉得当前社会生活中财富和分配的公平程度如何？”渐进剥夺的问题是“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对于特定群体的主观经济阶层剥夺感，设置1—5分别记为“上、中上、中、中下、下”。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为“您的家庭关系的满意程度如何？”
2.因变量。负面社会情绪是指生气、愤怒、担忧、害怕、伤心、悲哀和厌恶，操作为“2013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的问题，“请回想过去一年的生活，您在下列日常生活情境中，总体上，体会到下列情绪感受的频率是多少？”本研究以负面社会情绪出现频率的均值作为国民的负面社会情绪变量。
三种酶的DPPH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差异显著，胃蛋白酶＞中性蛋白酶＞碱性蛋白酶（P＜0.05）。胃蛋白酶的酶解产物对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在3 h达到最高，可达51.1%。与图1对照看，胃蛋白酶水解4 h时水解度最高，然而其清除DPPH能力在3 h达到最高，这也就是说并不是水解度越高，分子量越小，清除能力越强。自由基清除能力与水解液中多肽的氨基酸组成、数量以及排列顺序都有很大关系。
3.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的研究，控制变量根据人口学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户口性质。变量操作化见表1。
表 1变量的操作化及描述统计
(二)模型设计
H2：相对剥夺感与负面社会情绪的形成存在相关性，即相对剥夺感越强烈的个体，负面社会情绪越大。
为了进一步验证方法的可靠性，按照实验方法测定Co光谱分析标准样品系列YSS005-1和YSS005-2中Cu、Fe、Ni、Cd、Zn、Mn、Mg、Si、As含量，标准样品系列采用盐酸进行消解，结果见表12。
词缀法是在已有单词或词根（也称为词干）的前面或后面通过加词缀构成新词的方法。词缀法包括前缀法、后缀法、前后缀法。
b0：常数项，表示当所有自变量为0时y的总体平均值的估计值；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完善，国民财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却时有社会冲突发生，仇富、仇官、仇恨的社会心态弥散，社会中充斥着不信任、怨恨和不满的负面社会情绪。针对这种现象，有学者提出了相对剥夺感理论。相对剥夺感是国民对客观环境主观认知的结果。古尔认为,相对剥夺是行动者对价值期待和价值能力不一致的认知，相对剥夺的三种形式分别是下降剥夺、渴望剥夺和渐进剥夺。[6](P26)一般而言，静态社会最可能出现下降剥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最可能发生渴望剥夺和渐进剥夺，而这种相对剥夺更多反映在经济物质利益关系中。[7]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认为，相对剥夺感是人们将自己的命运与那些既和自己的地位相近,又不完全等同于自己的人或群体作反向的比较而将对比的群体变成了自己的潜在对手；社会学家墨顿则直接使用“参照群体”的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感,即关键是人们将哪一个群体视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同哪一个群体比较。[8]Runciman认为，“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一个人被相对剥夺了X：他不拥有X；他看见其他人拥有X，当然也许在以前或预期的时点他也拥有；他认为他应该拥有X。”[9](P567-573)可见，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体验，主要是因为与参照群体横向比较或者与自己纵向比较，认为自己是社会中较低的位置，别人得到了本应自己也能得到而没有得到的资源或者经济利益或者社会利益，从而产生负面社会情绪。相对剥夺感实质是国民在比较中的感受和情绪。
Y表示因变量负面社会情绪，X表示不同的自变量，具体是指经济收入、相对剥夺感、家庭满意度。见表2。
(一)总体样本估计
从表1的数据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我国的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偏低；收入的差值较大，说明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较大；财富和分配的公平程度的均值低于中位值，说明国民对于财富公平和分配公平的满意度较低，对公平的期望值较高；家庭关系的满意度较高；负面社会情绪均值低于2，说明我国国民的负面社会情绪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也即积极的社会情绪仍是社会情绪的主流，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负面社会情绪，正是因为尚没有成为主流，才要重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根据表2，F值对应的Sig值小于0.05，可得本研究的回归方程是有用的。F值大于Fa(k,n-k-1)，(k为自变量个数，n为样本容量，n-k-1为自由度)，可得本文的经济收入、相对剥夺感和家庭关系满意度联合起来对负面社会情绪有显著影响。调整的R平方为0.147，表示本研究的经济收入、相对剥夺感和家庭满意度可以解释负面社会情绪14.7%的变化。负面社会情绪是国民的个人体验，它有很强的主观性，形成和影响它的因素也是复杂的。
表 2负面社会情绪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注：(1)*P<0.05,**P<0.01,***P<0.001 (2)括号中的数字为系数标准误四、结果分析。
(二)模型分析
1.从表2模型1可以发现，控制变量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对负面社会情绪的发生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教育程度对负面社会情绪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户口性质对于负面社会情绪没有显著影响。
(1)从性别角度看，女性的负面情绪高于男性。对于中国女性来讲，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冲突让她们觉得倍感煎熬。在家庭中，要成为贤妻良母，要貌美如花，要经历“孕期、产期、哺乳期”等特殊时期；在工作中，由于天然的劣势，在找工作和工作过程中要经历各种歧视。“下得厨房”更要“出得厅堂”，才学、智慧与能力、美貌缺一不可，否则不是家庭关系糟糕，就是被出轨，被炒鱿鱼，失去经济来源。现代社会赋予女性的社会压力已经影响到了女性健康，包括生理和心理健康。
Yhat：为x=(x1，x2，……，xk)时，反应变量y的总体平均值的估计值；
取 1 mL 样品溶液加入5 mL 试剂甲混匀，于20～25 ℃放置10 min，再加0.5 mL试剂乙(Folin-酚)，立即摇匀，记录反应总体积为6.5 mL。在 20～25 ℃保温30 min，然后于500 nm 处比色，以 0 mL标准蛋白代替作空白对照。
(2)从年龄角度看，通过频率分布，发现负面社会情绪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35岁到60岁的正是一个人的成熟期，也是一个人为自己、家庭和社会创造财富的关键期，自然就担负了与其他年龄阶段相比更多的压力，即肩负着双重压力。“上有老，下有小”，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又要为子女提供各种支持；在工作岗位上又是最核心的出力者；各种家庭问题及工作矛盾都需要解决，自然就会在心理上发生变化，负面社会情绪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
(3)从教育程度角度看，教育程度越高，负面社会情绪越低。在表1的描述统计发现我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更容易找到高收入和高幸福感的工作，也更能理性的看待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我国教育水平偏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有些家庭以完成义务教育为最终目标，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毕业。这对于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建设和谐社会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必须花大力气发展教育。
2.为了考察经济收入增加对负面社会情绪的影响，对收入进行对数处理。如表2模型2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国民的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均对负面社会情绪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负面社会情绪随着收入的提升而降低，收入越高，负面社会情绪越低。说明经济收入在我国国民心中具有的重要地位，物质需求的满足对社会情绪有显著的影响。从国家层面来讲，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只有国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实现了藏富于民，国民的整个情绪体验会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潮流，国家政权和党的领导才更能得到国民的信任、支持和拥护。
3.相对剥夺感与负面社会情绪。从表2模型3可以看出，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对负面社会情绪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民如果认为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则负面社会情绪就越大。通过对财富和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频率描述，发现有14.7%的人认为财富和收入的分配非常不公平，42%的人认为不太公平，认为比较公平的有30.5%，认为非常公平的只有2.4%。不管事实上我国在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是否做到了公平，国民认为不公平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也就是说国民通过参照群体或者自己进行比较时，意识到不具有某种特定资源，对某种特定资源的期望就会让他感觉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产生愤怒和不满等情绪。
主观经济地位的层次对负面社会情绪具有显著影响，国民如果认为自己在经济地位上属于中上层或者上层，负面社会情绪就越低。其中，认为负面社会情绪“总是如此”和“经常如此”的，主要集中在下层；认为负面社会情绪“时有”的，主要集中在中层。而认为自己属于上层或者中上层，出现负面社会情绪频率“总是”或者“经常”的几乎没有。
通过对主观经济地位层次数据的频率描述，发现只有6.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上层，41.2%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层，29.2%人认为自己是中下层，22.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下层，也即是50.9%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和下层。负面社会情绪集中在下层和中下层，从阶层的角度看，培育中间阶层的重要性由此显现。
4.从表2模型4可以发现，家庭关系的满意程度对负面社会情绪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民对家庭关系越是满意，负面社会情绪就越低。家庭最基本的作用是为家庭成员在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健康发展提供环境条件。家庭关系也即家庭成员之间如果沟通顺畅、情感表达适度、角色扮演恰当，就会对家庭功能的发挥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亲属关系。中国的国民生活在一个以“人情”为中介构建起来的关系网中，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更是两个家庭的，而两个家庭背后又牵扯着各自的亲属。家庭关系和睦，意味着家庭的情感支持功能得以发挥，个人不仅不会在家庭中产生负面情绪，有可能会将在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累积的负面情绪消解掉，从而降低负面社会情绪出现的可能。
五、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根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负面社会情绪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收入的增加，相对剥夺感的降低，家庭关系的融洽，都有助于负面社会情绪的消解。经济变量对国民的负面社会情绪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相对剥夺感在弱化着经济变量对负面社会情绪的影响，国民内心对于公平的渴望以及经济的所得比较，都深刻影响着负面社会情绪。在这样一个时代快速发展，城市化和现代化正在如火如荼发展的时间点上，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负面社会情绪的产生和消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可以弱化相对剥夺感对负面社会情绪的影响。在当代，离婚、婚外恋、出轨、家庭暴力、单亲孩子、留守儿童、两地分居等现象普遍都在威胁着原有的家庭体系。虽然人们获得了自由，并在自由的环境中作出了自我选择，但是，这种自由是伴随着其他个体的利益损失，尤其是儿童。生活在这样家庭里的成员，不但没有亲情、温情和情感支持，而且会产生强烈的负面社会情绪。这种负面社会情绪如果满溢到社会上，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威胁着社会治理。因此，必须要重视家庭建设，重视家庭中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提倡美满家庭，鼓励美满家庭，从而使得家庭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王俊秀.社会情绪的结构和动力机制：社会心态的视角[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9).
[3] 柴素芳，石秀杰.幸福与经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探因[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8).
[4] 雷卫.宗教信仰、经济收入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J].农业技术经济，2016，(7).
[5] 刘国权，孙崇勇.农民心理健康与人格类型、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的相关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8，(8).
[6] Ted Robert Gurr.Why men rebel[M].London：Routledge, 2011.
[7] 郑谦.相对剥夺感塑造与资源动员耦合下的社会抗争分析——以江苏省扬州市H镇的社会冲突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5，(1).
[8] 李俊.相对剥夺理论的价值论视角[J].学海，2005，(4).
[9] Hey, J.D., Lambert P.J.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Com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0,(95).
[10] 郭晓红.转型期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与犯罪[J].江西社会科学，2012，(9).
[11] 薛素芬，鲁浩.关于当前网络社会情绪及其化解疏导的调查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11，(6).
[12] 洪宇翔，李从东.面向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社会情绪共同体研究[J].情报杂志，2015，(4).
[13] [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著)，高明华(译).社会认同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4] 赵静蓉.现代人归属感的缺失——以“公域”与“私域”的区隔为视角[J].江西社会科学，2014，(6).
[15] 朱青莹，孙晋海.当代中国家庭功能变迁对家庭健身活动影响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6，(6).
[16] 吴玉军.现代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的重塑[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1).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331(2019)12-0070-07
收稿日期: 2019-03-26
基金项目: 宁夏师范学院科研项目“负面社会情绪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NXSFYB1913);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西海固精准扶贫的社会心态研究”(NGY2018-105)。
作者简介: 戴银霞(1979-),女,宁夏固原人,社会学硕士,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法社会学、群体冲突研究。
[责任编辑 王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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