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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2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0）01—0003—06
市场理性是指市场运行中的市场规律，市场活动者必须遵从它，使自己的活动符合于自己以外的市场理性。市场理性属客体对象，不以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市场活动者思维着的理性，属主体精神，直观地看，是有“自由”的，任己行事的，但它始终不能摆脱客体的市场理性的制约。客体理性与主体理性，市场理性与市场行为者思维着的理性，相互一致，才能形成有序的、文明的、健康的市场经济。
市场活动是通过市场行为者即人实现的，因此，人，包括人性、人欲、人的需求、人的活动目的等，是市场理性的研究起点。
人，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把握外部世界的规律，创造一个适合人性的外部环境。所谓人性，一是求知，获取外部世界规律性的知识；二是创造，运用所获取的外部世界规律性的知识，通过自己的理性思维，创造性地活动于外部世界。求知和创造，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情趣、意愿，目的是使世界变为适合人性的世界。它集中地表现在人的利益需求之中，因此，利益是人的活动的内在驱力，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渊源，是人改变世界、使世界变为适人世界的原初动因。
基此，研究市场经济，应从人的利益驱动开始，进而研究人性的种种。
传统市场经济创立者有一个理性设定，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交换和交易中，人们为了寻求最大限度的物质利益，达到自己的功利目的，必然导致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资本有效运作，使资源合理配置，并且自己预先具备了一切市场信息，能够准确地选择自己的市场行为。就是说，按照传统市场经济创立者的观点，市场活动者是遵循理性规则选择自己的市场行为方案的，“看不见的手”具有理性，能够调控市场活动者的市场行为，使之遵循市场规律。但是，市场活动者有理性的一面，平等交易，遵章守约；又有非理性的一面，行骗欺诈，逆规牟利。人的内在的利益驱动，是市场经济所承认、所允许、所鼓励的。可是，没有制约机制，可以导致利益追逐者不顾一切人间道德、社会法律，任性随欲、横行逆施，甚至甘冒杀头的危险，及至挑起战争，争霸世界，惨杀人类。萨缪尔森看到了这点，他说：市场既没有理性又没有良心。亚当·斯密试图寻找一种理想化的市场经济，他从人性出发，指出人有动物的一面，表现为利己，又有天使的一面，表现为利他。市场经济承认利己的合理性，同时又需要道德和正义。利己和利他，私欲和道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亦即问题，学术界称之为“斯密问题”或“斯密之谜”。它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能否培养和维持理想化的道德和人格。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从人们利己动机出发，在价格引导下，增进了社会利益，实现了利他，利己容融着利他，利他容融着利己；这还不够，还需要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斯密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利己是市场行为者一切打算的基础，他们不可能把“共同富裕”当作目的。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斯密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谜，如何解开它仍是一个问题。
市场经济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它的立足点或核心思想是个人主义。
首先，当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滋长起来的。它仅仅从人的自我需要出发，要求世界按照人的自我需要如人的自我意志、情感、目的，进行运转。以这种思想活动于市场，必然要碰壁，因为，世界并不服从人，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也不服从人的自我需要。把个人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使市场经济的设定者遇到了尴尬。这种尴尬表现为贫者越来越贫，富者越来越富，出现两极分化，出现资本主义的种种灾难，进而破坏着市场经济。
其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人的追逐利益当作人性的本质，当作人的立身之道，必然丧失人之为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把追逐利益当作人的唯一需要，必将阻滞理性，引向道德的虚无、理想的沉落、精神的衰竭、审美意象的扭曲、人如动物然，理性也就没有地位了。
其三，个人利益与个人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想含义。个人利益是市场经济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从根本上讲，它与集体的、社会的、长远的人类利益是一致的，与人的理性追求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并不否定个人利益，相反，个人利益与社会主义处于有机联系之中；个人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伦理，而且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它把个人当作世界运动、发展的本质，以个人为中心，并把个人置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无视他人利益，无视社会进步，无视人类未来，只能使市场活动者陷于相互碰撞、相互倾轧之中。
其四，市场经济是以金钱为中介的。把个人当作市场的中心，必然使人拜倒于金钱之下，人不再是人而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人的精神遭到击沉，必然出现享乐至上，沉迷于声色犬马，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它阻滞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育。因为，市场经济是在交往中进行的，在交往中，如果以个人为中心，仅以个人利益为追逐目标，必将破坏市场的交往运行，使市场交往陷于混乱无序。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提出“一切向钱看”，认为“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原封不动的翻版，不仅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片面观点，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害背离。金钱不是人的唯一需要，更不是人的本质需要。人，不仅要追逐金钱，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使自己生活得更好，而且有自己的理想、信念、向往种种精神需要，否则，人就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了。这不是对人的自外说教，而是人性的自内原有，是人的一种本然具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社会愈进步，人类愈发展，人的这种本质特征，就越来越显著，越来越上扬，越来越升高，相反，社会越来越暗淡，越来越下沉，越来越低迷。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或精神需要，只不过有高低之分，上下之别。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 兽性与人性反映在人的活动中，一是追求物欲的满足，一是追求心理的怡悦。人的物欲靠利益支撑，人的心悦靠思想滋发，都是在人与人交往中形成和培育起来的。在市场经济的交往活动中，我们只能要求人们减少兽性，增多人性，使人的精神境界更为崇高，更加上升，不能要求人们摒弃兽性，纯化人性。理性的本质是求真，使思想与存在一致，目的是为了取善、悦美。非理性却只以自我欲求为中心，要求把个人的物欲私利，向往和追逐，上升为一切之上，它是破坏人间和谐的。把个人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必然引起人间纷争。
社会主义就其本义，是与个人主义直接对立的。“社会的”原本是针对“个人的”提出的，社会的与个人的，是一对反义词语，彼此不同，相互排斥。前者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内容，建立一个有机联系的社会制度，后者以各个个人利益为内容，建立一个各行其是的社会制度。近代较早的社会主义者，就是针对个人主义提出自己社会主义主张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属于相反的两种思想体系，因此，近代较早的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集中于反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尽管采用了源于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它的思想基础是反对个人主义的，因为，个人主义必将导致分散，导致社会整体失序，导致社会主义制度落空。
同任何事物一样，市场经济有利亦有弊，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市场经济，是作为方法，作为由分散的小生产经济向社会性大生产经济过渡的桥梁，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时期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方法讲，是类似的，目的却截然不同。目的不同，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不同，发展趋势不同。不过，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不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主义及其所滋生出来的种种腐败现象。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诱发出来的种种腐败现象，使人生厌，令人忧虑，进而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疑惑，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是，腐败不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接导引出来的，而是释放出来的，因为它有着更为深沉的社会、历史、思想根源，以及自内、自外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侵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发育阶段，尚不完善、尚不健全，腐败现象就会觅隙而进入社会主义市场活动中。因此，消除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法制，培育和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理性。否则，仅仅限于斥这骂那、鄙此咒彼，只是一种情绪性的渲泄，不仅无济于消除腐败，而且会使人意志消沉、精神无着。任何一个人，除了要求物质上的满足，始终要求精神上的寄托，精神不寄托于社会主义，就会寄托于别的什么思想，如宗教的虚幻，伪假科学的迷梦，人也就失去了自我，只能听由某种无法理解的外于自我的幻想力量所左右。如崇拜神、崇拜某一偶像、崇拜伪科学，卑视自我，把自己交给自己以外的某种力量安排。它与市场经济要求发挥人的自我力量，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是直接悖逆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从古代的、外域的思想宝库中探寻或吸取某些有益的思想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必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也曾探寻和吸取了古代的、外域的某些对自己有价值的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更加自觉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它目标明确、方法适当，更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复为洞穴野人。但是，重要的是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运行中寻找答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以及随后的继承者都未曾提出，只是在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由中国第一次提出。无疑，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一次创造性的思想转化。它是从时代的进展中提出的，是从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中发掘出来的。它的解决，也应由时代、时代提出的理论课题、时代的实践进展逐步完成，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也不是用一种思想反对另一种思想，就能奏效，主要的应诉诸实践。实践是理论的始初源泉，理论的审判官，理论的发展源。有人提出：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滑润剂，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误解，甚至是一种歪曲。只有在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活动中，才能使腐败不再滋长。谁搞腐败，谁就不能占领市场；谁搞腐败，谁就会被市场抛弃。市场无情道有情，这个“道”，就是市场理性，违犯这个道，市场行为者就会遭到无情的惩罚，市场经济也会遭到可怕的损害。腐败与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是绝对不相容的。不是市场经济引出了腐败，而是市场经济不成熟、不健全、不完善，使腐败有隙可乘。
传统经济学从个人主义角度考察市场活动，把人的追利趋向看作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动力，把经济学的对象局限于人内在的利益驱动，并把人看作是客体世界中独立活动的实体，市场对人无可奈何。似乎人只是单个的、原子式的利益追逐者，进而把市场活动者主体理性的塑造和重建，视作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逐利是人的本性，本性又是不可改变的、始终如一的，因此，他们就把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看作是唯一的人间关系。其实，市场经济不仅是利益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人情与人情之间的关系，如果仅仅看到利益之间的关系，那就会把市场活动中人的精神看作是无关紧要的。经济学只以不变的人性（追利）为始点，研究经济运动，人的主体理性就会被削弱，人的自我精神就会遭击沉。因此，我们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而且把精神文明建设看作是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现代企业管理提出：把人当作人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不仅是物欲私利的追逐者，还是理想、信念、崇高目的、伟大抱负的追逐者，为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的幸福而努力工作，是人生的最大享受。利益只是人生追逐的一部分。研究人、研究人在市场中的活动，不能限于人的物利追求，更应研究人的神情向往。人是人，不是活动中的物，不是仅以物利为活动目标的。
传统经济学把竞争看作是市场经济的唯一手段，忽视合作、互补、相助。无疑，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但是，只求竞争中取胜，忽视或无视竞争对方的利益，自己求胜的目的也难以达到。一方有利，另一方无利或受损，难以成交，难以形成市场交往。竞争中合作，交易中互补，谋利中相助，才能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显得特别突出。任何企业都不以亏损为自己企业的经营目的，一旦企业遭到亏损，就会破坏企业交往的市场机制。尽管企业的亏损甚至破产是经常发生的，但不能归罪于市场经济，只能归罪于企业的市场行为。
市场经济不断地调动着人的欲望和热情，引导着人们勇敢地走向市场，参与竞争，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人欲。人欲，包括人的物欲、情欲、意欲，属于主体的精神追求，未经理性考察，特别是未经实践检验，是非理性的。非理性的人欲，只是人性的一部分，可以作为市场经济的研究对象，不能由之导出市场经济的理论结论。把人欲当作市场经济的唯一内容，以人欲为据，从人欲中导出市场经济的理论结论，就会使主体与客体分离，并且降低人的价值、地位、作用。人的崇高、伟大也就不见了。
用理性的眼光考察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可以看出，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基于中国的现实，基于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改革以前的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经济的王国，它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以家庭为生产的基本单位，交换少，商业往来更少，祖祖辈辈沿用着同一生产工具，进行着同一的生产活动，看不见外界的变化，也不肯接触外界的变化，自我封闭，自给自足。改革以前的中国，建立了一大批大、中、小企业，但它是以小生产眼光经营现代企业的，自成一体，无视交往。自成一体，企业就像一个小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样样都管；无视交往，企业只重产量，忽视质量，因为，产品质量是交往竞争中形成的。没有交往，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被击败的危险，也就没有改进技术，进行科学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的必要。其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式的生产运作，自我满足、与世隔绝、无求他人，“老婆孩子热炕头”，也就足够了。改革以前的中国，企业没有危机感，只要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也就满足了。显然，这是一种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小生产的经营方式严重地窒息着生产技术的改进，阻滞着社会性大生产的形成。我国一度实行的计划经济，只不过是这种小生产运作的扩大。这种生产运作，是以感情为生长点的，反映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就是父权制，“就像皇帝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2]。 官吏既是行政长官，又是父权代表，从生产到生活，概由官管。父权的威严、家庭的脉情、宗法的血缘，成为人们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它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提供了社会的思想基础。人的独立思想和独立活动被压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破了这种官管一切，为人们的自由发展、平等交换提供了机遇，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理性考察当代中国的一次观照。它是以痛苦、灾难、饿肚子换来的。
市场经济的着眼点是人的驱利趋向，驱利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但是，任其自由膨涨，不加市场制约，就会导致市场经济的失序。如外贸走私、商品流通中的假冒伪劣，政府权力直接介入市场经营，处理经济纠纷中违章乱纪以及横行霸市，黑势力侵入市场活动等等。这些现象是非理性的，是与市场理性即市场运行规律不相容的，也是与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相互抵触的。必须在市场经济中插入“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行为，包括由政府制定的市场法律、法规、章程，及其提倡的道德、伦理，不能听任那只“看不见的手”任性活动，因为，“看不见的手”是没有能力阻止非理性逐利行为横行逆施的。逐利行为只有在合乎理性的范域内，才是合理、合法、合情、合意的，才有利于建立一个文明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则，逐利就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脱开理性的掣肘，盲人骑瞎马，终归要遭殃。
当代中国，由于社会腐败的滋长，人们不满情绪的渲泄，极易引起同情，造成社会骚乱。但是不能把它范入非理性思想。因为它不是一种追求，也不是一种思想，更不是一种理论，只是一种愤慨、激怒、憎恨等情绪。情绪是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如果停留于情绪，情绪就找不到出路，形不成思想。非理性是属于思想的，有它的理论论证，有它的思想追求，不是漫无目的的情绪渲泄。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尽管是一种唯心主义思潮，它所持的非理性内容，则是探讨人生价值、生活目的、人的追求，以及世界运动规律，不仅仅是渲泄自己的情绪。非理性思想用中国语来讲，就是欲，它与理是相互矛盾、彼此对立的。在中国哲学史上，理、欲之争，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它的要害是人欲是否与天理相容。用现代语言讲，人欲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什么位置，它与事理处于什么关系之中。我们承认理性，是否意味着排除非理性，非理性是否与理性相容，这是研究市场理性必须回答的。
市场经济的活动，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以人的非理性的需求（人欲）为始点，以人的理性思索（人对市场规律的考察）为导向。它是以理性审视非理性，以理性制约非理性的。非理性的欲，是人的内在驱力，来自人的自我需求；理性的思，是人的外在慑力，来自人对外部世界的考察。不能把非理性看作洪水猛兽，可惧可怕；不能把理性看作僵硬的死板框架，仅仅是屈人就范。理性不限于当前存在，也不仅是当前存在的思想反映，更具价值的是它能超越当前存在，向理想化的存在发出指向。理性迫使非理性追逐理性，非理性终归以理性为追逐目的；没有非理性的追逐，世界就会陷于沉寂冰冷；没有理性的制约，世界就会变得混乱无序。黑格尔讲过的话，也许对我们有所启发，他说：“假如主角方面没有利害关系，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对利害关系的关心，他称作“热情”，热情“集中它的一切欲望和力量于这个对象”，“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情都不会成功。因此有两个因素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第一是那个‘观念’，第二是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3]。 这里的“观念”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用语，意指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是制约或规定历史进程的，但是，历史的进程必须与人对利害关系的关心相为交织。对利害关系的关心表现为热情，热情集中为欲望和力量，热情与历史规律经纬相交，才能成功，才有人类历史。否定人类热情，人类历史只能停留于某一瞬点；否定历史规律，人类热情就会陷于盲动。历史规律是理性所要考察的，人类热情，它集中表现为欲望和力量，是非理性所要研究的。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理性与非理性，人欲与事理有矛盾，但又是统一的。不能舍弃其一，只取另一。
[收稿日期]199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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