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外矛盾重重 市场启动举步维艰——话剧：离春天还很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举步维艰论文,很远论文,话剧论文,体制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报实习记者 申音 记者 黄霁 杜爽 整个夏天，人民艺术剧院的头头们都很兴奋。为纪念曹禺诞辰90周年展演的新版《原野》、《雷雨》、《日出》，三部戏总计票房超过了300万。毫无疑问，在去年人艺的《茶馆》创造了400万的单戏历史最高纪录之后，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快活的不单这一家，小剧场里接连登台的实验话剧也是既叫好又叫座。媒体们在旁鼓噪：话剧终于开始赚钱了，话剧市场一派繁荣。
还是有清醒的人在。他们宁愿把当下的热闹看作话剧业滑入谷底之后的自然反弹，也不肯轻易地下判语说现在已经是春天。
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出处处长刘铁钢直言：“我看不出现在的话剧市场有多繁荣，就算有，也是虚假的。因为长期以来桎梏话剧发展的众多症结依旧存在。”
中国话剧界最早的独立制作人谭璐璐认为：“现在有了早春的苗头，但恰恰也是最可怕的时候。如果没有大批新鲜的主流的好剧诞生，刚刚聚集起来的观众可能很快又会抛弃话剧。”
体制内的困局何时能解？
“人艺有这么高的票房，对于话剧人来说，既是鼓舞，又是悲哀。它有前辈奠定的基础，有自己的首都剧场。它的品牌和条件都是其他剧院根本无法相比的。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剧场的剧团来说，事实上只能演一部赔一部。”身在局中的刘铁钢，比旁人更清楚话剧界的窘迫。
实验话剧院的现状令人心酸。240多人的单位里，吃“皇粮”的有197人，国家按人头一年4500元的经费往下拨款，其中包括工资、办公费等所有日常开支，不够的只有自己创收。主要的收入来源靠出租演员，可以创收100万。至于本该是剧团主业的演出，弄好了一年也就七八十万的毛收入。中央级的“实验”尚且苦苦支撑，等而下者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
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国家负责前期的投入与后期的包销，作为文化事业单位的剧院只需埋头生产即可。但今时不同往日，国家“输血”的相对减少，相关资源配置的逐渐市场化，直接导致了剧院的生产成本上升，经营压力明显增大。大多数剧院的组织形态仍然沿袭传统的行政事业制，政工、房管、工会等等“五脏”俱全，就像一个“小社会”。但恰恰是最重要的终端销售环节，非常薄弱。“实验”的演出处只有两名员工。而大名鼎鼎的人艺也只有三个人。
低效的运作意味着高昂的制作成本。现在“实验”一年只能排演四部戏。当然“主旋律”题材会有国家专项拨款支持，每部一二十万。“现在一个大剧场的戏起码都得50万。20万是前期创作经费。后期演员的酬劳，灯光的损耗，服装、道具、租剧场等等还需要30万以上。在大剧场演一场的场租就要四千到两万。虽然票房的情况是一年比一年好，但是从经济的角度讲，实际上并没有好转。因为各种支出都在涨。”
剧场是刘铁钢的心病。“没有自己的大剧场，这就意味着我们戏票房的一半要给人家剧场。在欧美，剧场出租几乎是不要钱的，因为剧团是非营利的组织。在中国因为剧场国家投了钱，就要把成本收回来。这就增加了演出成本，随即又造成票价太高没人买，剧团越穷越排不了戏，剧场的利用率就低。越低，它的场租就更高，恶性循环。”
在认真考察了欧洲和美国的话剧业之后，刘铁钢意识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家必须学会宏观调控，文化产业要由“政府输血”变为“社会输血”。“在欧美，剧团被划在非营利组织里面，可以不用纳税。它们的法律明文规定，把钱投入到非营利组织，可以抵消一定的税负。合法避税，还能名利双收，政府不干预，企业也会抢着做。这种机制决定了剧团从生产到演出主要都靠社会赞助。”
独立制作人：仅仅是绿林豪杰
官方话剧举步维艰的时候，民间制作的小剧场话剧表现出野草一般的生命力。这方面，人艺小剧场经理傅维伯最有发言权。“今年到现在为止，共有9场话剧陆续在人艺小剧场登台亮相。其中孟京辉的《盗版浮士德》、李六乙的《非常麻将》、黄纪苏、张广天等人集体创作的《切·格瓦拉》等几部投资10万至20万不等的小话剧，由于上座率出奇的好，仅演出30场，门票收入就达30万。
谭璐璐是最早把商业运作手法和市场意识引入话剧界的人。徐睿第一个把话剧做成了广告载体，而孟京辉在他导演的戏剧中开始根据观众口味有意识地加入商业元素。正如中国许多其它行业一样，话剧市场化变革首先是从民间、从这些“个体户”开始的。话剧从来就不是一个暴利行业，而且直到今天，投资风险依然很大。这些先行者的所为更多的是出自对这门艺术的热爱。徐睿算了一笔账。即使在票房最好的情况下，一部需要花两三个月制作，投资10万的小剧场话剧，演三十场也就30万。刨去开支，顶多赚8万左右。先驱未必先赢。谭璐璐最早投资的三部戏，平均下来还是赔了，徐睿认为她是话剧界的“张树新”。
但市场化的民间探索没有停止。著名话剧策划人戈大立建立的playplay工作室除了搞创作以外，还承担了每次演出之前电话订票，免费送票的任务。据了解，这已成为首都剧场、人艺小剧场等众多剧场以及许多话剧制作人票房销售的重要方法。其次，他们创办了观众俱乐部。到目前为止，会员已逾两万。有了这两万多会员，就等于有了票房保证。
野草毕竟是野草。徐睿认为现在这种小作坊式的生产无法把话剧带入规模化、产业化的更高阶段。“现在还处在雏形阶段，大家都是绿林豪杰，没有把个体的思路连成串，整合起来，没有专门的制作人。一事一议做不成一个产业，必须全方位开发。现在作为话剧演出市场，需要的不是独立制作人，需要的也不是一部戏三十万五十万的投资，需要的是把这些人员资源整合，需要几股这样的势力。”
当理想的热血被现实所冲淡，一些人做戏的动机开始发生变化。“在市场多元化鱼龙混珠的格局下，出现这样一个怪圈，就是有很多骗子也在搞戏，通过不实的宣传，不诚实的劳动，骗了一笔制作款项前期投入，随便糊弄一下就逃之夭夭。”对于无序的现状，有责任感的话剧人纷纷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话剧的事情是所有话剧人和所有想投资话剧产业的人共同来做的。但有一点，谁做这个事情都不要去毁坏它。必须严肃地对待。否则干脆不要做。”
话剧，离市场化究竟有多远？
刘铁钢相信中国的话剧很有可能像欧美国家一样，出现分流。早晚一天，像人艺、实验变成非盈利性的社会文化组织，而像一些私人或企业投资的则演变成百老汇式的纯商业戏剧。不过他强调即使是非盈利的剧团，也要学会在市场中生存。因为如果你的戏没人看，是不会有赞助商的。“非盈利组织要进行公司化操作。但这必须建立在有一个鲜明的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政策支持首先是资金注入。但给钱是为了培养你自身的“造血”能力。第二，公司化行为就要按公司架构、公司法的模式来操作。缩小管理部门，加强两头的艺术生产和终端营销部门。第三，要有监督机制。在国外很多艺术组织社会组织，都有董事会。那些赞助商都会派来人担任董事。他投的钱要知道是怎么支出的。公司化运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让资金流向更加明晰科学，使戏剧制作成为符合经济规律的文化生产，避免浪费。”
多部话剧的音乐制作人兼导演张广天态度明确：话剧业如果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实行产业化。现代社会是工业化的时代，因此文化活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必须产业化。
徐睿认为，话剧已经有形成产业的条件。因为产品本身很好，目标消费群很明确，而且消费者有消费产品的意愿，这就可能形成产业。只有产业化了，话剧才能广泛的在大众中存在。单从数学分析，话剧产业已经初具雏形。以目前公认的市场最成熟的北京为例。通常一部大剧场话剧大概需要1万人次的观众才能保本。一年如果演10部戏，也就是10万人。目前北京市1200万人中，有大专以上文凭的300万人。其中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白领阶层大约有将近80万。这就是当下话剧市场的目标消费群。
要说服观众走入剧场，关键在于话剧产品本身的质量。谭璐璐指出：现在中国缺乏适合更广泛的戏剧观众的主流戏剧，缺乏能够长演不衰的经典。话剧界应当摆脱沙龙艺术的倾向。更多的排演一些看得到人性的、有观赏价值的、有保留价值的剧目。不久前取得成功的《切·格瓦拉》一剧的编导黄纪苏认为：关键在于找到观众接受的题材和形式。不同的戏剧会培养不同的观众群。在目前，更应该着重对观众市场的培养和改造。
话剧要成为产业，就不能单纯依靠票房收入来赢利。话剧产业具备二次开发的巨大潜力。比如周边产品的开发；比如发掘话剧的广告媒体功能；利用投资话剧塑造的品牌来做演员培训、演员经济等业务。未来的话剧产业应该要把这几点结合起来。
谁掌握着启动市场的钥匙？
今天缠绕着种种困局、扭曲、痛苦，同时也蕴藏着巨大机会的话剧市场，正是整个中国文化市场的小缩影。在一个双轨并行的体制下，市场的不规范、不公平、不健全是可想而见的。建立一套公平的游戏规则，创造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有些工作是政府必须做的，而且应该是遵循着经济规律来做的。我们的政府能不能在国家没钱投资或者投资很少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个人或者企业来投资文化。能不能在今后的市政建设中，为话剧为文化划出一块公益的“特区”。
艺术家不谈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的演出、文化市场，掣肘它的一个最大的瓶颈不在于没有专业的人才去操作，而在于没有专业的人才去整合它、经营它。话剧市场也好，整个文化市场也好，最缺乏的是在这个行业之外的熟悉商业运作和资本运营，能够整合国内外各种资源，同时又对所涉足的领域非常了解的职业经理人形式的文化制作人。而且他愿意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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