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修养与跨文化交际_炎黄文化论文

传统文化修养与跨文化交际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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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 世界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集会的宣言中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注:张庆威、章立源:《加强高等学校的人文教育》,《群言》1997年4月。)。这是世界文化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而我们更应看到,文化界提醒西方社会“吸取孔子的智慧”,正好说明了“孔子的智慧”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所以,站在人类文化和发展需要的高度来看,中华文化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另一方面,“西方对我们的了解,除了几个汉学家以外,简直是幼儿园水平……在思想上就觉得你们没有什么东西。”(注:季羡林:《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冬第5页。)从以上的两方面来看, 在跨文化交流中自觉地把“植根于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中国文化精神传扬到世界,让“孔子的智慧”泽被全球,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就此讨论传统文化修养在对外交流活动中的价值和意义。

一、传统文化功底关系个人和国家尊严

我们先看一个真实的事例。90年代初某美国考古旅游团来华访问期间,一位“学者”对当地带团的导游一连串地发问:

“西藏过去是不是个独立的国家?”

“藏族和你们中国是不是同一民族?”

“藏族是不是有独自的文化,是不是有自己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文字?”……

“既然都是,你们为什么不让人家独立?……”

年轻的导游从未见过这样的阵仗,也没有足够的历史文化知识来回答那些“尖锐”的问题, 被弄得下不来台, 只有一迭连声的“sorry,sorry……”

然而这位“学者”在另一地点用同样的问题“质问”另一位导游时,那位颇有民族文化功底的导游却不愠不火,侃侃而谈:“中国本是个多民族国家,文化上自古讲究天人合一,人际亲和,睦邻友好。西藏历来与内地交往甚深,在700多年前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成为和睦相处的56个民族中的一个。如果按先生您的要求让每个民族都独立,中国是不是该分成56个国家呢?同理,美国有200 多个民族岂不是应该分成200多个国家吗……”“学者”无语。

这个事例的前前后后是发人深省的。它起码告诉我们:外事工作对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修养极为敏感,可以说外事活动始终活跃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而从事对外交流工作的外语人才的民族文化精神则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说起来也不难理解,如果外语人才缺少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修养,将必然伴生爱国主义精神萎缩和东方伦理传统的道德情操的低下,而且“家丑”既然直接外扬,就难免遭到辱辞、辱身、辱先、辱国等伤害,上述事例中的前一位导游对此肯定是有切肤之痛的。

80年代中期,四川中国国际旅行社接待中心负责人马先生曾带一个国外旅行团到九寨沟,下榻于某二星级宾馆,有几个游客见客房里没有浴巾,便大叫大嚷着去找马先生,说是抗议中国的“野蛮、不文明、欺骗”。马先生一面通知宾馆客房部解决,一面把闹嚷的游客请到客厅,轻言细语地对他们说:四川人大凡出门旅行,一般是自带毛巾。与人共用毛巾、浴巾,要么是不讲卫生,会被认为不文明;要么是太穷买不起毛巾。旅店准备的毛巾和浴巾,不管怎么消毒,有身分的客人都不相信,都不用,怕染上皮肤病。所以,有的宾馆就没有摆出这些东西,有很少的低级旅店反倒为客人准备了“洗脚帕”。这里的宾馆管理人员大概是尊重你们的“文明”,以为你们有自己的卫生习惯,不好冒犯的缘故……”

马先生这番话合情合理,不卑不亢,既弘扬了中华文明,又把“野蛮、不文明”的帽子还给了别有用心的游客,其机敏自不待言,而“机敏”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就根源于自觉的传统文化意识。为此,马先生感慨地说:“没有点传统文化的底子,在和老外打交道时往往要受些冤枉气。”

一位W性英语副教授曾对笔者神侃,他在英国作访问学者期间, 校方多次请他做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报告。客观地说,这种机会,既是个人名利双收,又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绝好时机。可惜W 先生说他出国前只准备了“学习”西文文化,万没想到还有“讲授”中国文化的好事。由于毫无文化和物质的准备,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机遇擦肩而过。W 先生的遗憾,并不是偶然的,许多出国的访问学者(包括一些教授)都有类似经历。这种情况的频频发生,也难怪人家“在思想上就觉得你们没有什么东西”。这种交流“乏术”的现象,多少印证了面对弘扬民族文化的机会,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东西来参与交流的道理。

二、以中国文化精神赢得国际尊重

那么,外语人在普通的跨文化交际中怎样以民族文化优势赢得尊重?我们不妨看看C外国语学院退休教授L先生在文化交流中的作为和效果。

L在翻译教学和对外交往生涯中, 一直受到国际文化人的广泛尊重:他到加拿大旅游,York大学马丁教授率全家去住地下室,腾出正房供L教授一家下榻;该校外教苏珊回国后几年,又专程返中国探望他, 临走时“抱怨”官方接待过分热情,占用了她探望故人的宝贵时间;L 到美国俄亥州州立大学查资料,与该校中文教师交谈了几分钟,对方便热情邀请他为该校讲授中国书法、中国文化。直到退休十余年,仍有英、美、加、德、法、新、俄、日等国家和港台地区众多文友与L 保持着亲密的文化往来……L何以有如此人格魅力?从下例可以窥见一斑:

西德籍教师山星斐,曾拜在L门下学了一年的中国书法。回国前,山星斐精心挑选了两幅最得意的作品——两个“寿”字。她把精心裱好的其中一幅送给了L,另一幅打算带回去送给外公。 她说他们是给了她最多疼爱和乐趣、她生活中最值得尊敬的两位老人。她要用自己最得意的中国书法艺术,向两位老人祝福……其实,L 给她的“乐趣”不外乎是教给她王羲之爱鹅、吃墨之类中国文坛掌故,或人们见惯不惊,而又雅趣喷溢的地方民俗文化,诸如称雨伞为“撑花”,嫩豆腐为“豆花”以状其形等等……

不难看出,L之受“老外”尊重, 全部的原因就在于他以强烈的民族文化精神感染外国友人,让其感受和领悟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精神,从而在弘扬了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完成了具有民族精神的自我人格塑造。正如他自己所言:“没有点中国文化功底,根本得不到外国人的尊重”。这个案例,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方面的启示:

一,从“实用”的角度看,传统文化素质在“交流”中的价值是不可小视的。它直接塑造着个人在对外交流中的人格形象,影响制约着他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进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二,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需要坚持与弘扬的,也是外国友人希望了解、感受和尊重的。它说明交流的双方要在文化上对等,就得“交”自己的东西去参与“流”。在跨文化交际中,只有本民族的东西才是具有特色的“自己的”东西;也只有坚持民族文化精神,才能使自己具有平等的,即被尊重的地位。

三,既然交流的对方,只欢迎你“自己的东西”,即人家没有的东西,那么,诸如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看似寻常、琐碎的文化成分,在“交流”中都可以放射灿烂的光华。

关于第三点,安徽农大的黄邦汉先生在访美归来后,感受颇深:他说自己在美国访问时“冒充内行”,为一群美国人“包了一顿饺子,炒了几个菜”,不料竞逗得这些美国人激动地围观,又当下手,又拍照片,又是“一致称赞”“饺子很鲜,菜很有味”,对中国饮食文化表现了一种由衷的虔敬。

通过这件事,黄邦汉联系到“有些在国内已是主任、副主任医师”的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西医师,到美国“却连护理的临时工也难谋到”的窘况感叹道:“如果说这种文化(指中国传统文化——引者注)或这些文化成分真的是陈旧的、愚昧的、落后的,因而是羞于现世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一贯很傲慢的洋人在这种文化面前却表现得如此恭谦、如此热衷呢?”(注:黄邦汉:《访美归来的中国文化随想》,《安徽农业大学学报》1997年2月。)在这种“谦恭”“热衷”里, 中国传统文化的“效用”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

教育部对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目标大致是:“培养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高的人文修养,强烈的民族文化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高文化素养的大学生。”(注:参见肖玲玲《文化素质问题的专家调查》,《教学与教材研究》1995年2月。)比照大学生文化素质标准不难看出, 忽视与歧视中国文化的观念是与国家的培养目标以及时代对外语人才的要求格格不入的。

可惜许多外语教学部门和教师对中国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并不自知,至今仍认着“加强专业”的死理,有意无意地把中国文化内容当作了“外语”教学以外的东西,有人甚至把它看作是“不务正业”的外语学生干的傻事儿。笔者就曾亲眼见到一个外语系专业教师责骂学生说:“太不像话了,上晚自习竟然看的是中文书。”你看,专业外语教师竟把看中文书当成了邪门歪道,又怎能指望学生通过广泛的传统文化获得“强烈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呢?

笔者从成人外语教学中了解到,近年来大多数外语院校毕业生的传统文化素质,是很难令人满意的。用人部门负责人常常感叹“现在的外语学生,好像懂得中国历史地理知识的越来越少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警醒的信号,就这个意义上说,重视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把外语教学与传统文化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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