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监势力与晚清朝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政论文,晚清论文,势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清一代的太监，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朝政的程度看，都远不及明朝。然而，晚清时期，特别是慈禧太后柄政的半个世纪里，太监对朝政的影响力较清前期明显加强，而关键在于出现了一批“权监”人物，他们与朝政发生了密切关系，本文对此试作考察。
一、晚清权监势力的生发条件
太监，作为被皇家役使的对象，从总体上说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然而，该群体又专门服务和完全附属于皇家，不免是一个寄生性的社会赘疣，并且，因为与皇家权贵形影相伴的特殊条件，及其内部管理体制上的需要，也总有少数太监爬到比较高的地位，甚至窃取干预朝政的相当权力，实际上成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像这种情况晚清时期不惟不例外，而且较比该朝前期突出和典型。这一现象既符合君主专制时代王朝统治的一般规律，也有着当时的特定原因。
阉寺为患作为君主时代朝政败坏的重要征象之一，往往在王朝的末期表现尤著。从中国历史上阉寺为患最严重和典型的汉、唐、明等几个朝代看，无不如此。而在一朝前期，一般政治相对清明，统治者尚能注意总结和汲取包括太监干政在内的过去王朝施政失败的教训，整肃纪纲，对太监约束较为严格也较为有效。在这方面清朝前期即颇典型。顺治帝时，特铸铁牌立于内务府和交泰殿内，上面载有皇帝敕谕，宣明以明朝阉寺害政祸国为鉴，严定本朝有关法度，太监“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①。康熙帝登基之初，即将原太监系统的“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宣布“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官俱永不用”②。后来，只设从属于内务府的“敬事房”作为太监的专门管理机构，并修撰《国朝官史》，详定宫制。乾隆时又作出太监官衔最高不超过四品的规定。有关种种法规，切实执行。
清朝后期，国势江河日下，朝政日益腐败，弊端愈形严重，情况较前发生明显变化。有迹象表明，自道光朝开始，皇帝对所喜爱的太监就有所放纵，甚至施以荒唐的宠遇，如“凡内监之丰仪者最为得幸，并为之娶妇，使居南府”，政使太监“恃宠而骄，时多非分之请”③。至咸丰朝更变本加厉。特别是从慈禧太后柄政的同治朝开始，女主对亲信太监的利用、纵容和封赏，愈加漫无限制。晚清权监势力的彰明较著，应该说是由她这里发轫。
皇帝幼小或懦弱，后党乘机专权，本乃权监势力生发的起码条件。诚如有的论者所言，“母后的宫中，才是太监生存的据点，依附发展的大本营”④。从有关慈禧太后的具体情况看，她酝酿政变夺权之始，就离不开对心腹太监的利用，不然的话，便无法与有关人员进行秘密联络。譬如，她在热河召见恭亲王奕訢，即由“太监数辈传旨出宫”⑤。至于政变成功后，对于亲信太监的非分利用和放纵，更是明目张胆。并且，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干预，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分化繁杂，使得朝政空前复杂化。慈禧太后为了对付政敌，维护和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千方百计地广置耳目，豢养爪牙，网罗党羽，培植亲信。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伴随她的太监便大有用场可派。事实上，权监成为后党势力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
除了“政缘性”因素之外，后宫私生活方面的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后宫垂帘听政契机的获得，是以夫亡而子幼的家庭不幸为代价的，在以声色犬马为常乐的宫闱环境中寡居，对于女主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难言的悲苦，由所喜爱的太监伴玩，便成为其日常不可缺少的一种微妙排遣。据晚清宫廷的知情太监忆述，慈禧太后与总管太监李莲英的关系即非同一般，每日三餐，早起晚居，他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相至问候，慈禧太后常邀李莲英与她一道“溜弯儿”，或是把李莲英招到她的寝宫，两人常常谈到深夜⑥。李莲英则不择手段地垄断专宠。亦据在清宫的知情太监说，慈禧太后曾宠爱上一个叫姚宝生的御医，经常传他进宫诊脉，同他聊天，李莲英怕这个御医占了上风，便设计挑唆恭亲王奕訢，逼这个御医自杀了。
通观历史上有关情况，充当供男女主子嬖幸的“特种性伙伴”，不失为太监的“功用”之一。而对象慈禧太后这样未便公然撕去“贞节”面纱的寡居女主来说，这种功用就更微妙而重要。至于日常一般性的供役、侍奉，自更是贪逸成性的主子的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而回报所宠爱奴辈的，便是故意放纵和滥行封赏，从而使之具备了干预和影响朝政的权位条件。
二、权监势力对朝政的危害
因为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晚清权监势力的生发即不足为怪了。当然，所谓“权监”人物在太监群只占少数。有清一代太监较之明朝一直少得多。晚清时期的太监人数在一千五六百名到二千一二百名之间徘徊。光绪年间宫廷中太监共有1900多人时，其中总管太监16人，仅占太监总数的0.81%；首领太监152人，也只占太监总数的7.66%⑧。即使这些地位较高的太监头目，够得上实际“权监”的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权监少则少矣，但又毕竟形成了一股群体势力。如果按时序选择晚清权监中几个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人物，当数安德海、李莲英和张兰德（小德张）三人。安德海可以说是晚清显要权监的先导，但最终又成为清廷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到死时也只有“六品蓝翎”之阶衔。继起的李莲英所达到的地位要显赫多了，被破例地赏赐二品顶戴，而且其地位也比较稳固，一直伴至女主去世。张兰德则是得宠于末代宣统帝时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的，虽然张氏在朝中的实际影响不抵李莲英，历时也短，但他的骄横跋扈乃至“欺主”则是安、李所不及的。并且，在清亡后他还骄焰不减、富贵依旧地生活了若干年，成为供世人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审视若辈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由这几个典型人物和他们的同侪身上，可以察及晚清权监势力危害朝政的一些基本方面：
第一，媚主邀宠，寄生累国。
明朝李贽论及秦朝权监赵高时，说他只不过是“蛆”和“奴狗”，连“奸臣”都不配，这委实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了若辈的人格特征。算得中国历史上权监祖师的赵高尚且如此，晚清安、李、张之流自更不待言。
他们能在众多的太监当中“脱颖而出”，出人头地，全赖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不择手段地媚主邀宠。安德海即“以柔媚得西太后欢”⑨。李莲英更为典型，他“本一无赖子”⑩，入宫由梳头太监爬到总管的地位，被封二品，靠的就是善投慈禧太后所好，哄得主子欢欣。譬如他那梳头“绝活”，就是专为邀宠于慈禧而学就的。平时总是挖空心思地对慈禧太后百般谄谀。李莲英自己就曾公开标榜“不会做人，要学做狗”，这可真算得上他的立身格言。即使后来在隆裕太后面前不无骄纵之态的总管太监张兰德，又何尝不是以“奴狗”献媚换取晋身之阶的呢？他曾有这样的现身说法：“侍候人的人，应当比被侍候的多三招，如随太后出宫，得要先看天气预测冷暖，好带衣服，不能忘记携带她日常用的东西，察颜观色，一呼即到，一要就有。”(11)“奴狗”们的这种卑鄙心术和行径，势必更助长主子恶听逆耳忠言，难容强项义举，而生活上愈发荒唐的劣性，从而直接间接地害及朝政。
权监们的确又是寄生为害的大蛆虫。其食俸待遇按定制虽然已比一般太监所享高若干倍，但这对权监们的实际消费和收入来说不啻九牛一毛。从日常生活看，“总管和首领太监都有专人厨房，有的和主子吃一个厨灶”，如张兰德就和隆裕太后吃一个灶，“每餐和隆裕太后一样，菜40品”(12)。权监们积累的财产之巨更是惊人的。如李莲英在家乡大城县有地36顷，浮财难知其数，到他临终时，单是他的两个过继女儿每人就分到了17万两银子(13)。张兰德在原籍静海县置地10余顷，在南苑置地20顷（一说50顷），在天津英租界置楼房12座，模仿故宫御花园养心斋的样式，在北京永康胡同建造了宏大的宅第，在京开当铺、商店投资几十万两(14)。据估计，他约有2000万两的财产(15)。他们的惊人消费和积累，无疑成为国计之大害。
第二，贪赃纳贿，败坏朝风。
权监们巨额财产的积累，主要靠贪赃纳贿，巧取豪夺。因为他们是主子身边的亲信，可以障蔽宫府，淆乱宸廷，并且自身也窃得很大权势，大臣们要向上邀宠，不得不先走通他们的门路，甚至正常公务方面的必须请示，有时也得买通他们的关节，故大臣伺机向权监送礼行贿直成趋之若骛之事。李莲英过40岁生日，“内自军机，外自督抚，无不有庆祝之礼，赃私之积以千万计”(16)。光绪十二年（1886年），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水师，李莲英名为侍从，实则监督，官员们对李的迎逢巴结甚至超过对奕譞，“自海军提督丁汝昌以下，莫不竭诚尽力，以博李总管之欢欣”。即使李鸿章也不能怠慢，“而李总管此行，所受之谄媚贿赂，蔑以加矣”(17)。为了从李莲英处探听机密朝事，荣禄也曾向李莲英行贿，奕劻则花了更多的银子。袁世凯为了向上爬升，从戊戌政变到慈禧死前，一直在李莲英身上下功夫，一次竟向其行贿20万两白银。及至袁世凯为了窃权逼清帝逊位时，又走张兰德的路子，花了巨额“运动费”，或说张氏的“巨万家资，大半由此而来”(18)。除了受贿之外，权监们还利用在宫内的方便条件大肆盗窃和侵夺珍宝器物，象张兰德建造的私宅，室内装饰陈设之物大量的是宫中珍品(19)。若辈所获不义之财难以有精确统计。象李莲英，他死后除了被家人分掉的巨额财产外，“赃私积存宫中尚有三百万，内监争夺，至于动武”(20)。如果说，是当时腐败的朝风给权监们的贪赃纳贿提供了可能而合适的条件，那么，他们这种恶举，无疑又反过来促使了朝风的进一步败坏，朝纲的进一步紊乱。
第三，为虎作伥，戕害异己。
主子脚下的“奴狗”，其另一面又是恶犬。对于主子的政敌和所憎恶的一切人物，他们最惯于吠咬，其阴毒凶狼，非常人所能为。若辈既然能“恃太后之宠幸，凌蔑皇上”(21)，既然不惜对落难的珍妃投井下石，那么对主子所恶的臣工们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消说对于手下敢于拂意逆行的一般太监了。他们不光是充当主子的恶棍打手，为了自己的争宠竞势，也很惯于拉帮结伙，互相利用，勾心斗角，戕害异己。他们之所以能够爬升成为权监，这方面的心术和本事不可或缺。安德海、李莲英是这样，张兰德在这方面更典型。他靠倾轧别人爬上大总管的职位后，为了防止别人对此位侵夺的可能，又搞跨了杜兰德、李兰芳、颜海潮、陈瑞峰、万宝斋、狄八等号称“三十六友”的联合势力。他还用拜把子、收徒弟等方式来网罗和扩充亲己势力，将他们安置于各个管事的职位。宫廷内部的派系斗争，是牵连朝政大局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权监势力的介入，不但直接作为后党的帮凶，而且使派系争斗更为复杂化，更加重了朝政的混乱。
第四，仗势恃强，公然干政。
严禁太监与外官交结及干预朝政，乃有清一代的一条重要“家法”、“祖制”。顺治帝时特立的铁牌犹在，但晚清权监们已视若废器矣。交结外官、干预政事对于若辈来说已成为明目张胆、司空见惯之事。自慈禧太后在热河酝酿发动政变之时，与恭亲王密谋，安得海即参与联络，成为得宠的一大事功。其后遂愈发“干预政事，纳贿招权，肆无忌惮”(22)。“恭亲王去议政王权”，即“颇为所中”，而“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23)。他在出宫南下途中，尚“一路招摇”，“干预地方公事”(24)，被查出了确凿证据。其后，李莲英的气焰更不得了。据在军机处供职的官员忆述，李莲英与大臣们在一起时，竟至“宰相、尚书、侍郎、京卿围绕屈膝折腰”，而李氏“昂然竦立于中”(25)。他与大员们的交结联络繁密之极，像与袁世凯之间长时间的相互勾结利用即颇典型。袁世凯固然作了李莲英的一路财神，而李莲英则给袁帮搭一道升迁的无形阶梯。或说李氏“黜陟百官，皆任吾意，皇帝亦无可如何”(26)，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若辈在与主子“闲话家常”当中，便参与了评判官员、参政议政的机要之事，确是他人所不能为的。甚至对于光绪帝，李莲英竟也“日进谗言于西后，言皇上有怨望之心”，更促使“西后废立之谋日蓄于胸中”(27)，他乃至公然“在外廷造谣言，称皇上之失德”(28)。在帝后两党的政争中，李莲英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至于堂而皇之地伴奕譞巡阅海军，其所肩负的使命更是路人皆知的。连“召义和团入宫，列八卦阵，太后拜受灵符”(29)这样的事情也少不了李莲英的怂恿。李莲英为夺势干政简直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如把他的美貌的妹妹也引进宫中，本想惑光绪帝纳之为妃，虽遭拒绝未果，但该女得到慈禧的喜爱，“由是莲英得妹助，与王公通声气，威焰逼人，朝士屏息”(30)。李莲英还为他的继子廉价捐官。张兰德在这方面亦不落后。据在他手下当差的太监忆述，张与许多大员勾结，例如“和张勋换过谱（结拜兄弟）”，“与袁世凯亦早有了紧密的关系”(31)。他在隆裕太后垂帘时，竟至“随口称奉懿旨，以为压制之常山宝符，虽对摄政王（载沣）亦有之，况其他乎？以故宫中无敢与抗颜行者”(32)。
从由上论列的几个方面，已可见权监影响朝政之彰著，危害朝政之恶劣。但也应该注意到，晚清权监势力也不是到了可以完全为所欲为、泛滥无度的地步。譬如说，从其活动范围看，主要是限于宫中，而不像明代那样权监的足迹遍布朝野四面八方，其黑手伸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无所不监”、“无监不乱”的恶局。从其干预朝政的机制看，主要还是紧紧依附和借助于专权的主子，到头来还是狐假虎威，并不像有的朝代那样，权监公然凌驾于名义上的主子之上，自行揽权施政，甚至达到在主子面前指鹿为马的横暴地步。即使清朝灭亡前夕张兰德的骄横，也主要是表现在日常意态上，而远不能一手操政。从祖遗严限太监的法度看，其余威在晚清也还没有消弭净尽，仍然有一定约束力，既使慈禧太后有时也不能全无顾忌。
三、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的地位和角色
统治集团内部派系分化复杂，争逐激烈，是晚清朝政一个突出特征。而权监势力的特别身份，使之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的地位和角色颇显微妙。
如前已提及的，从实际达到的权位条件看，权监势力已算得上统治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又与正规的朝廷命官不同。按照制度的规定，他们是没有干政之权的。并且，鉴于其出身、形体及职业条件，正规官员一般从心内是对他们颇为轻视和厌恶的，故权监们依恃主子而飞扬跋扈、僭位越权的行径，极易引起官员们比较普遍的愤恨，这样，发起对劣迹彰著的权监们的挞伐，既名正言顺，合法合制，又能赢得比较普遍的同情和支持。更微妙的是，由于权监与其主子的特别关系所决定，对若辈的挞伐，既可以是直接针对他们本身，又能作为打狗冲主、投鼠“及”器的手段。而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权监与主子的特别关系，对于他们的干犯，不免又存在着打狗看主、投鼠忌器之讳。从权监及其主子方面看，因为权监们狐假虎威的缘故，所以，一旦遭到“外官”们的问难挞伐，其自身缺乏足够的招架和反击能力，主要要看主子的态度和招术如何。出于对亲信奴才的宠爱，特别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权威和实力计，主子当然要凭借专制权力竭力庇护奴辈，但有时也不得不“丢卒保车”，甚至拿奴辈当挡箭牌和替罪羊。在这种情况下，当事的权监自然也就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充当悲剧性角色。总之，无论如何，对权监的干犯，势必牵涉到其追随的主子，从而关乎朝政大局。不妨从几件较为典型的案事中具体体察一下各类不同情形。
安得海作为得宠于慈禧太后的第一个权监，却于同治八年（1869年）秋间因出宫南下采办宫中用物，在山东被巡抚丁宝桢截捕处死。这一事件，实际上是奕訢、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之间进行的一场微妙斗法。而诛安的结局，使得“天下交口称颂”，连趋奉慈禧惟谨的李鸿章、曾国藩这样的人物也不例外。当李鸿章从邸抄上看到诛安的消息后，“矍然起，（将邸抄）传示幕客，字呼丁公（丁宝桢字稚璜）曰：‘稚璜成名矣！’”而曾国藩闻讯对人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33)从这些情况不难体察到，朝臣对权监横行不法较为普遍地持憎恶态度，而高层统治集团借题发挥的斗法事局则十分复杂。安得海被诛，一方面是他咎由自取，另一方面更是作了政争的牺牲品。慈禧太后在这场角逐中是处于被动失利地位的，这表明当时她的专制权能和实力条件还没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案事对于权监势力来说，自然是一次沉重打吉，是一次血的教训。后来的权监人物虽然从权势地位和害政程度上更远迈安德海，但很注意避免类似安德海这样的鲁莽行动。而随着慈禧太后专制权能和实力的不断加强，她对“奴狗”的庇护（当然最终还是对自己的维护）也就更趋专横和有效。
光绪六年（1880年），发生了一起午门护军与太监争殴案：八月十二日，慈禧太后命其手下太监李三顺出宫给其妹也就是醇亲王奕譞的福晋送东西，因没有持所规定的执照，李行至午门被护军拦住盘查，恃势与护军争殴，将所带物品毁弃。慈禧太后听了李三顺的一面之词，便勃然大怒，命刑部及内务府严惩当事护军，而对李三顺之违例却不置一辞，一时引起朝中舆论哗然。翁同和在日记中记曰：对当事护军“圣意必置重辟，枢臣力争不奉诏，语特繁”(34)。清流人士张之洞、陈宝琛也上折力争。最后于十二月初七日，慈禧太后才布旨将护军“人犯”较原拟减轻处罚，“主犯”玉林杖一百，流二千里，并将李三顺象征性地予以薄惩，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如此，朝臣们便大有“涣然德音，海内欣感”，“可见圣人虚怀”(35)之慨了。倡率争议此事的恭亲王奕訢对张之洞、陈宝琛的仗义敢言和善言大为称赏，谓同列曰：“此真奏疏也！”(36)李三顺并算不上显要“权监”，一走卒而已，只因是奉慈禧之命行事，便有恃无恐，不服法度。而在主子面前一经告讼，慈禧太后便不问青红皂白，一手制造冤案，酿起了一场影响朝政的风波。倘若涉及其亲信权监李莲英辈，那自然更要过份了。
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莲英受慈禧太后指派，随奕譞巡阅北洋海军，朝臣多以为非制，但慑于慈禧淫威讳不敢言，独御史朱一新强项上疏，有言：“今夏巡阅海军之役，太监李莲英随至天津，道路
传，士庶駴愕……宗藩至戚，阅军大典，而令刑余之辈厕乎其间，其将何以诘戎兵崇礼制？”又说：“从古阉宦，巧于逢迎，昧于大义，引援党类，播弄语言，使宫闱之内疑贰渐生，而彼得售其小忠小信之为，以阴窃夫作威作福之柄。”并以“事每忽于细微，情易溺于近习，侍御仆从罔非正人，辨之宜早辨也”(37)这样的话来讽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岂能容忍，布旨严斥朱一新，以“徒以虚诞之词希图耸听”(38)的罪名，给朱一新降职主事的处分，剥夺了他的建言之权，意在惩一儆百。朱一新被迫辞职回籍，朝臣遂无敢再抗言者。
及至甲午战争前后帝后党争激化，李莲英辈作为后党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引起帝党人物的忌恨。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御史安维峻在弹劾李鸿章的奏折中，兼讽谏慈禧应戒绝李莲英干政，有言：“谓议和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可复容？”(39)慈禧太后对此自然不能接受和容忍，以“托诸传闻”，“妄言无忌”(40)的罪名，将安维峻革职充军。
可见，随着慈禧太后专制统治权能和实力的不断加强，依附于他的权监们的“保险系数”相应水涨船高，不再有安德海第二之虞。被治罪乃至断头丧命的太监倒是大有人在，但那是女主在她豢养的权监们帮同下制裁其心目中的“敌对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奏事处太监寇连材向慈禧太后上折言事，提出“请太后勿揽权，归政皇上”(41)等十条政见。在李莲英的参议和耸恿下，慈禧太后以言事干政的罪名下令将寇连材处死。寇连材不屈不挠，义无返顾，在莱市口从容就义，成为晚清有名的“烈宦”。同年冬，慈禧太后责贬珍妃（连同其姊瑾妃）之后，随将同情珍妃的太监大量减逐，甚至大加杀戮。及至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后在囚禁光绪帝的同时，对其手下太监也大下毒手。据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梁启超说，“皇上之内侍及宫女前后被戮者二十余人”(42)。还说当时慎刑司里用“气毙”之刑，将光绪宫中给维新派通风报信的太监处死多人，珍妃宫中有三十来个太监也是被此刑弄死的(43)，造成一大惨案。
这一方面表现了专制淫威的惨毒，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在近代时势条件下，由于民族危机和维新运动的刺激，也促使了太监这一社会群体的政治分化，从中涌现出一些有正义感，甚至不惜献身而勇敢地参与进步政治活动的人物，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譬如寇连材的就义，即在朝野引起了很大反响。“烈宦”人物与慈禧及其“奴狗”们的对立，这本身就是当时朝政中有影响的事情。
注释：
①故宫博物院藏“铁牌”裁文。
②(38)《清实录》，第4册第49页、第55册第125页。
③④东郭先生：《太监生涯》，第496、5页。
⑤《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291页。
⑥⑦⑧(11)(12)(13)(14)(43)《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189-190、192、164、203、164、193、166、169页。
⑨⑩(16)(19)(22)(30)(32)《清代野史》第2辑，第356、358、359、186页。
(15)(18)(31)温宝田：《关于太监小德张的回忆》，《文史资料精选》，第1册，第190、189页。
(17)(26)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纪》第73页、61页。
(20)(25)(29)高树：《金銮琐记》，《近代稗海》，第1辑，第42-43、63、47页。
(21)(27)(28)(41)(4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58、111、112页。
(23)(33)《清代碑传全集》，下册，第942页。
(24)《丁文诚公遗集》，卷七，第5页。
(34)(35)《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初七日。
(36)胡钧重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一，第23页。
(37)(39)(40)《清史稿》，第12464、12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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