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和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路径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看作是一个社会历史进程，这种进程同步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空逻辑。换言之，20多年来，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人们在实际感受到改革开放魅力的同时，也在逐步增进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认知与拥护，即发生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程度不同的接受与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说“大众化”本身也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早就开始了，于是，与其说是“推动”，不如说是“推进”显得更为适切。
一、大众化概念在教育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不同内涵
大众化是一个近年来耳熟能详的概念，但它主要作为一个教育领域的概念存在。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原主任马丁·特罗教授于1973年所提出，他以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在适龄青年中所占比例为指标，把高等教育划分为精英化(15%以下)、大众化(15%～50%)和普及化(50%以上)三个阶段。这种划分旨在说明，随着高等教育入学规模(量)的扩张，不同阶殴的高等教育在入学标准、教育内容与方法、培养方向及教育质量考核与评价标准等方面，都会出现与其他阶段明显不同的特征。这个概念在中国存在着被误读的可能。按照特罗的观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不是一个目标理论，它是对已经发生的高等教育现象进行的一种描述，是对历史和现实高等教育现象的一个总结。至于具体数值的划分标准，没有任何统计学上的意义，仅仅是作者对教育形势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认为，随着高等教育在量上的扩张，它的全部活动都要发生变化，从而提出一种警示，即不能忽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后存在的潜在危机。[1]就简单理解而言，教育领域的“大众化”主要指直接受教育人数扩大的影响，从而导致教育层次和类型的增多，教育目的、内容和效果的不同等。
我们今天讨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是指政治领域的大众化问题，它的含义更广泛，它应该最起码包括普及化(即几乎在各种社会场合中都有不少人有所知晓这种理论的关键词)、广义的大众化(即几乎在各种社会场合中都有不少人懂得对这种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好比如今许多人都会认知和运用“经济是基础”、“内因外因理论”等一样，它实际上又表征着人们的某种参与程度)。对此，我们可以将“大众化”作以下两种意义的理解：
1.可以将大众化理解成一种过程与机制。于是大众化就可以理解为必须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层次多样化以及由初级起端的循序递进性，等等。
这里所说的生活化，是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紧密结合人们的现实生活实际，并且注意将这种理论或价值观渗透进人们的各种生活形态中去，即不仅指导人们的政治生活，而且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热切关心人们的物质生活层面所发生的重要变化。这里所说的通俗化与生活化紧密相连，主要指在介绍与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既要注意把握科学性、准确性、全面性与完整性，又要通俗易懂，善于将理论语言转化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这里所说的普及化，主要指受众人群范围的扩大，并且这种受众人数可以散布或分布在社会的几乎全部或者至少大部分职业领域与社会活动场所，即这种受众不仅包括目前主要活动在各种机关、学校、部队中的干部、大学生、部队指战员等，而且注意扩大到广大工人、农民、市民、商人以及社会大部分成员，这些社会成员散布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领域和社会活动场所，以致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场所中都可以轻易发现这种理论的影响力(例如，如今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中，几乎在社会活动的每一个场所，可以不费多大气力就能找到懂一些英语的人。人们把这种现象就称之为英语的大众化)。所谓层次的多样化，就是将宣传教育内容根据对象的不同情况与生活实际的差异，做一定程度的区别。对有些社会成员如领导干部、理论工作者来说，必须要求他们全面、完整和准确地认知与把握这种理论体系，而对一般社会成员则要求他们“少而精”地把握这种理论体系。同时，在这种理论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对不同社会成员而言，又要有针对性地普及相应的理论内容和主要精神。至于由初级起端的循序渐进性，主要指这种理论宣传教育一定要符合人们的主体需求，并且恰恰应对着他们心理发展的“最近发展区”。①一般而言，是指要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ABC入手，通过逐步的教育延伸和受众的体悟体认后，再拓展与加深教育宣传的程度。鉴于现在社会群众中的大多数人员是与改革开放的步履一起成长的情况，这种教育宣传的递进性可以呈现较快的陡性提升速度。
2.可以将大众化理解为一种结果。在这样的语境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起码应包括以下三种状况：首先，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表现为隐性支持，而且表现为显性支持，前者是一种态度或情绪的支持，后者是行动的支持。[2]其次，成为人们言行的指导思想，成为生活秩序运行的内在规则，成为人们建立意义系统之内在根据，这些不同的意义系统的建立目的是为了解释各种事物及其因果关系。再次，还应该成为社会大众的日常话语的一部分，它实际上表征着民众介入或参与程度。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路径
1.大众化的内在依据
大众化是一种内外作用相统一的过程，其中理论本身的内在吸引力是根本。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来源于这种理论的特质、内容的吸引力与凝聚力！从内容上说，它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从表现形态来看，它又是真善美的统一。它是真实客观科学的，没有虚假性；它是与人为善、助人达善的，它教会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以自我意识；它是美好的，这种精神之花有助于构筑人们的精神家园，并以解放全人类为终极价值目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外在动因是这种理论体系顺应与适应社会、国家、民族和社会成员不断发展的强烈需求。正如人们通常认识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种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丰富与发展，正是充分顺应了民族振兴、国家成长和个人发展的不断需要，并且注意将几者有机和谐地统一起来。就方法论意义看，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表明着国家、社会、民族和广大社会成员这几大主体对自身的发展路径，经历了一个从积极探索到自觉认知，又到理性构建的过程，其间对主体思维方式的自我提升也逐步由单元思维(“发展就是硬道理”)向和谐辩证思维(科学发展观)转型。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如何适应了各种社会主体的需要，是一个需要细化研究与阐述的过程。
2.大众化的主要路径
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要赢得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通常需要经历四大路径，即教育宣传、社会心理影响、制度规约和公共政策影响，其中教育宣传是一种直接作用路径，其他三种是间接作用路径。其实，四种路径是综合作用的，仅仅为了说明问题才加以分开阐述。
第一是教育宣传路径，指通过各种社会教育组织和宣传媒介对社会大众进行直接的意义传递和解释，其中教育是一种组织比较严密、程序比较规范、影响比较持久的途径和组织方式，它更注重培养与发展人们的理论感、价值观与世界观；而宣传则有助于造成一定的声势和心理环境，从而培养人们对当前事务的态度。两者的作用结果有一定的差别。
第二是心理影响。根据普列汉诺夫将社会心理看作是联系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意识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两者的中介理论，[4]我们可以认为，一定的社会意识只有转化为广大民众的社会心理，如需求、愿望、动机、情绪、信念等，才能更好地反作用于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理解与认同。同样，一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通过影响民众的社会心理，才能推进社会民众对一定社会意识的深入理解与认同。这方面的含义我们可以通过第三与第四种路径的作用得到更清晰的理解。
第三是制度规约，即首先善于将主流价值观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形态，或者成为一整套制度的灵魂(或称制度精神)；其次，制度的良性运行促进人们对该制度的认可与赞同；再次，在制度认同的基础上，人们逐步培养与发展出保证制度良性运行的合适的行为方式。只有通过良好合理的行为方式的保障，良好制度的魅力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如果缺乏或没有这类行为方式，制度的良性运行就没有可靠保障，也就是说，人们尽管穿着“新鞋”(即“新的合理制度”)，却依然走老路(坚持落后的行为方式)，于是，良好制度的魅力也就会遭到极大消解。
第四是政策路径，即首先要善于将主流价值观转化为良好的公共政策。在将主流价值观转化为良好的公共政策的过程中，由于公共政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联度较高，并且由于公共政策与价值观相比，具有更多的直观性与可理解性，对于生活在更鲜活的日常情境中的广大社会成员来说，他们对公共政策的感受性显然要比价值观来得更直接与敏感，因此政策导向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何况在社会宣传中客观存在着理论导向与政策导向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两者一致的话，人们还容易理解。但在这种理解过程中，由于价值观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人们对它的理解或多或少会受到由于人们生活经验过滤所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折扣。一旦出现两者不一致的状况，人们就会做出偏重于公共政策的理解。还要注意的是，由于在价值观引导与公共政策实行之间总要存在一定的“张力”，使两者之间有相当的游移腾挪空间，便于处置某些平衡点，如名义与实利的平衡、过程与结果的平衡等。这种特征也容易使人们更关注公共政策而不关注价值观本身。更何况广大社会成员由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受教育程度以及了解社会信息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他们对价值观的宣传会产生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的现象，即“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5]其次，良好的公共政策要保证产生良好的执行效果。这种执行效果与广大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的联系更加紧密。良好的公共政策能否产生良好的执行效果，不单单由政策本身的性质所决定，而是受到社会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主要有：行政体制、社会心理气氛、社会通行的潜规则、政策执行者的个人素质等。再次，要使人们对良好的执行效果产生认同(体验与体认，即不仅仅是认知、情感方面的认同，更注重行为的协同性与一致性)。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公共政策尽管取得较好的效果，但这种效果的共享程度还不尽如人意，包括一些社会改革的成果带给人们的好处却与公众的利益期望相差甚远，因此也会受到人们的各种评价。在这方面，寻找社会公众利益的共同点，高度重视社会分配的公正公平性，成为问题的关键。
在主流价值观——制度建设——制度认同(良好行为方式的养成)的转化过程中，或者在主流价值观——公共政策——执行效果——社会认同的转化过程中，都渗透着利益的作用机制。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通常以一定的制度运作状况与公共政策的施行效果对自身利益的反映、保障与催生程度为依据。也就是说，社会公众对一定理论体系的态度，常常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根据在这种理论体系指导下运作的制度和公共政策保障与增生社会民众的公共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实际状况而发生的。这种实际利益状况决定着他们的政治倾向性。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般过程和主要条件
这里主要讨论教育宣传路径达致大众化的过程与条件。可以认为，一种理论体系的大众化，是一个由理论观点影响个体意识→群体意识→社会意识和由理论观点掌控社会意识→群体意识→个体意识两种过程交互作用相统一的结果。一方面，某种理论或价值观的最初受传者总是表现为个体，形成个体意识与行为动机。而当个体意识超越个人领域进入群体领域或公共领域，就会形成群体意识或社会意识，这种“超越”或者是指一定群体中的人们经过讨论形成理论共识，或是组成群体的人们接受与赞同他们中某些先行者的个体意识。因此，理论征服个体是重要的环节。在此基础上，一定要形成群体意识，包括“共同体感”。在这方面，美国学者伊斯顿有比较深入的研究。[6]另一方面，某种理论或价值观又需要首先获得社会意识权威形象的地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形式，使之成为不可争议也不容争议的命题，并且仿佛已成为社会共识和不容置疑的常识。换言之，就是要首先获得“社会接受”的表象，[7]然后才可能更有力地促进和推动社会中各群体乃至个体的接受，并真正实现大众化。在这种大众化的过程中，通常需要一系列运作条件，它们主要有：
首先，要符合社会成员的生活经验，或者说，传递一定思想理论观点的宣传教育一定要与人民群众的经验相对应、相对位和相契合。这是由于主体在一定需要得到满足后所引起的愉快情绪体验，会使今后的兴奋点能专注于那些满足需要的因素或强化达致需要得以满足的相应行为，而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则会抑制相关的行为或反感与此相随的因素。因此，宣传教育一定要契合社会民众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他人来说可能并不起眼，但它实际上成为人们理解与接受外部宣传的试剂和“稀释剂”。正如当年恩格斯告诫一些在美国帮助搞工人运动的德国工人那样：“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工人，而越多有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8]在这种过程中，也要注意人们的生活背景和他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尤其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常常是决定人们态度与行为的重要因素。
其次，要充分说明理解与接受某种理论对人们的社会意义与个人意义。一般认为，某种理论的涵盖面和兼容性越广，它影响社会成员思想行为的人数就相对更多，即大众化程度会越高。在这种大众化过程中，理论如果能够充分兼顾社会发展、国家成长、政党壮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多种要求的话，它就会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拥护。就最简要的含义看，理论宣传一定要充分诠释某种理论的社会性意义和个体价值，特别是个体价值。而个体对某种理论所采取的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接收等对应行为，除了其中的利益相关度之外，个体原先的态度或价值观对这种选择性行为的影响极大。个体的这种态度或价值观会对理论进行价值分析(即重要性权衡与比较)，考量是否接受这种理论对今后利益与行为合理性的影响程度。例如，如果得到一个小权益会取消今后可能得到一系列更大更多的权益的话，人们很容易被说服放弃这个小权益；如果获得一个关键性的权益，它会不断扩大人们今后的一系列重要权益的话，人们则倾向于严保这个权益；如果眼前的权益与今后的权益没有关联，那么人们受着“落袋为安”社会心理的影响也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权益，等等。当然，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防止出现如下的倾向：理论的间接性、抽象性特点，既可以拓展它的作用空间，并使得人们的正确行为具有较大的迁移范围，但同时也会增加人们对其作用作不同理解的任意诠释权，这种“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状况，既可能导致人们在统一旗号中的意见分歧，也可能形成行为上的大相径庭。
再次，要注意教育宣传的科学性与循序渐进性，既要有声有色，又要防止造势式或运动式的形式主义，既要细雨润物，又要反复凸现重点内容。经验表明，由于被社会舆论承认的理论知识最容易被感知，所以一些思想要经常讲，使之成为世所公认的和最有权威的。同时，注意通过教育与宣传提供给人们的知识、信息、数据或事实，应该或是能够填补人们形成生活观点、社会态度、世界观、社会经验的空白或缺少的环节，或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好胜心与互惠心，进而引起人们的感知与接受。
至于其他三种路径的大众化过程，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的问题，如制度规约如何取得人们的理解与支持(包括显性支持与隐性支持)、如何防止人们对制度法规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态度或“打擦边球”现象，以及好政策如何产生好效应与防止消极效应，等等。
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般机制
大众化的机制实际上是指理论体系(或价值观)如何吸引和说服社会大众的内在方式，它由两方面的要素所构成：一是理论体系本身的内涵魅力，二是这种理论体系内涵与社会大众需求的对位或契合状况。换言之，这种对位或契合状况一方面有其客观基础，这种客观基础由理论本身的内涵所决定，另一方面是主观选择的因素，即由理论体系发生影响的内在机制所规定。它们应该是客观基础与主观努力相统一的过程。从客观基础看，如果一种理论没有相应的内涵，那么它再自我标榜具有普世价值也不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相反的话，则可以产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结果。从主观努力来说，尽管人们相信一些理论也具有诸如“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魅力，但如果能因势利导地做好宣传推介工作，那么这种理论就会更好地征服群众，其中征服群众的重要方式是最大程度地反映、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包括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根本利益等)，即利益机制或民生机制。诚如毛泽东同志早在江西苏区革命斗争中就指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那样：“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9]利益机制或民生机制又可具体化为大众需求的反映机制、大众利益的表达机制和实现机制、大众利益的保障机制、大众社会心理预期的保证机制等。
不难看到，在整个理论大众化过程中，利益紧密而又普遍地渗透在全过程中，这种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而且包括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换言之，人们对价值观的态度，通常以它们与自身各种利益的反映程度与实现状况为依据。特别是对于大量直接从事体力劳动，并以此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广大工农群众来说，他们对理论体系的态度常常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根据这种理论体系与他们各种切身利益的攸关程度间接发生的。于是，人们就会考量怎样的理论内容既通俗又广泛地连接广大社会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且容易被他们所理解与接受，或者是产生如下的情况：尽管价值观的表述方式不变，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社会组织，乃至家庭、个人等，都可以在这种价值观中寻找到未来的希望，或者各取所需地找到自己言行的合法性依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与维护着自己的相关利益。例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通行的一些价值观，由于其渗透进寻常百姓的社会生活中，所以具有很大的社会附着力和影响力，如忠信、孝悌、义勇等，不仅封建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它们巩固自己的统治，一般的家庭也遵循这些价值观而维护着家庭的秩序——利益。因此，这些价值观具有很大的普适性，它不仅具有政治含义，也有道德含义，还有生活含义。我们今天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很容易被广大社会公众作出生活化的一些理解。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对价值观的表述方式(如理论性表述与生活化表述)不一样，因此，作为通俗化、生活化表述的理论(或价值观)更容易被人们所理解，渗透性也更强。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任务，其间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与障碍，因此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与认真对待。
注释：
①这是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出的理论。他认为，人有原先的心理发展水平，但在外部社会条件的刺激下，又会产生新的心理发展需求，因此在原先心理水平与新的心理发展需求之间就存在一个距离，他称之为“最近发展区”。人的“最近发展区”与其对外部刺激信息的态度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