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整体治理的京津冀政府间关系协调模式研究_京津冀一体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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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460X(2014)04－0032－06

       一、引言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就提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20多年来，河北省也一直努力对接京津，但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京津冀一体化问题发表了题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1]此外，他还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7点要求，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树立了方向，指明了道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重视一个区域的发展问题并将其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意义十分重大。“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要国家战略，是顶层设计的长远举措，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全新探索，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2]

       鉴于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战略地位，研究京津冀的重要发展模式也就具有了长远的现实意义。而毫无疑问，实现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的地方政府应在合作中起主导作用，协调、整合府际关系，从而将京津冀三地合作从政府合作到企业合作，从政治层面的府际关系整合到经济层面的产业结构整合升级的纵深合作层次。以希克斯和邓利维为代表人物的公共管理的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公共管理新的范式，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协调、整合和网络化的治理思路较好地回应了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带来政府治理碎片化，对公共管理的跨界治理和府际关系协调和整合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构建一个合作、共赢的京津冀府际关系协调模式也是构建京津冀政府合作长效机制的重要步骤。

       二、基于整体性治理的京津冀府际关系协调模式构建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继新公共管理理论之后西方公共管理学界兴起的政府治理的新理论，它的提出是为了解决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府治理过程中由于新公共管理理论造成的政府治理碎片化、信息不对称、职责同构和政府效率低下等问题。其代表人物为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而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也有着不同的概念解释，相关词汇有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整体政府(Whole of Government)、协同政府(Joined up Government)、网络化治理(Governing by Network)、水平化管理(Horizontal Management)等等[3]。尽管其表达方式不同，但这均为整体性治理理论在适应当地政府治理实际后的本土化阐释。

       整体性治理针对的是碎片化治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整体主义的对立面是碎片化而不是专业化[4]。“整体性治理是对后新公共管理时期管理挑战的回应和治理思路的创新。新公共管理面临分权、竞争和激励的挑战，它们带来的负面非直接的作用增加了制度和政策的复杂性，影响了公民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形成了后新公共管理体制。因此，后新公共管理时期的关注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重新整合、需求基础的整体治理、数字化变革。整体性政府即将向数字化时代政府转变，涉及政府范围的重新整合、整体性和需求导向结构的采用及数字化的行政处理过程。”[5]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框架为：第一，整体性治理强调预防和结果导向。第二，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整体性协调和整合，在整合过程中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其一，在组织架构和形态上的整合包括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之间的整合。其二，整体性治理提倡逆部门化和碎片化，实行大部门式治理。其三，整体性整合也包括对采购过程进行整合。其整合概念则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市场化、分权化、竞争意识所造成的政府治理分散化、碎片化现象的回应。第三，整体性治理强调信息技术的整合、网络简化和一站式服务。邓利维认为，数字时代的治理核心在于强调服务的重新整合，整体的、协同的决策方式以及电子行政运作广泛的数据化[6]。第四，整体性治理注重协调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整体性政府即协同性政府的治理应为目标和手段相互增强型，这有望使政府通过整体性整合上升到整体性政府的高度。第五，整体性治理还十分重视信任、责任感与制度化[7]26。简而言之，“整体性治理的主要思想是重新整合，这包括逆部门化和碎片化、大部门式治理、重新政府化、恢复或重新加强中央过程、极力压缩行政成本、重塑服务提供链、集中采购和专业化、以‘混合经济模式’为基础共享服务以及网络简化。信任和责任感是整体性治理过程中最关键的因素，组织间信任的基础是委托和代理关系，而责任感一般表现为诚实、效率和有效性”[8]。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整体性治理理论不仅对我国大部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所提倡的协调、整合和网络化的治理理念对我国行政区内横向政府组织跨界治理、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也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应用价值。

       (二)现实意义

       我国20世纪90年代曾提出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为将京津冀区域打造成为与长三角、珠三角并驾齐驱的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但经过了20多年到现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进展仍然相对缓慢。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京津冀一体化问题发表题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讲话，再次将京津冀一体化提上日程，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一个重大国家战略。协同发展、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成为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的建立成为目前京津冀一体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遇到的权力碎片化、市场分割化、缺乏统一的行政领导体系、条块分割主义严重等问题中，地方政府在化解这些问题、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方面担任着主要角色，地方政府间关系的重塑和优化是解决外部化、无界化的区域公共问题，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平衡发展的重要着眼点。整体性治理理论中“协调”、“整合”和“网络化”的治理理念为京津冀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思路。

       三、京津冀整体性府际关系协调模式的构建

       环渤海经济圈于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天津和河北作为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中心，这三个省级行政单位共同构成了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因此，京津冀一体化也是振兴环渤海经济圈，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战略重点。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政府间合作以及政府间关系的协调和整合是实现京津冀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协同发展的基础。因此笔者从组织结构、制度、技术三个方面对京津冀整体性府际关系协调模式进行构建(见图1)，从而打造一个高度协调、整合和网络化的京津冀整体性府际关系协调模式。

       (一)京津冀整体性组织结构协调模式

       1.纵向组织机构

       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政府的组织模式即构建整体性组织。从来源上看，整体性组织主要是针对实行严格等级制、利用权力和权威进行管理的科层组织以及新公共管理的分权化改革所导致的部门主义、权力碎片化、功能碎片化等不良后果而提出来的，旨在进行层级整合、功能整合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整合，使政府组织达到整体性协调，实行跨部门、跨边界的管理。

       “跨界公共事务的整体性治理模式还需要地方政府之间打破区域壁垒，建构跨区域的整体性合作组织。这对于目前我国大都市区地方政府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挑战。但是，随着当今数字化时代网络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政府管理也越来越走向整体化和网络化，而整体性治理模式也越来越成为我国大都市区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一个发展趋势。”[9]

      

       图1 京津冀整体性府际关系协调模式

       当前，京津冀成为我国继长三角、珠三角的第三大都市圈，虽然其具备较大的区位优势，但其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发展速度都较大滞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究其原因，首先，京津冀三地长期以来处于森严的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之下，这种纵向层级的裂解和横向部门的分割滋生了利益地区化、部门化，部门权力碎片化，服务的裂解性、各自为政等现象，使得京津冀三地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对于区域整体利益的协调和整合，只注重本辖区当前利益。其次，京津冀行政体制和行政区划的森严增加了三地跨界治理的难度，即缺乏一个统一的跨界治理的合作组织为京津冀一体化制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长效机制。此外，现有的京津冀地方政府行政首长之间对于本辖区发展规划缺乏沟通使得京津冀三地无法形成长效的合作机制。

       如上所述，在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之下，加快京津冀一体化必须打破行政壁垒，由中央主导构建一个纵向的整体性跨界治理的行政机构，即京津冀整体性政府组织机构(见图2)，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协调京津冀政府，实现跨界的层级和职能整合，建立京津冀政府行政首长联合会，作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最高决策机构，行政首长联合会的成员由国务委员和京津冀最高行政首长组成。京津冀政府行政首长联合会下设咨询、协调机构和执行机构两类机构，依据权力结构扁平化和职能分工原则对该机构进行层级和功能整合，分别设立各个委员会，负责京津冀区域各项具体事宜。其中，京津冀政府行政首长联合会每年分别于四个季度定期召开会议，负责制定区域内各项重大决策。联合会下设咨询、协调机构分别为京津冀协调委员会和京津冀政策法规咨询委员会，作为京津冀行政首长联合会的常设机构。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各个执行机构与京津冀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政策法规咨询委员会由专家和学者团组成，负责区域内发展的重大政策法规的分析、论证，从而为执行机构提供具体的政策法规的理论依据。

       2.横向组织关系

       (1)政府与政府

       一直以来，我国学者在研究政府间关系问题上，大多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角度，以财政为主线进行研究，而谢庆奎教授在2001年的专题论文《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中主要以府际关系中各地区政府间横向联系为剖析对象，指出“各地区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由冷变热，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变迁，由垂直联系为主向横向联系为主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10]。他认为“跨省区间的府际关系，应当以共同发展为宗旨，以公平竞争、互相支援的方式互通有无、协调合作，而且要以自觉自愿为原则”[11]。整体性治理理论也对政府间关系问题进行了阐析，其认为，整体性政府组织的目标就是以满足公民需求为主导理念，以政府组织间信任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协调、整合和责任为策略，使政府组织间关系由竞争走向合作，由冲突走向协调，由分散化走向整合化，从而实现区域的合作和跨界治理的目标，打破政府组织间竞争的非正合博弈，实现共赢[7]36。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本文中提到的横向组织关系主要指京津冀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图2 京津冀整体性政府机构组织结构图

       当前在京津冀都市圈内，三个省级行政单位和河北省各市级行政单位的“3＋X”的模式之下，地方政府间存在着上下级隶属关系、同级政府间关系、斜交横向关系等多种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网络状关系组合，行政级别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地方保护主义、产业同构等现象都阻碍了地方政府间合作关系的建立。而若想真正实现区域内政府间的横向交流与合作，就必须跳出这种严格的行政区思想，尤其是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是全国唯一的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项职能于一体的城市，其无论是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都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天津作为我国的直辖市之一，也有着河北无法比拟的政治、经济优势，这造就了北京、天津地区严格的行政区划思想，鉴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向习近平总书记做汇报时提出：“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指示，使北京的同志豁然开朗，北京要克服行政辖区惯性思维的束缚，自觉把工作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1]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京津冀整体性政府组织机构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政治上相对平等、经济上和产业上优势互补的整体性与网络状相结合的府际关系新型模式，促进三地政府多边交流与协作。其中整体性指治理层级高度整合，构建行政区域内部的交流、沟通、谈判以及信息共享机制，搭建透明的信息管理平台，化解行政区内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无序竞争。网络状府际关系指地方政府能够实现跨区域间的分权与合作，构建京津冀区域联合体，对京津冀区域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如对海河流域进行共同开发；对京津冀各独立行政区域进行城市功能定位，实现产业优势互补。在这个问题上，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着眼协同发展大局，切实承担责任”讲话中也曾提到：“京津出门是河北，河北抬腿进京津。河北作为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的首选地，一定要营造一个法治化的发展环境，确保疏得顺畅、转得愉快，河北省也需借势发展自己，改变首都‘周边塌陷’的局面，为树立中国特色城市群的样板做出应有贡献。”[1]有学者提出，“将北京周边的河北省秦皇岛建成‘世界超大级城市’，并称之为‘北京首都飞地’”[12]，这不仅体现了河北尤其是秦皇岛在承接京津冀功能转移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是缓解京津地区城市病的重要手段。因此，河北省要做好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和京津部分行政功能迁移部署工作，使各地方政府间关系由单向依赖转变为双向依赖，从而实现区域间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和整合，走向合作共赢。

       (2)政府与市场

       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不仅需要协调好地方政府间关系，也需要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谓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政府适应市场，减少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的人为干预，促进区域内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由于适应市场化程度反映了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对市场机制的制约程度，不同水平的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决定了行政区域内市场开放水平，目前相对较大的差异使得京津冀市场仍然处于行政区分割下的不统一状态[1]。因此，在整体性治理视角下，京津冀政府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缩减政府预算的同时，还应加强公私部门的整合，建立公私部门合作关系，如将京津冀重大项目的建设采用公开招标、竞标的方式承包出去，从而强化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促进区域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第二，构建区域统一市场。在关于构建区域统一市场的问题时，习近平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七点要求”中的第七点提出：“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13]这需要京津冀区域各地方政府间加强协调与整合的强度，在本地区财政政策制定过程中取消行政壁垒，如贸易活动中的税收、补贴等政策的人为限制。由于京津冀三地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区域内部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京津冀区域内部政策的协同性与互补性，加强引导，以克服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强化京津发展的涓滴效应，逐渐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带动河北经济的发展。

       (二)京津冀整体性制度协调模式

       制度是政府组织成立的前提条件，也是政府组织内部一切机制得以运作的基础。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也应从制度层面对京津冀府际关系协调模式予以构建。笔者从预算、采购和法律三个角度构建了京津冀整体性制度协调模式，用制度约束京津冀政府减少有意的碎片化，促使三地政府从预算、采购制度两个层面进行政府间关系的协调和整合，实现合作和共赢。

       1.预算制度

       作为公共财政制度的核心制度，预算制度代表了政府组织在面对众多支出目标的权衡和选择，是政府组织对稀缺资源的分配过程。京津冀一体化要求通过区域合作实现经济和产业的优化布局，实现共赢。但当前我国处于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将控制财政利益流出、增加当地财政收入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这种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高度分化的财政体制，给我国当前的预算体制带来了很多问题，诸如多头领导和双轨制预算体制下带来的预算权力的碎片化，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下预算过程的信息不对称形成的预算信息的孤岛现象，纳税人和决策者分离使得在预算制订的过程中不能做到以公民需求为导向，未将所有财政支出全部纳入预算范围内，造成预算透明度低下等[14]。这些问题不仅是我国当前预算体制存在的问题，也在区域发展中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因此，应在京津冀区域间构建整体性预算合作机制，以公民需求为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协调京津冀政府间关系，整合京津冀预算权力，形成一种高透明度、高协同性的开放式京津冀整体性预算制度。首先，应成立京津冀专门的预算编制部门，整合京津冀预算权力，结合京津冀三地共同的发展规划与目标负责京津冀预算的协调与整合；其次，将京津冀全部财政支出纳入预算编制体系，提高京津冀预算合法性，使其走出“审计怪圈”；第三，加强对京津冀预算编制机构的监督，提高京津冀预算的透明度，搭建京津冀三地预算公开的信息平台，形成公民审计预算环节，从而逐步完善京津冀三地的预算体系，更加合理地引导资金分配。

       2.采购制度

       整体性治理强调“极力压缩行政成本、重塑服务提供链、集中采购和专业化”，由于政府采购对一国经济结构调整、拉动消费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需构建一个更加协调和高度整合、以结果和公民需求为导向、流程简化、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高效率的整体性政府采购制度。目前政府采购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采购流程烦琐、文书程序复杂，同时缺乏专业的政府采购人才等。而在京津冀区域内构建跨区域的整体性政府采购制度需要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规避我国采购制度的问题，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成立京津冀集中采购的专业化机构，培训政府采购的专业化人才；第二，对于京津冀跨界治理的重大项目，进行集中公开招标，并且对供应商设置严格的、规范化的准入资格标准，并对政府采购信息进行透明化网上公开，政府需要对采购的过程和结果负责；第三，对京津冀集中采购项目在采购过程标准化、规范化的基础上进行流程简化，从而达到增加采购信息的透明度，提高采购效率，减小采购成本的目的。

       (三)京津冀整体性技术协调模式

       整体性治理强调信息技术的整合，网络简化和一站式服务。在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下，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过程也应将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作为治理手段，将不同的信息技术进行整合，建立一套单一的后备资源数据库，整合京津冀三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同时，应简化京津冀整体性组织机构的基础性网络程序和步骤，实行“在线治理”模式，从而实现京津冀政府行政流程和业务透明化、协调化，通过政府流程再造，实现一站式、无缝隙服务。

       1.京津冀整体性数据库系统

       数据库技术作为电子化政府的重要技术支撑，不仅是电子化政府的重要基础，也是政府部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无缝隙服务的重要手段。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各项资源的优化和整合也需要整体性数据库系统提供技术支持，主要需要构建京津冀整体性自然资源储备数据库和京津冀整体性人力资源储备数据库。

       (1)整体性自然资源数据库

       构建京津冀整体性自然资源数据库，整合京津冀区域内自然资源，做好京津冀区域内自然资源存量和地区的匹配和储备工作，通过加强对京津冀区域内自然资源的协调与整合、定位与分析，充分依据京津冀城市功能定位和要素禀赋优势，从而促进京津冀区域内资源依托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努力实现京津冀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5]。如在京津冀区域中，唐山地区资源存量优势体现在资源数据库分布上为矿产资源，尤其是铁矿，对应唐山市的发展思路应该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型经济。再如秦皇岛市资源优势体现在资源数据库分布上为海洋资源，相对应其经济发展主要以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服务业为支撑。此外，整合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建立整体性资源数据库能够统筹京津冀地区资源开采和资源保护，合理配置区域内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经济增长效益。

       (2)整体性人力资源数据库

       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的共享和合作机制，这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当前，京津冀区域间人力资源的区域分布和产业分布都呈现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京津冀三地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使得区域间较发达地区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度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溢效应向周边欠发达地区的扩散；缺乏统一的人才市场，当前京津冀区域人才的合作仅停留在协议基础上的人才招聘、人事代理、人才派遣、人才服务等方面，没有一个区域人才合作平台和固定的人才交流与合作的模式，不能够实现区域人力资源交流、合作的信息共享，如2011年4月，京津冀三地曾就人才合作签署的《京津冀人才框架协议书》就提到要构建京津冀人才交流与合作的信息共享机制；此外，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发展的限制还来源于户籍附带的“福利”，即京津地区优厚的受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的权利，这也聚集了大量的人力资源，阻碍了人力资源在京津冀区域的流动。

       如上所述，应构建京津冀区域整体性人力资源数据库，协调和整合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形成京津冀人力资源合作与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16]。整体性人力资源数据库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与整体性自然资源数据库整合，结合人才数据备案作出人才与地域相匹配的人力资源流动方向；第二部分是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平台，提供京津冀区域内人才招聘、流动、人事代理、相关政策的信息，形成京津冀统一的人才市场；第三部分，建立高层次人才数据库，放宽对这部分人尤其是河北地区高层次人才享受京津地区户籍附带福利的准入限制，抑制河北地区高层次人才外流。整体性人力资源数据库从三个维度立体性、全方位地为京津冀人才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技术支撑，而整体性自然资源数据库也使得京津冀三地的发展从资源地域分布互补，形成产业互补，再形成人力资源分布互补，充分提高了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2.京津冀整体性电子化政府

       整体性治理理论“非常推崇网络技术作为治理手段，主张利用网络技术简化网络程序，加强信息系统的整合和互动信息的搜寻，在政府、社会和公民之间建立有机服务系统的集合，逐步实现网络环境下‘一体化政府’和‘一站式’服务，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整体性服务，建构一个开放和整体的电子化政府”[7]147。所谓电子化政府的一站式无缝隙服务是指“公民只需一次性提交必要信息与服务请求，然后由政务网络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政府内部进行相关处理工作并提供明确的令人满意的服务结果。一站式无缝隙服务的建立是克服电子政务碎片化和实现电子化政府的核心所在。”[17]传统的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两种公共管理的范式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大多以政府需求为导向，忽视了结果和政府部门的工作绩效，而整体性治理在提供公共服务时重视以结果和公民需求为导向，以网络技术为依托，建构整体性电子化政府，从而简化政务工作流程，实现“在线治理”、政务公开和透明化。

       京津冀地区协同治理也同样需要构建跨区域的电子化政府，实现电子化政府的整体性整合。构建京津冀区域整体性电子化政府，从一站式无缝隙服务模式的构建来看，一方面需要京津冀区域内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构建区域内的数据库系统，进一步协调和整合京津冀三地信息和技术资源，对于京津冀区域内重大项目、政策进行文件公开，如对京津冀整体性政府预算、采购的公开，网上听证，实现“在线治理”，打造一个公开化和透明化的政府；另一方面，需要构建整体性窗口式网上办公平台，这一平台集中了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审批部门，对于部分跨界行政审批事项进行集中网上审批，简化了京津冀整体性政府的政务工作流程，打造京津冀三地整体性电子化“政务超市”。

       区域发展问题历来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随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对区域的关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8]。我国区域间政府合作的关键在于跨界整体性政府合作组织的构建。而整体性治理理论主张重新整合、逆部门化和碎片化、重新政府化以及以公民需求和结果导向为其治理理念，以网络为技术支撑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为我国京津冀整体性政府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正因如此，从组织架构、制度和技术支撑三个方面对京津冀整体性政府的构建也必将在探索中更进一步促进京津冀政府的合作，从而打造与长三角、珠三角并驾齐驱的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

       收稿日期：2014－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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