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及其可追溯性_逻辑学论文

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及其可追溯性_逻辑学论文

演讲与逻辑的联系及其溯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眸人类社会文明巨轮前进的轨迹,人们无容置疑这样的事实:演讲与逻辑的发展水准虽然不及物质生产发展那样的决定作用,但却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基本标志,甚至是物质文明的间接反映,否则就难以完美地理解“人类文明”这一概念的内涵。由此,笔者试图通过研讨演讲与逻辑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渊源,从而对于跨世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所启示。

演讲是人类传播思想的重要语言形式,而逻辑思维(仅指普通逻辑思维,不包括辩证逻辑思维)则是演讲者或主体认识事物、形成思想的必有内在活动。演讲必须以逻辑思维为前提,逻辑思维是演讲的思想基础,演讲是逻辑思维的外在表现,没有逻辑思维,就无所谓演讲,因为任何演讲所传播的思想都表现为概念、命题和推理,这既是逻辑思维的产物,又是逻辑思维的基本形式。半个世纪前,我国著名演讲学家杨炳乾说过:“夫思维为演说之根本;而思维与语言之真确又为演说成功之要素。如辞意暖昧误失,则虽口若悬河,声情并茂,而听者已误解其意,或不明其意,尚安能之诱动哉?较伟大之演说家,其推理必精,观察必正。而此种才能之训练,乃论理学(逻辑学——引者注)之职务。”(注:杨炳乾:《演说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2页。)可见,演讲与逻辑只有密切地结合起来,演讲才能得以正确地表达思想信息,逻辑思维才能基于演讲的实践目的,形成合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深邃思想。换句话说,演讲者应当具备准确驾驭语言和缜密逻辑思维的双重能力,才能使其演讲不仅闪烁着博大精深的真理光辉,而且体现着高超的语言表达技艺和无懈可击的逻辑力量。斯大林针对列宁1905年12月在坦默福斯(在芬兰)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两个精彩的演说”指出:“这是两个使人兴奋的、使代表会议全场欢欣鼓舞的演说。非凡的说服务,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语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象许多万能的触角,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注:《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76—177页。)通过斯大林对列宁演讲的评价,我们不难看出,演讲要征服听众的心灵,使其接受演讲传播的思想内容,固然需要语言材料、乃至态势动作的表达或表现艺术,但是起根本作用的不在于此,关键是要通过正确的逻辑思维,形成透彻的真知灼见,并且恰如其分地将逻辑形式与语言形式熔为一炉,使抽象真理在听众面前呈现为“立体形象”。

若就形式而言,演讲的形式基本上是通过声音表达的语词、语句、复句和句群,这些语言形式无一不与逻辑思维的形式——概念、命题、推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无一不受正确逻辑思维规律的制约。那么,演讲与逻辑思维的联系有哪些呢?其一,逻辑思维的概念明确与演讲中的语词运用相联系。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逻辑思维的概念明确就是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反映在概念中的事物本质属性)和外延(反映在概念中的具体事物)两个基本的逻辑特征。演讲者要把思维中的概念表达出来,必须借助于语词。语词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能自由运用的单位。它包括实词和虚词。前者表达概念,后者一般不表达概念,除非是表示事物情况之间关系的虚词。即便是表达概念的语词,还存在同一语词可以表达不同概念和同一概念可以用不同语词表达的特殊情况。因此,思维中明确了一个概念,演讲中未必能准确地用语词表达出来。在同一演讲中,如果用多义词表达概念,必须指明在既定语境中它表达什么概念;如果用同义词表达概念,务必根据语境,确切地选择出最能表达概念的那一个语词。只有这样,才能将思维中明确的概念准确地表达出来。否则,运用语词不准确,含糊其词,想借助华丽的词藻或隐晦的遣词,博得听众喝彩,那是愚蠢而幼稚可笑的。因为,听众的愿望是要得到信息,但当他们对演讲经过冷静思考,感到空空如也或不解其意时,就会对演讲产生抵触情绪。所以,演讲者要洞察和把握听众接受演讲的智力水平,准确选用听众熟悉的语词表达概念。

其二,逻辑思维的命题恰当与演讲中语句的使用有关。演讲要完美地表现演讲内容,尚需在概念明确的基础上,按照事物的内在联系,将概念组成或扩展为命题,恰如其分地断定事物情况。所谓命题恰当,在逻辑上就是形式正确和内容真实的命题。命题形式正确是指断定事物什么情况就运用表现这种情况的命题形式;命题内容真实断定的事物情况与客观事物所存在的情况相一致。逻辑思维中如果一个命题的形式不正确或内容不真实,都是不恰当的。演讲者要把头脑中的命题信息传达给听众,须借助表现为声音的语句,当然,有时演讲者的态势也能表达一定的命题。语句的主要功能是表达命题。离开了语句,命题不仅不能表达甚至不能产生。但是,命题与语句不是——对应的关系。语句有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和祈使句。这些语句尽管在演讲中都要运用,却不能表达命题。一般来说,能够直接表达命题的只有陈述句和疑问句中的反诘句,其它语句都不直接表达命题。演讲中用来表达命题的语句务求准确。同一命题究竟选择哪一个语句表达准确?根本上要取决于所要表达的那个命题的逻辑性质。如果一个命题是充分条件的,那么就应选择具有充分条件命题逻辑含义的语句来表达,不然,用其它语句表达,则不准确且不恰当。同时,表达命题的语句还应与演讲的主题和语境相吻合。朗加纳斯说:“恰当惊人的措辞会对听者有巨大的威力,迷人的魅力;这是一切演说家、作家所追求的主要目的……我们确实可以完全正确地说,美妙的措辞就是思想特有的光辉。我们并不打算说,堂皇的语言是在任何场合都合适的。一个琐屑的问题用富丽堂皇的言语打扮起来,会产生把一个悲剧英雄的巨大面具戴在小孩头上那样的效果。”(注:《西方文论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 )这段话除了说明演讲用语措辞恰当的重要性,就是告诉我们演讲使用语句要贴切,要讲究语境,注意说话的场合和分寸,紧扣演讲主题,既不要把重大的事情说得很随便,也不要把琐碎的小事说得冠冕堂皇。

其三,逻辑思维的推理正确与演讲中复句、句群的使用联系。演讲要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应借助推理。推理是由已知命题推出未知命题的思维形式。逻辑上的推理正确是推理形式正确或推理符合规则,但思维中的推理正确,仅此则不行,尚须推理内容真实。推理在演讲中表现为复句或句群。复句是指至少两个分句组成的语句;句群则是由语义上有逻辑关系、语法上有密切联系、结构上衔接连贯的两个以上单句或复句所组成的比句子大一级的语言单位。推理是逻辑学概念;复句或句群是语言学概念。逻辑范畴是语法范畴的基础或依据。就复句而言,它一般表达命题,但有时也表达推理。而句群一般表达推理。在演讲中,复句或句群表现为语言表达式,推理则表现为演讲内容。推理由复句或句群表达,但复句或句群并非都表达推理。只有复句或句群所表达的命题之间有逻辑推导关系,才表达推理。否则不然。表达推理。理的复句或句群,通常有“因此”、“所以”等语言标志。如果复句或句群与推理不对应,一般没有表达推理的语言标志。但是,没有推理语言标志的复句或句群,不一定不表达推理。有些复句或句群虽无表达推理的语言标志,但内容上呈现出逻辑推导关系,也表达推理。不过,我们须对语义进行逻辑分析,借助意合法加以认别。这就是说,语形分析必须服从于语义分析。推理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演讲中究竟使用哪种推理,应根据演讲内容而定。演绎推理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当演讲要根据一般原理(认识),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说明时,使用演绎推理,能使演讲巧妙地反映出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发展规律。归纳推理是由个别概括出一般的推理。当演讲要从大量个别事例概括出普遍认识或一般规律时,可用归纳推理,使演讲显得具体而深刻。类比推理是从两类对象在一系列特点上相同,推出它们在另一特点上也相同的推理。古代思想家惠施说:“类比推理可以“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注:《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每当演讲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就可运用类比推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开阔视野,为揭示事物的本质,找出一个相似的说明方法。

其四,逻辑规律制约着演讲的正确性。演讲要探求推动社会前进的闪光思想,抨击阻碍历史发展遥的谈怪论,必须按照正确思维的逻辑规律,全面、准确地组织演讲内容。演讲合乎逻辑规律,一般是说,演讲中分析问题,表述思想,与普通逻辑基本规律相符合,思维有确定性。普遍逻辑规律有四条: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这四条规律从不同的角度制约着演讲的正确性。演讲者只有遵守逻辑规律,才能与听众建立交流思想感情的基础,演讲才能成功。同一律要求演讲表达什么思想就是表达什么思想,不能随意改变。它是演讲结构各部分(引论、本论和结论)之间的逻辑根据,是决定演讲系统性的主要因素。按照同一律,演讲应紧扣题,自始至终讲什么内容就是讲什么内容,确定地向听众传播思想信息,切不可纵横皆论,知之皆说,云天雾地,使听众不知道你究竟要讲什么。矛盾律要求对于两个相矛盾的命题不能断定同真。亚里士多德说:“一切信条中最无可争议的就是‘相反叙述不能同时两都真实’。”(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8页。)演讲只有符合矛盾律,才能保证首尾一贯性。否则,前言不搭后语,前后内容相冲突,即便你的演讲艺术多么高,也难俘众。因为,它使听众无所适从,不知道接受演讲者的哪一方面的信息为好。排中律要求演讲对于两个相矛盾的思想,要明确作出抉择,不能断定同假。在同一演讲中,演讲都必须使听众确切地知道你演讲的主题是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观点鲜明。与此相关的是要表现出爱憎感情,对有利于进步的就宣传、就支持,对有碍于进步的就抵制、就反驳,决不似是而非,吞吞吐吐,让听众猜疑。因此,演讲者必须恪守排中律,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理直气壮地反驳谬误,使听众明辨是非,受到启迪,得到教育。充足理由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论断,只有当它有充足理由时,才能被认定为真。演讲者对于任何一个自认为真的命题,都应提出充分而真实的论据进行论证。否则,提不出理由或理由不充分、不真实,演讲就没有论证性。论证性是说服力的基础,没有论证性的演讲,必然没有说服听众的效力。演讲只有体现充足理由律,才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听众输出既有论证性又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或思想认识。

演讲与逻辑的联系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有其历史渊源,这主要体现在演讲学和逻辑学产生的语言和社会基础。演讲学通过对演讲的研究,总结出演讲的技巧和规律;逻辑学通过研究表现为语词、语句、句群的概念、命题、推理,概括出正确思维的逻辑结构及其规律。无论是演讲学还是逻辑学,离开了语言和语言分析,都是不可能产生的。两千多年前,演讲学、逻辑学之所以在印度、中国、希腊“同步”发祥,除了生产、科技等社会背景,语言分析则是一片沃土。印度公元前4 世纪已有语法性质的书问世。婆罗门的6种“吠陀支”中的“尼录多”, 已将词分为名词、述词(动词)、近置词(介词)、投词(不变的词)。此后的《波你尼语法》,总结了前人及同代的语法成果,成为语法经典。印度演讲论辩学和因明(逻辑学),注重语句(命题)的运用和论证,但忽略对语词(概念)及语句(命题)的分析。中国春秋战国问世的《墨经》,是墨家在语法学、演讲论辩学、逻辑学等学科的智慧结晶。出自《墨经》的“言,出举也”(注:《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卷),第112页。),表明言是把对事物的认识表达出来; “言犹名致也”(注:《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卷),第113页。), 指出言由名(语词或概念)组合而成。《墨经》主张“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注:《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卷)第192页。)精辟地说明了概念、命题、推理的性质和作用。墨子倡说“言必立仪”,即立论须有根据。“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注:《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卷),第 213页。)显见,“三表”是立言的根据。否则,言不能立。这说明墨子已对演讲论辩学和逻辑学有较深研究。古希腊的著名学者苏格拉底等人,已用到名词、动词、主语、谓语、格、数等语法概念。柏拉图通过语言分析,将苏氏的概念论推进到命题论。他在《智者篇》中分析了表达式“A是B”:即表示断定“A是B”,又表示“A与B等同”。实际说“A是B”既是性质命题,又是关系命题,只不过柏拉图未认识到此种程度而已。亚里士多德吸收了先辈的许多有益见解,创立了比《墨经》更完备的演讲论辩学和逻辑学的著作——《工具论》。论述了实体、量、关系、质等范畴。

就演讲学和逻辑学产生的社会背景而言,社会盛行的演讲论辩活动是演讲学和逻辑学产生的直接动力。古代希腊、印度、中国,随着生产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矛盾的加剧,各政治派别、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为了确立其思想观点,否定对立的思想观点,往往利用演讲论辩而达目的。于是,百家争呜,演讲论辩,风靡社会。持不同见解者基于要在演讲论辩中取胜的需要,就探索演讲论辩的技巧,这实际已触及演讲论辩和逻辑的理论问题。

公元前7—6世纪,印度人已知论辩、论辩术及诡辩。《五十奥义书》载有许多生动论辩。人们已对谬误论辩和不正当论辩术有所认识。《那先比丘经》中记述了那先与弥兰王的著名论辩,其中不仅有社会政治生活的辩题而且涉及论辩技巧问题。演讲论辩激起了思想家对论辩术的探究。由于论辩术的诸多问题与逻辑一脉相承,因此,研究论辩术的同时,也就研究了逻辑。正如唐代神泰所记:“自古九十五种外道,大小诸乘,各制因明,俱申立(论证)破(反驳)。”(注:杨百顺:《比较逻辑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因明的一些内容正是由论辩术提炼而成。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开创的“无名”、“有名”之辩,孔子开创的“正名”之辩,墨翟开创的“兼爱”、“非攻”之辩,已发展成观点鲜明的名、儒、墨、道等学派。名辩思潮日益高涨;礼贤下士招徕能言善辩之人成为风气。齐桓公田午建学宫,招贤才,冠以大夫称号,鼓励他们演讲论辩,畅所欲言,对治国的大政方针和策略评头论足。此举措使齐王好士之名远布,齐国成为威慑四邻的强国。燕昭王效仿齐王,筑起一座黄金台,作为招引人材的费用和礼物,诸多名人闻讯而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褒善贬恶。诸子百家方兴未艾的演讲论辩,无疑对演讲论辩学和逻辑学的降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杨朱、墨翟的学说因其有理有据、论证精当,而成为“盈天下”的显学。孟子承继儒家学说,在与杨墨学说的论辩中,注重逻辑应用,谙练论辩技艺,赢得“好辩”的名声。他的“知类”、“知言”的思想,把孔子的“正名”思想引入逻辑思维领域。先秦右家通过演讲论辩,总结出演讲论辩的目的、方法和规律,并升华为逻辑理论。

古希腊风起云涌的演讲论辩,造成了一些举世闻名的演讲论辩家和演讲、逻辑的理论家。芝诺喜欢从对手的论点出发,引伸出荒谬结论,来证明对立观点的不成立,反过来确立自己的主张。亚里士多德称其为“论辩术的发明者”。诡辩学派中的佼佼者大都招学徒,传授演讲论辩的“本领”。他们认为,演讲论辩的目的是取胜,而不是追求真理。该学派的思想言行是悖谬的,但其演讲论辩的技巧却比先前的思辨哲学家高出一筹。此在诡辩学派猖獗之时的苏格拉底,擅长使用“雕刻术”和“助产术”的方法,与诡辩学派进行论点。“雕刻术”即论证从笼统、粗略开始,逐渐走向精细、深入,最后使问题的实质或正确结论,象雕像一样呈现在人们眼前。“助产术”即象他母亲帮助别人产下小孩一样,启发、帮助他人得到真理,但不是把现成的真理或正确结论送给或强加于对手。柏拉图继承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演讲论辩术,讨论了肯定和否定、分类和归类、概念间的关系、命题真伪等逻辑问题。伟大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对演讲论辩学和逻辑学的研究,取得了亘古名扬的辉煌成就。他对演讲的目的、作用、材料选择、主题思想、语言表达等问题提出了真知卓见。他以认识真理、摈弃诡辩为目的,在西方逻辑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人类的逻辑思维问题,建立了第一个逻辑科学类型,被世人称为“逻辑之父”。

由上述可见,演讲与逻辑不仅有着难解难分的密切关系,而且源远流长,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步伐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在人类已经踏上新世纪门槛的当今,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若能有效地发挥演讲和逻辑的社会效用,可能会使人类的文明之花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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