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地域分异与动因机制
宋永永， 马蓓蓓*， 李武斌， 董朝阳, 代兰海
(陕西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以黄土高原341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综合运用统计分析、分区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从区域和分区两个层面分析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地域分异特征，揭示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形成的动因机制。结果表明：(1)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城镇化率由23.83%上升至54.33%,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中部高而西部低的宏观格局。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等高城镇化县区的中心性明显，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的高城镇化区形成并逐渐加强。(2)1990年以来，黄土高原县域人口空间集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呈现减小趋势，县域城镇化均衡发展态势明显。在地理分区上，除高原风沙区县域经济发展地域差异显著扩大外，其余各分区县域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趋于缩小。(3)县域经济发展阶段、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粮食产量、人口密度、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是区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形成与演化的基本驱动因素。(4)未来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应依据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地域差异性科学定位、分类推进，通过地域功能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人口迁移集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生态补偿政策等的实施，协调好城镇化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新时代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率的稳步提升和城乡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动因机制；地理探测器；黄土高原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对人类影响最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1]。作为一种综合而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城镇化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衡量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50—2016年全球城镇人口从7.46亿增加到40.27亿，城镇化率从29.54%上升到54.50%，全球超过1 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达到36个[2]。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持续快速的城镇化为世界城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7.35%，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建制镇数量从2 173个增加到20 883个，5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达到13个[3]，城镇化地域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县域作为承上启下、连接城乡的一级行政单元，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节点和城镇化的关键层级。县域城镇化是支撑新时代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关键人文空间活动载体，也是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抓手。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时代背景下，从城镇化的地域分异与动因机制层面揭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的核心领域。
城镇化是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等要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在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信息化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4]。近年来，学术界对城镇化演化阶段[5-7]、城镇化时空格局[8-10]、城镇化动力机制[11-12]、城镇化模式选择[13-14]、城镇化与经济发展[15-16]、城镇化与资源环境[17-19]、城镇化与农村空心化[20]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索。学者们分别从城市规模、城市等级结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的地域差异等多维视角[21]在全国[22]、省域[23]、市域[24]、县域[25-26]等多种尺度对城镇化的格局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了系统分析。特别是随着中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全国层面县域城镇化的宏观格局[26-27]、省级层面县域城镇化的微观形态[28-29]和不同层级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变的驱动因素[25,30-31]逐渐受到重视。刘彦随等[25]研究认为,1990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差异呈现缩小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和居民收入等是影响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方创琳等[32]提出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是刻画中国县域城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县域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张立生[33]研究发现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第二产业比重等是县域城镇化的正向驱动力，而城乡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彭翀等[34]研究发现湖南省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呈现先缩小后增大的宏观态势，经济发展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这些研究成果极大丰富了城镇化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的理论方法，为开展系统深入的城镇化地域分异与动力机制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受研究资料、方法和技术等的限制，已有研究对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过程的研究多是对不同时期空间分异格局特征的描述，而较少涉及地域整体分异与演化程度的测度，在县域城镇化格局形成机制研究中多停留于单要素相关关系的分析，系统的城镇化地域分异动因机制研究仍显不足。
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35]。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了稳步建设的国家级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和引导培育的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36]。2018年，《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呼包鄂榆城市群发展规划》《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等先后获国务院批复，全区形成了以关中平原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标志着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而如何在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统筹推进城乡地域系统由分化对立向融合发展转型，破解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区域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依然是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为此，本文以黄土高原地区341个县级(旗、市、区)行政单元为研究区，运用统计分析、分区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全区和分区两个层面研究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地域分异特征，揭示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形成的动因机制，以期为科学制定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推进城乡地域系统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黄土高原地区地处中国西北干旱区与东部湿润区的过渡地带(107°～114°E, 32°～41°N)，在行政单元上包括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全部，陕西省、河南省、甘肃省、青海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图1)。
(1)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处于低水平的县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山区和传统农牧业生产区。该类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问题突出，在生态保护优先的主体功能导向下，城镇建设和规模扩张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约束，县域经济规模和人口密度小、工业化水平低、产业结构低端、政府投入有限、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低、远离区域中心城市、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速度缓慢，城镇化发展受限。
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国家政策扶持和地方政府积极努力下，县域城镇化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53 789.17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6.85∶48.07∶45.08，总人口11 421.53万人，城镇人口6 205.87万人，城镇化率54.33%，建成区面积达到4 335.22 km2[38]。
图1 黄土高原的地理区位
Fig.1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Loess Plateau
注：网络版为彩图。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010年，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率明显提升，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点状分散与面状集聚的分布特征(图2e)。除重点城市城区外，高城镇化率县区主要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主体呈面状集聚分布，平均城镇化率在70%以上。低城镇化率县区数量明显减少，主要分布于青东区、陇东陇中区和晋陕宁蒙接壤地带，城镇化率长期处于30%以下。
(1)变异系数法。变异系数是测度地理数据空间差异性的指标。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县域城镇化的时空差异程度，计算公式为
(1)
式中：C v为变异系数，x i 为区域第i 县的城镇化率，
为各县城镇化率的平均值，n 为县域个数。C v值越大，城镇化发展时空差异越大，反之越小。
GPS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已经广泛应用于航空摄影测量，本案将这一技术用于无人机摄影测量中，完成1∶2000数字正射影像图制作。与传统像控点布设模式相比，GPS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像控点布设减少了(48-20)/48=58%，经检验，其成果基本满足我国现行相应规范要求，大大减少了外业像片控制测量工作量，缩短了生产工期，该技术极大促进了无人机航测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值得推广。后期作者将继续探索GPS辅助空中三角测量在1∶1000、1∶500数字正射影像图制作中的应用。
(2)威廉森系数法。威廉森系数是衡量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性的指标，由美国学者威廉森提出。本文采用威廉森系数法从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测度县域城镇化的地区差异，计算公式为
(2)
式中：W v为威廉森系数，x i 为第i 县的人均
为各县人均GDP的平均值，p i 为第i 县的人口数，P 为区域总人口数，n 为县域个数。W v值越大，说明城镇化水平差异越大，反之越小。
从变异系数来看，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总体呈现缩小趋势。2010—2015年的减小速度最为明显，5年间县域城镇化率差异度减小0.29，说明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均衡性增强。从地理分区看，黄土高塬沟壑区、黄土丘陵沟壑区、河谷平原区、农业灌溉区、高原风沙区和土石山区6大区域的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总体均呈减小趋势，表明各分区内部城镇化县域差异趋于缩小，县域城镇化均衡发展趋势增强。1990年，县域城镇化率变异系数由大到小依次是黄土高塬沟壑区、土石山区、黄土丘陵沟壑区、河谷平原区、农业灌溉区、高原风沙区，说明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黄土高塬沟壑区、土石山区、黄土丘陵沟壑区和河谷平原区县域差异最为明显，而农业灌溉区和高原风沙区县域城镇化率变异系数小于1，人口空间集聚的地区差异相对较小。2015年，县域城镇化率变异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黄土高塬沟壑区、土石山区、河谷平原区、农业灌溉区、黄土丘陵沟壑区、高原风沙区，相较于1990年，分别减小0.68、0.80、0.63、0.46、0.78、0.45，土石山区变异系数减少幅度最大，农业灌溉区变异系数减少幅度最小，表明土石山区县域人口城镇化均衡发展变化趋势最为显著，而农业灌溉区县域人口城镇化则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地域格局，这与不同地理分区的发展条件和功能定位密切相关。
高职院校园林技术专业教师是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关键所在，园林技术专业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若欠缺，势必会影响高职学生专业职业能力的质量，从而影响学生将来在工作中所发挥的实践工作能力，甚至其职业生涯。所以，对于技能型强的高职院校园林技术专业的教师，培养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
我们通常用一个连通的无向图G=(V;E)表示互联网络的拓扑结构,图G的顶点代表网络中的组件,图G的连线代表网络中组件之间的通信联系[1].星图是一个广泛研究的网络结构,而排列图是星图的一类分支,但它的阶却比星图更具有灵活性.排列图是点可迁图也是边可迁图,而且当n≥3,k=n-1时，它同构于星图;当n≥2,k=1时,它同构于完全图.
(3)
式中：q 是城镇化地域分异的决定力指标，h =1,2,…，L ,为影响因素X 的分类数，N h 和N 分别为因素A 的第h 类型和县级行政单元数，σ 2和
分别是h 类型和各县区城镇化率Y 值的方差。q 的值域为[0，1]，当q =0时，表示因素X 对城镇化无影响，县域城镇化呈随机分布；q 值越大，表明影响因素X 对城镇化Y 地域分异的影响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
2.2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县域城镇化的地域差异性深受自然地理要素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影响[25-28]。综合考虑影响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因素，从自然要素、人口要素、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政府投入、居民收支和区位条件等7个探测领域，选择年平均气温、年平均降水量、平均海拔、地形起伏度、人口密度、人均GDP、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财政支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粮食产量、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到国省干线的平均距离等15项指标作为主要的探测因子，分析探测各指标对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和各分区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的作用程度。
城镇化率和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www.geodata.cn)提供的1990—2015年黄土高原城镇化与城市发展数据集[38]，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县级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进行补充。本文主要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达城镇化率指标。气温和降水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海拔高度和地形起伏度通过ArcGIS软件从DEM数据中提取，DEM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SRTM(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90 m分辨率的地形产品数据。县(区)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然资源部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的中国1∶100 0000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2000年以来“撤县设市”和“地市合并”等行政区划调整使得黄土高原县级行政单元发生较大变动，为保证行政单元的一致性和研究结果的可比性，本文按照2015年的行政区划对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行政单元进行归并处理。
3 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特征
3.1 县域城镇化时空变化特征
1990—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突出，时空变化显著，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变化特征(图2和图3)。25年间，全区城镇化率平均值由23.83%上升为54.33%，年均增长率为3.35%。
图2 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率时空格局变化
Fig.2 Spatial pattern changes of county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Loess Plateau from 1990 to 2015 注：网络版为彩图。
图3 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年均变化率空间格局
Fig.3 Spatial pattern of annual change rate of county urbaniz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from 1990 to 2015
注：网络版为彩图。
1990年，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水平整体偏低(图2a)。高城镇化率县域呈点状分布于黄河沿线的银川平原、河套平原和汾河谷地等地区，如银川市、石嘴山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和太原市等，该类地区资源环境条件相对优越，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第二产业发展较快，城镇化率高于50%。而地处青东地区、兰州市周边、宁夏六盘山区、陕北地区，以及太行山和吕梁山山区的城镇水土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滞后，城镇化水平整体低下，城镇化率平均值不足15%。
199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率空间分布有所变化(图2b)，集中表现为宁夏沿黄地区和内蒙古沿黄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而城镇化处于低水平的县区仍分布于青海东部、六盘山区、陕北地区和太行山山区。从县域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变化看，1990—1995年黄土高原县域新增城镇人口237.64万人，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为2.12%，城镇化增长率大于3%的县域占黄土高原县域总数的40%。豫西、晋北、陕西和内蒙古交接地区是该阶段城镇化率高速增长区域(图3a)。
本系统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既需要跨部门、跨区域的协作，又要统筹好基础设施、应用支撑、业务应用等各个层面的系统建设. 因此，根据信息化建设的规律，需要对各部分建设内容进行统筹规划，具体实施安排如下：
2000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图2c)。城镇化率平均值由前期的24.93%上升为26.37%。宁夏沿黄地区、鄂尔多斯高原风沙区和晋陕黄河谷地县域城镇化发展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城镇化率处于30%以上的县区增多；低城镇化水平县域主要位于水土资源匮乏的陇中宁南区和陇东陕北区，大部分县区城镇化率在15%以下。
针对风电齿轮箱试验台的工作特性，所用变频电动机在运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工作点，本项目中用户提出的一些特殊工作点见表1。
200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出现显著变化(图2d)，县域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化率平均值由26.37%上升为33.09%。黄河沿线的兰州、中卫、银川、乌海、巴彦淖尔和包头市，以及汾渭谷地的太原市、西安市和宝鸡市等城区及其周边县区城镇化率在15%以上，部分县区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2000—2005年是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退耕(牧)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助推了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转移，县域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平均值达到6.39%，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大于3%的县区占县域总数的53%，城镇化率高速增长县域集中分布于山西省、宁夏中西部及豫西地区(图3c)。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威廉森系数法、分区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其中，变异系数法和威廉森系数法用来刻画县域城镇化的地域差异[25,28]；分区分析方法主要分析不同自然地理分区的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地理探测器用于探测识别影响城镇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程度。
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率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以较高城镇化率县区为主体，高城镇化率和较低城镇化率县区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图2f)。各地区高城镇化率县区以省会城市和地级市为核心向外拓展，低城镇化率县区仅剩呼和浩特市的土默特左旗和和林格尔县，城镇化率分别为14.62%和14.91%，两县(旗)城镇化依然处于低水平状态。2010—2015年是国家及各地区“十二五”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期，城镇化速度加快，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率平均值由前期的5.14%上升为8.67%，城镇化年均增长率大于6%的县区达到118个，覆盖了黄土高原34.61%的县，城镇化率高速增长的县集中连片分布于青东、兰州、陇中和陇东、宁夏、陕西，以及山西的部分地区(图3e)。
总体而言，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由缓慢增长阶段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由低水平不均衡发展转变为较高水平相对均衡发展，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地域格局呈现出由低增长(高增长)县区转变为高增长(低增长)县区的特征。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中部高而西部低的宏观格局：一方面，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的高城镇化区域形成并逐渐加强；另一方面，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等高城镇化县区的中心性明显，表现出较强的集聚人口和辐射带动周边城镇发展的作用。
1〉 对规划容量已明确、扩建条件较好的厂址，可连续扩建时，要按规划容量作好全厂统一规划、分期建设的总体布置，对本期工程的建、构筑物不应布置在厂区扩建端。
3.2 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特征
县域城镇化区域差异集中体现在人口、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本文采用变异系数和威廉森系数，从人口空间集聚和社会经济发展两个方面测度并分析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区域差异性(见表1)。
从区域地质构造环境分析，此区具有类似大型矿集区产布的成矿地质环境、各种成矿因素耦合关系显著性和矿种多、类型复杂等特征，有较大的矿产资源潜力，有望找到规模大的金、铜矿床。
(3)分区分析法。为了更好地揭示黄土高原地区县域城镇化内在变化趋势和地域演化的动因机制，综合分析黄土高原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空间组合特征和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等实际情况[37]，将黄土高原地区划分为黄土高塬沟壑区(94个县)、黄土丘陵沟壑区(64个县)、河谷平原区(73个县)、灌溉农业区(33个县)、土石山区(69个县)和高原风沙区(8个县)6个地理分区(图1)。本文以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分区为基础，采用分区分析方法探讨各分区县域城镇化的空间差异性和地域分异特征。
从威廉森系数来看，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威廉森系数整体呈现减小趋势。1995—2000年的减小幅度最大，5年间县域社会经济差异度减小0.82，说明黄土高原县域经济发展地域差异缩小，区域空间均衡性增强。从地理分区看，1990年威廉森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农业灌溉区、土石山区、黄土丘陵沟壑区、河谷平原区、黄土高塬沟壑区、高原风沙区，表明农业灌溉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地域差异最大，而高原风沙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相对较小。2015年，威廉森系数由大到小演变为高原风沙区、黄土丘陵沟壑区、土石山区、农业灌溉区、黄土高塬沟壑区、河谷平原区，25年间黄土高塬沟壑区、黄土丘陵沟壑区、河谷平原区、农业灌溉区和土石山区威廉森系数分别减小1.06、2.11、2.51、3.04和2.28，高原风沙区增加0.84，表明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高原风沙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增大，而其余5大区县域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性趋于缩小，其中农业灌溉区县域社会经济差异缩小最为明显。
表1 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
Tab.1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urbanization level in the Loess Plateau from 1990 to 2015
4 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与动因机制
4.1 区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成因
在地理空间上，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与区域自然环境、人口密度、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政府投入、居民收支和区位条件等要素具有不同的结构组合和分布特征(图4)。本文通过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判定识别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区域尺度上，设定的7个探测领域的15个指标因子均通过显著性检验(P <0.000)。各因子作用程度依次是非农产业产值比重(0.645)、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559)、人均粮食产量(0.519)、人口密度(0.436)、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0.38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34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340)、城镇固定资产投资(0.230)、农民人均纯收入(0.215)、人均财政支出(0.169)、到国省干线的平均距离(0.154)、地形起伏度(0.141)、平均海拔(0.072)、年均温度(0.059)和年平均降水量(0.058)，表明社会经济、政府政策、居民收支和区位条件等因素是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自然条件因素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本文综合考虑行政单元的完整性和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依据《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分区研究》[37]，按县域行政单元边界确定黄土高原范围，选定341个县级(区、市、旗)行政单元作为研究区域。区域总土地面积64.87万km2，占国土面积的6.76%；自然地理要素地域差异大，海拔500～3 000 m，高塬、丘陵、平原、干旱草原、高地草原和土石山地等宏观地貌单元广泛分布。该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200～700 mm，多年平均气温9～12 ℃。
图4 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率与要素地域组合的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combination distribution of county urbanization rate and elements in the Loess Plateau in 2015
注：网络版为彩图。
(4)地处黄土高原地区的关中平原、宁夏平原、河套平原和汾河谷地地势相对低平，水土资源丰富，区位条件优越，农牧业发展历史悠久，容纳了较大规模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县域城镇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快，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形成了关中平原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和晋中城市群等国家重点建设和培育的城市群，是黄土高原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区域。该类地区县域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善，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和向中心城市转移稳步推进，县域城镇化处于较高水平。
按照“厚基础、强应用、有特色”的原则，精简课程体系，设置实用性、前沿性强的专业课程，补齐短板，增加关联大、交叉多的基础课程开设，打破专业与学科之间的横向壁垒，积极开发综合性特色课程。通过调研学生对知识的多层次需求，适当增加选修课数量，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从全面提升和完善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出发，制订符合社会需要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5]鼓励教师将最新学术动态、技术成果和创新经验融入课堂教学。
由是，孟子将太史克的家内三伦予以改造与扩展，向上及于国家，向下及于社会，而以家为中心，整合三者为一体。
(3)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处于高水平的县区主要分布在各省区的省会城市和部分地级市及其周边地区。省会城市包括西安市、兰州市、银川市、太原市、呼和浩特市和西宁市，是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城镇人口密度较大，政府和企业投资强度大，非农产业产值占比重高，对内(外)交通条件便利，吸纳农村及周边县区人口转移和就业的能力强，城镇化水平高；地级市主要涉及白银市、石嘴山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大同市和榆林市等资源型城市，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有效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40]，支撑了城镇规模扩展和开发建设，县域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地区集聚，因而城镇化发展长期处于高水平状态。
人生如一幕璀璨的星夜，无数流星一瞬而过，美丽过后却未留下任何痕迹。而梦想，却如那颗启明星，永远闪耀在远方，指引着那些晚归的旅人回家的路，于是，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人们总是在心底默默憧憬着梦想，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努力。只为那一方执着，为那一丝星光而执着，而每一次的触及，都令人惊艳。
(2)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处于中等水平的县区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黄土高原的交接过渡地带，以及太行山和吕梁山山区。该类地区的大部分县区以传统农业和牧业生产为主，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较大比重，工业化水平低，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人口市民化进程缓慢，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低，城镇化和工业化尚处于由起步发展向加速发展转变的过渡阶段，造成当前县域城镇化处于中等水平。
4.2 分区城镇化地域分异成因
为了深入揭示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形成的动因机制，在对6大地理分区内部各要素进行聚类分级的基础上，采用地理探测器测度各分区不同因素对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产生的影响力，揭示各分区县域城镇化地域格局形成的动因机制(表2)。
(4)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和利用空间分异性的工具[39]，由因子探测、风险探测、生态探测和交互作用探测4个模块组成。本文运用因子探测器模块，诊断识别影响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用q 值度量，计算公式为
表2 黄土高原6大地理分区城镇化地域差异影响因素探测结果
Tab.2 Results of geographical detector analysi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different elements in six geographical divisions of the Loess plateau
(1)黄土高塬沟壑区覆盖94个县(区)，总面积20.00万km2，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30.83%，主要包括渭北旱塬、陇东和陇中黄土高原等地区，县域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越，拥有以兰州、西宁为中心的兰西城市群。1990年以来，县域城镇化率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周边高、中部低的变化规律。从地理探测各要素对城镇化影响的q 值(表2)来看，决定该区城镇化格局形成与发展的主导因素是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663)、非农产业产值比重(0.602)、农民人均纯收入(0.464)、人均粮食产量(0.454)、人口密度(0.425)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409)等，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是该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该区中部是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以传统农业为主，资源匮乏，贫困人口集聚，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转移速度慢；东部靠近关中、西部靠近兰州和西宁，在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下，消费品市场繁荣旺盛，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居民收入不断上升，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
(2)黄土丘陵沟壑区横跨晋陕蒙三省(区)的64个县级行政单元，总面积14.00万km2，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21.58%，该区沟壑纵横，地形破碎，梁塬峁等黄土地貌广泛分布，水土资源匮乏。1990—2000年县域城镇化发展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2000年以来，县域城镇化格局的不均衡发展趋势增强。利用地理探测分析各要素的q 值(表2)，发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465)、城镇居民人均支配收入(0.414)、非农产业产值比重(0.322)、人均财政支出(0.271)、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0.241)和人均粮食产量(0.219)等是该区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2000年以前，该区县域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1998年随着陕北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的启动建设，经济区位条件明显改善，以榆林和延安为中心的县域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41]，工业化快速推进，城乡居民收支显著增加，人口非农化转移速度加快，助推了县域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同时，由于该区县域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矿产资源储量、开发条件和利用程度等差异大，造成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使得城镇化地域差异愈发明显。
(3)河谷平原区呈新月形分布于汾河和渭河谷地，涉及晋陕两省的73个县域单元，总面积6.36万km2，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9.80%。该区内部地势低平、水量相对充足、光热资源丰富，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和经济活动中心地带。县域城镇化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均呈中部低、周边高的空间格局。从地理探测各要素的q 值(表2)看，人均粮食产量(0.800)、非农产业产值比重(0.766)、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74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617)、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0.415)、城镇固定资产投资(0.414)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338)等是该区城镇化地域格局形成的主导因素。该区中部县区是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区，人口密度较大，粮食生产基地建设限制了县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北部是山西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以太原盆地城镇密集区为主体的太原城市群；南部县域是关中平原人口最密集地区，经济发达、产业基础雄厚，形成以西安(咸阳)大都市为核心，以宝鸡、铜川、渭南等地级市为次核心的关中平原城市群，非农产业发展快，商贸繁荣，城乡居民收入高，农村人口的地域转移和职业转移稳步推进，实现了城镇化的健康快速发展。
(4)农业溉灌区由宁夏引(扬)黄灌区和内蒙古河套平原灌区的33个县域单元组成， 总面积5.87万km2，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9.05%。该区水土资源相对充足，在黄河滋养下发育形成大片绿洲和大面积农灌区，拥有以银川市为中心的宁夏沿黄城市群和以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为中心的呼包鄂城市群。1990年以来县域城镇化呈现出东高西低、中部高南北低的地域分异格局，且西部县区城镇化上升速度快于东部县区，2010年后上升趋势明显增强。地理探测分析结果(表2)表明，人均粮食产量(0.764)、非农产业产值比重(0.688)、人口密度(0.57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53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513)、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0.420)、人均财政支出(0.371)、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334)和到国省干线的平均距离(0.321)等是引起该区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的主导因素。中部县区地理区位条件优越，人口密度较大，县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农业生产技术的更新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居民收支逐年增加，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南部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北部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边缘地带，降水稀少，蒸发强烈，常年依靠黄河水灌溉，农牧业在县域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转移缓慢，县域城镇化水平低。
(5)土石山区从北向南连接晋蒙豫三省(区)的69个县域单元，总面积10.72万km2，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16.53%。该区是黄土高原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区。1990—2015年，县域城镇化呈现出南高北低、东西低中部高的地域分异格局，2000年后该趋势进一步增强。根据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影响因素地理探测分析结果(表2)，人口密度(0.766)、非农产业产值比重(0.714)、人均粮食产量(0.578)、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0.539)、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499)、人均财政支出(0.43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349)和到国省干线的平均距离(0.331)等是该区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形成的主导因素。该区南部以洛阳市、三门峡市和郑州市的部分县区为主体，区位条件优越，人口密度大，县域非农产业产值比重高，城乡居民收支总体较高，政府财政投入强度大，人口非农化转移速度较快，城镇化水平整体较高；北部主要以乌兰察布市、大同市和朔州市等市的部分县区为主体，人口密度较低，县域经济规模小，基本农田保护和粮食生产基地建设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同时，该区东侧县(区)又地处太行山山区，自然资源贫瘠，交通基础薄弱，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贫困问题突出，县域城镇化发展受限。
(6)高原风沙区呈梯形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腹地，包括鄂尔多斯市8个县(区)和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总面积7.92万km2，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12.21%。该区以毛乌素沙地地貌类型为主，气候干旱，降水稀少，风蚀剧烈。鄂尔多斯市是典型的能源资源型城市，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三次产业结构由1990年的48∶25∶27调整为2015年的2∶57∶41，工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38.44亿元上升为2015年的2 131.19亿元，区域经济由以农牧业为支撑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在地理空间上，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大，整体上呈现出北高南低、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2000年后该趋势显著增强。各要素地理探测分析结果(表2)显示，平均海拔(0.539)、城镇固定资产投资(0.52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0.523)、非农产业产值比重(0.523)和人均粮食产量(0.523)对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影响深刻。该区地形复杂，平原、丘陵、山区、波状高原、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等五大地貌类型均有分布，是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载体。2000年以来，随着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县域社会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用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增大，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促进了人口向城镇地区集聚。但长期以能源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和房地产刺激下的城区大规模扩张，造成社会经济转型困难和住房严重过剩，资源诅咒和“鬼城化”现象日渐突出，县域城镇化发展面临挑战[42]。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统计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区域和分区两个层面研究了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时空变化特征、地域分异格局及区域差异程度，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揭示了黄土高原及其各分区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形成的动因机制。
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时空变化显著。县域城镇化由缓慢增长阶段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空间格局由低水平不均衡发展转变为较高水平的相对均衡发展，城镇化率增长速度地域分布呈现出由低增长(高增长)县区转变为高增长(低增长)县区的特征。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东中部高而西部低的宏观格局:一方面，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的高城镇化区域形成并逐渐强化；另一方面，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等高城镇化县区的中心性明显，表现出较强的集聚人口和辐射带动周边城镇发展的作用。
1990—2015年，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变化明显。在人口城镇化方面，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地域差异总体呈现缩小趋势，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均衡性逐渐增强。从地理分区看，黄土高原6大地理分区的县域城镇化地域差异也呈减小趋势。在经济城镇化方面，县域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地域差异逐渐缩小。从地理分区看，高原风沙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增大，其余5大区县域经济发展地区差异性趋于缩小，其中农业灌溉区缩小最为明显。
黄土高原及其各分区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的形成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县域经济发展阶段、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粮食产量、人口密度、到中心城市的最短行车时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是影响城镇化水平及其地域分异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经济发展滞后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山区，县域城镇化发展受到经济基础薄弱和水土资源匮乏的双重约束；矿产资源富集区县域在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失业率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经济社会转型困难等诸多问题；传统农牧业生产区县域城镇化发展受到粮食主产区主体功能定位和生产技术落后的约束，城镇化进程缓慢。
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应依据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要素的地域差异性分类推进。黄土高原县域之间及其内部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等要素的地域差异大，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合理定位、分类推进：黄土高塬沟壑区可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农村土地整治，提高农业产出水平；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黄土丘陵沟壑区应依托现代科技，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鼓励自然资本流转交易，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吸引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推进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河谷平原区应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改善交通区位条件，加快城市群建设，推进产业集聚和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农业灌溉区应实施集约型城镇化，拓展城镇地上地下空间，推进节约集约用地；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促进产业、人口、资金等要素向城镇地区集聚。土石山区应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重点发展中小城镇，撤村并点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对内(外)交通条件，提升非农产业发展水平。高原风沙区应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转型升级，改造能源重化工产业和传统农牧业，发展商贸物流等第三产业，拓展城镇就业空间，吸引人口向城镇集聚。通过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推动产业发展、人口集聚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实现新时代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通过对郎酒高温制曲进程中，细菌与真核微生物菌群演化规律比对分析，可发现一些共同特征：（1）新曲入库时（T0），微生物种类较多，但优势菌群未显现；（2）在第1次翻曲（T1，65℃）和第2次翻曲（T2，59℃）阶段，耐高温优势菌群显现和富集，表明高温对曲块优势菌群有筛选与富集效应；（3）与T1和T2相比，在T3、T4阶段，优势菌群的组成及其丰度均有变化；（4）在后期储藏（T5）过程中,部分优势菌群相对丰度显著提升或减少。表明，曲块储藏是制曲必要阶段。
本文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统计分析与空间分析、整体分析与分区分析方法相结合，聚焦于县域尺度，研究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及演化过程，揭示黄土高原地区及不同分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探究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地域分异格局演化的动因机制，深化了人文地理学空间演化研究中的格局-过程-机理研究范式。在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及区域发展战略决策的背景下，黄土高原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统筹推进,人口、土地和产业城镇化的协调演进,城乡地域系统的转型重构,城乡发展的资源环境影响机理等问题是新时代中国城市与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领域。
在日常管理中，只有规定的人员（主管人员或船长、部门值班员）和经过许可的人员才可以进入，如驾驶台，只有船长、驾驶员、值班水手和经过许可的人员才可以进入驾驶台，其他人未经许可进入就被视为禁止的。限制区域标识，必须保持清晰可见，一旦因保养被覆盖或年久掉色等，必须重新标识，保安巡逻过程中应重点对限制区域严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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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China
SONG Yongyong, MA Beibei*, LI Wubin, DONG Chaoyang, DAI Lanhai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 Taking the 341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the Loess Plateau as the study subj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ical differenti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from 1990 to 2015 were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using the method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zoning analysis and geography dete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rbanization level of the county in the Loess Plateau showed a steady upward trend, and the urbanization rate increased from 23.83% to 54.33% from 1990 to 2015. Geographically, the macro-pattern was low in the west and high in the east and middle regions. The centrality of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other high-urbanized counties was obvious. Area of high urbanization rate centered on the Ordos Plateau being gradually strengthened. Since 1990,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nty have shown a decreasing trend,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trend of county urbanization county in the Loess Plateau has been obvious. In geographical divisi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wind-sandy area of Loess Plateau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ther districts tend to shrink.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county urbanization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mainly inclu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portion of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per capita total retail sales of consumer goods, per capita output of grain, population density, the shortest travel time to central cities and urba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Therefore, regional urbanization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positioned and promoted according to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conom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be coordinated through regional function optimizing, industrial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agglomer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steady improvement of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in Loess Plateau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 county urbaniza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driving mechanism; geographical detector; Loess Plateau
引用格式： 宋永永，马蓓蓓，李武斌,等.黄土高原县域城镇化的地域分异与动因机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47(4)：9-21.[SONG Y Y, MA B B, LI W B, et al.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China[J].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8,47(4): 9-21.]
DOI: 10.15983/j.cnki.jsnu.2019.04.442
收稿日期： 2018-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2014FY210100);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8YFD1100101)
*通信作者： 马蓓蓓，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产业与城市社会。E-mail:mabb@snnu.edu.cn
中图分类号： F301.2;F299.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4291( 2019) 04- 0009- 13
〔责任编辑 程琴娟〕
标签：县域城镇化论文; 地域差异论文; 动因机制论文; 地理探测器论文; 黄土高原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