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笔谈)——从全球史观及其影响所想到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全球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1-0005-23
当我们把全球史观看作是在西方有较大影响的一种新史观或新方法，并热情地将它引 入中国史学领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对它的“较大”做过任何定量的分析。“较大”是 一个量化的判断，恐怕意味着至少30%至50%的西方史家应该知道它，至少10%以上的西 方史学家在编写世界历史或国别史的时候，要参考它甚至把它作为历史诠释的指南。显 然迄今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分析，事实上也很难做这样的分析，因为“西方”这一空间概 念涵盖的国家太多，史学派别过杂，不要说梵蒂冈、列支敦士登、卢森堡之类的小国史 学，就是比利时、瑞典、芬兰、丹麦……这样的中等国家的史学，调查起来也很不容易 ，更不要说对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传统史学强国的考察了。以全球史观的旗手斯 塔夫里克拉斯所在的美国史学界为例，要真正获悉全球史观的影响力，恐怕需用用社会 学的调查方法发送上万份问卷(美国历史协会有3万多会员)，或起码采访过一两百个不 同研究方向的专业史家，或阅读过美国史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基本代表作之后，才能做出 是“较大”、“很大”、“一般”、“较小”、“很小”之类的估计。对于主要以个体 劳动为特征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件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的工作，单个 人很难付诸实施。为省事起见，具有选择权且对全球史观感兴趣的我国学者只好把份量 很重的估价安放在零星证据基础之上。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从个别例证出 发，问询几个来访的欧美教授，说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在中国 的影响远比在西方的影响大。
历史学如果说是科学而不是文学艺术，就必须有科学的品质，需要像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或野外收集大量数据或样本那样，攒够了一手史料之后再做定性的结论，否则就不用或少用“较大”、“很大”、“巨大”、“一般说来”、“很大程度上”、“重大意 义”之类含有数量分析的字眼。遗憾的是，在个别史料基础上进行概括甚至高度概括的 做法，在史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举个常见的例子，即 关于奴隶制社会普遍性的论争。从方法上说，判定奴隶制社会具有普遍性，首先需要证 明构成古代文明社会的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单个文明社会是奴隶制社会；而欲说明单个文 明社会是奴隶制社会，又需查清单个文明社会中的奴隶人数、奴隶人口与自由民人口的 比例、奴隶在社会各个经济部门的从业者中所占的比例、在直接生产者中所占的比例、 奴隶劳动的产值在整个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等等。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分析，不知 道奴隶劳动在社会生产中为主要劳动者还是次要劳动者，我们怎能说某个社会是奴隶制 社会呢?遗憾的是，在以往关于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的讨论中，很少有人做这样的工作 。因此，关于奴隶制社会普遍性的结论只能是学术的假设而不能当作科学的定律。
同样，我们也可以追问全球史观为什么被视为新史观，它新在哪里?分析全球史观的两个基本认识——把世界史看成一个互相联系和作用的整体以及各国历史文化的等值论，我们发现它们都不能说是新的，至少不是全新的。类似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史家波里比乌斯在《通史》中明确提出必须把当时人们眼中的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一地发生的事情总是与另一地有关，循着同一个方向。之后的基督教史学则用神圣的纽带把世界历史连接成一个整体，服从于同一个意志。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的历史学家开始从普遍的联系中认识新旧大陆的活化石，并同自己的过去加以比较，找到了许多“正类比”，于是归纳出统一的原始社会史，提出人类的体质进化和社会进化的统一性。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与现状的比较研究基础上，历史学与哲学发生了联合，出现了以探讨世界史规律为己任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家。他们都像从太空中观察地球般地观察世界历史，都在普遍的联系中讨论世界历史进程的问题。这种讨论因哲学家长于宏观分析和高度概括，往往能够形成比较周密的解释体系。莱布尼兹的单子论、赫尔德的人类历史进化论、康德的世界历史对立统一发展的理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都是利用了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性目光”去观察世界历史的产物，应该说是道地的全球史观。
至于各文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等值论，也不是全新的认识。欧洲最早的文字作品荷马史诗就是平等对待异族、包括异族历史文化的体现。希罗多德的《历史》对古代东方的历史文化充满敬意，因此才遭到后来希腊中心论者的严厉批评，说他亲蛮族。在上古和中世纪，世界各地都出现过自我中心论，特别是在中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相同文明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贬抑、排斥、冲突成了时代病。到了启蒙时代，等值论抬头，从维科开始的近代历史哲学大家们，一般都不懂或不提西方中心论(极力鼓吹欧洲中心论的黑格尔是个例外)。以赫尔德为例，他在《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中提出各民族历史和文化都有独到的价值，尽管历史发展不平衡，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快慢有别，但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现代历史哲学家施本格勒、汤因比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中心论和提倡历史文化等值论。当然，历史文化等值论也不能走极端，变成所有历史文化价值 均等，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尊重不同的历史文化无疑是正确的，但历史既然是运动过程 ，就会有快、慢、停滞、倒退之分，从而引起不同的价值评估。比如布须曼人所处新石 器时代与西欧人所处的工业化时代是共时共存的，从客观的角度对两者进行评价，拉丁 人、日耳曼人、昂格鲁·撒克逊人等比布须曼人早了2000多年脱离原始社会，这种脱离 当然是一种历史进步。
综括起来，笔者觉得全球史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世界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论体系。除了饱学的汤因比，迄今专业史家还没有人创立出严谨周详的世界史解释体系。以全球史观的代表人物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为例，其基本解释单位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一样的，即不同的文明形态，叙述思路也同其他世界史著作没有明显区别，也就是从个别国家和文明到彼此之间的联系，文明的冲突和融合，在个别章节给分散到集中的总思路做了一些专门的说明。该书的史学功力不及剑桥三史，宏观概括和理论思维的深刻不及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在世界史体系上也看不出有多少重构之处。这是一部面对广大读者的、具有个性的普及读物，类似一本导论性质的大学教材，而不是史料详实、注释精审的史学专著。所以它在读书界可以产生反响，在英语世界的史学界，反响就不能说有多大，史学圈中人看重剑桥三史而非《全球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西方史学史的经验看，宏观的考察，把世界历史总体当作分析对象，像巴勒克拉夫所说的应该观察“水”，不应先分析构成水的氢和氧(以避免分割碎化，改变水的性质)的做法，都是不怎么成功的。历史上不少较全球史观要规模宏大的解释大厦都在客观历史实践的冲击下倒塌了，剩下的只是一些由闪光的思想火花构成的断垣残壁。相反，从具体分析开始，也就是从历史的“氢”和“氧”原子开始，从一字一辨、单个史事的证实、证伪出发，然后再建立诸多个别之间的联系，最终实现微观和中观层面概括的史著，往往更具有生命力，可以在成百上千年里仍然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基本参考读物和史料来源。这一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因为这也许使我们能够更冷静、更稳重一点地看待现代史学不断发生的变化。
勿庸置疑，今天的史学与20世纪以前的史学有了很大差异，原来处于传统史学研究边缘或范围之外的社会各个环节、各个细部的历史随着史学研究兴趣的转移，逐步进入史学研究的中心地带，同传统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一样，成为西方史家重点研究的对象，其表现是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选题成为史学研究的主题，城市史、乡村史、人口史、妇女史、新劳工史、种族史、性史、心态史、表象史、集体记忆史、消闲史、生态环境史等等，构成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专业史学研究课题的主流，历史舞台上的“演员”人数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充，三教九流、苍头百姓、娼盗匪毒……历史学家们把自己的触觉伸到从世间万象到大脑皮层的表象世界和精神世界。另外，自史学相对主义问世以来，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所持的对客观历史及其规律能够充分认识的坚定信念成了“高贵的梦”。这一切是历史学与时俱进、不断进步的生动反映。但如果透过时兴的选题和“建构”、“解构”、“表象”、“映象”之类新的词语，就会看到这种进步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与兰克时代的史学出现了根本变化，传统史学的理论认识、特别是治史的基本方法并没有因此失去意义，相反在各国史学领域仍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其基本表现就是所有新史学的实践者，无论标榜什么旗号，也无论选题扩展到人类 历史的哪个被遗忘的角落，都没有摆脱或不敢放弃以尽可能多的一手史料说话的基本治 史方法。缺乏史料依托、靠演绎逻辑展开陈述的史著，无论在方法上多么花哨，表述上 多么漂亮，都在专业史学领域不受欢迎。所以，尽管从黑格尔以来，对传统史学认识和 方法的批评从来没有平息过，但国内外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仍然埋头于广泛深入地发掘史 料、收集史料、整理史料、筛选与提纯史料，然后借助相对较为可信的史料来复原与解 释客观历史的片断。史学质量高低的评定标准依然主要是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无一句 无出处。如果在此基础上，一部史作还能有耐人寻味、出神入化的概括，那就是史学杰 作了。所以，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花样翻新很快，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历史学的本质、基本任务和论从史料出的研究法。这就提出了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即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下为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答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这里提出一种大概的解释供引玉之用：实证主义史学所注重的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逻辑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的方法。由此出发，无论史学方法、选题、解释的角度发生怎样的变化，史学工作者还是应该坚守一定之规，即注意史学基本功的训练和提高，如对典籍的熟悉，对考据方法的把握，对外文(包括死外文)的应用，对史学理论的理解，还有文从字顺的中文表述能力。有了这些功底， 一个人就能在专业史学领域游刃有余，做出一些值得称道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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