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理念及其哲理剖析
赵 祺1，徐罗卿2
(1，2.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 “亲诚惠容”和周边命运共同体两大周边外交理念，对我国周边外交工作赋予新的内涵并提出新的要求。“亲诚惠容”理念体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原理和人类和平与发展内在统一的哲理。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从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哲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剖析“亲诚惠容”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认清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有利于塑造良好的周边发展环境，更好地指导周边外交工作顺利推进，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 周边外交；理念；哲理蕴含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暗流涌动的周边新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0月首次在周边外交会议上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1]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2]理念作为主观思维与客观存在的绝对统一，其形成是对不断实践的曲折发展过程的认识。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亲诚惠容”理念、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已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外交思想与国际政治的契合等方面进行解读，且大多数研究严重割裂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剖析“亲诚惠容”理念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哲理蕴含，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从“亲诚惠容”理念上升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辩证思维。
（13）疣鳞地钱粗鳞亚种Marchantia papillata subsp.Grossibarba（Steph.）Bischl. 余夏君等（2018）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内涵
(一)“亲诚惠容”理念的内涵
“亲”本义指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相邻、文化相似和血缘相通，内涵是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往时需要睦邻友好、互帮互助，从而增进彼此的政治认同和政治互信；“诚”本义指弘扬诚实守信、真诚待人的传统美德，内涵是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往时需要遵守国际制度和国际准则；“惠”本义是指互利共赢、利益共享的合作理念，内涵是指中国要加大对周边国家的援助、投资并促进双方贸易总额的持续增长，以达到共同发展；“容”本义是指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内涵是中国尊重周边各国的文化差异和社会体制，高度重视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交流，促进不同优秀文化的相互借鉴。
“亲诚惠容”理念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创新性，体现了中国外交独特的思想文化底蕴。[3]值得注意的是，“亲诚惠容”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实现了利益与观念的平衡。“亲”和“容”强调观念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诚”和“惠”更多注重制度和利益对国家关系的影响。
又过了些年，街道规划整改，李萍租了间小门面，还是做裁缝店。都是附近小区的老顾客，生意依旧不错。直到有一天，马路对面新开了家裁裤边的铺子。平白多了个竞争对手，李萍心里还挺别扭。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
1.周边命运共同体蕴含从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哲理
第二，周边价值共同体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是周边国家对于某种地区价值观念的认同，即社会共有知识。观念作为解释国家行为的重要因素，与利益紧密相连。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主张与有关争端国家双边协调解决，但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国积极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如何在各国利益紧密联系的同时形成一种共同的、被周边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已成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核心问题。
第三，周边责任共同体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手段，表现为周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发展，同时国际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国家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日益面临着水污染、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这需要周边地区的所有国家共同努力，进行更加深入而全面的沟通和合作，保证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哲理剖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同新时期中国周边形势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周边外交的优秀成果，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5]2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亲诚惠容”和周边命运共体两大周边外交理念的核心。
(一)“亲诚惠容”理念的哲理蕴含
1.“亲诚惠容”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原理
5.对于一些海拔超过了1000m的地方，配电装置应该注意选用适合该地区海拔高度的电器产品。有些配电装置可能布置在工业区内或者是居民区，注意该地区的噪声应该符合国家的标准。
实验二的词汇测试结束后，要求两组学生如实填写查阅了哪些单词，用以确定各组查阅目标词的人次，结果表明，两组学生不同程度地查阅了目标词的用法。统计结果如下：
上层建筑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表明观念对物质的反作用。因此，观念亦是解释国家行为的重要变量。国家利益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国家行为体对客体(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受这个行为体对客体认识的影响。国家在制定外交战略时总会受到主观意识的影响，如果周边国家认为中国是朋友，就会采取合作政策，如果周边国家认为中国是敌人，就会实施制衡战略。观念决定认同，认同界定利益。在社会互动性实践过程中，国家行为体会产生自我意识。“亲”不仅从地缘的角度，界定了中国和周边国家是和谐相处的好邻居。也从时间的角度，说明了中国和周边国家友好往来的悠久历史。“容”体现着包容互鉴的思想。各国文明都蕴含着先贤思想的结晶，值得彼此借鉴和学习。国际社会中的民族国家一律平等，各国有权利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历来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亲”和“容”作为一种对周边国家情感和观念认同，积极推动“惠”和“诚”的实践。
第二种是知识积累效应。加快创新速度会提高团队知识积累的速度，从而带来知识积累的规模经济效应，不断完善最终产品，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创新速度的提升意味着企业拥有更多的知识积累，可大大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
2.“亲诚惠容”体现了人类和平与发展内在统一的哲理
和平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发展是和平的重要保障。全球化时代下，经济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关键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明确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战略理念，并强调这不仅是中国一如既往的战略选择和目标，而且更应该成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美好心愿。他曾讲道：“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所以必须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0]
首先，“亲诚惠容”理念体现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内在统一。“亲”“诚”“容”有助于国际社会和平，“惠”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冷战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国家之间必须加强协商和沟通，促进合作；国家之间需要创建新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应对新出现的全球问题；国家之间需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避免文明冲突。其次，“亲诚惠容”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实写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条和平发展道路，它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基于新中国一贯的外交理念和风格，还取决于对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的清醒认识与准确把握。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和平与发展已然成为民族国家对外政策的目的。我国坚持不懈地奉行和平发展道路。“和平与发展”、“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体现了我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
当前，国家行为体过度重视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轻视认同和观念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因此，“亲诚惠容”理念跳出权力和利益的束缚，以认同和观念为基础，致力于构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我国一直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利用国际制度来处理与周边各国的矛盾与摩擦。我国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大国的崛起，不以武力为基础，而是谋求在合作中的共同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让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促进周边地区共同发展与繁荣。我国与周边国家交往时注重超越思想的障碍，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的差异不会成为我国与周边国家交流的障碍，更不会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国积极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包容。[11]
2.周边命运共同体蕴含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原理
（3）除了河口处，整个海岸以粘土、粉砂为主，含少量砂质成分。按照砂质及粘土质含量不同分为砂质粉砂、粉砂、及粘土质粉砂。中值粒径约为0.02mm。样品含水量高，呈淤泥状。可见，该海岸类型整体表现为粉砂质海岸。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理蕴含
周边命运共同体就是指我国与周边国家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其内涵主要是指周边各国共享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和共谋发展。周边国家只有在观念上把自己视为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成员，周边命运共同体才能形成。它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周边利益共同体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4]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国家是自私的，国家利益是国际交往的出发点，没有利益共同体就难有命运共同体。在当前周边国家中，尽管国家间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社会制度不尽相同，但随着区域化的不断推进，区域内国家日益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深受周边国家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表明了物质的重要性。同样，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实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开展国际交往的根本依据。[6]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81因此，为了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必须以利益为出发点，从而深化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认同。“惠”体现了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对于共同利益的关注。只要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就必然存在各自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就要承认在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制度的框架内追求国家利益的合理性，同样，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找到两者利益的汇合点，有助于增进国家间合作。“诚”体现了我国对于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的认同。国际制度作为一种权利约束，它规定行为者在追寻自身利益时，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8]21国际制度不仅对国家行为主体的行为有限制作用，而且还具有塑造国家行为主体预期的功能。[9]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有助于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免减少误判，从而促进国家间合作。“惠”作为我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动力，会加强彼此之间经济相互依存。“诚”作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会增强彼此之间的信息透明。“惠”和“诚”从物质的角度出发，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实世界的事物，既是复杂的，也是普遍联系的。“当我们观察人类历史的时候，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的画面。”[12]357-359中国与周边国家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物质存在的重要特征。周边是各国家行为体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制约下的各国家行为体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各国家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的相互依存是自身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各国相互依存的依赖性不断加深，各国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局面，任何国家不能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他国利益。因此，共同发展是实现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也要求各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一体化进程。
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是实现共同发展的必要保证，这需要各方共同做出努力，共同承担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责任。[13]随着全球性问题激增，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内涵的、超越国界的国际性议题日益成为主权国家亟需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国家安全议题。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趋于泛化，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全人类威胁持续升温，非传统安全因素涉及的安全威胁均与各当事国安全利益相关，单独国家不可能凭借自己力量而彻底解决。因此，各国需要加强国际安全合作，通过制定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来实现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目的。近年来，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中国周边地区逐渐增多，中国与周边各国在安全方面相互依存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安全是普遍的、相对的、不能一国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因此，为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实现周边地区的共同安全，各国必须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零和博弈，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通过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努力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14]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斗争性是指基于实践生成发展的人类事物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趋势。中国与周边国家作为矛盾的对立面相互排斥。第一，我国与周边国家在产业结构领域存在竞争。例如，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低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在高端产业与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也会形成竞争；[15]第二，我国与周边国家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存在竞争，周边国家认为中国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将会减弱自身的外国直接投资；第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创建亚投行，让周边国家分享经济红利。但有些周边国家认为中国想通过经济渗透主导地区秩序，将我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视为地区威胁。
总之，“亲诚惠容”理念作为指导我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思想，紧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我国周边外交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坚定了前进的道路，展示了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初衷与决心，体现了人类和平与发展内在统一的哲理。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是指基于实践生成发展的人类事物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的趋势。中国与周边国家作为矛盾的对立面相互依存。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他国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本国与他国的依存性表现在：其一，本国与他国互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例如，为了打击湄公河地区的海盗，中国、老挝、缅甸和泰国在湄公河进行联合执法，有效改善了该地区的发展环境；其二，本国与他国互为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例如，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推动了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反之，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责任蕴含了从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哲理。此外，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我国与周边国家也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联系的客观性表明，我国的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发展相互依存，我国的安全与周边国家的安全相互依赖。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世界中事物的发展是矛盾的双方向对立面的转化，是旧矛盾统一体的瓦解和新矛盾统一体的产生，即从实践促成事物的发展看问题。只有将矛盾的斗争性贯彻到底，才能突破旧矛盾统一体的同一性限制，促成旧矛盾统一体瓦解和新矛盾统一体的创生。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否定。例如，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二元格局”。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许多周边国家依旧相信“中国威胁论”“中国渗透论”，并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思维、均势理论的指导下，试图引入域外大国制衡中国，将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看成是一种谋取地区主导权的战略指导思想。总的来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斗争和同一不会消失。周边国家只有充分认识到将域外大国引入本地区制衡中国，只会造成地区的不稳定和矛盾的激化，不利于地区的长久和平稳定发展，才会将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视作建构地区新秩序的正确选择。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相互关系的哲理分析
(一)两大理念间的哲理关系
“亲诚惠容”理念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着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原理。“亲诚惠容”的本质是以情感为基础，通过利益为媒介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认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是从利益共同体到价值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亲诚惠容”理念是具有具体指向的外交理念，是实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表明，当事物的质变的条件还不充足时，要促成事物的质变，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好量变的积累工作。在“亲诚惠容”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推动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倡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尽最大努力为周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努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表明，当事物具备质变的可能性但存在困难时，要促成事物的质变，就必须抓住机会创造条件，从而促成事物尽快发生质变，使事物转向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为了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强调经济外交，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让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经济红利；需要积极参与周边国家机制和国际规则的重新制定，在重大问题上表明中国态度，提出和阐述中国的新主张和国际关系新理论；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倡议“亚洲安全观”，减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冲突。
“亲诚惠容”理念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国家担当和和谐周边的辩证统一。“亲诚惠容”理念是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谐周边只有贯彻和体现在国家担当中，才能促成周边命运共同体。同时，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亲诚惠容”的目的，离开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信念，往往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二)“亲诚惠容”上升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哲理依据
“亲诚惠容”上升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哲理依据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在实践的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过程。认识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揭示了人们的认识过程，即不是封闭式的循环，也不是直线式的前进，而是螺旋式的曲折上升过程。[1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和平崛起，主要是我国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在改变实践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转变。因此，从“亲诚惠容”理念上升到周边命运共同体，离不开我国积极主动地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尽管这个互动过程必然会受到利益、制度和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周边命运共体是由具有转化动力的关系组成的周边国家动态网络，通过各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建构和再建构行为体的身份，生成新的合体。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周边国家的特征会变，中国的身份也会变。
国际社会是一种生成和转化的过程，即一个由动态的复杂主体间关系构成的实践过程。[17]47周边命运共同体是自我和他者的融合形式，其实质就是两者通过动态的复杂关系而实现的相互丰富和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威胁和相互冲突。“亲诚惠容”上升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要看中国和周边国家互动的过程，过程可以建构集体感情。因此，为了构建周边命运共体，必须在“亲诚惠容”理念的指导下，与周边国家展开良性互动，继续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审视世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恩泽集团精益医疗战略的落地管理与实践，是在医院18年持续质量改进工作基础上一点一点丰富和实现的。其中最大成功因素，莫过于“精益”对医疗管理行业的通用价值和管理者陈海啸对精益医疗管理战略整体理解和融合，以及数十年如一日的持续推进和实施。当然，其中亦包含着开展较早、获得外部支持等其他作用力。尤其是随着中国医疗行业整体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精益医疗管理必将释放更大效能。
宏观经济学中的“杠杆率”定义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3]。有些学者认为宏观经济中的“杠杆率”应当是微观经济中所有个体“杠杆率”的加总，应当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资产负债率[5]；由于在使用这一定义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杠杆率无法进行比较，所以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往往采用“债务总额 /GDP”定义和计算一个地区及其各个部门的杠杆率。
四、结语
“亲诚惠容”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创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启示我们在对外工作中既要注重国家利益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也要强调观念和认同的重要性。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启示我们在外交工作中要保持耐心和毅力，在对立中发现和利用同一，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相继提出的一系列周边政策，使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面对当前的周边形势，“亲诚惠容”理念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我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周边外交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亲诚惠容”理念作为一个整体，包含了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实现了利益与观念影响国家行为的平衡。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观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力。因此“亲诚惠容”理念是实现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亲诚惠容”的目的。这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质量互变规律。同时，在“亲诚惠容”理念的指导下，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定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因此，为了将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创建亚投行，积极设立和融入许多周边合作机制，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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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5-08
[基金项目] 本文系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协同创新中心基金项目“新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开创与演进”(MXT2017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祺(1992—)，山西忻州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周边外交和东南亚政治研究；徐罗卿(1967—)，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发展和东南亚政治研究。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307(2019)04-0027-06
[责任编辑： 王旻，刘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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