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刚[1]2005年在《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研究》文中指出现行的国际汇率制度赋予每个国家选择不同的汇率制度的自由,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有着不同的汇率制度安排,合理的汇率制度安排将有利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实现内外的经济均衡目标。文章首先介绍了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演变的历史,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经济环境进行了分析,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发展中国家在选择汇率制度时面临着许多困难,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都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本文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种困境进行了分析。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趋势,本文对此趋势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国内外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这方面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本文将就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安排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主要介绍了原罪论,害怕浮动论和中间空洞论假说。不同的汇率制度与国家的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显着的相关性呢?文章对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因素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接着本文对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进行了横向比较,旨在通过这样的比较得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和经验总结。最后介绍了我国汇率制度安排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方案。
段晓航[2]2016年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研究》文中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无疑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改革的主旋律,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的国家通过利率市场化一举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也有国家在利率市场化之后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国内学术界有关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探讨和争论,自1996年我国正式开启改革以来,就从未中断过。但有一点是学者们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尽管有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早期关于利率市场化的研究,多集中于论证利率市场化的积极作用、模式以及路径选择,但对于今天即将全面放开利率管制的中国来说,清晰地认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且紧迫,只有充分了解改革道路上可能出现的风险形式,做好风险预案,才能防患于未然,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动机所在。本文共有五章,可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绪论和第二章国际经验概述。这一部分主要是叙述总结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各个代表性国家的发展过程以及前人对此的研究成果,从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模式、效果等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还简要介绍了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影响最大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约束论”,为本文的写作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包括第叁章微观风险和第四章宏观风险分析。这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具体的分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微观层面主要采用对比分析法,重点考察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和个体经营形成的冲击,并简要介绍了两种常用的利率风险管理模型。在宏观层面则采用GARCH-BEKK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考察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利率和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指出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引发的汇率风险。第叁部分包括第五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概括总述,并结合当下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在肯定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对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改革经验的分析,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类型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尽可能对各类风险的影响后果给予量化的分析,同时指出部分风险的应对策略,为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赵家悦[3]2017年在《中心—外围视角下国际资本流动非对称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心-外围”理论是基于贸易渠道解读非对称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视角,揭示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21世纪以来,金融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资本流动成为继贸易往来之后,连接全球的新载体。根据资本流动格局的特征,可以推测“中心-外围”理论在资本流动中同样存在,非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其运转动力,美元霸权支撑美国成为最主要的中心国家。基于此,本文提出全球资本流动的两个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1)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对称性;(2)全球资本流动引发的全球财富分配结果具有非对称性。在梳理资本流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通过回顾主要介绍“中心-外围”理论的发展,并构建“中心-外围”理论与资本流动的联系,提出全球资本流动同样具备“中心-外围”不对称的特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作为外围国家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的假设。结合中心外围框架在贸易层面的运转模式,本文提出,有两个可能实现的途径:途径一是中心国家通过金融周期影响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并“施加”给身处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二是通过资本流动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使得中心外围框架在资本流动格局中得以持续。为检验中心国家通过金融周期影响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这一途径,本文首先通过回顾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理论,并基于Fernandez-Arias和Montiel提出的影响资本流动因素的推力-拉力的框架,通过加入典型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对52个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受外部推力因素影响明显;进一步通过对32个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建立GVAR模型,使用方差分解的方法得到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外部推力影响明显大于国内拉力的影响,且拉美地区较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受外部推力影响更为显着。为考察现阶段资本流动利益分配是否平等,本文借鉴了丁志杰和田园(2016)提出的基于财务绩效指标的分析框架,对138个样本国家2004年至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测算发现,在资本流动格局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确存在不平等的利益分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更大的债务人却享受了更多的正收益,而发展中国家在输出资本的同时还要支付成本,并且收益率受金融周期影响较发达国家更为明显。其中,净收益率的差异主要因为发展中国家为使用外资支付了过高的成本,而非发达国家获得了显着的高收益。收益的波动性差异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流入中处于被动地位,资产价格和汇率等因素易受到外部冲击,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受到发达国家的波及,成为过剩资金的“泄洪区”,造成表外收益率的巨大变化,进而导致净国际投资头寸的蒸发。接下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资本流动的管理进行了回顾,通过对其近期提出的资本流动管理框架进行了梳理,发现IMF虽然意识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流动管理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资本自由流动与成员国资本账户开放仍是其主要的政策导向。除此之外,IMF虽然已意识到推力因素在资本流动影响因素中的重要作用,也提出应对资本流动的来源国的政策予以关注,但并未提出行之有效的响应对策。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在资本流动管理与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际规则中争取主动权,对资本流动进行常态化管理,抑制跨境资本流动的负面影响,确保在开放中获益,并主要着手于对资本流入的管理的建议。
范云凤[4]2004年在《汇率制度和经济绩效》文中研究指明没有一种汇率制度可以在所有时候适合所有的国家，在有关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上，理论界是没有一致意见的。随着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的不断发生，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关注重点也转向每种汇率制度安排在防范风险的能力方面，讨论集中于哪一种汇率制度更适合应付日益增长的国际资本流动性与世界资本市场的不稳定性。而本文认为，汇率制度选择的关键是要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经济绩效进行比较研究，看是不是有一种汇率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好于其他制度，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特征，这种比较研究更加必要。文章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汇率制度的发展历程、学术界的新共识及汇率制度理论的新发展，并着重阐述了目前流行的几种汇率制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接着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差异及防范危机的能力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存在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并结合现实情况初步分析了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问题。
邓敏[5]2012年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时机抉择及政策选择》文中指出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虽然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都表明,金融开放将加快一国经济的增长,但实证研究不仅未发现金融开放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有力证据,而且这些国家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也引起大家对金融开放的反思。本文以金融开放综合效益为视角,通过研究初始条件对一国金融开放效益的作用,并总结新兴经济体的经验,从而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的实践提出政策建议。论文一共分为六章。论文的第一章为导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的主要目的和分析方法,以及全文的主要内容和整体框架安排。论文的第二章主要对国内外学者在金融开放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文献综述,我们按照研究逻辑分别从对金融开放的定义、金融开放的衡量、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经济金融风险效应等四个方面进行评述。论文的第叁章讨论了金融开放初始条件的理论来源,并对初始条件对金融开放效益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论文的第四章主要内容是建立金融开放初始条件评估系统,并基于金融开放综合效益,检验估计了各初始条件的门槛目标值。论文的第五章通过简单回顾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和开放初始条件的发展状况,运用上一章建立的金融开放初始条件评估系统,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1980年到2010年)实施金融开放的经济金融条件成熟度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我国金融开放的政策建议。论文的第六章通过总结新兴经济体实践经验,给出发展中国家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政策建议。
方先丽[6]2003年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风险防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全球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获得巨大发展，各种国际经济机制开始形成，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趋于一体。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已经显露。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政治出现历史性变革，信息技术促进全球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经济全球化成加速之势。今天，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顺应这一潮流，迎接这一挑战，就能从这一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甚至在这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中迅速崛起，正如世界经济200多年历史中每一次大的变革都造就出几个新的强国一样。相反，如果在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中固守封闭式的发展道路，那么就必然为历史所淘汰。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结构是一个存在着多种不平等的结构。一是决策权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者，而发展中国家只是规则的接受者。二是地位的不平等，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包括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和现代金融业都来自于发达国家。叁是后果的不平等，全球化的不利后果大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作为“双刃剑”更多地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的。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是战后对全球经济最大的一次金融冲击，对这些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近年来，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防范已成为各国特别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金融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一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很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引发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波，并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如何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各国金融危机已经反复证明，如果一国在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上认识不足或处理不当，就会威胁到自身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而一国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就可能会演变为一国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甚至国家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开放，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须进一步开放经济。
卢静[7]2006年在《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研究》文中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指的是在人类社会日益发展与开放的客观现象和必然趋势下,世界各国通过自愿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保持与外部世界不断和经常地进行物质、人员、信息的交换、流动和联系,以实现促进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把对外开放作为谋求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选择。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形成了多样化的对外开放模式,如政府主导型、政府导向型、市场增进型和市场导向型,尽管各模式之间差异较大,但只要是从本国国情出发,符合国际运行规则的对外开放模式一般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对外开放的核心目标是发展。在对外开放中,经济增长往往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社会政治发展经常受到忽视,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所以,在对外开放、谋求发展的进程中,不仅要重视经济的增长,也需要社会的公平与政治的民主化,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应该是“以人为本”。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需要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通过参与、协调与合作等方式来解决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以创建和维持一个公正、合理,有利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全球治理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在承受经济振荡能力方面还比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是十分有益的。一方面,对外开放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才能为对外开放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20多年的对外开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回顾中国的对外开放历程,可以总结出一些基本的经验,为本国、也为其他谋求发展的国家以吸取和借鉴。今后,中国以“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基本理念为指导,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向更高水平前进。
徐光[8]2007年在《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开放的福利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银行业开放及其效应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与实践课题,各国在银行业开放实践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开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将产业组织理论应用到银行业开放问题的研究之中,深化了对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开放及其效应的认识,并为分析和解决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新的理论平台。本文从银行产业组织结构的视角出发,以“银行业开放的福利效应研究”为主题,通过构建银行业竞争的理论模型,分别研究在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下银行业的福利状况,银行业对国内开放条件下(国内银行的古诺竞争)的福利状况,在对外资开放条件下(国内银行业和外资银行古诺竞争)的福利状况。从叁个理论模型的福利比较得出,即使在封闭市场条件下,随着国内银行市场竞争的加剧,也将有利于提高银行市场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也可以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首先对内开放以提高效率的举措。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国内银行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最终效率的提高通常是有限的。因此,银行业开放(允许外资进入)对于提高银行业福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而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在本文研究假设条件下(在成本效率和信用风险程度对称的前提下),外资银行进入可以增加消费者福利,但不一定有助于东道国整体福利的增进。如果国内银行体系相对无效率,并且预期不良贷款比率较高时,对外开放银行体系,引入效率更高和风险管理能力更强的外资银行,将有助于银行业总体福利的增进。之后运用中东欧11个发展中国家353家银行的数据验证理论假设,实证结果表明,外资银行确实要比国内银行更具效率,并且外资银行进入促进了这些国家银行整体效率的提升,银行业利差的缩小,国内银行盈利水平的降低以及总信贷供给的增加。因此,外资银行进入虽然会将降低国内银行的利润水平,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仍具有正的福利效应。在对银行业开放福利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分析了银行业开放和金融稳定性的关系,这是银行业开放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既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存在正面的影响机制。而经验证据表明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会带来更稳定的银行体系和进一步降低信贷波动,但是这些证据依然有限。最后讨论了中国银行业开放的历程和一些重大实践问题。从进入影响来看,外资银行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资银行经营理念的提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对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高和银行业改革的深化产生了一定的示范和溢出效应。但受制于制度约束和市场份额低等因素,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的竞争压力有限,对中国银行业整体效率提高的贡献有限,也并没有导致利差缩小、国内银行利润下降。还在对中国银行业开放实践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深化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必要性和提高国内银行竞争力的路径。
徐融[9]2017年在《“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FDI的关系研究》文中指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开放和融合,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跨国公司等投资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方式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分享政策红利的同时,也会面对主权信用风险等诸多挑战。主权信用评级是主权国家宏观经济信息的集中体现,能够起到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对于投资者,尤其对于海外投资经验不足的中国投资者而言,主权信用评级能够成为其分析、监测国家风险的有效工具。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和FDI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共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首先介绍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主权信用评级、FDI以及两者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然后阐述本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最后介绍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是理论基础。通过重点回顾主权信用评级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理论、主权信用评级与FDI相关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后文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第叁章是现状分析。本文将“一带一路”国家按照总体、经济发展程度和地区分为叁个层次,然后对每个层次的主权信用评级变化趋势、评级调整频率、FDI和中国OFDI四个方面的现状进行分析。第四章是主权信用评级模型的测算和评述。首先阐述或有权益分析法(CCA模型)的原理,并使用CCA模型测算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的CCA评级,最后对比和评述CCA评级与国际评级(标准普尔和穆迪评级)模型的优点和局限性。第五、六章为实证分析部分。第五章首先探讨“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FDI的关系;第六章则进一步聚焦到“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中国OFDI的关系。实证分析部分首先对比分析CCA和国际评级的实证结果;然后以国际评级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同时对空间相关性、时间样本异质性、变量滞后性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第七章为研究结论、政策启示和研究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如下五点。第一,CCA评级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验证。第五、六章的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CCA评级的解释能力不强,CCA评级与标准普尔、穆迪评级的估计结果出现符号相反的情况。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叁点:首先,CCA评级所承载的信息量不足;其次,使用标准普尔“主权信用评级和积累违约率转换表”将违约率转换成CCA评级时产生偏差;最后,CCA评级样本量不足导致实证结果可能有偏。由于目前罕有文献使用CCA评级进行实证检验,因此CCA评级实证结果在本文中以探索性研究为主。第二,“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FDI的关系较为显着。国际评级的实证结果显示:从“一带一路”国家总体来看,主权信用评级与FDI有显着的正向关系,FDI规模会随着主权信用评级的升高而增加;从经济发展程度分类来看,“一带一路”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与FDI有显着的负向关系,“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与FDI有显着的正向关系;FDI对发达国家评级的变动更加敏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市场规模、资源出口、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贸易开放度均对FDI有较为显着的吸引力,发达国家在上述因素的变化对FDI的影响程度更大。第叁,“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FDI的关系较为稳健。专题讨论从空间相关性、时间样本异质性、变量滞后性叁方面对“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FDI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考虑空间相关性之后,“一带一路”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与FDI关系依然显着为正,而且各国FDI存在空间依赖关系,即一国周边国家FDI流入对该国FDI流入有促进作用。从时间样本异质性来看,主权信用评级与FDI的关系在金融危机前后均较为稳定,显着性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增强。从变量滞后性来看,当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序列与原序列实证结果基本一致。第四,“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中国OFDI的关系较为显着。国际评级的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国家总体、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均与中国OFDI呈现显着的负向关系。相比而言,发达国家评级降低更能吸引中国oFDI的流入。发达国家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方面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更强,发展中国家在资源出口和贸易开放度方面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更强,表明中国OFDI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动机有较为明显的区别。第五,“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中国OFDI关系的稳健性较弱。在考虑空间相关性之后,“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国OFDI存在空间依赖关系,但两者关系不再显着。从时间样本异质性来看,“一带一路”国家总体和发达国家的评级与中国OFDI在金融危机前为不显着的正向关系,在金融危机后变为显着的负向关系,表明“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与中国OFDI的关系并不稳定,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而产生变化。从变量滞后性来看,当使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序列与原序列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谢银玲[10]2010年在《上市公司对外资敌意并购之反收购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全球跨境企业对中国内地上市公司的敌意收购为考察对象,以公司自身治理的法理基础为起点,通过世界并购浪潮对现代企业的洗礼、国际组织有关并购的立法和实践分析,以及世界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地区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政策的研究与借鉴,试图为现行的中国外资并购相关立法提供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对外资敌意并购的防御献策,并建立一个更加坚实的法律后盾。本文正文五章,前缀绪论,正文焦点有叁:一、发展中国家外资并购之价值分析(第二章第叁节);二、现行外资并购法制体系之商榷(第四章第叁节);叁、完善我国反收购法制之对策(第五章第叁节),各章内容概述如次:第一章“上市公司并购防御与治理原则微观分析”彻底揭露上市公司并购中各个公司主要内部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制衡关系,以便从法理上确认管理层并购防御权的正当性。本章以上市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价值为起点,从公司治理角度,较深入地分析并购活动与公司治理的联系,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原则对反收购的作用,论证上市公司管理层并购防御权之法理基础,并在文中确认:中国上市公司在被收购的过程中,核心管理层──董事会对外来并购防御有法定的防御权,这为上市公司面临敌意收购的防御判断建立了一个更加专业的基础。内容包括第一节“上市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之价值分析”(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相关的治理问题)、第二节“经营权的法理基础”(董事权利与义务论证)以及第叁节“上市公司并购防御措施之治理基础”(反收购理论争议之核心及并购防御权之归属)。本章结语:“反收购措施不破公司治理原则”将上市公司董事会的防御决策置于其经营权的本职任务,视反收购措施为经营管理的至高表现。第二章“跨境敌意并购之反收购动因、风险及东道国价值论证”为本文所涉有关经济方面之核心理论,涉及古典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帕累托效率概念以及国家竞争力钻石模型理论等多种与市场经济追求有效竞争的相关理论,目的是对当代企业跨境并购的缘起有一根本性的掌握。为完全透视企业外部成长的价值及发展中国家的两难性,本章以比较充裕的篇幅从经济及管理学角度论证企业并购的不可避免性及反收购的必要性,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外资的需求以及国家经济安全发展全局的平衡中,应谨慎规范跨国并购的防御规制。内容包括第一节“跨境敌意并购之理论进路”、第二节“反收购措施之风险结构”以及第叁节“发展中国家外资并购之价值分析”。从本文的题名“上市公司对外资敌意并购之反收购对策研究──以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为视角”可看出,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选择将成为本文的根本点,本节将提示本文最终将要传达的:国家对利用外资有怎样的价值选择就会有怎样的经济政策,同时就会有怎样的外资立法(当然包括外资并购立法)。本章结语最终得出:“发展中国家之并购防御法制必慎裁独断”,意指外资政策思虑要审慎、果决,谨防迷失核心价值。第叁章“国际跨境并购竞争规制之比较分析”涉及国际间有关并购的法理、实际法规、实务分析,具体依该国或地区并购法制史在两大主要法系之代表性、与中国竞争立法的相关性、亚洲并购竞争法制最先进代表国家、中国社会条件相似性,以及与我国国情紧密性等五个因素为标准,选取美国、德国、欧盟、日本、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六个代表性国家及地区作为阐述目标,分析了世界历经几次并购浪潮后,两大法系的几个代表性国家及地区的并购与反收购规制的发展进程及其竞争法制的实践经验,观察在并购活动全球化下,各国家、地区乃至各国际组织的竞争政策与规制之发展概况,何以为中国现行相关制度参照系。内容包括第一节“普通法系国家竞争法制与反收购规制之实践分析”、第二节“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竞争法制与反收购规制之实践分析”、第叁节“区域组织竞争规制典范──欧盟”以及第四节“国际组织关于投资竞争规制之现况”。本章的结语“趋同乃现实不必是理想”说明经济全球化后,世界各国外资立法的自然融合现象。第四章“我国上市公司外资倂购法制体系分析”旨在为我国现行倂购与反收购法制概念与体系及其缺漏之总体检。本章为本文研究的“重磅区”,在检阅国际有关竞争法制及外资立法例后,回到中国的现行上市公司并购立法与实践现况。全文涉及我国现行规范并购业务数十部主要法律法规的梳理,以及整体并购系统成长空间的抽象总结,为尽量顾及规范阐释的忠实性,本章行文平铺直述,诌议不讳,期能比较准确地掌握我国现行并购法制的优势与缺点。内容包括第一节“现行并购基本法制”、第二节“外资并购专门法制”以及第叁节“现行外资并购法制体系之商榷”。结语题为“今非昔比的价值选择”,从我国现行外资立法的政策与思路,揭示国家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价值选择。第五章“再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法制对策之诌议”作为本文的研究目的及结论,本章试图从我国自成体系的现行并购相关法制中,为上市公司的反收购措施抽离出适法的与无法规支持的,并于当下无法施行的反收购措施分析之中,开辟解决的途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再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反收购法制提出对策与修法建议,希望为未来“中国企业并购规范与制度指南”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内容包括第一节“现行法制下反收购措施之适用分析”、第二节“现行法制适用反收购措施之瓶颈”以及第叁节“完善我国反收购法制之对策”。第五章作为本文的结论,其结语“巨人肩膀的登高望远”也传达了本文的重要精神。英国首相布朗(Gordon Brown)于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的全球最大经济体G20高峰会议的闭幕新闻发布会称“《华盛顿共识》的时代已经结束”,事实上“华盛顿共识”时代的结束暴露的是一种思维(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念)在历史长河中因过度消费而导致的能量耗尽。人类理性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其“选择性”,理性的动能创造了世界的多样性,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者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选择项,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选择项,将某种价值观强加于所有的对象就是一种“思维的过度消费”,这种傲慢恰恰是反理性的。是以,即使在多元复杂的全球化经济网络,无所谓从一而终的经济发展理论,“永远的宏观微调”是政策不妨碍法制的不二原则。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双方过招,对比的结果,明显可见:政府那只鞭策市场的手,轻重不一,则效果各异。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首次见证了极端“自由市场经济”的败笔,2007年美国次贷风波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则突显了“社会市场经济”那只宏观的手确实不可偏废。本文将国家宏观调控的“手”视为自由竞争市场的“巨人肩膀”,也将“法制化”的反收购措施视为被收购目标公司的“巨人肩膀”;上市公司反施购措施的法制化,小而言之,是政府保障市场健康发展有关部门对上市公司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礼献,大而宣之,也是政府对市场自由竞争的理性化支持。我们期待:法律规制成为政府经济计划与政策的真正载体,而法制体系是国家意志抵御社会破坏者的防火墙,更是执法机构与境内外守法个体或组织共同仰望的靠山。经济社会秩序建筑无所谓上层或下层,无论内外资的并购活动,皆应依赖相同的法制系统,法制化规则将使外资对东道国的计划与政策无须比内资更加忧虑,目光只需停留在输入地的法律上,此举必为中国政府对市场施以最少干预的强力体现。
参考文献：
[1]. 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研究[D]. 李志刚. 天津财经学院. 2005
[2].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研究[D]. 段晓航. 吉林大学. 2016
[3]. 中心—外围视角下国际资本流动非对称性研究[D]. 赵家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
[4]. 汇率制度和经济绩效[D]. 范云凤. 武汉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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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经济全球化与金融风险防范研究[D]. 方先丽. 复旦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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