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口论文,明清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2）11－0056－06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已经证实，武汉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城市（城堡、城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3500多年前的盘龙城时代（注：参见皮明庥、欧阳植梁主编《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4页。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0页。）。明代中期以降，随着汉口镇的兴起，最终形成了武昌、汉阳、汉口鼎足而立的武汉三镇格局。同时，因商而盛的汉口镇的出现，也使武汉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多位一体的综合城市功能。
明清以来，汉口商业繁剧，既聚集各路商帮，又中转各色货物，汉口不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亦服膺全国四大名镇之名。“汉口”几成为武汉的代名词。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从而大为提升。概观汉口在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汉口开埠，它是传统商业市镇的兴起与鼎盛时期；二是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它是早期现代化的萌动时期；三是张之洞督鄂至清朝灭亡，它是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时期。这是就武汉的早期现代化着眼，进行的大要区分。
一、汉口商业巨镇的兴起与发展
明初的汉口一带，还是无人居住的芦苇荒滩。明宪宗成化年间，汉水主河道在龟山之北形成，并由此入江。汉水故道淤塞，主河道移至龟山之北后，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岸，南岸一侧仍称汉阳，北岸一侧则称之为“汉口”。嘉靖年间，汉口的人口增多，已有城镇居民区“坊”的出现，汉水口南岸有崇信坊，北岸则有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汉口也在此时正式设镇，并设置有汉口巡检司对市镇进行管理（注：按：汉口巡检司最初设置在汉水南岸的崇信坊，康熙年间始由南岸移至北岸。雍正五年，随着市镇规模的扩大，又将汉口巡检司分成仁义、礼智二分司。）。这标志着汉口镇的形成和初具规模（注：据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记载，嘉靖二十四年，汉口已有居民1395户。）。万历年间，湖广地区的漕粮均在汉口交兑，同时，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漕粮与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的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迅速发展，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注：乾隆《汉阳府志》卷12《汉阳县·乡镇》。）。虽说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注：康熙《汉阳府志》卷1《舆地志》。），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可能不对汉口的发展造成影响，汉口真正成为商业巨镇，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是与清代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天下四聚”之说，也在这一时期盛行。《广阳杂记》云：“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按：在该卷中，刘献廷多处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其记渡船之方便云：“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其记风景云：“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西往汉阳诸山，苍翠欲滴。苏州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其记洪山寺云：“洪山寺建于武昌东门外蛇山之麓。为明楚王所建。道场宏丽，为天下第一。照墙有碧琉璃交龙，壮丽晃耀。墙宇高峻，如都门西山诸梵刹制。”其记晴川阁云：“自铁门关西上，为龟山首，有楼巍然，曰晴川，与黄鹤对峙。……楼临江东向，轩豁开爽，远胜黄鹤。”）汉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汉口在这一时期的繁盛程度，从“汉口镇火”的侧面记述中亦可见一斑：“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毕秋帆尚书镇楚时，尝失火烧粮船一百余艘，客商船三四千只，火两日不息。嘉庆十五年四月十日，镇上又失火，延烧三日三夜，约计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不能扑灭。”（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1—382页。）毕沅督楚，时在乾隆末年，“汉口镇火”所描述的是乾嘉年间的情况。乾隆初年的情况则有如下描述：
“楚北汉口一镇，尤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者也。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销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
从这里的描述来看，是时汉口的人口、商业、交通以及物价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都十分显著。所谓的汉口“六大行”也在这里被首次提出，而且“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各行业间的管理臻于完备，这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了“六行最大”一词，“六行”之外，也还有其他的行业，“六大行”或后来的“八大行”之说，不过是概指。汉口的行业与商品种类繁多，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对乾隆时期汉口丰富的商品描述甚详，已有学者作过细致的引述，可以参见（注：参见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448页。）。章氏所记述的汉口的主要商品有食盐、粮食、竹木、纺织品、药材、山珍、海味、干鲜果品、糖、香料、茶、酒、毛皮、纸张、文具，以及铜、铁、锡、石膏等矿产品，煤、炭等燃料，还有烟草、鱼类、金银珠宝等类，有具体名称者达230多种。
明清时期汉口的兴盛，是以商业贸易为起始的。这首先得利于它的区位优势，时人有所谓“九省通衢”、“九省之会”、“七省要道”、“八达之衢”等代称或习称。在汉口未名之前，明代人已注意到湖北的区位优势：“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注：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嘉靖年间正式设立汉口镇后，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得以快速发展。即如方志所称：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所谓九省之会也”（注：民国《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更早的方志，如乾隆《汉阳府志》卷12亦称：“汉口一镇耳，而九州之货备至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使然耳。武汉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贸迁有无者，皆于此相对代焉。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河徙而渐移于汉阳之汉口，至本朝而尽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火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汉口镇，古名夏口，为九省通衢，夙称繁剧”（注：民国《湖北通志》卷5《舆地志》。）。从此，湖北的大区位优势更彰显于汉口一地。此外，湖北及邻省的经济发展，也促成并加快了汉口的商业繁荣。
如上所述，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竹木等为主干的。以粮食而论，是时，湖北及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产之米粮下销江南、闽广各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注：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汉口成为米粮流转中心。以食盐而论，湖北、湖南向食淮盐，淮盐由仪征进入长江运至汉口，再由汉口分运湖北、湖南各府州县（注：参见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表9《汉口至各地转运分销里程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汉口是淮盐的重要转销口岸。以《淮鹾备要》所载两淮行湖广引数777200引，每引重量364斤计，每年由汉口转销的食盐大致在3亿斤左右，而回空盐船又载各色货物下行，从而形成循环往复的转运贸易体系。应该说，粮食、食盐等的大额贸易，是汉口进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繁荣以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汉口成为内陆特大型的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这也就是康熙时的著名学者刘献廷所说的：“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汉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市镇，与国外也基本上没有商业往来，是时的汉口或武汉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
二、汉口开埠：早期现代化的契机
从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际性城市着眼，1661年的汉口开埠（注：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中即有汉口，但汉口的正式开埠则是在1861年。参见陈均、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页。），是一个重要的界标。汉口开埠后，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外国各路商人也“立即趋之若鹜”（注：姚贤镐编《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85页。），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 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瑞士、秘鲁等国先后来汉通商（注：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按：1861年汉口开埠前，挪威、瑞典曾援引《五口通商》条文，于1847年在汉口开展商务活动。又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称：“约在一八五○年，俄商开始在汉口购茶，于是汉口成为中国最佳之红茶中心市场。俄人最初在此购买者为工夫茶，但不久即改购中国久已与蒙古贸易之砖茶。”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 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0—111页。如是，俄国在汉口的商业活动，也是在汉口开埠之前。）。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开始在汉口开办原料加工厂，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所说：“一八六一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人乃（于一八六三年）在此建立其砖茶工厂。”（注：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1页。）据统计，至张之洞督鄂前，外商在汉口开办的原料加工厂有如下数家：
同治元年（1863）俄商开办的顺丰砖茶厂
同治五年（1866）俄商开办的新泰砖茶厂
同治十一年（1872）英商开办的汉口砖茶厂
同治十三年（1874）俄商开办的阜昌砖茶厂
光绪元年（1875）英商开办的金银冶炼厂
光绪二年（1876）英商开办的汉口压革厂
光绪二年（1876）英商开办的隆茂打包厂
光绪六年（1880）英商开办的平和打包厂
光绪十三年（1887）德商开办的美最时蛋厂
光绪十三年（1887）德商开办的礼和蛋厂
光绪十五年（1889）德商开办的元亨蛋厂（注：参见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
这些原材料加工厂的开办，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如俄商开办的顺丰、新泰、阜昌三大茶厂，其生产的砖茶销往俄国和内蒙古，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共有资本银400万两，拥有15 架蒸汽动力砖茶机，7架茶饼机，数千名中国雇工，年产值近5000万两，具有相当的规模。茶工业规模的扩大，刺激了茶贸易的增长，据统计，1874年汉口出口砖茶83402担，1877年增长为144756担，1878年增加到152339担（注：参见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李宪生《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汉口开埠后，“洋行”的出现也值得注意。1862年，被称为“洋行之王”的英商怡和洋行（渣甸洋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最初主要经营轮船业，后扩大经营进出口贸易等业务。据《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怡和洋行内部设有船头、银行、保险、进出口4部。其中， 船头部下设轮船、趸船、码头、堆栈4个办事处，办理各有关航运业务。银行部开办“有利银行”，专门办理货物信托等业务。保险部经营各类水火保险业务。进出口部经营茶、棉花、棉纱、牛羊皮、五金机械等业务。怡和洋行之外，美、德、法、俄等国也在汉口设立有洋行。洋行经营的范围非常广泛，对汉口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以怡和洋行的航运业而论，其拥有客货轮20多艘，行驶汉申、汉宜、申宜、宜渝等航线，在长江流域运输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又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可以认为，汉口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
表1 1867—1889 年汉口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注：参见《武汉市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6—87、94—95页。）
说明：1867—1872年为（上海）银两，1873年后为海关两。
从表1可见，在这一段时期内，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 大多数年份位居第三，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但从占全国的比例来看，份额很小，浮动于0.41％—5.32％之间，既不能与上海相比（同期上海占47.85％—63.63％），也与位居第二的广州有较大的差距（同期广州占10.50％—13.39％）。这种直接对外贸易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地势使然。
汉口在这一时期的间接对外贸易，则如下表：
表2 1865—1889年汉口间接对外贸易额与位次
说明：1865—1872年为（上海）两，1873年后为海关两。
如上，在这一时期，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基本上位居第二，仅次于上海，每年的间接进出口贸易额大致在2300万两至4200万两之间。从这里也可看出，汉口的对外贸易是以埠际转口的间接贸易为特色的。
上述可见，汉口开埠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开始启动，在对外贸易方面，尤其是间接对外贸易，走在了全国开放性城市的前列。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还只是初始性的，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及滞后现象。汉口开埠后，没有很快出现像上海开埠后那样令人瞩目的变化，开埠后的20多年间，近代工业格局迟迟不能形成。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天津、福州、南京等沿海沿江城市，甚至诸如西安、兰州、长沙、济南、昆明、太原等内地尚未开埠的城市，创办的军事企业达20个，武汉没有一个。同期，洋务派在各地所办的学堂也达20所，武汉也没有一所（注：参见李宪生《两次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这正标示着武汉早期现代化在启动阶段的弱势以及发展的不平衡。
三、张之洞督鄂与汉口早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1889年张之洞的督鄂，是汉口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界标。苏云峰所谓“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注：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7年。），虽是就湖北而言，但就汉口立论也是成立的。
张之洞督鄂期间（1889—1907年），汉口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性城市的轮廓开始显现。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
第一，汉口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方面来看，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转量为例，张之洞督鄂前的1881—1890年为67362担，1891—1900年即增长为507630担，1901—1910年更增长为1073185 担（注：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7页。）。增长幅度明显。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注：日本学者根岸佶在《清国商业综览》中亦称：“从汉口沿长江而下至上海、华南、华北，以及逆汉水而上至陕西、甘肃，调出大量米谷来看，无疑汉口集散的米谷数量要比上海、芜湖多。”）。从国际贸易商埠方面来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汉口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虽已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而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已突破1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了数倍的增长。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1905、1906），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注：《民立报》，1911年3月4日。）武汉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1892年在汉的洋行数为45个，人数为374人，1901年洋行数为76个，人数为990人，1905年洋行数达到114个，人数达到2151人。除洋行外，还有许多外国商号。1905年，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其中日商居首，有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丹商5家，比商、印商各3家，瑞商2家，葡商、菲商各1家（注：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8页。略有订正。）。
第二，汉口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1890）、湖北枪炮厂（1890）、大冶铁矿（1890）、湖北织布局（1890）、汉阳铁厂机器厂（1892）、汉阳铁厂钢轨厂（1893）、湖北缫丝局（1894）、湖北纺纱局（1894）、湖北制麻局（1898）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注：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30页。）。张之洞的倡办实业，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1904）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注：《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65页。）
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汉口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汉口开埠之前，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18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开外国银行在汉口开设分行之先河。此后以迄张之洞督鄂前，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1863）、英国汇丰银行（1866）、英国有利银行（1866）、法国法兰西银行（1876）、英国丽如银行（1877）、英国阿加刺银行（1880）等在汉口开设分行。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同时，中国通商银行（1897）、中国银行（1905）、大清银行（1906）、浙江兴业银行（1906）等也在汉口开业。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注：另据已有的研究，20世纪初，武汉的金融业进入兴盛时期，至1925年，武汉的本国银行发展为32家，与当时的140家钱庄和15 家外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
第五，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汉口现代交通运输的基础。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芦沟桥至汉口）铁路的修建，所以张之洞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汉口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汉口的地位更加凸显。一如孙中山所说：“武汉者，……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注：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铁路之外， 此一时期的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注：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而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则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开辟，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的阶位。
无疑，张之洞督鄂期间，汉口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是汉口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示，也使汉口的国际性城市进程经历了一个关键时段。
四、结语
明清时期，特别是张之洞督鄂时期，汉口形成了她的风骚独领的特色——由商业名重天下到全方位综合发展。由此，汉口也铸就了她的历史辉煌。
窥察历史，我们所能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就其要者，可以归结为三：
第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汉口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这就是《汉口小志·商业志》已经指出的：“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运输便利也，此地为中国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1949年出版的《武汉概况》也明白表述：“汉口为国内主要的物资集散城市，向有九省通衢的称号，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物产，都集中于汉口而为分配，九省需要物质亦经汉口取给。商圈的广大，国内很难找出第二处。”可以认为，明清时期商业的繁盛，主要是凭藉了这种条件。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期间商贸的扩大与国际性商埠的形成，也与此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当时的国际贸易以间接性贸易为主、以直接性贸易为辅，也是限于地势）。
第二，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能干他想干的事。换句话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晚清汉口及湖北的发展。用“人来政兴”概括是贴切的（注：赵德馨、周秀鸾：《张之洞与湖北经济的崛起》，见《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1861年汉口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汉口开埠后，却没有像上海、广州、天津、南京那样发生显著的变化。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办企业（1884年，湖北总督卞宝曾筹建湖北机器局，但胎死腹中），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即使是有传统优势的商业也无法与后来比拟。这显然不是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实际上，关乎此点，时人已经注意到：“武昌无疑将成为中国极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自从张之洞调任湖广以后，已将他原来打算在广州进行的一些庞大建设计划全部移到了武昌。”（注：《捷报》，1890年7月11日。）近代汉口的发展滞后与经济的第一次腾飞视主政者为转移。
第三，制度创新是关键。所谓的全国范围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区的“湖北新政”都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新的事业或社会经济的新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政治机制予以保证。张之洞任职两广时，即已筹谋“效西法图富强”的新政，只是没有督鄂时的力度大。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设（注：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从新设机构的性质来说，属于教育、文化的机构3个，属于财政金融的机构5个，属于军警司法的机构6个，属于农工商及交通管理一类的机构最多，达23个。也明确标示出张之洞兴办实业的努力。有些机构的设置，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如1902年为推广新学制而设立的“学务处”，比清廷的有关规定早了一年多。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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