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能华[1]2008年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稳定》文中指出1997年,世界经济领域发生了两件非常巧合而又影响深远的事情,一是金融开放不久后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卷入了亚洲金融危机;二是WTO成员在GATS框架下签署了《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把全球95%的金融服务贸易纳入自由化进程。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否会导致金融危机?入世过渡期结束后的中国是否会重蹈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理论界存在许多相互冲突的观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研究采用静态分析方法,割裂了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本文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研究方法,引入DSGE模型,分析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经过数理推导,本文发现:在金融体系开放初期,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积累相对较低,资本的边际产出较高,外资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也较高,银行贷款的回报率较高。内资银行在经历了一段高利润、低风险、净值迅速增长的开放初期后,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其边际产出开始下降。同时,外资银行对东道国了解进一步加深,其信息收集成本下降,贷款利率下调。在国内银行仍然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开始下降的情况下,它们容易采取一些冒险行为,银行体系从而进入危机的敏感期。如果国内银行可以渡过这段敏感期,相对国外竞争者继续保持足够的成本优势,那么将进入一个低风险的稳健经营期。相反,如果危机敏感期宏观经济基础不稳定,银行自身抗风险能力低下,监管又不到位,银行危机就容易爆发。利用上述理论,本文从金融服务贸易开放的角度重新解读了亚洲盒融危机,说明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内实现收益的同时,中期内可能存在风险。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新形势下的金融稳定问题。随着我国金融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资本大量流入,信贷扩张加速,资产出现泡沫;金融机构之间竞争加剧,监管当局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情况很相似。但是,我国多年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了位居世界第一的国际储备,短期外债占GDP比重较小,资本帐户不完全开放,财政状况持续盈余;而且,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随着内需的启动,对外部的依赖将逐步减弱,经济的规模效应将非常明显。因此,虽然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但只要政策组合得当,就能顺利渡过难关,迎来金融服务业一个较长的稳定发展时期。
张光华[2]2000年在《论有序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文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关系变革等因素的推动下，世界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从本质上讲，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市场化，就是国际分工的全面深化。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使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越出一国的范围，成为国际分工协作的产物。经济全球化要求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也就要求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阻碍资本流动的藩篱恰是对资本的管制。解除资本管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最具有决定性的改革内容之一，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它的必然结果。为了顺应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使自己尽快融入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各国纷纷加快了货币自由兑换的步伐。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当然也不能置身于这股潮流之外。对外开放20年来的伟大实践证明：对外开放，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中国的成功选择，也是必然选择。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是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要求。根据1993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要求，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最终目标是使人民币国际化。根据国际上大多数实现了货币自由兑换国家的经验，货币可兑换应首先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然后再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1996年12月，我国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的规定，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由此，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就理所当然地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摆在我国政府面前。我国有望于今年年底前加入WTO。加入WTO，客观上将极大地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加入WTO后，我国在海外的投资活动将更为频繁，而外资进入中国也将更为便利。大量资本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下本外币汇兑需求将与日俱增。届时仍然对其实行逐步登记核准审批管理的技术难度和成本将会非常高，也难以达到较好的监管效果，因此逐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尽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成为必然选择。 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对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索，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
刘均胜[3]2003年在《亚太地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分析》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中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新兴市场国家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研究表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逆转是这些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出现的共同特征。本文以此为出发点，系统分析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鲜明地指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可能上升为非正常的系统性风险，在一定的条件下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结合，必然引发金融危机。 全文共分七章，主要的观点如下：第一章简要陈述了研究的起点、意义和文章的总体结构。第二章从金融全球化这一大背景出发，全面论述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一系列新特征，构建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分析的总体框架，其中着重强调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投机性特征同系统风险的关系。第叁章论述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同政策风险的关系，从理论上阐述增加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这一现象后宏观经济政策在传导机制、经济效应上的变化。本节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下的RR-LL-BB模型做了一点深化，揭示了亚洲金融危机中IMF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处方”失灵的原因。第四章考察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重危机(Twin Crises)的爆发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类型。这一世界经济的新现象与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新兴市场国家一般来说以间接金融为主，银行体系占主导地位，详细考察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关系可以更深入的考察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和传导机制。本章通过双危机模型指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引发双危机爆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第五章从金融危机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所导致的市场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传导，从实证角度考察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市场冲击的模式和运作机制，深化了对“传染”现象的认识。第六章专注于从制度安排和变迁的角度深层次挖掘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风险的实质。一方面，霸权非稳定结构下发达国家利用制度优势向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输出金融资本、输入实物资本，这种双向循环上的不平衡导致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的内在诱因)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实际上是金融制度变迁，受初始条件的限制，金融自由化产生的负面因素会不断地累积，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最后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投机冲击下产生经济系统性风险。 第七章论述了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开放所带来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及其防范策略。我国金融开放最大的风险来自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总结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帐户开放的经验，从实际出发采取渐进式的资本帐户开放模式能最大限度地规避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此外，考虑到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风险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特征，本章还论述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和亚太区域货币合作的进展的情况。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本文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认为应该强化国际清算银行的风险监督机制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最后贷款人功能。对于亚太地区的区域货币合作，本文认为从制度变迁的合理性来看，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是次区域汇率同盟，并提出了紧密型次区域汇率同盟和网络型次区域汇率同盟的概念。亚太区域的货币合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关键是要增强地区认同，培育共同信念，实现在合作中求发展、发展中促合作。在开始阶段，应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缩小经济差距，形成核心动力集团。
白雪飞[4]2010年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金融市场开放与宏观经济绩效》文中研究说明由于新兴市场国家肩负着振兴当地经济和保持国内经济稳定的核心任务,因此其国内的政策和制度必然要向这两个经济目标倾斜,甚至围绕其展开。从历史上看,新兴市场经济体所采取的不同路径改革实践也伴随着迥异的宏观经济表现,因此,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搜索和梳理,在金融开放的背景下,对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选择与经济绩效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创新性和现实指导意义。在金融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稳健而有效地完成由固定汇率向更具弹性汇率制度的转型,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也是本文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本文的篇章结构如下：引言部分指出了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主要创新。第一章首先在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对于不同经济群体,尤其是新兴市场而言,汇率制度选择和宏观经济绩效的关系。其中在做经济绩效分析时尤其注意区分和比较了“名义”和“事实”汇率制度变量的分歧。根据我们的回归结果,钉住汇率制度,特别是硬钉住汇率安排会对一国通胀起到一定抑制作用；而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的通胀水平普遍较高。汇率制度选择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上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而言尤为明显。同时我们的回归显示,汇率制度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基本面对一国的宏观经济绩效影响更为直接。第二章主要在综合考虑汇率制度选择和金融市场开放交叉联系的基础之上,探查二者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应用NOEM模型,构建一个包含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整合成本的一般均衡模型,把汇率制度选择,金融市场开放,和宏观经济稳定性这叁方面的问题放在同一个框架内进行分析,其中主要基于新兴市场的经济特征来进行参数设定和校正,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值模拟,并以此为依据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虽然金融开放的作用是间接的,同时也比较微弱,然而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熨平财政冲击带来的经济波动。对于财政层面的内部冲击,两极汇率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熨平经济波动的效果,而中间态汇率安排则对实际GDP的波动存在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叁章里,作者以新兴市场为着眼点,综合金融市场开放、汇率制度选择和金融危机发生概率等几个问题进行综合考察。作者发现,无论是对全体样本还是新兴市场,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和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于抑制一国金融危机的发生都具有重要意义；再次,对我们的样本而言,固定汇率制度更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最后,作者认为金融市场开放对于全体国家而言可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强化监管并抑制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我们的研究指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并不一定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以上几章主要从静态角度考虑,对于汇率制度选择和金融市场开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做出度量。在第四章,作者将不同的贸易战略与金融开放政策同传统的以及现代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相结合,通过实证检验说明,对新兴市场而言,出口拉动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较为固定的汇率制度安排,从而保证本国出口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在厘清汇率政策选择的决定因素因素后,第五章转向了新兴市场的退出策略和货币政策转轨的政策实践。在总结退出时机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前文的主要结论深入分析了这一整体政策转型期中的主要难点和阶段性特征(外汇市场、爬行钉住控制以及名义锚的转型),并从实证上对影响—国汇率制度动态变化的经济变量进行了剖析。结合上述研究结果,比照某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先行经验,我们提出了同时具备稳健性和可行性的渐进式改革的政策路径。第六章对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帐户开放的历史进行回顾。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的汇率制度是遵循相应经济学理论的选择,并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汇率制度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对“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经济绩效和政策效果做了一个简要而清晰的回顾之后,本文认为,由于汇率存在易于“超调”的特性,因此在贸然升值之前,必须确定“合理”的汇率水平究竟是什么,而且在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这种“超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控。
董青马[5]2008年在《开放条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银行体系在日常金融危机中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对于那些银行主导型国家而言,银行危机被称为狭义的金融危机。自1980年以来,130多个国家都经历过严重的银行业困境,这个数量几乎占到了IMF参与国的四分之叁。历次金融危机的进程表明,在经济社会转型与开放并存的时期,单个银行的各类风险相互交织、传染、膨胀;最终可能累积成为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系统性风险突变为危机集中爆发,演绎出几百年金融史上一幕幕悲壮场景,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次次巨大冲击。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制度的全面变迁导致金融风险的种类、性质、分布及传导机制频繁变动,而现有风险监管指标更加侧重于银行业的微观风险,致使监管部门很难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的监管。本文从个体银行风险触发、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金融安全网下的银行系统性风险变迁叁个层次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考察,并构建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风险分析模型,以研究在不同环境下微观风险触发与个体银行失败、个体银行银行失败与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理;本文还挖掘60个国家24年1440个样本点的相关数据,运用Panel Logit模型对不同开放程度、不同金融发展程度国家的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本文考察我国金融制度的特殊性,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次上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生成、评估及其防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所示:第一章将银行系统性风险纳入金融安全视野下,研究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理论背景及未来动态,得出全球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的一般规律与未来发展动态,搭建银行系统性宏微观联通机制的分析框架与逻辑结构。相比传统银行危机研究范式,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更侧重于银行体系风险生成的微观基础与动态连续性。本文重点分析外部冲击是如何作用于微观银行主体导致银行失败?银行失败是如何通过传染引致整个系统的功能性失败?在金融安全的研究视野下,本文提出系统性风险是构成联结个体风险与金融安全的枢纽,强调风险、个体银行失败与风险传染之间的内在逻辑。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源于对现实风险事件的挖掘与解释,因此开放条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演化也为我们的研究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是金融体系规模的急剧膨胀与金融体制的日益复杂使得其关联程度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投资者行为、资产价格波动等因素被不断纳入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框架中;二是金融整合构成了当代银行业发展的最重要特征,金融整合必然带来银行业运营的集中化、规模化与国际化,这又构成了我们研究的新课题;叁是在信息化的全球时代,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的渠道可能发生了改变,银行系统性风险更难以被预测和管理;四是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研究更多从个体银行挤兑转向于批发层次出现的问题。第二章为全文的理论基石,重点对系统性风险的生成进行理论探讨。本文从个体银行风险触发、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政府管制下的银行系统性风险变迁叁个层次研究系统性风险,重点考察个体银行风险生成、个体银行失败与系统性风险生成之间的内在逻辑,并借用Diamond和Raja(n2005)模型,将存款者预期、银行间市场与政府担保行为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冲击模型。在同质化的假设前提下,即所有的银行对一个特定的冲击具有同样的风险暴露,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总量是诱发银行挤兑进而破产的根本原因。但实际上,相同冲击导致银行发生失败的可能性却存在较大差异,为此我们引入风险偏好来刻画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风险暴露程度差异,引入风险承受能力刻画银行面临同等风险失败的可能性差异,由此得出特定冲击下个体银行失败的一般规律。冲击的范围、概率与频度决定了银行同时失败的概率,基于银行同时失败的概率,可以将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分为共同冲击模型与传染模型。共同冲击的类型可以概括为宏观经济波动、总体冲击与信贷膨胀、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国际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风险的传染受银行间市场结构、信息的完备程度、银行体系的关联程度、同质性及风险承受能力的影响。流动性风险是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的核心。Diamond和Rajan(2005)模型从流动性短缺的角度探讨了个体银行失败的原因与银行体系风险传染的可能性。为此,本文从系统性风险的叁个层次出发,将存款者预期、银行间市场行为、政府担保引入模型,将个体银行的流动性状况与银行体系流动性危机相结合,研究不同主体效用函数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影响,进而构建从个体银行风险触发到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的一般分析框架。第叁章研究开放条件下金融机构运营环境、金融制度结构及银行业运营模式的变化及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的影响。与封闭环境相比,开放条件下的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的特殊性在于触发风险的因素、影响传染的渠道及政府的救助活动等方面有所差异。本章延续上章的分析逻辑,从开放条件下银行运营环境的变迁入手,在全球金融体系结构、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国际传染叁个层次上揭示出开放条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的一般规律。从微观风险的触发机制来讲,金融自由化带来金融资产的急剧膨胀,利率、汇率价格开始剧烈波动,全球流动性失衡带来的资本流动突然转向导致银行经营环境面临更强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的发展促使间接融资体系竞争压力加大,迫使银行改变其融资结构并加大了投资的风险偏好,银行的融资结构与投资渠道更加依赖于金融市场,流动性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从银行体系的风险传染机制来讲,银行与金融市场相互关联程度进一步加强,风险更易在全球范围及整个金融体系之家进行传染与分担,这在转移分散风险的同时也扩大了银行风险传染的源泉、规模与速度,本文尤其强调同质性与流动性紧缺程度在其中的作用。从银行体系风险的分担来看,开放条件下央行干预能力减弱而IMF等国际组织又不能承担最后贷款人责任,加速了风险在国际间的传染。第四章运用Panel Logit模型对对不同开放程度、不同金融发展程度国家的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系统性风险很难有一个精准的测度方法与模型,现有对系统性风险测度的研究被分为预警机制、影响因素、总量测度、传染测试、仿真模拟与压力测试等多方面的内容。本文对各类模型的数据结构、制度背景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生成机制来说,关键在于控制不同情境下论证银行系统风险的生成机制差异。本文与他人研究的差异在于,很好地挖掘出了政府治理指数、金融开放度量指数、金融自由化指数,选取全球60个国家24年的大样本数据运用Panel Logit模型分析得出以下有益结论:(1)我们分别依据金融开放度与金融发展程度两个指标将样本分成两组,运用Mann-Whitney U检验得出两组样本存在显着差异;(2)金融开放程度较低国家,主要受通货膨胀率、实质利率、国内授信成长率的影响;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主要受人均GDP、经常账户变动率、实质利率、实质GDP成长率、金融自由化虚拟变量、金融市场结构、银行储备/银行资产、M2/外汇储备的影响;(3)金融不发达国家主要受通货膨胀率、实质利率、实质GDP成长率、金融自由化虚拟变量、国内授信成长率的影响;金融发达国家受实质GDP成长率、金融自由化虚拟变量、国内授信成长率的影响、银行持有国外净资产/外汇储备的影响;(4)在所有的变量中,政府治理指数的改善均显着降低了系统性风险生成的概率,GDP与国内授信成长率也几乎在所有的方程中都显着发挥作用。第五章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研究我国系统性风险生成的特殊性、影响因素及其爆发的可能性。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特殊性在于渐进式改革导致的银行风险过度集中与政府的隐性担保,银行体系的崩溃最终取决于政府信用的崩溃、经济的大幅衰退及储蓄存款的大幅下降。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不是表现为大规模银行的倒闭,而是表现为银行经营效率低下导致的金融经济困境。通过分析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生成与传染的特殊机制,本文发现:虽然近几年来我国银行的风险状况得到一定程度好转,然而某些风险还是处于潜伏的状态,经济大幅衰退、净出口大幅降低、资金流动突然逆转、投资过度集中与房地产泡沫崩溃等情况都有可能导致银行风险的急剧放大与显性化,而银行的同质性、资本关联与金融脆弱性可能会导致风险在体系内的进一步传染,最终生成严重的银行系统性风险,甚至于触发整个银行业的危机。另外,经济的急剧转型与金融的持续开放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从制度根源来看,双重预算软约束及其引发的政府隐性担保成为影响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状况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着重强调了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与预算软约束的关系及政府隐性担保的可持续性问题。在实证方面,本章基于系统性风险的微观机制合成了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评估指数,并参考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与影响因素,为构造微观基础、传染特征、触发机制叁位一体的综合性指数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六章是论文的基本结论与展望。在经济转型与金融国际化的双重约束下,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稳定发展是防范我国系统性风险的根本。我们应从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与传染的机制入手,打造金融安全网,改善政府治理结构、发展多元融资体系,提升银行机构的竞争力,以有效防范与控制银行系统性风险。我们应将银行微观风险管理办法同监管部门的宏观审慎监管结合起来,建立一套以微观风险监控、宏观经济总量指标预警、传染模型测度叁位一体的系统性风险测度框架。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全文从个体银行风险触发、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金融安全网下的银行系统性风险变迁叁个层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研究。在借鉴Diamond和Rajan(2005)的流动性冲击模型的基础上,将存款者预期、银行间市场行为、政府担保引入模型中,将个体银行的流动性状况与银行体系流动性危机结合起来,研究不同主体效用函数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影响,进而构建从个体银行风险触发到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的一般分析框架。第二,实证研究证实了不同金融开放程度与金融发展程度国家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的差异。本文很好地挖掘出政府治理指数、金融开放度量指数、金融自由化指数等指标,并选取全球60个国家24年的大样本数据进行分组控制研究,论证了不同开放程度与不同金融发展程度下的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差异,具体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如下:(1)在所有变量中,政府治理指标的稳健性最强,在任何一组方程(包括各分组)中都显着地减轻了银行系统性的发生。而是否实施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对系统性风险的生成均无显着影响。(2)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实质利率的提高、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导致一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上升,而人均GDP、实质GDP成长率、金融市场结构的改善、政府治理环境的改善、国内授信成长率都会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下降。而银行储备资产占比的提高更易诱发系统性风险,储备资产的增加一般是银行主动收缩流动性的结果,其原因要么经济可能处于衰退周期要么政府出台严厉的调控政策,这两者都有可能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增加。(3)高开放程度国家中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因素较多,主要包括人均GDP、经常账户变动率、实质利率实质GDP成长率、金融虚拟化、政府治理指数、银行储备/银行资产、M2/外汇储备的影响;低开放程度的国家中,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主要受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政府治理指数与国内授信成长率的影响。(4)在封闭国家实施自由化不会对一国系统性风险带来显着影响,但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金融自由化往往会带来较高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融资依赖程度的降低与政府治理的改进都能有效抵御系统性风险,但在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国家,金融市场的治理作用并不能得到有效发挥。而在金融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金融自由化实施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生成均无显着关系。(5)金融不发达国家系统性风险的生成受到较多的因素的制约,金融发达国家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主要受实质GDP增长速度的影响,并能通过自身经济金融的发展来有效克服通货膨胀率与实质利率提高带来的不利冲击。金融发达国家系统性风险生成更易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银行持有国外净资产/外汇储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高。第叁,从我国商业银行的微观基础与制度根源出发,得出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政府担保的可信度。基于系统性风险的微观机制合成了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评估指数,并参考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与影响因素,为我国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建立提供了一框架性的初步设想。
朱国艳[6]2007年在《我国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不断扩大经济开放程度,加速经济的转型升级,实现了经济的“蛙跃”式发展。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资本和产业向中国转移加速,发展开放型经济是中国今后较长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出口增加和外资的大量流入引起了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给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为此,分析研究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对于解决“双顺差”,扩大对外贸易,优化贸易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水平,促进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经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应用最多的是基于C - D生产函数的索洛余值法,然而,它们并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全部动因。本文在对研究方法进行改进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商品贸易开放度、服务贸易开放度、实际关税率、金融开放度、投资开放度和生产开放度指标衡量我国对外开放度,利用因子分析方法计算出我国总体的对外开放度;并利用协整理论、因果关系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叶莉[7]2008年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得到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TJZZ06-2-007)的资助。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金融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金融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给金融市场参与者和决策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并且使局部金融危机在国际间迅速传染,也使得金融危机的易发性、联动性和破坏性越来越明显,各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显着增加,各国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随着金融业对内、对外“双向式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尤其是资本项目开放的推进,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内资金融机构的加入、资本项目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均会改变国内金融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使中国的金融业在引入新增变量的形势下重新洗牌,亦将给我国经济、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带来诸多难题,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利用金融全球化的优势推进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维护我国的金融利益;同时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始终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也是我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论文通过国内外文献研究,从全球化视角分析、延展了金融安全的内涵,理清了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了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安全的关系。认真研究和系统分析国内外关于金融安全问题的相关理论,着重对金融危机理论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金融危机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并着重论述与金融安全相关的金融脆弱性理论、金融预警管理理论以及金融风险管理等理论,为本论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探索和构建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理论的前提和基本条件。本论文归纳、总结了金融安全实践研究成果,分析、比较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金融预警制度,总结了上述发达国家金融预警制度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安全预警体系提供有益的经验。本论文将金融安全的运行体现在金融市场各业务子系统的安全之中对中国金融安全的运行原理进行了探讨。从银行安全、货币安全、股市安全、债务安全、保险安全和金融体制安全等方面揭示了中国金融发展及持续稳健运行是中国金融安全的根本;对各类金融业务分类子系统安全运行的关联及动态变化从风险和危机的联动效应方式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各类金融安全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原理、过程和方式。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金融安全运行的内生性、外生性,为金融安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较系统的理论基础。本论文从中国金融业现状、国际资本流动态势、资本账户开放现状及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入手,遵循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对中国金融安全的现实状态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对影响中国金融安全若干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创建了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理论,研究、探讨了金融安全运行基本态势、金融安全态势监测与预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以及中国金融安全预警管理理论原理。本论文在阐述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利用基因遗传算法与人工神经网络融合技术的优越性,设计了基因遗传神经网络优化模型,提出基于基因遗传BP网络模型的金融安全预警支持系统构建方案,对金融安全预警系统进行建模,并论证该模型在金融安全预警的适用性和可行性。运用金融业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仿真和验证;运用所构建的预警系统对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状态进行综合判断。依托所构建的金融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安全态势预控对策及危机管理的方法。
李巍[8]2007年在《金融发展、资本账户开放与宏观经济、金融不稳定》文中研究说明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复杂的经济过程，包含收益和风险，同时对一国整体的经济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大量的研究文献关注资本账户开放的潜在收益，但对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研究相比之下还稍显不足，尤其是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文本将目光主要聚焦在发展中或转型经济体(包括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问题，研究视角落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经济金融稳定叁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之上。文献研究发现，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开放和一体化已经导致许多发展中或转型国家都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上进行了针对国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热点之一就是资本账户开放。大量的国际经济学研究指出，资本账户开放在长期内会促进国内经济金融发展。但同时，也有些研究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对一国(尤其是正向完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的经济金融稳定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影响。所以，资本账户开放的整体效应，尤其是对经济金融稳定产生的负面风险效应，激发了作者的研究兴趣。本文将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以及经济金融稳定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之中，研究发展中或转型经济体(包括中国)上述叁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相对最优的资本账户开放时机和策略。本文第一章是全文的导论，包括选题的基本思考、研究方法介绍以及研究的脉络和主要内容。第二章首先运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以及金融不稳定进行了综合性的概念界定。继而分析了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以及金融不稳定的现状。第叁章在第二章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经济金融不稳定以及金融发展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基于经济金融稳定的金融发展、基于经济金融稳定的资本账户开放以及金融发展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影响。第四章在Aghion等构建的动态开放经济模型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扩展，考虑金融发展程度发生顺经济周期变化时，经济金融稳定状况所发生的变化。我们还重点分析了CES经济体在无约束直接投资型资本账户开放、有约束直接投资型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对外借贷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状况所发生的变化。第五章展开实证分析。包括：金融发展、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不稳定：中国的证据。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一个由上述3个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然后进行有关的时间序列协整分析；建立横截面和面板数据模型，利用跨国数据，从国际的视野来集中研究在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中，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不稳定的影响，模型中包含金融发展变量，所以同时还考察金融发展程度对金融、宏观经济的影响；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金融不稳定：直接投资型资本账户部分开放对实际汇率、国内产出波动的影响。我们追循第四章动态开放经济模型的研究脉络，以实证分析方法研究资本账户部分开放且仅开放外国直接投资时的金融和宏观经济不稳定问题。第六章研究切换系统的最优控制理论的应用——基于金融稳定的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过程。我们认为，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过程，可以视作一个切换系统，文章运用切换系统的最优控制理论来分析在金融发展程度一定的情况下，基于金融稳定的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时机的最优选择。第七章是全篇论文的总结，包括：结论、相关政策建议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文章给出经整合后的结论；在总结我们全篇论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一些具有实际经济学意义的相关政策建议；针对本文未及的一些研究领域、作者本人的兴趣以及未来可能的一些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和说明。
王俊芳[9]2006年在《内外均衡视角下中国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为明线,以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实现为暗线,从西方内外均衡理论与主要汇率理论的分析中探寻利率与汇率的关系以便求得二者协调,在从正反两方面对有关国家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的关系进行比较借鉴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实际情况,寻求我国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答案。基于以上目的,本文设定如下研究框架:本文第一章是关于经济内外均衡的概念界定和理论综述。首先对有关经济内外均衡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指出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是各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最佳状态,并借鉴米德的政策搭配理论论证了内外均衡的实现要求汇率政策与支出政策的配合,进而运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说明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是内外均衡的必要条件,同时阐明利率是内部均衡的基础,汇率是外部均衡的关键,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有助于内外均衡的实现。利率、汇率政策协调配合要求了解利率与汇率之间究竟存在何种作用或机制,第二章研究了这一问题。本章从西方主要汇率决定理论入手,通过对利率平价说、购买力平价说、资产市场模型、货币主义的汇率理论等模型中利率与汇率关系的研究,从中抽象引出利率汇率相互作用机制的一般分析,并总结了影响利率—汇率传导机制的主要因素,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利率—汇率传导机制的作用原理。第叁章属于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的国际经验借鉴。本章首先阐述了金融深化进程中利率、汇率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并从正反两方面对有关国家(美国、日本、泰国)的利率、汇率自由化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践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了经验与教训。第四章则根据前述理论根据中国实际进行分析。本章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率与汇率体制改革相关情况的基础上,运用内外均衡理论深入分析了中国九十年代以来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叁次冲突,指出了中国利率、汇率政策协调的难点所在。通过我国利率、汇率变动对利率平价模型的契合性检验,认为中国利率与汇率协调相关性不高,并揭示了其深层次原因。第五章则属于解决问题部分。本章首先根据我国当前面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利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我国当前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搭配的现状与困境,接着对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后利率市场化的新选择进行了探讨,最后对我国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制度改革等金融政策的搭配与改革次序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本文主要有如下结论:1.利率是内部均衡的基础,汇率是外部均衡的关键,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有助于内外均衡的实现,其重要性正是源于利率与汇率之间存在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率—汇率联动机制对经济的影响。2.目前在我国,利率平价模型表现得不明显,利率-汇率机制受到诸多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存在较多的冲突,必须进一步改革我国的利率汇率形成机制。3.在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制度改革方面,利率市场化应先行,同时不断推进汇率机制的弹性化与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松。
傅冠岚[10]2005年在《从新兴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与实践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文中研究表明汇率制度是一国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目前为止,一国如何选择适宜的汇率制度仍没有明确的答案。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争论说明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不断调整与转换的动态过程。对新兴国家来说,尽管当前“两极论”相当流行,但仍被认为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国际汇率制度的演变历史与现状也无法提供“中间汇率制”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实践证据。因此,新兴国家采用“中间汇率制”可能仍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但是,随着资本项目的不断开放,新兴国家应不断增加汇率弹性,从一种偏向于较为固定的中间汇率制转向一种偏向于较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泰国、阿根廷及波兰等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汇率制度演变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说明,汇率制度的调整与转换应与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协调一致。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正是一个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与转换的动态过程。目前,我国正处于从封闭的资本项目走向开放的资本项目,从固定汇率制走向浮动汇率制的过程中,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和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之间应当有机地结合。今年的汇改正是体现了资本项目开放对汇率制度改革的要求,因而是正确的选择。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稳定[D]. 刘能华. 复旦大学. 2008
[2]. 论有序的资本项目可兑换[D]. 张光华.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3]. 亚太地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分析[D]. 刘均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4].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金融市场开放与宏观经济绩效[D]. 白雪飞. 南开大学. 2010
[5]. 开放条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生成机制研究[D]. 董青马.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6]. 我国对外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D]. 朱国艳. 天津财经大学. 2007
[7]. 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D]. 叶莉. 河北工业大学. 2008
[8]. 金融发展、资本账户开放与宏观经济、金融不稳定[D]. 李巍.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9]. 内外均衡视角下中国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研究[D]. 王俊芳. 厦门大学. 2006
[10]. 从新兴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与实践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D]. 傅冠岚. 浙江工业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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