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投资乘数的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乘数论文,财政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把握投资乘数的本质和作用空间
投资乘数理论是通过投资的需求效应分析从短期、静态的角度揭示投资变动引起收入变动及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它是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的核心内容。投资具有双重效应，一是投资的需求效应即它构成对产量的需求，二是投资的生产能力效应，即它又会增加经济系统生产产品的能力。投资乘数理论只是建立在投资需求效应分析的基础上而没有考虑投资的生产能力效应，形成这种局限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历史的原因。亚当·斯密从生产领域研究了投资与经济增长，指出：“资财蓄积（即投资—笔者注）对各种资本的影响怎样以及资本的不同用途对国民产业量及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量，会直接发生不同的影响”。[1][P253]李嘉图把研究重点从国民收入的增长转向了收入的分配和对外贸易，“和斯密相同，李嘉图相信，增长是他所说的积累，也即资本形成的结果。”[2][P49]这些学者主要从投资的供给角度研究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从1948年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后的近百年里，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使得经济学家们忙于研究短期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伴随着资本积累而出现的技术变革和伴随产量增加而出现的规模因素使西欧和北美的经济从总体上仍然保持了有效增长，这也使经济学家们忽视了长期增长问题；短期特征的需求研究成为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二是现实的原因。1929～1933年西方国家爆发了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最广泛、破坏性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37%，国际贸易减少2／3，失业人数高达3000多万人。[3][P61—62]这种现实使得当时占主流地位的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逻辑需要发展和完善。顺应这样的背景和现实，凯恩斯从需求分析入手，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否定了“供给可以自行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作出了理论上的解释，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医治危机的对策。投资乘数理论就是在以短期研究为主的理论供给和消除暂时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需要中形成的，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和认识的片面性。
投资乘数是总投资增加导致收入增加的倍数，其本质是揭示从非充分就业到充分就业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如果我们用K代表投资乘数，依据凯恩斯理论表述可以列出两个数学表达式：
△y
K＝━━━ （1）
△i
其中：△I为总投资增加量；△Y为收入增加量
1
K＝━━━━━ （2）
△c
1－━━
△y
△c
式中：━━━是边际消费倾向
△y
通过（1）式计算 K值，除统计困难外还有以下疑点。首先，由于K是一个常数，必须要求△Y与△I具有相同的量纲，△I 是一个初始量，△Y则要经过增值的运动过程，也就是说，要经过量纲的转化， 在转化中涉及许多其它的偶然或必然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以及量纲转化的畅塞，都会影响K值。其次，△I确定后是不随时间变化的，而△Y 则是收入增加的总和，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量，两个量一个是时点积量或存量、一个是流量，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其三，K作为△Y与△I 的比较只能依据某一时点，是不随时间连续的。因此，某一时点的K 值并不能反映△I的全部作用。其四，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分析中，更准确地说△I是一个货币增量，政府使用△I的目的是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而不是盈利。其五，△I引起△ Y变化与投资存量及其结构的相关程度对K值有很大影响。
（2）式表示投资乘数K等于“1减去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即K是边际储蓄倾向的倒数。从公式中可以看出投资乘数与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方向变化，与边际储蓄倾向成反方向变化。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推论：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推动收入增长的作用就越大；个人的消费比节俭对社会更有利；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而小于1时，带来收入成倍增长。边际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是由各获取收入个体的心理法则决定的且受众多因素影响，各个体的心理状况及预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及难以控制；另外，投资乘数是以投资增量为基础的，而消费支出或储蓄转化为投资增量存在严格的条件，哈罗德—多马在承续I＝S（即无漏损和转移）假设的前提下分析了储蓄率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如果包括I＝S在内的诸多条件中有一个不能满足，该公式所得值都不准确。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有关的数据便于获得，多数学者计算投资乘数时都用该表达式。
上述两个表达式分别从投资来源和投资使用两个途径揭示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不同途径对投资作用效果的影响因素是不一样的、影响程度是无法统一的，这就使我们在实际中对投资乘数作用的认识陷入了困惑。我国学者对投资乘数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投资乘数的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作过深入思考和研究，但应当指出的是大多数学者在计算投资乘数时，都运用公式（2）且有时间概念， 却没有与投资相关的方向、行业、结构和投资周期的界定。这样的投资乘数值是缺乏说服力的。
投资乘数无论通过哪种途径发挥作用均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1）经济系统中投资、 消费和经济收入三者之间存在严格的数量关系。消费加储蓄就是所得、储蓄等于投资，没有结构、技术、短缺、时间、空间等因素的作用。正如凯恩斯定义储蓄时所指出：“储蓄是等于所得减消费。”[4][P67]（2 ）三大心理法则（资本边际效率的心理预期、对利率的投机持币的心理预期、储蓄快于收入增长的心理预期）具有现实性并能正常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分别独立的确定投资与储蓄。（3 ）非均衡运行的经济系统存在大量的失业劳动力和待用的存货。没有闲置劳动力，投资不能在实际中发挥作用，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货币收入成倍增加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设在充分就业已经达到以后，再想增加投资，则不论消费倾向为何值，物价将无限制的上涨；换句话说，我们达到了真正的通货膨胀。但在该点之前，则总是所得随物价之增而增。”[4][102]产品存货不足，只能用劳动替代资本或抽调其他生产部门的存货两种办法，前一种办法仅限于生产设备不足的情况，后一种办法则表明某种投资的扩张是以牺牲另一种投资为代价的。只要重要的物质供应不足，乘数的作用就会发生障碍。（4 ）货币的供应适应需求的变化。在以货币为媒体的投资运动中，如果货币供应量不足以满足投资和消费支出增加的需求时，不是抑制投入和消费、就是投资和消费增加促使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会对以后的投资意愿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影响投资乘数的作用。（5 ）不考虑对外贸易和国家税收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在对外开放经济中，扩大出口所增加的收入中总有一部分用于购买本国产品，这样会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增加起连锁效应，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政府税收的增加类似于负投资的增加，会使国民收入成倍的减少。（6 ）投资数量和收入水平以及资本存量的规模无关。如果投资并不完全独立于收入水平和资本存量的规模，那么投资最初的激增就会产生两种复杂的后果：一是资本总量的增加，使以后本该进行的投资成为不必要；另一种要求资本存量增加，以增产消费者所要求购买的商品。（7）不考虑投资方向、投资的区域配置、 投资的类别、投资的作用时间与周期等因素对投资乘数的影响。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乘数取决于投资决定与投资质量
在现代经济复杂的结构和运行体系中笼统地依据S＝I来确定投资及其增量是不切实际的，在不考虑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和投资者行为情况下简单地利用投资乘数理论解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是缺乏说服力的。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投资运动的全过程、考察投资的乘数作用，我们便发现强化投资决定与提高投资质量是作大投资乘数的基础和关键。
投资决定是在明确产生投资增量的投资来源的基础上，探究投资者投资进入的依据。研究投资决定的目的是在认清投资来源后，分析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了解各类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决定影响投资乘数之投资增量。投资来源可粗略地划分为三类，即政府投资、银行或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投资、居民（储户）投资。从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各类投资来源由市场机制或计划机制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利润的追逐是诱发投资的基本动力，随着利润率的提高，投资不断增加。对投资者而言，只有当投资者断定社会对其产品或劳务需求有较大增长，能保证他在一定时期内收回投资并取得较好收益时才会发生，当资本的边际效率与利率相等时，利润率为零决定了投资量。利润率引起投资变动，受到投资供给与需求的制约。理论上讲，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全社会投资规模，行业的平均利润决定部门的投资规模。市场机制在决定投资变动的过程中受到垄断程度、经济政策、公平竞争、利润分配、产品或服务的替代性、对外贸易等因素的影响。计划机制对投资来源的影响一方面有利于国家集中资源、保障投资品供给，控制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可能削弱多元化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堵塞投资渠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投资来源是由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共同作用决定的。从微观分析，各投资来源渠道中的投资者的投资进入及其投资额决定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居民投资进入首先考虑的是投资的安全性，其次是投资盈利能力；投资额则是由未来的收入预期和投资的盈利预期决定的。企业或银行投资进入先考虑投资盈利，再考虑投资风险规避，如果风险大到无法实现投资的预期目标时，不会形成投资进入，除非有其他非盈利目标的引诱；投资额受其投资能力及投资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政府投资进入首先是考虑对经济调节需要，诸如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刺激或抑制其它投资者的投资进入，这体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用上；其次是考虑社会因素，要么增进社会福利，要么实现公平、正义。政府投资体现的是政府的意识，企业、银行、居民的投资受制于政府调控和诸如垄断等许多市场因素。三类投资来源有密切的联系，政府投资行为对其它两类投资具有引诱、示范或约束、限制作用；政府投资及相关政策，指导和影响另外的投资来源和投资进入，银行、企业的投资来源是投资增量和经济增长主要源泉，居民投资在投资增量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分散的特征和难控的心理因素是投资决定变难的主要根源。三类投资进入及其投资额度通过收入增加、分配、流通、消费等串联成一个整体而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决定投资增量。
投资质量是指投资方向、投资结构、区域配置、投资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影响收入的增长而扩大或降低投资乘数。从投资方向看，如果投资增量进入产品需求弹性大、产业联系紧密、产业链较长的行业，收入增加快、投资的波及范围广且程度大，乘数作用明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最初的投资迅速产生相同方向的引致投资，扩大投资增量；同时，根据投资的双重效应，投资作用的波及范围和程度导致相异方向的投资引诱，使得投资总额增加；另一方面，次级收入链变长，收入总额增多。正确的投资方向既从内含方面增大投资乘数又从外延方面增大投资乘数。从内含方面增大投资乘数是指投资在次级收入的数额比相同投资在其它方向的同级收入的数额更大，从外延方面增大投资乘数是指投资的诱导能力与波及能力相对与其它方向更强。如果产品供给小于需求、产业关联度小、产业链较短，获得的总收入以及各级收入因投资的波及受限和市场因素变少，减小了投资乘数。如果供给大于需求，但产业关联度紧密，产业波击效应大，作大投资乘数就更加复杂了。这时，投资生产的产品会出现积压或库存，收入不仅不会增加，反而可能减少，扩张投资乘数效应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其波击效应非常大。投资结构指投资增量在各产业、行业或产品之间的比例结构。例如我们把总投资分为直接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显然两类投资对经济增长效率是不一样，二者之间的投资比例，直接影响经济系统的产出能力。通常是基础设施投资减少贫困、提供服务、增加社会福利，却不能在短时期内很快地促进收入增长；而生产性投资由于直接向市场提供所需的产品，收入增加很快。在投资总额一定的情况下，生产性投资比例越大，短期内收入增加越快，投资乘数的作用明显；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大，由于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间接性和长远性，收入增长缓慢，投资乘数的作用不明显。投资的区域配置是指投资在地理空间的配置。如果投资于经济发达地区，即使投资过剩也必将导致收入大幅度增加，这是因为发达地区经济的联系普遍而密切，许多企业家经常处于投资决策的边缘，投资者将因初始投资的示范和引诱而作出投资决策；但是如果不能有效地调控获取收入者的心理预期，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小。投资于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由于产业结构水平低、基础设施条件和经济环境差，经济收入增长会受到很多因素限制。投资效率变动依赖于投资过程中的技术含量和要素禀赋结构。一般情况下，技术含量高、要素的禀赋结构好，投资效果优；技术含量低或要素禀赋结构差，则投资效果差。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投资乘数必须改善要素禀赋结构并以此开发或引进适用的技术。
强化投资决定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降低投资者的成本。生产性投资获得收入的途径是生产与销售产品，降低产品成本是投资者控制投资成本的关键；科斯把产品的单位成本分解为生产成本和制度成本，依此成本构成分析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投资成本，从纵向比较看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和经济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各投资者的成本支付都是很大的，但从横向解剖可知三者的成本构成有很大的差异。由于政府是经济制度的规定者加之在其投资运行中产权不明、职责不分、核算不清、管理不严等，因此在其成本结构中生产成本高、制度成本低。企业和居民只能被动接受制度的约束和限制，常常要视政府的投资示范和政策引导而进行投资决策，二者有较高的制度成本；企业的性质和管理经验决定了企业能更有效地控制生产成本；居民将储蓄用于投资虽然其目的是为了赢利，但就其行为来看常是只决定投资进入而不参与生产、销售、管理等其它环节，无法对生产成本进行控制，正因如此，启动居民投资成为政府调控投资的重点和难点。目前降低投资者成本的关键是要依据市场经济规律不断建立和完善投融资制度和分配制度，确保相关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创造众多的投资机会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其二是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政府应通过立法和司法全面保障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投资收益权和尽可能公开、透明的投资运作。在经济运行中仅有法律保障并不能形成高效率的投资决定，因为能够将分散资金集中进行投资运作、对经济增长有重大作用的投资行为都离不开大型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构；建立大型的具有现代经营机制的为投资者服务的市场中介组织成为实现投资者目标、落实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组织基础。其三是引导公众的心理预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心理预期是在已有偏好的影响下对未来收入、消费、医疗、教育、失业、住房等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期望或判断，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的扩散性。诱变公众心理预期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增强公众对未来的安全感。投资者的信心是指投资者相信自己投资进入的目标能够实现的心理，它决定投资者是否产生投资欲望进而形成投资行为。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必须向投资者提供全面的投资信息和各种咨询服务、创造良好的投资机会和环境。
提高投资质量首先要根据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制定投资规划。政府投资能力、经济结构水平、生产资源状况、资产存量构成、市场发育进程等都是制定投资规划的约束条件；投资规划必须有利于加速收入数量增长、改善生产结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其次要增强综合调控投资运行的能力。调控投资的方式主要有诱导和规制两种，而调控手段较多；综合使用各种手段时应强化调控力度、方向、时间上的一致与协调。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财政政策的一种存在形式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其作用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用于经济投资，引诱各类投资者的投资进入行为，扩大整个社会投资规模，启动经济发展；并在投资扩增过程中调节投资方向、结构、规模、区域配置，提高投资质量，改善经济结构。政府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利益是调控所得。1998～1999年我国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客观上起到了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这种作用非常有限），但这决不是政府主观上想获取的利益，因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促进经济增长是主要任务。扩张性财政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原因是影响投资乘数的投资决定的规模太小，投资质量普遍较差。
投资决定的规模太小表现在：（1）改革开放20年来， 社会财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量资金控制在居民、企业或银行手中，政府财力相对缩小，多达6万亿的社会储蓄额与政府扩张性财政投资的2000 个亿（包括债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难以比较的，更何况还有可能用于投资的国有资产存量、外资和中外合资呢？如果不能启动企业、居民、银行的投资进入，确实是难以减缓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增长的。（2 ）我们正处于转轨时期，各种制度待建和完善，人事、住房、医疗、保险、教育、保障等制度改革落后，无论是个体或群体，相当部分都已对未来收入所得和生活安全萌发了防范，甚至是恐惧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已成为投资进入的最大障碍。（3）我们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种经济的实质是法制经济和民主经济，投资进入必然使财富显化和增值，对投资者暴露实有的财富及可能的增值缺乏法律保护，已构成投资者参与投资的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的直接后果不是影响投资行为，就是缩减小投资规模。（4）1998年上半年已出现的部分产品供给过剩， 使投资者措手不及，自己擅长的行业，一下子已无钱可赚，政府导向的基础设施投资却又因财力的限制而无法进入。此外，制度成本、交易费用太大，政策转向等均限制投资决定的规模，导致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不明显。
投资质量较差首先表现在投资选向单一。基础设施项目具有酝酿时间长，投资规模大，配套性强，产业关联度小、开花结果慢等供给特征，必须同时建成才能发挥作用，[5]这就使投资发挥作用的时间长， 作大投资乘数困难。基础设施投资乘数效应反映出来的时间较长，据世界银行测算，基础设施项目发挥作用大多在3～5年时间，而在3～5年时间内投资处于“沉默”状态，乘数效应及小。其次是没有合理安排投资结构。基础设施供给小于需求，生活生产所需的大部分产品供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只投资于基础设施，而不开发研究新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就无法消除投资乘数的时间差异，缩短投资回收期。一定时期内，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通货紧缩阶段，扩张性财政政策不是为了实现大规模的社会间接资本或创建经济起飞的条件等战略目标，而是为了实现刺激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复苏的战术目标，因此合理安排投资结构应成为实现短期目标的所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其三是投资的区域配置失调。无论国家财政还是地方财政支出建设基础设施都集中在空间的相对狭窄的东部、中部和城市，虽然有利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物质流动，却不利于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富裕地区的投资增加的收入会因居民消费已基本满足和那种“不确定”、“不安全”心理预期作用而不会被用于增加消费，即边际消费倾向得不到提高，这就使得次级收入向投资的转化而中断。其四，投资效果不佳。投资建设的公路、铁路、能源等基础设施在消费上具有自然垄断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投资获利极低，盈亏平衡时间长，投资效果不好。
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应该在加大刺激力度的基础上，配套使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消除公众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努力调整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科学操作投资过程，只有投资决定规模扩大和提高投资质量，才能保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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