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改革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对哲学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其对论文,启示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历程，至今已整整18个年头了。如果说，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有不少人心存疑虑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它的巨大成功显然已成为众所公认的事实。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如何去认识把握这场深刻的变革，总结其在思想方法上的成功经验及其对哲学本身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无疑是当前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值得我们去认真地进行一番思索和探讨。
一
对于这场改革，不同的学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的总结探索，即使是单从理论思维的角度，也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认识，有多方面的特色和成功经验可供总结。在此，我们主要就这场改革所特有的认识方法与操作方法这一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探讨。
众所周知，这场改革的最鲜明的特点是在方法上采用渐进的改良的方式，走的是一条相当典型的逐步改良的道路，而不是采取那种长期以来我们所一直推崇的激进的“彻底革命”的方式。采用这种方法，当初曾受到理论界的种种质疑与非议，而今天的事实却证明这正是这场改革的最成功的经验所在。在这一点上，理论与现实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对这种反差的思索，最有可能会获得对哲学有益的启示。
这场改革的第一步战略，是将经济从整个社会形态中暂时分离独立出来，首先对经济体制大胆进行改革。改革之初，由于长期“左”的思想与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整个中国社会处于一种近乎瘫痪、百废待兴的状态，政治上各种难题、矛盾错综复杂，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真可谓千头万绪，犹如一团乱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着手进行改革？按照通常的理论模式，经济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有机整体，二者相互依存，决不能将其中一方分离独立出来。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分轻重主次，同时对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全盘进行改革，就势必会引起各种“左”的势力和“左”的思想观念的激烈抵制，引起思想混乱，社会动荡，这样就不可能在一个安定有序的环境下进行经济改革，其结果很可能是两头皆失。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举国上下人心思治、企盼强国富民的愿望出发，果断地采取将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分离的战略，坚持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优先、政治改革后行并服从于经济改革的方针，先行直入地集中精力进行经济改革。当经济改革逐渐走上市场化轨道之后，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提出，要冲破所谓经济的市场化必然要与政治的多元化相统一的既有模式，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根本方向。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成功地采用这种将政治与经济分离、以经济为主的改革战略，才造就了今天这样一个政治、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发展的可喜局面。
在经济改革中，更突出地贯彻了这种“分而治之”的战略方针。它不仅不企图一下子改变原有的旧的体制结构，而且首先不触及旧的经济体制的基础和核心问题，而是在不破坏正常的经济政治秩序，且保持原有体制框架稳定的前提下，巧妙地绕开诸如产权与要素市场等敏感而实质性的难题，采取逐步放松控制，分领域、分所有制、分部门、分地域有的放矢、各个击破的方式，非均衡地逐步推进改革：先从农村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再推进、应用到城市的各个产业领域；先从沿海进行特区试点，再逐步推进到内地；先对非国有经济进行放权搞活，再进而推广到国有经济；从最初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点到面，逐步深化，以最终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性转换。
在这一过程中，大胆地汲收、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各种有益的经验和方法，拿过来为我所用，以矫正和补充我们自身的不足之处，也是这场改革得以不断推进，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当改革正处于欲进不能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再一次以自己睿智的洞见和独到的方法论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尖锐地批驳了某些人将市场经济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各种表现无端地联系起来的观点和作法，明确地将二者区别、分离开来。他告诫人们，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率先试用并被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各种先进管理经验和资源配置方法并不是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只能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可以借鉴采用，作为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和重要调控手段。这一思想的提出，再一次冲破了长期以来一直禁锢人们思想的那种不加分析笼统定性的一体化思维模式的束缚，为众多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使中国的改革事业由此跨入新的历程。
所有这些战略决策，从其现实缘起上说，显然是针对中国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国情而提出来的，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清醒认识而作出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将这些决策综括起来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在所有这些英明的战略决策之中，蕴含、体现着一种深刻的方法论思想，那就是注重分析的认识与操作方法〔1〕。 可能这一表述并不十分确切，但其特征与实质却是非常清楚而明确的：在认识上，不是将事物看作是一个浑然不可分、完全一体化的僵硬的“整体”，而是看作是一个由各种要素相互联结而成的“活的”整体，其中的各个要素既与其他要素相互关联，同时又有着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某些要素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从整体中、从与其他要素的关联中暂时分离出来，进行区别对待，单独处理；也可以从某个整体中分离、采纳某些要素，溶进另一个整体中，成为另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社会系统虽然复杂，但同样不是一个完全不可分的、铁板一块的“死的”整体，其中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依然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在经济体制内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产业、领域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但同样不是绝对密不可分的；即使是构成某种经济体制的重要要素的管理和调控方法也并不是只能附属于这种体制，也是可以分离、独立出来，溶进另一种经济体制，为新的整体服务。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关于资本主义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论述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2〕在这里，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将市场方法与资本主义体制截然区别、分离开来，主张将市场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法溶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中，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认识和论述可以说正是上述方法论的最突出的体现。
这一方法论的提出和确立，对于中国改革事业的启动与发展，具有极大地解放人们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切实的实际指导意义。没有思想观念的变革与解放，就不可能有现实的改革行动。而所谓解放思想，决不仅仅只是指冲破某些既有的理论教条，或单纯提出某些新的观点，其更深刻的含义是要求打破原有的一体化的僵化的思维模式的禁锢，敢于根据现实和自身的需要对原有的体制进行解析和改造，将原有“死的”整体变为“活的”整体，而一旦实现了这种思维方式上的根本转变，那么失去整体依靠和相互支撑的单个教条也就不难冲破了。
这一方法论思想对于中国的现实改革的推进尤其具有重大的实际指导意义。从传统的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是一项异常艰难复杂的事业，它要求其设计者、领导者们善于对纷繁交错的旧体制网络进行透视解析，既要认清其中诸环节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要善于把握诸环节之间的区别和界限，把握各环节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化整为零，化繁为简，逐层逐步地推进改革。在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切断旧体制本身及其中其他环节对特定改革对象的牵涉和制约作用，同时及时地将已有的改革成果整合于正在建立的新体制之中。事实上，中国的整个改革事业就是在这种方法论思想的指导下得以顺利进行的：即在不同的阶段，将不同的问题暂时从整体中剥离独立出来。区别对待，采用分层、分步、分阶段的方式各个击破，循序渐进，从而在外人看来完全是一团乱麻、重重交错的困境中冲出一条生路，使中国一步步走上了既安定有序又日益繁荣昌盛的强国之路。总结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完全有理由说，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方法论思想的指导，这一切是不可设想的。
二
这一在实践中已被成功证实了的重要的方法对于我们哲学理论界的启示是异常深刻的。对于这场伟大的变革，素有时代精神的精华之称的哲学始终未能起到自己应有的指导作用，总是处于一种“实践先行、理论滞后”，而且至今难以改变的尴尬境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巨大的反差，理应警醒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反省一下我们原本固守的思维方式本身，看看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是不是也应该进行某些深入的变革。其教训无疑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我们的思维深处，有一种貌似“辩证”的一体化思维模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严重地妨碍了我们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和对实践的有效指导。
长期以来，在认识方法上，我们总是习惯地将一切事物看作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绝对密不可分的所谓“有机整体”，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只能绝对属于其整体，与该整体保持完全的同一性，要素之间必然相互依存，不可能将其中某个或某些要素分离独立出来加以区别对待，单独改变其性质；如果改革了其中某些要素的属性，或吸收某些外来的要素，就势必会最终改变该整体的性质。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当我们面对具体的现实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首先将其中诸环节联系起来，甚至将一些本来并无实质联系的环节人为地联结起来，并进而将所有环节加以统一，视作一个完全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按照这种思维方式的逻辑，要改变甲事物，必须先改革乙事物，以此作为改变甲事物的前提条件；而要变革乙事物，便不能不先解决甲事物，否则乙事物便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如此循环往复，最终陷入一种注定无法走出的理论怪圈。
由这种认识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两个极端：要么对既有的秩序、格局全盘否弃，从整体上一概推倒，彻底打破，以期建立一个全新的体制取而代之。这是其可能得出的积极的结论。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消极的：既然某个体系中的一切要素都是截然不可分离的，而现实中又不可能一下子变革整个体系，因此只能一仍其旧，完全不可能、也不必徒劳无益地进行改良矫正工作。
前者集中地体现在对于古今中外各种革新运动的分析评判上。在对历史上的许多变革事件进行评价时，我们总是倾向于抬高某些彻底、激进、一步到位的变革行动，认为这才是积极的、有意义的，贬低甚至一概否定某些带有妥协折衷色彩的温和渐进式的改良运动，认为这是保守的，消极的，因而最终必然遭到失败，在以往的各种教科书中，这种唯重激进“革命”，贬低渐进改良的观念并不鲜见，甚至相当普遍。当我们理清了其思想方法上的上述脉络之后，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得出这种评价结论了。
后一种倾向则突出地体现在改革之初人们对当时中国现实的认识与评价上。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不少理论界人士便陷入了这种怪圈之中：如果不改革既存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便只是无本之木，不可能顺利进行；而如果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也同样难以深入展开；不改革国民的社会文化心理，则无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扭曲和变形，最终必定为之所阻。即使是经济体制内部，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产业以及不同的地域之间紧密相联，构成统一的整体，又如何能只动其中之一而不顾其余？如此等等，在许多其它的问题上，我们都不难读到或听到这样一种确实思辨性十足的“恢宏”议论。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在改革的初期，在一些人的内心深处，对于中国改革过程中所采取的一步一步尝试，“摸着石头过河”方针策略的成效是持怀疑态度的。回首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不难想象，要是真的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指导我们的思想与行动，恐怕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也许至今还停留在各种理论怪圈之中，穷于论争而在现实面前无所适从。
三
这种思维方式之所以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现实实践活动具有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究其原因，除了它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显得更深刻透彻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往往以辩证思维、系统论观点的面目出现。而实质上，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是什么辩证法的具体体现，而恰恰是对辩证法的曲解和误用，其理论依据本身就是难以成立的。
众所周知，辩证思维一反传统的那种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主张用全面、运动、联系的观点来认识一切事物。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无疑是人类理性思维发展过程中的一场重大革命。作为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否定，辩证思维有助于人们更科学、更深入地认识世界。一切进步的阶级理应自觉地以辩证思维为武器，善于以整体的、联系的观点认识、分析问题，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这一定论毋庸置疑。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方面，就难以把握辩证法的本质和精髓，反而导致对辩证法的歪曲和误解。
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就辩证法来说，无论是在辩证法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还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其整个理论体系都有一个根本的背景、基础和前提，即是从近代西方理性思维演进过程中总结、发展而来的，是以其基本精神作为自己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的。而近代西方理性思维作为一种认识方法，无论就其本质特征还是就其表现形态来说，都正是一种典型的分析思维模式。在近代西方哲学及其各门科学的研究中，人们总是力求将完全的整体逐层分析为各个组成部分，最终还原为若干最基本的要素，从而分别地、有针对性地加以具体、深入的探讨和对待。如何详尽地描述和阐明这种分析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不是本文的主题所在，在这里笔者想着重指出的只是两点：其一，人们所明了的只是这种思维方式的这样那样的缺陷（而且事实上往往只是漫画式的肤浅表述或了解），殊不知它曾在历史上而且时至今日仍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正是在这种分析思维的指导下，近代西方科学成功地完成了收集材料的开创奠基工作，并顺利地从收集材料发展到整理材料阶段；近代西方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各方面的变革与转型之所以成功地实现，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这种分析思维方式的指导作用无疑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近代西方人对其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加以分析设定，就事论事讲究区别对待；在变革方式上，不迷信于单纯激进革命的模式，而更多地采取灵活务实的渐进改良方式，从而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前进中的各种难题，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和更替。其二，辩证思维方式的确是对这种分析思维方式的否定和取代，但这种否定并不是非此即彼、完全彻底地抛弃，而是一种真正辩证的扬弃，是在吸收前者合理因素的前提下产生形成的，并以前者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所在。这意味着，辩证法所强调的所谓有机整体、相互联系乃是建立在充分把握其中各个要素的特质、肯定其彼此之间的独立性与差异的基础之上的，而决不是那种不加区分、浑沌一团的所谓“整体观”。落实在辩证法本身之中，就体现为其根本特征是注重差别、矛盾和对立，这也是辩证法的核心，也是辩证法与那种神秘主义思维的根本区别所在。黑格尔曾批判谢林的那种“黑夜看牛，一切皆黑”的所谓“整体思维”原则，明确指出那种不加分析、无视差异的理性思维，实质上必然导致神秘主义。
作为现代科学研究指导原则的所谓系统观点，其来源与本质也正是如此。所以，这种以整体思维为特征的系统观点与方法能够成功地应用并有效地指导各门具体科学与工程的研究、设计及具体操作，能够结出丰硕的、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
四
问题的实质还不只是在于这种貌似辩证的所谓一体化的整体观，从理论上说并不是什么辩证法的真正体现，更重要的是，这种一体化的思维方法本来就不是对客观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真实面貌的科学反映，而是背离了客观世界及现实实践活动的本质。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当然不是完全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但这联系是个别的、独立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果只注重这种联系，只看到联系的一面，将其夸大以至于绝对化，其结果将是非常荒谬的。潮汐的变化与月球的运行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解决有关海洋的具体问题时，必须综合考虑月球的情况；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可能会受到其家庭出身、背景的某些影响，但并不能因此得出“老子反动儿子必坏”的结论。就一个独立的事物或系统来说，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确相互依赖，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这个整体中的每一个构成因素并不一定与其整体具有彻底的同质性，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铁板一块”式的毫无间隙、完全密不可分。最典型且最常见的有机体莫过于人的机体了。人体中的各个器官当然不能离开人的整个身体而独立存在和发育，但是，当人体中某个特定的器官或部位发生病变时，完全可以只针对特定的病灶进行治疗，而不必触及其它器官或系统；可以从外部向某个人体输入新的血液；可以用正常的异体器官替换某个人体内已衰竭的器官；即使是最复杂、最具有整体性的大脑，一旦发生病变时，也可以通过手术打开，针对特定的病灶加以诊治。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作为一名厨师，庖丁就深深懂得牛的骨节乃至各个组合部位之间是有空隙的，他解牛时总是依照牛体自然的生理结构，劈击肌肉骨骼间大的缝隙，把刀导向那些骨节间大的空处，顺着牛体的天然结构去解剖，其方法的精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在于：“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也。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3〕事实上， 不仅解牛如此，认识、处理一切事物包括进行社会改革何尝不该如此。
那种貌似深刻的一体化思维模式从认知境界上讲，实际上还只是处在“所见无非全牛”的层次上，所以，这就决定了它无法真正地落实到现实的实践活动上，不仅很难有效地指导现实实践活动，甚至对实践是相当有害的。前已述及，在关于变革方式的选择上，这种思维模式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导致对激进革命的过份迷信，人为地使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完全局限于这种单一的变革模式上，这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思想僵化，一旦付诸行动，势必会导致实践上的莽撞与冲动，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历史上无数经验教训表明，许多看似轰轰烈烈的激进变革运动其结果反而是不彻底的，而真正的革命有时却是静悄悄地进行、逐步渐进地实现的。复杂多样的现实，要求实践的主体也应该因时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变革方式，而不能将自己框死在某一种既有的模式上。而且事实上，所面临的形势越复杂，就越要求改革的主体必须善于分辨解析，化繁为简，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格局中找到变革的突破口，才能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改革。具体到改革的实施方针和行动上，这种一体化的思维模式客观上往往会导致将原本并不复杂的问题复杂化，将原来复杂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甚至神秘化，使得人在现实面前无从着手，难以操作，无法真正地落实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行动，最终不仅不能很好地指导、反而会阻碍改革进程的深化和发展。
基于以上的分析，不难认定，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固守的那种一体化的所谓整体思维模式既有悖于辩证法的本义，更背离了现实生活的本质。现在，通过对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认识与总结，理应促使我们哲学工作者认真地检讨、反省一下这种思维模式了。一种一直落后于实践、回避于现实的方法论是没有理由依然自称先进、自视深刻的。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为动力，切实进行思维方式的转变，逐渐培养起重分析、重操作的真正务实有效的思想方法。现实是复杂的、多元的、开放的，我们的思想同样也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诚如是，则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益，对中国今后的进一步改革有益。
*收稿日期：1996－03－12
注释：
〔1〕这种注重分析的思想方法，从其直接来源上讲， 正是对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法与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的继承与发展。但二者有层次上的不同。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在工作及战争中的具体落实与体现。具体问题何以能够区别对待、具体分析；整体何以能够分解为零；何以能够将敌方各个击破……归结起来，是由于这样一种思维方法所指导、决定的。因此，在认识论上仍有进一步剖析的必要。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文论述。
〔2〕邓小平：《计划与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3〕《庄子·养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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