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以社区能力建设为视角
朱冬亮，朱婷婷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在增强国家文化自信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文化振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的“中心-边缘”政府治理结构往往将乡村社区视为文化建设的客体,而忽略其自主参与性和能动性。虽然以国家为主导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对改善乡村社区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颇有成效，但不能有效解决乡村公共文化物品供给不足、不均衡及不可持续性等问题。通过对闽东一个典型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个案的“兴盛—没落—重建”变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社区能力建设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能起主导性和关键性作用。因此，应从社区能力建设视角构建新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即以乡村社区为主体，通过对社区资源的利用和社区资源链接能力的提升，从而建设一个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供给和服务体系。由此形成的社区能力建设路径或许可以为我国乡村文化建设转型和文化振兴提供新的方案。
关键词： 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产品；社区能力建设
一、问题的缘起：单一主体供给下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
在乡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文化建设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点。学术界通常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早源于人们对“文化权利”的需求，而“文化权利”通常被称为人权中的“不发达部门”。雅努兹·西摩尼迪斯指出：“文化权利是一种被忽视的人权。”他通过分析人权委员会每年讨论的《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发现，“虽然文化权利与经济和社会权利一起提了出来，但是人们的注意力仅限于经济和社会权利，对文化权利则未加讨论”。[1]事实上，国家力量一直扮演着公民文化权利需求的评估者和建设主导者的角色。因此，在以实现“公民文化权利”为最终目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2]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享有公共文化优先建设权，文化建设普遍呈现区域发展不平衡趋势。而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先城市后乡村的发展策略和制度安排，导致公共文化建设城乡间发展差距悬殊。
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注] ① 2005年11月07日中办发[2005]27号文。 ，标志着我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始正式纳入国家文化建设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大提出“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以及十八大之后增强“文化自信”成为“四个自信”主导思想之一，更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近几年，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国家大力实施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国家对乡村建设的重视，对提升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依然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乡村文化建设不均衡及不可持续性等问题。
首先，乡村公共文化物品供给严重不足。在我国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总体上呈现政府部门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与“规划性”特征。[3]不可否认，政府主导体制对于增加乡村公共文化物品供给总量和提升乡村公共文化物品质量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如果从公共物品理论视角来理解的话，[4]乡村公共文化物品具有较强但不完全的经济外部属性，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应由政府部门与相关社会部门共同组成供给主体。而如果由国家独力承担乡村公共文化供给，那么短期内难以解决乡村公共文化供给不足的问题。
在注视热点图中，由绿色过渡到黄色，再到红色，以示注视率越来越高。对页面12和13，标题、电路符号、电器元件三维图都是重点要素，而卡通小人不是重点要素，学生被期望多关注重点要素。页面12的综合五人眼动热点主要位于中间零件电路符号、中间零件，标题上，说明学生关注的都是PPT重点要素；而页面13的综合五人眼动热点除了位于重点要素，还同时分布于非重点要素(卡通小人)上，说明五名被试学生在学习页面13时过度关注页面的非重点要素。
其次，乡村公共文化物品供给明显不均衡。在城乡“非均衡化”发展形势下，很多学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战略实施为解决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契机。[5]但是，从我们在全国大范围的实地调研观察来看，“美丽乡村”建设仅仅在少数交通条件较好且具有开发价值的行政主村或乡镇实施，而大部分的村落并没有被列入建设名单。且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较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在对新农村建设的财政及其他公共投入上存在很大差距。[注] 近几年，我们课题组在福建、江西、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陕西等省份的50个县100多个村进行实地调研，发现不同地区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物品供给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 再者，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还仅仅处于初期阶段，即只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对传统乡村社区进行改造提升，且这种政府主导下的改造模式过于强调统一性，结果导致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人为塑造的共性因素过多，而地方性和个性则相对缺失。
最后，乡村公共文化物品供给可持续性不足。由于缺少乡村社区自主参与，政府主导下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容易形成“被建设”的局面。有研究者指出：“农村的许多文化观念是依靠国家力量从上而下向农村社会强行‘植入’的，主要表现为一种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改造和替代。”[6]不过，这种外部植入的文化无法真正扎根乡土社会，一旦国家力量从乡村社会中撤出或者支持力度降低，这种“无根”的文化就可能会失去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主导下的文化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无力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社区公共文化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探讨一种更加多元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供给模式。本文试图呈现这样一种新的乡村文化建设途径，即通过激发村庄的社区主体意识，培养乡村社区文化建设自我供给和多元参与机制，逐步建构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文化供给和建设体制。
二、社区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与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实践
要理解和把握乡村社区能力视角，首先必须对乡村社区概念进行解析。关于社区(Community，也译为“共同体”)的概念，学界普遍认为最早由德国学者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滕尼斯认为，社区是由血缘、地缘以及宗教等纽带所联系起来的社会微型单位，因此乡村社区具有典型的社区共同体特征。[7]实际上，乡村社区本身是相对独立的社区行动单位，也是我国乡村自治的基层单位。因此，很多著名学者都把乡村社区共同体作为农村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注] 农村社区作为基层行动单位，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费孝通、黄宗智等人也把自己的研究视角建立在村庄层面上。相关研究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作为一种理论研究视角，能力视角产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社会工作研究领域，它直接挑战传统的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策略。这种研究视角假设每个个人、群体、家庭和社区都具有自身的内在能力，并把激发这种自我发展能力作为开展社会工作实务的主导原则。[8]受此影响，西方社区发展研究领域也由以“需求为本(Needed-Based)”向“资产为本(Asset-Based)”转变，即由“问题视角”向“能力视角”转变。作为能力视角研究的延伸，学界采用社区能力建设(Community Capacity-Building，CCB)理论视角研究社区发展[注] 社区发展运动始于20世纪初欧美等一些国家出现的“社区睦邻运动”，旨在解决这些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目标是通过提升社区能力，助力社区发展。
学术界通常认为，社区能力的构建与社区凝聚力、内聚力的培养及集体行动能力的培育是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9]作为一种理论架构，社区能力是一个用于描述社区各个重要元素的整合，形成一种足以实现目标的行动力。[10]不过，关于社区能力建设，当前学术界尚未有一个清晰完整的界定，学者们大多从侧面对其进行认识。A.西蒙斯(Annie Simmons)梳理总结已有研究观点，认为社区能力建设概念包含三个特征：(1)社区能力建设是一个过程或一种方法；(2)社区能力建设通常被认为是特征、程度、功能或维度等几个方面的集合；(3)社区能力建设定义包含一种解释或者能力建设的基本原理。[11]L. 谢里(L.Sherry)则指出，社区能力建设是持续的过程，包括个体发展、社区意识、促使社会经济发展的网络、促进社区变革的能力、社区外可利用的资源和社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等。[12]古德曼(Goodman)等学者则用社区能力建设的十个维度对其进行界定，包括公民参与、社会关系网络、技能、资源、领导能力、社区意识、对社区历史的了解、社区能力、社区价值以及批判性反思等。[13]综合而言，社区能力建设是以社区参与为前提，运用社区内外部资源来提升社区自我行动能力，以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法和过程。
在学术研究实践中，社区能力建设理论视角常与增权理论或赋权理论视角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转化用于现实问题的操作性实践。[14]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能力与社区赋权、基层参与及合作网络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寻找和把握发展机会，提升个人福祉，避免权利、资源及话语权被剥夺。[15]而在我国，往往将社区能力聚焦于制度能力和民间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社区自身的行动能力。[16]
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已有研究往往将乡村社区群体假定为弱势群体，种种的内外因素导致他们自身行动能力缺失。他们具有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等特征，并因此而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17]如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变革中，因存在政策排斥、资本排斥、信息排斥等诸多社会排斥因素，使得乡村社区的农民群体难以公平分享农村现代化改革发展的收益和权益。[18]这些社会排斥因素导致农民群体的行动能力大为受限。事实上，当前农村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实践也必须始终立足于乡村社区的地方性知识和社区能力实践。[19]
在乡村社区能力建设实践中，文化能力建设始终是核心组成部分。近代中国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以梁漱溟、晏阳初等开展的一系列“乡村建设运动”试验。不过，由于这些试验性的乡村社区文化建设探索大多把乡村传统的内生文化因素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而加以改造，他们试图从外部植入所谓的“现代性”因素对所谓的落后的乡村社会文化关系进行改造，而忽视了传统乡村社区文化因素所具有的地方性、能动性和传承性，自然“试验”的结果也就不难预料了。[注] 如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进行了为期七年(1931—1937年)的试验。其思想包括通过发展农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素质等。而晏阳初根据当时中国农民“愚昧、贫穷、体弱、自私”四个特点，以河北定县为“试验田”，搞平民教育运动，对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率先搞起了村民自治、农民合作运动、农民妇女教育和乡村建设。 而在现代，国家层面的“农村社区建设”是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完整地提出的，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农村社区组织、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等并列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重大决策。 这种制度安排试图把城市社区建设路径直接嫁接于农村社区建设实践，农村社区自主能力依然无法充分发挥。[20]因此，如何合理运用社区能力视角，激发乡村社区自我行动能力，始终是乡村社区文化建设必须面临的关键议题。
三、乡村社会变迁与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闽东J村文本分析
针对当前我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引入社区能力建设分析视角，并以闽东P县J村公共文化建设实践案例为剖析对象，以寻求一条突破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现实困境乃至实现乡村社区文化振兴的可行新途径。和我国许多普通的乡村一样，改革开放至今的现代性社会变迁给J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实践过程中，J村总体上经历了“兴盛—没落”和“没落—重建”两个阶段，下面分别进行呈现和分析。
(一)“兴盛—没落”：J村古文化与新文化的博弈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区文化能力建设过程中，宗族、乡绅和民间宗教信仰的作用至关重要。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传统乡村社区文化建设力量作用看法不尽相同[注] 毛泽东认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绳索”，为此他试图引入现代性的外部因素对乡土社会结构进行改造。参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三版)，华北大学印, 1948年，第26页。 ，但是正如费孝通等学者所注意到的，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乡村社区治理结构中，乡村社区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相对高度自治的社区治理体系主要依赖乡绅来推动和实施。“德高望重”的乡绅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转型为地方乡绅阶层，他们往往会把毕生积累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带回家乡。无论是出于回报乡梓或者控制乡村社区文化权力的目的，客观上他们都是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主要民间主导力量。[注] 费孝通在《中国绅士》《乡土中国》等著作中分析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并指出中国社会结构具有“差序格局”特征。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23页。
J村也是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古村落，该村始建于北宋年间，地处闽东P县城以东5公里，全村总面积31平方公里，有户籍村民812户、4176人(2016年年底数据)。作为闻名一方的古村落，J村有着悠久的村落文化传承和文化积淀。村落至今保留着不少社区古文化、古文物以及古建筑遗址等传统文化物质载体，这点充分表明该村过去的乡绅自治和乡村社区文化能力建设卓有成效。其中“古文化”有科举文化、民俗文化及鲤鱼溪文化等；“古文物”则包括匾额类、清代皇帝圣旨及封荫录、供奉器具类、字画类等；“古建筑”包括古街古巷、桥梁路亭、庙宇建筑、民居建筑等。
J村所在位置较为偏僻，为营造乡村公共文化氛围，ZSY帮村民免费投递邮件书报，而后利用村民茶余饭后的公共休闲场所——鲤鱼溪和鲤鱼弄，因地制宜建展示区，设置简易阅报栏供村民阅读。如今简易阅报栏已经发展成为16米长的阅报长廊、近200米长的廉政文化、耕读文化展示区，成为J村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中心和现代社区公共文化的传播空间。
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而相对忽视了乡村传统公共文化的传承与建设。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形成的巨大拉力，一方面使得J村的绝大部分青壮年外流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而现在留守J村的常住人口不足千人，且基本上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注] 和J村类似，我们课题组近几年在全国近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近百个县100多个村庄的田野调查发现，目前留守农村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青壮年人口流失比例则超过2/3以上甚至更多。很多村庄30岁以上青壮年几乎难觅踪影。有资料显示，全国目前已经有80%的村庄小学关闭，使得农村留守儿童青少年不得不到乡镇或者县城上学，由于他们的父母普遍外出打工，承担照顾留守儿童青少年的任务就落在年龄在50—60多岁年龄段的爷爷奶奶身上。这样留守村庄最多的人群是65岁以上甚至70岁以上的老年人。 大量人口外流导致J村很多老宅无人居住，也得不到修缮，很多古民居成了危房。不仅如此，社会发展变化也改变了农耕、休闲等生活方式，传统的生活生产文化器具遭到遗弃，甚至销毁；村庄治理出现缺位，村中生活垃圾得不到处理，环境卫生逐步恶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不仅使得J村的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主力军严重缺失，而且也导致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资金资源匮乏。J村文化建设的现代性遭遇是当前我国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面临的普遍现状，也是重建乡村社区公共文化的现实基础。
为了整治生活垃圾乱倒与不断恶化的乡村环境，ZSY带领村民清理路面与溪中长年累月堆积的垃圾。ZSY还自费买来300多把扫帚分发给村民，并从每月的退休金中拿出800元聘请两位贫困村民协助打扫，其中一位老大爷是“五保户”，另一位是年仅28岁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尿毒症患者。村道整洁后，ZSY与其胞弟还从外地购买红豆杉苗进行培育并对村道进行绿化。在ZSY的多方努力下，J村的环境大为改善，由此逐步营造出宜居宜游的自然环境。
(二)“没落—重建—振兴”阶段：古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
进入新世纪，为了应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困局，国家开始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应对。[注] 在整体发展战略中，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十六届五中全会则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的十八大之后则进一步提出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原有的“汲取型”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开始逐步向“反哺型”的社会治理体制转型。在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中，各级政府通过项目制方式，加大了对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包括修复村落的古文化建筑设施和新建社区文化设施。[注] 如很多村庄建立文化活动室、文化礼堂(如浙江龙泉市)，设立农村书屋等。 不过，由于目前单一的政府行为主导的乡村社区文化建设普遍没有调动和激励民众参与，更鲜有社区文化传承人参与规划和指导，导致很多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村民的文化需求脱节而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
扦插育苗是常用的一种方式，最佳扦插育苗时间在夏季。在扦插育苗中，选择已经木质化和叶片完整没有病虫的枝条，把枝条截成4cm左右的插穗，在扦插的时候要保持直立，防止倒斜。
在J村，面对传统社区文化不断式微的形势，村庄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采取行动推进村落社区文化重建进程。经村干部多方努力，2007年J村被评为“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和“宁德市十美村庄”。随后该村又成功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正如王铭铭通过对“闽台三村”的实地田野调查研究所指出的，乡村社会变迁中和乡村社区文化建设中依然离不开现代“乡绅”的作用。[22]2009年J村的村干部把刚刚退休回村养老的县旅游局局长ZSY作为本村著名的乡贤，聘其为参与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特别顾问。ZSY一贯热心支持家乡的公益事业，欣然参与J村村落文化重建。他经过详细调查后发现，J村古文化价值虽然获得广大村民的认可，但是大部分村民却对传统社区文化式微没落没有惋惜之情。这让ZSY产生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于是他决定充分利用自己多年担任县旅游局局长的工作经验，从村落“古文物”保护、乡村环境整治以及村庄内公共文化环境建设等方面入手，积极鼓动J村村民共同参与村落社区文化保护和重建，由此开启了J村社区文化重建的新篇章。
作为长期担任县旅游局局长的退休干部，ZSY意识到乡村传统社区文化的旅游和艺术价值。为唤醒村民对古(文)物古文化的保护意识，鼓励村民参与村落传统公共文化重建，ZSY决定利用村庄中的古民居，建立“耕读文化博物馆”。据ZSY本人讲述，他的文物主要是通过借、租、赠、买、寄等方式收集，包括即将或已经被村民遗弃的各类生活用具和农耕器具。ZSY将收集来的文物修缮后，集中在“耕读文化小展室”和“明清家具小展室”中进行展示。这个博物馆后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声名远播。受此影响，本村和周边的村民时常会主动将自家的各种古器物捐赠或者卖给他，积极参与到古文化的保护与重建中来。周边其他村民也将自家闲置的古民居捐出，让ZSY用于盛放收集来的各类古器具，并约定前十年不收租金，但需要ZSY自行对房屋进行修缮。截至2017年ZSY共修缮了13座古民居，最终创办了闻名一方的“耕读文化博物馆”。
不过，虽然J村传统文化遭遇到现代化的严重冲击，但短时期内该村仍有不少传统文化物质载体和信仰元素顽强地保存下来，只不过处于蛰伏状态。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21]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本是互为一体的，其中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载体，而精神文化则赋予物质载体以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在J村中，虽然传统的村落农耕文化在与外来的新文化新事物博弈过程中，很容易被界定为“落后”文化因素而被排挤甚至完全否定，包括作为社区传统的文化载体的文化仪式自然也随之慢慢式微，但乡村社区的文化价值认知体系仍保留在村民的生活习惯中，这也为后来J村社区文化能力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力量试图通过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延伸到村庄社区，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统一供给的标准化的社区公共文化制度。[注] 如人民公社时期，几乎每个大队(行政村)都建立了社区影剧院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并提供政府统一定制的文化服务和产品。 如此一来，传统的乡村社区文化被定为现代化的对立面而遭到全方位打击，不少乡村社区的公共文化设施毁坏殆尽，失去物质文化载体的社区精神文化也逐渐式微。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和全国大部分村庄相似，由于传统村庄社区文化被定性为现代化的“对立面”，J村的社区古文化、古文物及古遗址遭到严重的破坏。
J村社区文化重建和文化建设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政府也把该村纳入美丽乡村和“古村落”建设范畴而大力扶持，由此带动了乡村旅游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村落社区文化建设的公共效益逐步转化为经济效益。近些年，在政府的项目支持以及民间社会捐赠支持下，J村重建成一个新旧文化交融的特色古村落，实现了古文化与新文化的共生发展。而社区古文化的挖掘与重建，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参观。据ZSY估算[注] ZSY的耕读博物馆是J村最具特色的观赏点，是游客必去的地方，博物馆对游客免费开放，节假日期间日平均接待游客1000多人。 ，节假日平均每日游客量超过1000人次。
经过村干部与ZSY的持续引导和带动，在村的J村村民纷纷参与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不仅如此，近百名外出的村民也纷纷选择回乡创业，最终形成政府、村干部、乡村精英、普通村民多元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合力和凝聚力。如今J村的饮食文化(尤其是久负盛名的扁肉与光饼)成为很多村民经济收入的来源。不仅如此，返乡创业的村民也使得原本分离的家庭重新团圆，进一步带动村庄社区的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
在我们河浦，随哪个出远门，只要跨过了家门槛，即便有要紧的东西落下也不回头，图的就是一个顺字。我瞄了眼大梁，往日他是不信这个邪的，出门后落下么事，想回去拿他照样回。今朝这话，有点儿不像他说的。我想了想，还是决定转回去，拿上才安心。
有效解决美丽村庄规划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对村产业发展、环境卫生、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等方面进行重点安排。完成村庄主要道路景观提升工程，农户改厕工程，污水管道新建工程，村庄巷道绿化及亮化工程等。
四、社区能力建设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能力重建与反思
从上述J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实践过程中可以发现，社区能力建设视角能为突破当前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实践困境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实践方式。社区建设的实质是社区增能[注] 增能是弱势社区能力建设的第一步。按照增能对象分类，可分为个人增能(Personal Empowerment)和社区增能(Community Empowerment)。个人增能主要针对工人、妇女、农民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而社区增能主要针对弱势社区。相关研究可参见：Nripendra Kishore Mishra, TulikaTripathi. “Conceptualising Women’s Agency, Autonomy and Empowerment”,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11，46(11)，pp.58-65；DismasLyegendiliMwaseba, Amon ZachariaMattee, Randi Kaarhus, Evelyne Albert Lazaro, ZebedayoSamwelKayandaMvena, Raphael MunankaWambura, Elimpaa Daniel Kiranga.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Farmer Empowerment in Tanzania”，Development in Practice , 2009,19(3)，pp.403-413；Heather K. Spence Laschinger, Joan E. Finegan, Judith Shamian, Piotr Wilk.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Workplace Empowerment on Work Satisfaction”,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2004,25(4)，pp.527-545.，即在社区资源和社区建设力量的整合过程中，将社区中所有的资源、所有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凝聚形成合力共同建设社区，最终形成一种共建共享共治、多元参与的长期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机制。[23]“社区能力建设”视角则更强调如何培育社区内部的自治能力，并把这种能力提升为社区建设的能动性、自治性，进而整合所有社区力量共同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机制。社区能力建设与社区建设相比较，更强调社区获取资源、整合资源以及利用资源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多方资源内化以后的社区自主性和主导性能力。在当前境遇下，乡村社区首先要具备识别和挖掘自身内在资源和文化力量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整合政府和市场力量，弥补村庄社区能力建设的不足，最终建构起促进村庄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的能力和合力。
基于J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实践，本文尝试从社区能力建设视角构建一个新的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实践框架，即以乡村社区为主体，通过对社区资源的利用和社区资源链接能力的提升，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从而建设一个可持续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和建设体系。村庄社区文化建设中首先要建构以地方政府、村集体和乡村精英为主导的力量，促进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村庄社区文化建设格局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形成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和治理的精神，从而达到传承文化、教化民风的作用。
为构建职工的文化认同感，医院为职工提供专业技术与职业发展平台，一方面强化内部人员竞争机制，注重榜样激励作用，另一方面也落实职工关爱，对困难职工伸出热情之手，使各类人员无后顾之忧。通过一系列的医院文化制度建设，使员工充分认同了医院发展远景、价值观，以及发展内涵和建院精神，为医院在医疗技术、安全质量、工作效率、服务满意度等硬指标上，保持了持续创新活力。
甲基二磺隆是由德国拜耳作物科学公司研制开发的乙酰乳酸合成酶抑制类除草剂，杂草通过根和叶吸收后，在植株体内传导，使杂草停止生长后枯死，其具有残效期短、广谱、高效、无残留药害、对环境友好等优点[11]。双氟磺草胺是由美国陶氏农业科学公司开发的三唑并嘧啶磺酰胺类除草剂，是一种典型的乙酰乳酸合成酶抑制剂[12]。该药剂为苗后茎叶处理的广谱除草剂，主要用于防除小麦田阔叶杂草，其施药期长，冬前至早春均可，且适宜与其他除草剂、杀菌剂、植调剂等混用[13]。为了明确1%甲基二磺隆·双氟磺草胺可分散油悬浮剂对小麦田杂草的防除效果、使用剂量及对小麦的安全性，进行相关的田间药效试验。
总之，在前所未有的城市化社会变迁过程中，市场化的巨大力量促使大量农民基于其理性选择而外流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由此引发的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使得村庄社区文化传承受到考验。因此，在村庄社区文化建设中，增强社区能力不仅在于培育村庄社区文化建设的公共精神，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通过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使之与社区外部的市场化力量相联结，从而为社区文化建设带来可持续发展能力。社区能力视角下的村庄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关键还在于把通过市场化环境，把村庄社区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资源优势。正如Dean Mac Cannell所指出的：“所有旅游吸引物都是文化”，并且“现代人对‘自然’的关注，他们的怀旧心理和对真实的寻求……是现代性的征服精神的构成要素，是统一意识的基础”。[24]在实践中，这也是当前乡村旅游业受到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
其次，村庄社区文化建设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村庄内的各种物质资源。物质资源是村庄社区文化建设的根本载体，包括村庄的自然景观资源、传统技艺资源、社区传统历史名人资源等。村庄社区文化建设中，特别要重视挖掘和利用村庄的传统古民居、古寺庙、古宗祠、古迹等传统物质文化资源。村庄社区文化建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留住乡愁”，更是营造一种与现代化社会社区建设相适应的积极向上而又不失质朴的文化氛围。J村的村庄社区文化建设实践恰恰是充分利用村庄遗留的古文物、古建筑等物质资源，并通过参与评选“宁德市十美村庄”“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乃至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而获得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支持，从而成功地把村庄的传统物质文化优势转化为村庄社区文化建设乃至经济建设的内在优势。
再次，村庄社区文化建设要与村庄精神文化融为一体。和城市社区相比，乡村社区有独特的农耕文化、饮食文化、宗教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等，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它特色的民族文化。和J村类似，很多古村落往往包含有世代相传的文化传承，如贞节文化、科举文化等。这些精神文化因子使得村庄自带强烈的乡土气息。必须探讨传统文化在新文化影响下与时俱进、共生融合发展的新体制机制。在有条件的村庄，传统乡土文化恰恰是发展乡村旅游及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文化载体，并转化为村庄社区文化建设的经济能力，吸引社会资本对其进行投入，从而在保护村庄社区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发挥更大的文化经济效能。
最后，在村庄社区文化建设中，如何获取各级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支持也至关重要。虽然社区能力建设视角下强调村庄社区文化建设的社区本位和社区主导，但并不能弱化政府在建设过程中的责任。相反，在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文化建设存在城乡差距和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更应加大财政投入，提升乡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特别是社区文化建设的起步阶段，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不仅是村庄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同时也代表了政府对村庄社区文化建设主导方向的认可甚至是鼓励。长期以来，村庄传统文化被国家力量多次定位为现代化转型的对立面而遭受抑制和打击，现在政府的认可实际上是村庄传统公共文化建设潜在合法性的来源和依据。
首先，当前乡村劳动力外流现象非常严重，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主力军缺失，因此村庄社区文化建设中要引入、挖掘和培育乡村社区精英型文化建设人物，然后以他们为中心，组建如村庄文化建设理事会之类的常设机构，把那些德高望重、具有奉献公益或者慈善精神而又热心村庄公益事业的人集合在一起，再通过他们去影响和动员一般的村民参与村庄社区文化建设，并积极争取社区外部的政府力量、社会组织力量、企业或者社会个体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由此逐步培育形成新型的社区文化建设共同参与的公共精神。J村案例中的ZSY便是这一类型人物，他在J村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扮演发起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即使是村庄社区中的弱势人群也可以通过特殊的方式发挥参与能力。如J村聘请“五保户”老大爷和28岁尿毒症患者打扫街道，将这项工作巧妙地和扶贫工作结合在一起。
当前，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很多村庄和J村相似，即试图通过村庄社区文化建设寻求发展乡村旅游或者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市场优势，借此吸引工商资本投资村庄社区文化建设。只不过，一旦村庄社区外部的市场力量介入社区文化建设过程，原先内生的社区文化建设运作机制格局也将被打破。乡村社区基于自身传统社区文化建立起来的乡村公共文化，原本是满足村民对文化权利的需求，这是一种公共服务性质的文化需求，而当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建设村庄社区文化时，村庄社区文化就被赋予“文化商品”职能，必须同时甚至优先满足外来游客对“文化商品”需求。由此产生的悖论现象无疑值得进一步思考。如果村庄社区文化建设的市场属性张力持续扩大，客观上能让村庄经济社会发展起来，恢复村庄的生机，进而加速村庄文化建设的产业化发展进程，由此将开启另一种村庄社区文化转型发展路径。
国产品牌受到国际品牌的冲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国产品牌的营销手段没有引起消费者注意，而对于国产品牌的复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中国的化妆品市场，外资品牌拥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和超强的影响力，在CS、专柜等主流渠道中，供货商需要缴纳进场费，那些强势品牌往往占据了最好最大的位置，很多国产品牌则被搁置在角落，消费者很难看到。
[1]雅努兹·西摩尼迪斯：《文化权利：一种被忽视的人权》，黄觉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4期。
[2]陈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3]刘宝：《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式转换与实践路径——基于社区能力构建的视角》，《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4]崔建民：《试论我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3期。
[5]施从美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创新》，《统计与决策》2008年第3期。
注释：
[8]童敏：《社会工作的能力视角——一种以人为本的研究策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
VITPILEN 701是一辆讲究轻量化的摩托车，157斤的车重配上75马力、72牛·米的最大动力输出，可谓是性能味道十足。更为重要的是，它所配备的发动机无论在任何转速下都能拥有平顺的工作状态，车身的抖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高速巡航的状态下，VITPLINE 701仍旧有着十分出色的稳定性，而与这样出色性能并驾齐驱的是它在设计上令人难以忘怀的优秀细节。
[7]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5、95页。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占我国能源消费份额的60%以上[1]。采煤和掘进是最危险的生产环节，综掘工作面更煤矿的事故多发区[2]，瓦斯、水、粉尘等威胁着工人的生命安全，环境十分恶劣[3-4]。随着煤矿开采深度不断增加，开采难度不断增大，深部开采问题越来越严峻[5-6]，特别是深部煤层的地应力较大、矿压显现强烈[7-10]，掘进速度慢，支护难度大等。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支护速度慢，掘进、支锚时间比例严重失调，严重影响巷道掘进速度[11-14]。因此，急需研制综掘巷道超前支护设备并实现机器人化作业[15-17]，在保障工作面安全的情况下，实现掘、支、锚平行作业，提高掘进效率。
[6]陈波：《乡间艺人机会损失的形成与补偿研究——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视角》，《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63卷第3期。
[9]英国赠款小流域治理管理项目执行办公室：《参与式小流域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
[10]黄云凌等：《社区能力及其测量——以深圳市为例》，《城市问题》2013年第3期。
[11]Annie Simmons, Rebecca C. Reynolds, Boyd Swinburn. “Defining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is it Possible”,Preventive Medicine ,2011,52(3),pp.193-199.
[12]Sherry L. Horvath.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through Group Loans for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Canada , Master’s degree-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lgary, Alberta December, 2001,pp.4-5.
[13]R. M. Goodman, M. A. Speers, K. Mcleroy , S. Fawcett, M. Kegler, E. Parker, S. R. Smith,T. D. Sterling, N. Wallerstein. “Identifying and Defining the Dimension of Community Capacity to Provide a Basis for Measurement”,Health Education and Behavior , 1998，25(3),pp.258-278.
[14]Gil-Rivas, Virginia, Kilmer, Ryan P. “Building Community Capacity and Fostering Disaster Resilience”,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 2016, 72(12) Issue 12, pp.1318-1332.
在湿法脱硫后增加湿式电除尘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前端干式除尘器和湿法脱硫组合无法满足排放要求的问题。根据湿式电除尘器阳极板形式存在极大差异，具体可以包括金属板式湿电、导电玻璃钢管式湿电等方面，而且这些湿电都需要用应用业绩来说话，也算是获得了一些运行经验。其中，金属板式湿电和导电玻璃管式湿电应用业绩较多。2013年，在燃煤电厂开始使用金属板式湿电并投运一段时间后，金属板式湿电的弱点逐渐暴露，而导电玻璃钢管式湿电由于形式多样、布置灵活、综合性能优异，迅速崛起，成为燃煤电厂主流的湿电形式。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最完备的教育是学校和家庭的结合”。要教育好学生，不能只靠班主任，而是要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其中，家长的力量尤为重要。无论是班主任还是家长，都希望通过家校协作给予孩子最适合的教育。在工作中，班主任与家长如何通过有效的沟通，增进理解，增强互信，达成共识，从而帮助孩子成长呢？
[15]徐延辉等：《社区能力建设与反贫困实践——以英国社区复兴运动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
[16]Juan M. Moreno;Lori M. Noguchi;Marie K. Harde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Capacity-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Two Program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World Development , 2017,97,pp.122-137.
[17]钱宁：《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视角》，《思想战线》2007年第1期。
这个十六岁的不死者，不知为何，在其“自杀”之后，经过了夜晚的仪式仍无法复活。于是我们按照人类的方式举行了一场葬礼，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葬礼。这位不死者的父母在葬礼上表现得很伤心，就像人类一样。虽然他们有过数不清的孩子，但这是唯一一个死了的孩子。不过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还会再有许多新的孩子。
[18]朱冬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社会排斥机制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从责任上说，宁德地区虽然畲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但其消亡速度非常快，生态环境堪忧。好在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大转型的逐步深化，人们对畲族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也在不断增强。不仅仅是畲族的，其他与音乐舞蹈相关的还有寿宁北路戏、屏南四平戏、屏南平讲戏、霍童线狮、柘荣布袋戏等等，都风格独特。丰富的民间音乐舞蹈资源应加以充分利用。
[19]朱冬亮：《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与重构：关于集体林权纠纷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20]蒋传宓等：《农村社区建设与法治——兼论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对策》，《重庆社会工作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1]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页。
[22]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3]唐忠新：《城市社会整合与社区建设》，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24]Dean Mac Cannell：《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张晓萍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7页。
Analysis of the Path of Rural Community Public Cultur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ZHU Dong-liang, ZHU Ting-ting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national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traditional “centralization-marginalization”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structure, rural communities are often regarded as the objec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while their independent participation and initiative are ignored. Although state-led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communities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public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communities, it cannot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supply, imbalance and unsustainabilit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produc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flourishing-declining-rebuilding” of a typical rural community public culture construction case in eastern Fujian, this paper finds that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can play a leading role in rural public cultur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ndeavors to build a new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that is, to build a sustainabl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culture supply and service system by taking rural community as the subject, and through the utilization of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mmunity resource link ability. The resulting path of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may provide a new path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community， public culture construction, public culture service system, public cultural products,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3-0129-09
收稿日期： 2018-10-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施及变革路径研究”(14ZDA036)；厦门大学“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项目；厦门大学“南强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作者简介： 朱冬亮，男，福建将乐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婷婷，女，福建将乐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双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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