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哲学有机整体的本质穿透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本质论文,哲学论文,穿透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的穿透性，一般体现在哲学基本精神对自身和其它理论及对现实的把握、贯穿、超越方式上，突出体现在本体论概念和方法论思想对体系的构成上。如老子哲学“道”与“德”的互相穿透及“道以一贯之”对其它范畴的穿透，海德格尔哲学的“此在”（Dasein）对东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穿透，等等。以此看马克思的哲学，无论其早期横空出世的“思想闪电”，《资本论》时期“普照的光”，还是其晚年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都表现了特有一贯的有机整体的本质穿透性。对此，本文试就其早期基本精神、本体论和方法论三方面展开探讨，以希有助于加深对其哲学生命力、丰富性、超越性和当代性的理解。
一、早期基本哲学精神的穿透性
马克思1859年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自己首先是个哲学家，而1843年至1844年间，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迅即导致了其唯物史观的形成。这就启示人们思考，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何以能穿透黑格尔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很快形成其新的质？
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特点及其转换，中外学者都作了大量研究，争议也较大。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他早期作为独创哲学家的、导致其思想转换的基本哲学精神特质（对此人们似乎研究得还不够），而这较充分地体现在他1842年的如下表述中：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 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这是在批判了传统“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1]的品性之后，马克思所发出的宣言。 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要与“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这正是马克思所独有的哲学精神的崭新表达。这种精神的特质，其实早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已显现，以后也一直贯穿在他的理论活动中。
这种精神特质赋予了马克思哲学思想以崭新的构成性和穿透性。正如他所说：“最新哲学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2] 因此，即使马克思当时的哲学出发点尚是“理性”、“自由”等观念。但在他新的世界哲学整体构成中的“时代”，已是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与现实世界诸如法国政治、英国经济和德国市民社会等横向维度汇聚成的“时代焦点”；而这焦点中的“人”则穿透了从马基雅弗利到霍布斯到卢梭、费希特和黑格尔（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3]）； 因而其“现实”就大大超越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演绎意义，其“哲学”也大大超越了黑格尔乃至青年黑格尔派“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滞后于现实的意义，因而能在现实中看到所谓“本性盲目的”、“非理性的”物质利益关系如何占了理性的国家和法的“上风”。[4] 这些都是他不久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的内在动因所在。
具体考察马克思哲学精神特质在1843年至1844年导致其唯物史观形成的特点，大致有如下几点：
首先，它在形式上是一种新的整体构成的关系思维。这种整体思维力求最大限度地把握和穿透现实世界的和理论的及其相互间的一切真实有效的要素关系。这就必然导致马克思对黑格尔抽象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思辨思维的批判。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关系被思辨的思维归结为现象”[5]，变成了抽象的现实性、必然性和实体性， “因而是些抽象的逻辑范畴的关系”。[6]而通过其批判， 马克思便揭穿了“现代国家本身是从现实人抽象出来的，或者只是幻想地满足所有人”[7] 的实质，从而得出结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8] 这就向唯物史观的关系构成理论的基础大大迈进了一步。
其次，它在内容上是一种新的辩证中介思维。对黑格尔来说，在两对立概念相互作用关系中，必有本质关联的中介范畴，否则便算不上辩证法的概念思维，因而在其法哲学中，“国家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中介体系”。[9]通过行政权和等级要素抽象的政治国家， 便是国王和市民社会的中介，这样“两个极端都摆脱了自己的偏执性，用各自特殊本质的火焰相互交织。”[10]深谙黑格尔的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理念私自制造出来的”[11]中介，形成了从现实关系至国家关系的新中介概念，这便是区别于反映孤立、狭隘利益的“市民社会”的、本质的人（类）和社会概念：“建立在人们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12]这是一种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关系的革命性的中介思想：“如果说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不同义语就是废话，那么具有社会精神的政治革命却是合理的思想。”[13]而一旦确立了这种本质中介思想，马克思便将哲学立足点牢牢置于其上：“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14]从而形成其新的、特有的哲学出发点与立足点的相互穿透：个人与人类、现实与历史、自然与社会、劳动与实践、分工与交往、使用价值与价值等相互间关系的穿透，及对其它关系（如意识）的穿透。这其中许多当然是他以后进一步结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现的，由此发展为唯物史观社会整体结构方法的核心思想。
再次，它在指向上是一种新的解放思维。马克思要求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世界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鲜明透视出重新考察、批判一切社会关系，寻求更为根本的、更具普遍性的人类解放道路精神指向。而当他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把哲学的出发点转向现实关系，把立足点确立在人类社会之际，他的解放思维便更加明晰和切实了：“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15] 由此，一方面必须把人从抽象的、思辨的哲学及其为政治国家作虚幻掩饰和辩护的意识形态关系禁锢下解放出来，进行哲学革命；另一方面，对人的现实关系的解放，其最根本的、最普遍的体现便是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因为无产阶级“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而“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作为社会的否定的结果体现在它的身上，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16]这样，马克思哲学精神特质的穿透性便显出了更加实在的内容和更明确的方向：“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便会解放成为人。”[17]
由上述可见，马克思早期（1842—1844）哲学精神特质的构成性和穿透性，体现在整体关系思维上，在立足点中介思维上，在解放思维方向上，基本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发生质的变化的是其哲学出发点的变化，即从理性出发转向了从现实关系出发。但这时马克思却产生了“苦恼”，这是在于他还未能对现实关系进行彻底解剖，需要进一步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学习和批判；同时还在于需要对以前（即出发点转换前）的哲学信仰（如《博士论文》中的“自我意识本体论”）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算，从根本上说，则是对旧哲学本体论进行清算。
二、新自然本体论的穿透性
马克思对旧哲学本体论的清算是在1844—1845年完成的。其清算过程， 也即其新哲学本体论和唯物史观的创建过程。 它主要体现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分别简称《手稿》、《提纲》、《形态》中。由于《手稿》较集中地研究了本体论问题，人们对其异见较多，本文即着重对其展开论述。
马克思在《手稿》中宣称，其“完成了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解答了“历史之谜”，它所导致的对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将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8]这六大本体论问题的解决，充分说明了马克思新哲学本体论的确立。这种新本体论区别于费尔巴哈旧自然本体论，而在马克思“彻底的自然主义”、“新唯物主义”意义上，笔者名之为“新自然本体论”。[19]
首先，马克思对“自然”作了“对象性关系存在”的崭新规定。这个“对象性关系存在”，不是费尔巴哈主客体统一于客体对象中的物性的存在，而是主客体统一于客观对象性关系的存在：“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己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20]因此，在这种对象性关系中，主客体是互为对象、互为主体而存在的，它们是直接感性活动的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1]这就又与一切形而上学地、思辨地追问创造物实体来源自为存在（如上帝、绝对精神等）的旧实体本体论区别开来。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自然”范畴穿透了一切现实存在关系及其范畴关系。自然界、人、社会及其现实历史活动关系（如劳动、分工、生产等），都可以纳入其相对相关的“自然”范畴之中（这如他后来的说“自然，这里指一对象，包括社会在内。”[22]），人的全部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既以感性的自然界为前提条件（所谓“无机的身体”），又成了自然界本身（在有机整体意义上，如他说：“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23]）因此，其“自然”，不仅穿透了费尔巴哈物性的客体对象存在的意义，穿透了黑格尔绝对精神外化过程性存在的意义，而且突出地穿透了现实关系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对象、过程范畴，而且也是关系范畴。从而能对现实存在实现有机整体的最大统一性和普遍性新本体论（存在论）概括。
其次，马克思在存在与本质的关系上，体现出更侧重本质的崭新穿透性。这便是“彻底的自然主义”的“彻底”所在。在此，他已完全超越了费尔巴哈。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存在与本质是直接统一的，没有中介的，“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24]因而是万古不变的、失去历史本质穿透性的。而马克思从来没有为了统一、看见了统一，就忘了本质差别的“粗俗习性”[25]。在他看来，自然界和人的存在与本质是统一的，但这统一不是无差别和直接无中介的。其中介，从总体看，是通过人的类（即社会）本质的、实践的历史发展关系得到体现的，因此，“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26]而就人的特定本质而言，“它作为产生活动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因而“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27]也就是说，要通过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劳动实践活动的中介，存在与本质才能得到统一。实践对存在因而就具有了本质的本体论意义（但显然实践不等于存在）。这也就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批评费尔巴哈不把事物存在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来理解的主要含义所在。而“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变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28]这样看来，存在与本质的关系，又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双向互动生成的、主客观辩证统一的关系。它既是客观的、受动的感性的存在在先（在自然界向人生成意义上），又是主观的、能动的、逻辑的本质在先，它们辩证地统一在人的劳动实践中。不过，从现实历史的具体发展看，如果说在古代的、封建的、东方的社会中，自然存在对人的本质（相对意义上的）表现在社会中介上，是自然占优势的统一的话，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这种社会中介已发生了总体性的、更具本质决定性的变化：“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29]因此，马克思从现实出发，就更为注重本质（社会的）对存在具有普遍和决定意义的穿透性。由此，我们便可理解，他在《提纲》中，为什么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提纲》和《形态》中，他对费尔巴哈所作的全部批判，都是立足于实践和社会历史的批判，乃主要是在其新本体论意义上的本质的批判。
再次，马克思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关系上，体现出一种新的自我肯定本质直观方法之穿透，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作了双重的扬弃。马克思明确批判了黑格尔“受对立面影响的、对自身怀疑因而是需要证明的肯定”的否定之否定本体论方法，从而表达了自己以“感觉确定的、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30]方法。亦即“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31]的自我肯定的本体论本质直观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关于人的存在、人的诞生和人的产生过程，人自身有着“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32]而关于自然界的存在，人通过主体性的、本质力量的客观的对象性活动得到理解和证实。因为人的本质力量“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33]因此，“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34]这样，其实践的、感性活动的本质直观就与费尔巴哈对象本质的感性直观区别开来。由此，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肯定”[35]这段表述，及其紧接着对从独立形态到总体上（对私有财产中介扬弃的）的五点肯定方式考察的确切意义。同时，我们也才能理解他极富穿透性的概念——“异化”的本体论意义。
“异化”，在黑格尔那里，除去绝对精神的外化意义，主要是指人的非对象性自我意识本质的异化。意识通过自身的外化运动，对象化为异己的、对立的对象，这是对自我意识的否定，而自我意识通过否定对象，扬弃异化即扬弃意识的对象性本质，从而达到对自身非对象性的本质肯定和确证。对此，马克思批判道：“人的异化了的、本质的现实性，不外就是异化的意识……因此，外化的扬弃也不外是对这种无内容的抽象所作的无内容扬弃，即否定的否定。”[36]“否定的否定就是否定作为在人之外的、不依赖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象本质，并使它转化为主体。”[37]
在马克思看来，人在本质上是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然而，在人的现实社会发展中，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却使得人的对象性活动本质发生了异化现象。其现实表现为，从劳动分工开始及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出现一部分人失去对象，与异己的对象对立并受其奴役、视对象性活动本身为外在对象并与之对立（厌恶劳动）等现象；这便是劳动异化。而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也出现了异己对立的他人和物化的人等异化现象。这些现象都是中介性私有财产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要扬弃异化，就必须否定私有财产关系。不过由于私有财产从整体上看又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对私有财产这个中介的扬弃即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在积极的意义上，在确立自身的前提下进行。[38]这就要确立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进行革命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相对于异化实践而言）。因此，马克思的异化和实践都首先是本体论意义的概念，才穿透了认识论、历史观和方法论（但不能说唯物史观即异化史观）。由此，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所以赞扬黑格尔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辩证法的伟大，在于其揭示了作为对象性的、自我生成过程的人的劳动的本质，尽管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仅在积极的、抽象的意义上的理解劳动。而马克思则揭示了劳动异化在历史具体发展中意义及本质。这种思想在其《资本论》中也有充分体现，并和《手稿》一样，与其要求创造“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9]的思想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可见，马克思的“新自然本体论”是他早期哲学精神贯注并彻底清理其旧哲学出发点的产物。由此，现实世界的一切关系被其得到有机、全面而本质的穿透。这种没有创造性实体本源的、不设终极存在目标的、把脱离人的自然界视为“无”的、关于现实历史的自然界、人和社会存在与本质发展的活的本体论乃是其新唯物主义的根本所在，是其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的基础。因此，唯物史观的最初穿透即在《手稿》中是不奇怪的：“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0]而在《手稿》之后，马克思的视野转向对社会历史现实多层次的全部关系的唯物史观透视，则是很自然的。
三、有机整体方法论的穿透性
马克思1873年在《〈资本论〉第1卷第2 版·跋》中提到， 他在近30年前就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同时又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近30年前的批判”，显然主要是指《手稿》的工作，这也就间接说明了《手稿》时期他辩证法思想的成熟。不过，其方法论思想最充分的表现，还是在《资本论》时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等著作中。在《导言》中，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他与黑格尔在辩证法上除了唯物唯心之分外，还主要在于有机整体方法与思辨的整体概念方法之别。
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扬弃的概念体系中表现得极富穿透性，这点马克思在《手稿》的批判中，已作了某种积极肯定。在概念的辩证穿透意义上，可以说不懂黑格尔，便不懂马克思在新自然本体论的对象性关系意义上，历史，现实、自然、感性、人、社会等概念，为什么是互相贯通的，并且为什么他后来会常把这些概念并列使用（例如’自然”和“历史”）。人们常说马克思的方法论是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方法论，这完全正确，不过，若忽略了马克思有机整体思想对其方法的穿透，仍不免流于肤浅的理解。
马克思的有机整体方法思想是与黑格尔的“同一性”思想作区分时而清晰表述的。在《导言》中，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作了三方面的考察后说：“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同一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接着，他批判了黑格尔主义者和庸俗经济学家把“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是置于“一个民族”、“人类一般”、“社会”的“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观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观察，思辨式的观察”[41]的方法。然后，他具体考察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等多重主体的相互关系，指出：“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其它要素……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它存在要素……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42]
这段关于有机整体的论述，点明了由环节主体构成的总体结构，点明了本质要素的原动性、起始贯通性和支配性，点明了本质要素与非本质要素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关系。它无疑是马克思早期整体思想的系统化发展，也是其新自然本体论关于对象性关系中互为主体和本质穿透思想方法的具体发展。而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他“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论述的。
首先，现实整体范畴抽象把握的相对性穿透。在马克思看来，对有机整体的把握首先是从现实整体的范畴抽象开始的，但这种抽象必须注意其相对性。这种相对性可以从简括为纵横两方面的相对关系及纵横之间的相对关系体现出来。就“横”向而言，它表现为现实整体的相对层次关系。例如，从政治经济学上看，人口、阶级、资本、货币等，都是不同层次的、从复杂到简单的相对的整体，对这些整体的抽象把握，必须把握它们之间相对相关的具体规定关系。“资本，如果没有雇拥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而反过来，“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以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它只能作为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而存在。”[43]而通过这些辩证分析，马克思有机整体的穿透要求，则是必须达到对最稀薄抽象的、具有最简单规定的整体范畴把握。因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有。”[44]也就是说，这样才能穿透上升到“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的”[45]思维具体总体。这便是马克思称之为科学方法对科学抽象的基本要求。无疑这在他《资本论》中对商品这个最简单“细胞”的解剖和抽象规定上，树立了典范。
就“纵”向言，现实整体表现为历史发展的相对关系，范畴对其抽象把握“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46]因此，亚当·斯密对“劳动一般”的抽象把握，正是在“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47]的现代意义上，相对比重农、重工、重商诸学派大大前进了一步。因此，“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48]不过，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是有限度的、相对的，而决不是黑格尔绝对意义的统一。马克思对秘鲁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中，存在着高级的经济形式（协作、分工），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等实例的考察，便说明了这点。而通过现实整体历史发展相对性的考察，马克思又特别要求把其放有机整体历史发展的最发达、最复杂的形式中来穿透。这就是所谓“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穿透。如对于社会整体而言，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49]而当然，这些透视和理解仍是建立在本质差别相对意义上的：“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着一种适用一切其它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50]
总之，对现实整体范畴在纵横两方面的相对性抽象规定的考察和有机整体穿透的过程，便是马克思抽象上升到具体总体过程。这具体总体便是反映现实历史关系的、纵横交织全方位立体的、相对相关的、有机构成的思维关系总体。而正是在这总体中，某个范畴才能得到科学的有诸多“一定的”规定性定位，如“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51]等；因而范畴总体的逻辑强力也就能表现出现实生命的结构张力。
其次，具体总体中本质要素范畴的穿透。在思维具体的总体构成中，马克思还特别要求找出具有起始性的、占支配地位、起主要决定作用的本质要素范畴，从而在本质要素范畴与非本质要素范畴之间，以及在本质要素范畴内部诸方面的相互穿透中，进一步完成整体的有机性。关于本质要素范畴与非本质要素范畴之间的相互穿透，表现在前述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等范畴关系的考察中；关于本质要素范畴内部关系的穿透，则体现在他更宏观视野的这段话中：“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52]这种质中之特质的“一定的生产”作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它“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或者“人的依赖关系”）的质的规定性，使其即表现在农业、畜牧业等生产性质等决定了工业等生产的性质；而“在资本居于支配的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53]（或者“物的依赖关系”）的质的规定性，使其表现为社会化工业大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农业等生产的性质。等等。而从整个历史发展看，便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4]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只有结合马克思方法论和本体论丰富性的理解，才能理解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唯物史经典表述作为有机整体本质穿透的丰富性，否则很容易流入单纯抽象的、乃至歪曲的理解（例如那种“单纯决定论”的理解）。
再次，具体总体与现实整体的相互穿透。这是马克思在抽象上升到具体之后特别关注的环节，也是其方法论在现实性上区别于黑格尔的重要所在。在马克思来看来，“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的，是思维着的关脑的产物……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55]这种区别于黑格尔仅是逻辑具体理性的、而要求理性具体与感性表象之间互相穿透的思维特点，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更高的理性标志。显然，它是与其早期哲学精神及其新自然本体论（关于交互主体）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其意义在于：第一，它认识到，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都是既与的、有局限的、有前提的，相对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56]因此，为了实现有机整体的科学把握、必须把理性与感性、存在与本质、历史与现实等全面结合起来，进行全面而本质的穿透：一方面既要从现实历史主体的丰富存在出发，把握特定主体范畴的前提性、既与性和片面性；另一方面又不囿于现实历史表象，而真正把握具有支配地位的、本质的主体范畴的穿透性。这两者相辅相成，是为马克思强调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都“应当时刻把握住”[57]的。第二，它认识到本质范畴在现实历史发展历史发展中的不平衡性。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考察中。这两种生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在以自然规定性为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如古希腊罗马等）形式中，及与以社会规定性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的纵横相互比较考察体现出来，而在一定的精神生产与一定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本质揭示上得到理解。可谓其有机整体方法论本质穿透性的最精采演示。
四、结语
从上述简略考察可见，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新哲学逻辑与现实历史关系相互作用、相互穿透的结果，都表现出其哲学有机整体的、本质的穿透性，其方向便是人类及其社会的解放。它本身便是一个有机整体。由此，我们可以思考如下问题：
1.把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 尤其是《手稿》的思想归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畴，与其后来的唯物史观割裂开来（如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所为），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轻率武断的。因为马克思哲学根本上不同于那种（如费尔巴哈等）仅是在哲学范畴内批判自足的哲学。
2.《手稿》主要解决的是现实私有财产关系及其深层的本体论问 题。在此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作为唯物史观理论基础的新自然本体论（按现在更准确的说法，应为“存在论”）。它与其实践认识论、唯物史观和整体方法论是有机联系着、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把它们割裂开或等同起来，都是不对的，（因为问题的对象不同）如把本体论意义的“异化”视为“异化史观”，就会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
3.本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上是有贡 献的。如卢卡奇对其整体辩证法的把握（但在自然与社会的把握上，却失去了整体的、双向的穿透、从而造成理论上许多问题）；德国学者A ·施密特对自然概念及自然与社会互为中介思想的研究（但他有时忽视历史具体的质的穿透，并且未搞清马克思新本体论的性质）；哈贝马斯对实践交互主体思想的研究；等等。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往往忽视马克思哲学出发点及生产方式本质的穿透，因而多表现为社会文化批判的哲学色彩。
4.本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发展表现为非理性主义的特点， 它们否定主客体对立的传统理性思维方式，反对科学上的工具理性对人统治。在此意义上，剥其唯心烦琐、抽象思辨和个人主观等因素，马克思哲学是可以与其进行一些问题对话的。其哲学的当代性也是为不少西方当代著名哲学家所承认的。
5.贝塔朗菲曾说他创立系统论受到马克思思想方法的启发。 本世纪科学突飞猛进，表现在方法论上的系统论、耗散结构论等对复杂系统的把握，已渗入到社会系统中。显然，把马克思有机整体方法论与这些科学方法论结合研究，是极有意义的。这也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重要表现之一。
6.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和人类学的研究， 他对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可能性的思考，是其唯物史观和有机整体方法论对“世界历史”新形势的新的穿透表现。脱离其穿透性，孤立地视其为另一种所谓“东方社会理论”，是不能得到正确理解的。
7.从马克思哲学有机整体的本质穿透性理解出发， 我们便要努力研究当今世界历史现实与理论新发展的相互关系。例如对“商品”这个范畴，就需要重新研究、界定其内涵，才能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
注释：
[1][2][3][4][5][6][7][9][10][11][13][15][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9、129、179、250、262、460、332、349、250、488、443、466—467、467页。
[8][22][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112、96、102、103、107、103、108、107、105、108—109、108、105、109、108、82、104、109、10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14][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47页。
[18][20][21][23][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124、168、129、122、169、125、124、158—159、124、131、167、131、150、176、172、175、121页。
[19] 参见拙作《马克思“新自然本体论”解读》，《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2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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