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效益论文,理论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而言，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滞缓而苦恼，因此，现代发展理论和各种经济增长模型所关注的主题是如何启动和促进经济的增长速度。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速度的滞缓，相反，在相当多的年份则是受由于经济增长率过高而带来的国民经济波动之烦扰。单纯从速度上看，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18年中，中国是属于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增长率有不少年份高达13%以上。40余年的经济增长路径表明，中国的经济运行中总潜伏着一股强劲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但在促进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问题上则动力明显不足和缺乏机制保证。因而，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未来中国需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那么，对于中国的现状而言，符合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要求的增长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单纯是指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到内含型扩大再生产方式的转变吗？针对中国的现实，粗放、集约经营是一般概念还是特指概念？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能否或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和相关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与经济增
长效益的本源关系及其转化
目前，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上，存在着众说纷纭的不同理解和见解。我们认为，孤立的单纯概念上的争论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但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切实内容应当弄清楚，否则，理论认识的不一致和实践行为的不统一，会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和经济的有效运行。因此，我国目前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既不能从本源含义的“粗放”和“集约”上去把握，也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由外延型向内含型转变。
1.粗放、集约经营与效益的相关关系
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最初是指农业经济中的两种经营方式。粗放经营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而增加产量。集约经营则是指在原有土地面积上增加投入而提高产量。究竟哪一种经营方式的经济效益高，要视具体情况而论定。
(1)农业粗放经营方式与效益高低的两种情况。对于投资者来说，同量的投入在不同的地块其效益的高低是不同的。如果扩展的土地是更优等的土地，同量投资（或投劳）就会产生更高的效益。若扩展的是更劣的土地，同量投资（包括投劳）就会有较低的效益。广种多收还是广种薄收，是由所扩耕的不同地块的优劣程度而决定的，因而，粗放经营有效益高低的差别。
(2)集约经营与效益高低的两种情况。在同一土地追加投资投劳的效益高低，要视追加投入的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定。如果在原有土地上追加投入，提高了单产量，追加投入的产出高于原投入的产出，那么，就会是高效益的，反之，如果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低于原有投资则是低效益的。
就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方式来说，在李嘉图看来农业生产是按由优等地向劣等地的耕作顺序发展的（马克思认为是交错发展的），因而，他把级差地租Ⅰ称为粗放地租，而把级差地租Ⅱ称为集约地租。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在解释“粗放地租与集约地租”的条目时，认为“粗放和集约地租的区别在经济思想史中是随着李嘉图著作的问世才泾渭分明的”。但《大辞典》所引用的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1817年的第1版，而我国出版的中译本是1821年的第3版，其中已无“粗放地租和集约地租”的概念。从《大辞典》转述的李嘉图的观点来看，是把粗放耕作视为低效益经营，把集约耕作视为较高效益的经营。李嘉图写道：“在社会发展中，当次等肥力的土地投入耕种时，头等的土地马上就开始有了地租”，这是粗放地租。在耕种劣等地以前“人们能使资本在已耕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来”，这就是集约地租。但事实上，在农业发展中，如马克思所讲的，新进入耕作的土地，有优等地，也有劣等地。当更肥沃的土地进入耕作时，这种粗放经营就具有更高的效益了。
由引可见，粗放经营并不直接与低效益相关，而集约经营就一定是高效益的。在农业发展中的一定阶段，闲置土地还大量存在，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扩充耕作面积增加产量的粗放经营便成为主要的经营方式，当然也存在着在原有耕地特别是优等地上追加投资进行集约耕作的情况。相对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说，土地是一种极度稀缺的资源。由于可耕地扩展的有限性，当人们不能再依靠扩展耕地面积增加产量时，人们就不得不完全改变耕作方式，在已有耕地上增加有效投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即从粗放经营为主转向集约经营为主。因此，从本源的意义上讲，是选择粗放型耕作方式还是集约型耕作方式，主要取决于现实的经济条件（主要是可耕地的富余或欠缺和科学技术的利用状况等）。
随着依赖扩展耕地的经营方式的转变，李嘉图意义上的粗放与集约经营的区别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若要延用原有的概念，必须是其内含发生了转化的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概念。因而，在当代意义上的粗放经营，就不再是指过去所理解的依靠扩大耕种面积而提高经营规模，而是指那些不计成本、粗耕劣作、忽视质量和效益的经营方式。而集约经营则是指精耕细作、吸纳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低成本、高效益、高质量的经营方式。我们现在所讲的粗放型和集约型，不仅不限于原有的农业经营范围，而且扩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就是说，应该是赋予以当代含义的粗放型与集约型，即粗放经营是指低质低效的增长方式，集约经营则是高质高效的经营方式，而不再以是否扩展了耕地或扩展了企业作为区分的标志。
2.两种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与效益的关系
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与内含型扩大再生产，同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对概念。在英语中，粗放的、外延的，都是"extensive"这个词，它既可译作农业经营中的“粗放的”，也可译作哲学上的“外延的”。而“集约的”和“内含的”，在英语中是"intensive"这个词，它既可译作农业经营中的“集约的”，也可译作哲学上的“内含的”。那么，是否可以由此认为：“集约＝内含”，“粗放＝外延”呢？如果那样，哲学上的概念外延和内含，也可称作为粗放和集约了。恐怕不当。
我国现在使用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含扩大再生产的概念，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从其本源上讲，即从马克思的愿意上讲，外延型再生产不一定意味着低效益，而内含型再生产也不必然与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力相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有两处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外延和内含的规定性。一处是第192页，阐述了固定资本的折旧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两种方式：“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这是从一个企业的范围着眼的。即在同一企业中，如果扩大和增加新的车间，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外延型扩大。至于这种生产场所的扩大是否会提高劳动生产力，有更高的经济效益，马克思没有说明。生产效益等于或高于原有效益的两种可能都存在。若将折旧费用于提高机器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效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内含型扩大。这里把内含同更高的生产效率联系了起来。另一处是在第356页讲：“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讲，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这里所阐述的外延型扩大，突破了在原工厂内的生产场所扩大，即建立了新工厂。这个新工厂的经济效益，可以相当于也可以高于原工厂。在此所讲的内含型扩大，是指扩充原工厂的生产规模。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是指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马克思在下面接着说：“在工作日不受法律限制的地方，只要追加支出流动资本（在生产材料和工资上面），就足以扩大生产规模，而不需要增加固定资本；这样，固定资本每天使用时间只是延长了，而它的周转期间则相应的缩短了”。就是说，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靠延长工作日、增加流动资本而扩大生产规模。因而，从马克思的这段话来看，内含扩大也可以是生产效率不变条件下的生产规模的扩大。
从现实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没有绝对的单纯的停留在低效益水平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也没有单纯的不扩充生产场所的内含扩大再生产。在正常的情况下，不论是企业内部生产场所的扩充，还是外部进行新的投资，这两种外延扩大再生产，一般都会吸收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甚至超过）的生产技术、新的管理和要素的新组合状态，以便增进外延或内含扩大再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包括“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新古典的“索洛——斯旺增长模型”、新剑桥的“两阶级模式”、库兹涅茨的“结构主义增长模型”，等等，都是以增长（或产出）是有效益的为隐含的分析问题的前提，因而，他们一般不分析产出的质量和效益问题，而关注的主题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速度。有的认为资本生成机制和增加投资是问题的关键，有的认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更重要，有的则认为结构调整是核心等。总之，在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是将经济增长看作是纯数量增长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特定内容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着重号引者所加）。这里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并认为这个转变与第一个转变一样，是具有全局意义的转变。
既然是属于根本性转变，那么就不是只让一部分转变，另一部分不转变，不是继续搞“土洋并举”、粗放集约并举。
按照传统延习下来的误识，粗放型增长等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并且必然是低效益的增长方式和再生产，而集约型增长方式等于内含型扩大再生产，并且必然是属于高效益的增长方式和再生产。那么，按照这种理解进行逻辑推理，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就是要将原来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转变到内含型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上来。将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视作是两种扩大再生产方式之间的转换。
问题在于，针对中国的现实条件，能否真正要求外延扩大再生产根本性地转变到内含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上来？难道未来的中国就不应该存在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有的论者尽管没有沿着他们设定的前提进行这样的推论，但意识到了这种前提所推论的违背现实经济发展要求的后果，于是强调，“不能将粗放与集约截然分开，全盘否定和抛弃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两种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不能不分主次”。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这是不符合理论逻辑应有的规范的。一篇论文前面在论述转变方式的重要性时，强调非转变不可，要彻底地转变；而在后面则逐渐放弃前提而提出要留有余地的转变。转变多少？仍然是一个模糊的、难以把握其“度”的转变。
有的论者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理解为过去理论界提出的由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变到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上来。但过去的这种提法也值得重新研究。如果我们将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视作不一定是低效益、低质量的再生产，那么，对于中国的现实需要而言，高效益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同高效益的内含扩大再生产，两种方式其地位应该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具有平均效益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对某些部门、某些地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从中国的现实经济条件来说，能源、交通、通讯、教育等基础产业严重薄弱，产业结构扭曲；区域经济严重不平衡；在相当多的行业其企业规模过小和过于分散，形成不了应有的规模经济，巨大的就业人口压力等等因素都决定了需要通过投资规模的扩充（即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来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仍然受资本形成不足、投资短缺之困扰，单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抛弃、也不能够抛弃。
另外，不能把“外延”同现代含义上的“粗放”相等同。比如，上海的宝钢，是新建的企业，是属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但它是高效率、高效益的，不能说是粗放型的。新建的京九铁路，各种高速公路，也是外延型的，但不能称之为粗放型的。
那么，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指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看来，当前提出要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粗放型转变成集约型，不是指将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方式根本转变到内含型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上来，而是指要从根本上克服过去以及目前的经济增长中盲目追求增长数量、忽视甚至放弃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增长方式，将经济增长方式彻底地转变到注重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不论是外延型的扩大再生产，还是内含型的扩大再生产，都应比较投入和产出，注重实效。提高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首要的和核心的问题，要围绕这个核心，走出一条速度比较适当，经济效益好，人民能够得到更多实惠的经济建设新路子。
更确切地说，当前意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与本源意义上的农业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在含义上是有重大差别的。
在文章第一部分我们已探讨了本源意义上的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而当代意义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是指不计成本、不注重投入要素的质量和效益，忽视内部经营管理、盲目攀比产出数量，忽视产出质量和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反之，则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以农业经营为例，中国早就基本上失去了本源定义的粗放经营耕作方式（即依靠不断开垦扩充耕种面积以增加产量的方式）的现实条件，因而，只能是主要从事本源意义上的集约经营，即在原有的土地面积上通过增加有效投入而提高产量。但现在我们仍然提出要转变我国农业的经营方式，即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当前提出的这种粗放与集约，就不是李嘉图意义上的以是否扩大耕地面积为区分标志的粗放与集约了。如果理解成李嘉图意义的粗放与集约，那就意味着中国农业迄今为止，现实地存在着主要依靠开垦土地扩充耕作面积的农业耕作方式，而事实不是如此。当前提出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是从客观存在着低效益、低农业技术、粗劣的耕作方式等意义上的粗放增长的现实状况为出发点的，因而必须转到高效益、高质量、先进耕作方式等意义上的集约增长方式上来。就是说，即使在原有耕地面积上进行耕作，也有粗放、集约之分。过去片面强调亩产千斤、不计投入，结果出现了高产穷社、高产穷县、越高产越穷的增长方式，虽也属于本源意义上的集约经营的一种，但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集约型增长，而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粗放型增长。
从工业部门来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处延型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而且在所谓的内含扩大再生产中也反映突出。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看，争投资、争项目、盲目铺新摊子、忽视投资的科学决策、不注重吸纳现有的代表先进生产力水平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从内含的扩大再生产来看，相当多的企业尽管没有扩充外延式的规模，但盲目投入生产要素忽视内部挖潜、放松管理、忽视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产品不注重质量、品种、规格，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供给。这些虽也属于内含再生产，但又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有的从表面看来，产量高、产值多，但浪费大、效益低。
总之，不论是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还是内含式的扩大再生产，不论是农业部门还是工业部门，不论是宏观经济运行还是微观经济运行，都要将现有的忽视经济效益和质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根本性地转变到注重效益和质量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这才是中国目前提出的并且是经济发展所需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定含义和内容。
就业人口压力、投资效益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就业人口压力的缓解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之间是否是属两难抉择的命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与实现充分就业之间是相容还是相斥的关系？
撇开其他约束条件，相对于12亿人口存量，年均净增1500万的人口增量以及数以亿计的城乡隐性与显性的失业人口压力的现实而言，年均10%以上的高经济增长率甚至越过11%以上高速经济增长率，显然不算是太快的。与此相对应的，对于靠投资解决失业问题，填补瓶颈产业供给缺口以及投资扩张支撑型经济增长机制所要求的巨大投资需求而言，现有的投资总规模也不是过大的。因而，如果仅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解释为投资总规模的控制或缩减，解释成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变成内含的扩大再生产，那么，缓解就业人口压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之间确实存在着两难抉择的关系，由此而产生的因增长方式的转变带来的失业人口增多的忧虑显然是有道理的。
然而，这种忧虑显然与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的理解有关。其实，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指简单的压缩投资规模，也不是仅指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向内含的扩大再生产。而是要求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其中包括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控制和尽量压缩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投资的规模，增加质量效益型（即有效）投资。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加强基础产业，加快落后地区经济的增长，解决生态失衡问题，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教育程度等等，都需要巨额的投资资金，在未来的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需要相当程度的投资规模。
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投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
凯恩斯的非均衡前提条件下的充分就业模型揭示了投资与充分就业的正相关关系，认为存在非自愿性失业，即未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刺激有效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不管凯恩斯模型有无缺陷，从现实的角度看，就业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与投资直接相关的。问题是低效、无效甚至负效的投资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相反会产生在短期内难以克服的负效应。中国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低质量的投资，包括低效、无效、负效的投资所吸纳的劳动力最终只不过使显性失业转化成隐性失业。因而，这种性质的投资所产生的效应只是失业方式的转换，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相反，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为就业而盲目投资很容易形成另一层意义上的“纳克斯恶性循环陷阱”“即为就业而粗放投资→企业低效益或无效益→人员膨胀→资本形成不足→失业压力仍然不变”的恶性循环。
如果投资是高效率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自然也是好的，经济增长的加速必定会带动有效就业水平的提高。国际经验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个论断。日本在高速增长时代（1955-1973年），创造了“高积累、高投资、高经济增长速度、高就业率，低通胀率”的经济奇迹。从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看，1955-1960年间平均为21.2%，1965-1973年增加到34.4%。经济增长率在1955-1973年的19年间，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8%。若从1961-1970年这10年计算，年均增长率高达11.1%，其中，超过12%的年份有5年，最高达14.5%（1961年）。由于这种高速的增长率是一种高效益高质量的增长，因而，吸纳劳动力的功能不断加强。战后初期日本失业人口达1300万，1955年到1970年的16年间，日本实际GNP增大了4.18倍，其间由于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就业人口也在增加，全产业就业人口从1955年的4119万增加到1970年的5094万，增长了23.7%，仅16年时间就业人数增长近四分之一。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通胀率却不高，整个60年代日本的消费物价平均年增长率为5.9%（尽管日本人认为相对于收入来说还是较高的），批发价几乎未变(1)。
韩国曾经走的是一条“高投资、高增长率、失业率大幅下降、高通胀率”的经济高速增长之路。韩国的高速增长是从1963年开始启动的，从投资看，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1963年为10%左右，到1986年增加到33.9%，经济增长率(GNP)从1963年到1989年这27年间，年均增长8.7%，其中超过11%的有10年，最高的年份为13.8%。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率不断下降，1961年为12.2%，1963年下降到8.2%，1970年为4.5%，到1988年降至2.5%。1977年由劳动力过剩转变为劳动力短缺，出现全国范围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韩国与日本不同的是，高增长伴随着高通胀，1982年以前的通胀率都在12%以上，其中1974年高达29.5%，1975年为25.7%。从1982年始逐步下降，转向高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的轨道，通货膨胀率1982年为6.7%，1986年为2.7%，1988年为4.3%(2)。
日韩经验表明：经济高速、高质、高效益的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科技不断应用于生产过程的同时，失业人口在不断下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仅不会造成失业的增加，而且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当然，这要以控制人口的增长为既定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从微观企业来看，劳动力与资本、技术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新增企业及原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对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会有下降的趋势。但从宏观层次看，由微观企业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总收入增长，会增加社会总资本的积累，转化为投资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随着科技进步和新科技的发展，会出现许多新的经济部门和行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高新技术的发展，会为商业服务行业即所谓“第三次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需求和条件。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在“第三次产业”中就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因而微观领域的集约增长，在宏观面上的总就业水平不会下降，而是会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从日、韩经验看，在提高技术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就业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时滞关系。
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失业率高低的关系，会受到人口增长率的制约。高劳动生产率下的高经济增长率与低人口增长率相组合，就可以出现低失业率，而不是必然有高失业率。
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轨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一般而言，满足经济增长需求的资源禀赋在世界各国的分布是极度不均衡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作一个横向的比较分析，便不难发现，一国经济增长是低速还是高速，是高质高效还是低质低效，并不是由它所拥有的初始的经济资源的多寡和好坏所决定的。一些经济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丰厚的国家，并不因为它拥有优良的发展经济的初始条件而富有和较早实现经济起飞，相反，相当多的国家仍处在“富饶的贫穷”之困境而难以自拔。而那些自然资源贫瘠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并不为其不利的初始条件所困扰，实现了经济起飞，创造了经济繁荣。对于这种反差，人们尽可以找出众多的缘由来解释，但在我们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体制。在某种经济体制下（当然政治体制也是问题的关键，在此不作讨论），可以守着富饶的资源而不去或没能力开发、不去合理有效地利用，甚至造成资源的破坏和极度浪费，而在另一种经济体制下则因原有的资源不足而促使人们去极力寻找资源、引进甚至创造资源。因而欠发达国家的贫困，固然与资本极度短缺、技术水平落后、人们的素质低等相联系，但这不是根本性原因，而根本在于有效率的经济体制的不发育、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首先是制度及其相关的经济体制变迁的问题。
再来看形成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长期难以改变的根本性原因。早在1981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就提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要走出一条经济增长的“新路子”。以后也一再强调经济建设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尤其当经济运行出现巨大波动和问题的时候，就更强调这一点。特别是在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中就提出了“要以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要求“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然而，直到今天，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有大的改观，仍被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系列问题所困扰。那么，其根源究竟在哪里？
人们已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找出了一系列原因，可否将人为的主观因素作为问题的本源？当然不能轻视这方面的问题。人为地片面追求高速度而忽视质量与效益的惯性一直在发生作用。但现在看来，将此作为根本原因还未抓住问题的实质。为什么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会成为常态地出现人为的主观因素发生巨大作用的情况，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很少会出现人为因素的重大干扰？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运行体制本身。
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经济体制也是人为选择和构建的结果。但是，若一种体制已经形成并发挥调节作用时，它就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会独立于个人、独立于决策者的意志而运行，并调节人们的动机和行为，它可以鼓励和限制人们去干什么。这就是体制的最基本功能。
在原有和现存的体制状态下，各级政府以及微观企业之所以热衷于铺新摊子，偏爱产值速度，拼能源、拼消耗，忽视管理和技术投入及设备改造，投资不计效益等等动机和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原有和现存体制的一种正常反映。当各级官员的政绩以上了多少新项目、产值速度增长多高为标准来评价时，当对投资的结果缺乏责权利相对称的激励和有效制约机制时，当错误决策、盲目投资甚至是无效负效投资的行为得不到有力惩处时，争投资、争项目、追求这种忽视效益的数量扩张型增长方式，便会成为一种自然趋势。因为靠技改、加强管理、内部控潜、注重效益和质量的增长，相对而言，显得较慢，需费劲费神。因此，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成为一种普遍的搞经济建设的行为方式，是与原有和现存体制直接相关的。粗放式的经营行为，对于全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绩和资源配置的效益来说，肯定是不合理的，但从各个主体所站的角度来说，则是理性的也是合理的。
只要原有和现存的体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在体制上不能有效约束各种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动机和行为，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使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也是与事无补的。这就是为什么从1981年开始强调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而迄今为止仍以产值速度为中心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的根本性的转轨。这既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最基本前提条件，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后得以长期维持的体制保证。就是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要由体制推动，而不是单靠行政推动。从体制改革的措施看，较为具体地说：
第一，必须彻底打破预算软约束的资金运行体制，这有赖于资金管理、分配和使用体制的创新和建立。特别是要解脱国有企业对政府在资金和企业运营方面的依赖关系。
第二，在投融资体制方面，彻底改变原有的中央财政管钱袋，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管投资，形成百家诸侯争投资、争项目，重复建设，造成低水平扩张，产业在部门和地方间雷同而形成的过度竞争局面。从根本上解决投资的行业部门化和地方行政化的体制(3)。促使投资主体的行为市场化，形成投融资的市场化机制。
第三，切实使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面向市场有效需求，通过市场竞争压力，促使企业重视技改、内部挖潜、加强经营管理、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尤其改变边生产、边增加库存，生产的流动资金靠贷款，注入的资金转化成积压商品的局面。
第四，彻底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垄断、地区垄断，切实形成统一的竞争型市场，让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扭曲，部门、行业、地方经济结构趋同的格局。
第五，彻底改变现有的行政考绩标准和制度以及用人制度，这有赖于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深入。
总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有赖于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的根本性转轨，而这需要过程和时间，更需要扎实的改革行动。
注释：
(1) 〔日〕林直道著《现代日本经济》，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 〔韩〕宋丙洛著《韩国经济的崛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3) 参见卫兴华、黄桂田：《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增长：从行政驱动型向市场约束型转变》，《经济评论》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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