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诺族论文,中国论文,四十年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诺族作为一个单一少数民族被国家确认于1979年，而对他的民族识别则始于1958年；对其至今40年的追踪研究，可以为认识中国民族识别提供一种新颖生动的宏观视角。
一、识别与确认
笔者首次对基诺族识别的时间是1958年11月7至23日， 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彝族分组派遣。领导们认为人数不多但在云南颇有影响的基诺人近于彝族，其识别对彝族史、傣族史乃至云南民族史的编写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故识别人员除我以外，还有一位路南圭山撒尼（彝族支系）知名歌手金国富同志。当时在景洪主持《傣族简史》编写业务的方国瑜（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林耀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二位先生对此事亦十分重视。方先生强调的是：1941年基诺人的反抗斗争曾震动了滇南，车里县长为此被撤职查办，此事在傣族史、西双版纳史、滇南乃至云南历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林先生强调的是：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任务重，识别人员有限，没有顾及基诺人，现在编写“三套丛书”（指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简志、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概况）需要对基诺人进行民族识别。曾参与领导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的林先生就有关方法进行了介绍，而其谆谆告诫的重点是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指导。当我们如期至基诺山寨进行调研，按照诸项要求写了一份调查资料返景洪，向方、林等多位领导汇报后，他们肯定了此次调查资料的内容丰富，但又指出在基诺人识别问题上缺乏倾向性意见，建议再进行第二次识别。1958年11月26日至12月9日， 我们又在基诺山寨进行了第二次调研，其时正值大跃进的“大炼钢铁”，基诺山人在日夜苦干，我们为完成任务亦在日夜投入。其结果是：由金国富写了一个《攸乐人与彝族二百个词汇对照》，说明二者的二百词汇对照中有一些相同，多数词汇不相同；我写了《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攸乐（基诺的音译异字）山的攸乐人》，此资料约三万字，分概况、族源与族别、社改前的社会、社改后的状况、民族关系等五部份，对领导提出的各种要求皆有关照，但它在基诺人族别问题上终未得出一个明确结论。这第二次识别的结果，原是由我们的研究素质限定了的。好在领导们听了我们第二次识别的汇报并看了上述资料后，表示了理解，且给予诸多赞许与鼓励。但我深知，自己并未完成大跃进时代的这一使命，而基诺人的文化特征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58年后至“文革”十年浩劫，自无实现基诺人民族识别愿望的可能。但是，粉碎“四人帮”不久就时来运转。1977年四川民族研究所李绍明同志发起并邀我编写《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一书，得到国家有关方面的支持，当编写组来滇考察，我即说明基诺人民族识别对编写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结果得到赞同，并在取得云南有关部门的支持后组成“基诺人民族识别组”，且立即实施。识别组由川、滇及北京从事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考古学的20余位成员组成，经调查研究后一致认为，基诺人具备了一个单一少数民族的条件。组内有多位语言专家（内有彝族），基诺语言识别部份由盖兴之执笔。识别组就基诺人识别达成共识后离去，留下笔者继续调研，待写出识别报告并经基诺代表人物们认同后返昆。该识别报告完成的时间是1977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次年初报云南省民委， 国务院发布公告确认基诺人为我国一个单一少数民族的时间是1979年6月6日。这样，历经20余年，笔者奉命识别基诺人但未完成使命的遗憾终于得到弥补。
基诺族识别的以上过程，可谓曲折漫长，但终于在20年后得以实现，足可说明此事在中国民族学科具有重要位置。如超越这一事实本身进行理论概括，基诺族所以在1979年被国家确认，构成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第56个兄弟的原因〔1〕，大致有以下几点：
1、民族识别是民族平等原则的一种体现， 而民族平等原则既载于中共党章，又著于国家宪法。50年代初国家面临的自报族体有400 多个，只有通过民族识别才能确认哪一个族体具有构成单一少数民族的条件，从而为实行民族平等政策提供一个可行的基础。
2、 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本人1977 年执笔的《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结论中有言：“基诺人有自己的共同语言、共同居住地域，在经济和文化习俗上有一定特点，也有自己的共同心理素质。”就是以上述民族定义作为民族识别理论依据的明证。林耀华先生的《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一文，写于1983年，1987年发表〔3 〕开宗明义就说明自己曾在50年代领导并参与了云南的民族识别，文中有“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一节，对“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著名论断”在中国民族识别中“具有原则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发。
3、基诺族本身具有了作为民族的四个特征。 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实为就其是否具有民族四个特征问题进行具体论证。这一点，应是基诺人被识别和确认为一个单一少数民族的根本性要素。当然，这并不否认50年代民族识别中有关民族四特征问题的种种殊例。
4、尊重基诺人的意愿。在民族识别的座谈会上， 基诺人的代表人物说：“基诺人与别的民族不一样，不是哪一个民族的支系。”“从分天分地分界限时基诺人就与其他民族不一样，应当是一个民族。”这说明，民族学者的识别所提供的是一种学术依据，其是否被接受，则属被识别族体的权利。族体意愿因素在民族识别中被视为一条重要原则。
5、机遇或偶然性。1954年云南民族识别时基诺人的被遗忘， 1958年对其进行民族识别的未有结果，对基诺人说是机遇欠佳。之后的十年浩劫更谈不上任何机遇。但即使粉碎“四人帮”后，如没有邀请我参加《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编写组，该组到云南时又因应为“基诺人民族识别组”，终以20多位专家组成的基诺人民族识别组的名义写了识别报告，即出现了中国民族识别中的一种偶然性，那么，也就谈不上基诺人的识别，更谈不上他的被国家确认。这说明，作为识别主体的科研人员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
6、国家确认。这一点对民族识别来说最为关键， 因为任何一个民族识别报告的是否被认可，或何时被认可，皆由国家定夺。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讲，国家确认与民族识别应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严格区别的学术概念。
如对以上6个要素进行具体分析，就可将它们分为两类，即1至5 属于一类，第6属于另一类。因为1至5 所回答的是民族识别的基本原则与过程，即：第1条讲的是民族识别的政治原则立场——民族平等，第2条讲其理论依据，第3条讲被识别对象构成单一民族的基本条件，第4条讲识别报告要尊重被识别族体的意愿，第5 条讲进行民族识别的科研人员等因素对民族识别结果的影响。以上5点， 既是基诺族也是一切被识别民族的识别报告得以产生的基本要素。以上五点还说明，民族识别报告只是一种咨询性建议而已。换言之，民族识别报告的本质是一种研究行为，而国家确认则不然。前述民族识别6要素中第6条的国家确认，并非学术研究行为，而是一种政府决策行为，因为所有的识别报告只有得到国家批准之后才能变为事实。作为决策行为的国家确认，可以决定识别报告的命运，也可以根据需要决定民族识别时间的起止。因此，国家确认与民族识别之间是有着明显差别的两个概念，而在现今的有关著述中只有民族识别一个概念，它既难反映客观现实，更不利问题的深化研究。看来，在民族识别概念之外，还应增加民族确认这一客观存在的概念。
就中国民族识别的政治目标理论依据之明确，范围规模之广大与时间之漫长而言，可谓旷古未有，故可称之为中国民族学中的一大特点，亦是中国民族学本土化中的一大特点。上述基诺族识别20年的回思，进而对民族识别基本原则理论与过程所作的6点概括， 再到民族识别与民族确认是两个不同概念的提出，就是笔者对中国民族学的这一大特点进行的初步探索。
二、市场商潮与族籍迷失现象
基诺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被国家确认，经18年多改革开放的岁月，其社会经济已有了长足发展。
1981 年3 月基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改为基诺公社管理委员会； 1983年冬改为基诺山区公所；1988年初再改建为基诺山基诺族乡。这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始于1984年3月。80 年代初景洪县委领导就与基诺山干部一起，制定了发展基诺山区经济的以下思路：“以林为主，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此后，基诺山的经济便快速发展，以致成为传媒广播的先进典型。以下两篇文章在有关基诺族的众多报道中最具重要性，其一是《基诺山区综合技术开发初见成效》，署名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科委”，是作为“1985年云南省科技工作会议交流材料之六”首先发布的。它告诉人们：改革开放前这里“生产力低下，加上长期以来受“左”的路线影响，生产发展缓慢，群众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多数年份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最高年返销粮达95万斤。”而1981年州县科委在基诺山建立了“综合技术开发试验示范区”，1979至1984年间基诺山区的农业总产值便由107万元增到340万元，增长两倍多，人均粮由不足600斤增到1136斤，做到自给有余；人均纯收入由不足50元增到243元，增长三倍多。……同时改变了农业的内部结构，农业总产值中，粮食与多种经营的比例，调换了一个位置。……1979年粮食收入占62.8%，多种经营收入占37.2%，1984年粮食收入占36.6%，多种经营收入占63.4%”。其二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名为《基诺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启示》，署名为“民族教育编辑部”，原是作为“云南省第三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经验材料之一”首先发布的。它在谈到改革开放前的贫困落后面貌之后，接着就描述改革开放后的发展：“1986年，基诺族群众人均收入588元，人均有粮1088斤，全区7个乡，5个乡通了电，45个村， 37个村通了公路，大多数村寨安装了自来水管。……彩电、收录机、洗衣机、摩托车、现代家俱等高档商品纷纷涌入过去长期温饱不济的基诺人家。”而此文论及上述发展的原因时，则认为“取决于教育，取决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同时还列举了基诺山发展教育的一系列数字，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方面谈到“组织以家庭为单位的科技培训活动。”“先后兴办了20多期科技培训班，接受培训的基诺族群众达到500 多人次。”以上两文所以重要，在于它们是省级专业会议交流的典型经验材料，其论点都由具体材料证明了的。它明确告诉人们，基诺族在80年代中就从总体上摆脱了贫困，农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基本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温饱，且这一发展具有相应的基础与动力：科技的推广与教育的普及。
1995年9月我在调研基诺族现代发展时得知， 基诺乡干部对教育与多种经营科技附加值的增长仍相当重视。尽管少数自然村的发展较缓慢，还有少数山寨的农户因诸多因素而缺粮，但基诺山区总体发展势头喜人。在算了几笔主要经济作物的大帐后乡干部很有信心地说，从人均纯收入这一决定性指标讲，基诺乡可以在2000年达到小康目标。（西双版纳规定山区农村小康人均纯收入线为1200元）1996年11月和12月，笔者曾两次同基诺乡干部一道，对其接近小康目标的49户233 人的巴漂自然村进行具体研究，以国家统计局课题组《中国小康标准》一书农村小康量化标准的6个方面16项指标概算，其达标或基本达标的项目是：1、收入分配的（1）人均纯收入；（2）吉尼系数；2、物质生活方面的（3）恩格尔系数，（4）营养，（5）衣着，（6）钢木结构住房比例；3、精神生活方面的（7）文娱，（8）文娱生活服务支出；4、 人口素质方面的（9）健康；5、生活环境方面的（11）饮水，（12）用电，（13）交通，（14）通讯；6、保障安全方面的（15）保障，（16）安全。 唯有4、人口素质方面的（10）知识一项与指标之间尚有一定距离。 只要继续努力，该村是可以在2000年实现小康目标的。类似巴漂的先进村在基诺乡有6 个，在人均纯收入上与巴漂相差一倍的后进村有5 个，尚余34村处于中间状态。所以从总体上看来，只要因地制宜群策群力，基诺乡是有可能在2000年基本实现小康目标的。对于一个本世纪中叶尚处于原始村社时代，改革开放前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少数民族来说，这确是一种跨时代的历史性进步。
基诺族被国家确认为一个单一少数民族以来的长足发展，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发展砂仁、橡胶等经济作物，由自给性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变的成果。在充分肯定这一业绩的同时，笔者还注意到，由于这一历史转变的时间过快，市场商潮的冲击力过大，基诺族现代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其中较为明显而又不可忽视的一个，是族籍迷失现象蔓延。
体现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发展中大量流失问题，在基诺族被国家确认不几年就开始出现，故1989年笔者就与基诺族代表人物研讨，就其传统文化的最终消失时间进行了以下预测：基诺族在中国56个民族中颇具特色的服装，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适应热带山区特点的基诺族传统竹楼，有可能在10年内消失；与生命过程相伴的基诺族歌唱文化与舞、乐、可能消失于30年内；与民族意识密切相关的生命礼仪、传统年节与上新房仪式，可能在30年内消失；既是民族特征之一又是无文字民族传统文化载体的基诺语言，有可能在50年内消失。以上预测具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本人主编的《传统与发展》一书的第17至37页。6年后的1995年， 我又就以上预测与基诺族代表人物进行了研讨，他们认为以上预测仍可成立，其不足处是对传统文化消失的速度估计不足，为此又据六年来的变迁势态对其传统文化的消失时间进行了以下再预测：基诺族服装有可能在10年内消失；基诺族传统歌唱文化与舞、乐可能在20年内消失；生命礼仪、年节仪式可能消失于20年内；基诺族传统竹楼可能在几年内消失；基诺语言可能在30年内消失。可见1995年的预测与6年前相比，基诺族传统文化的消失时间多大为提前。 难怪一位长老在会上叹道：“基诺族传统文化就是很多的宝，但中青年人不识宝，知宝识宝的老人已经很少，他们只能看着宝贝的流失而无可奈何。基诺族不久就没有了。”当然，这里的“没有”并非基诺人的不存在，而是指体现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的丧失，且长老们根据历史经验自有其客观标准的。由此可见，基诺族被国家确认以来出现的族籍迷失现象，实为市场商潮中的民族认同危机。这里所以使用“迷失”二字，是因为市场商潮对不久前尚处于原始村社的简朴的人们来说，具有一种无穷的魅力。市场商潮涌入的众多前所未有的商品既可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其中对基诺社会影响最大者首推电视，它天天向人们展示的音乐、歌舞、戏剧、服饰、建筑、科教等现代世界斑斓多彩的信息，为青少年所模仿，所追求，这原是很自然的事，即使中老年的传统价值观也在为此而潜移默化。现代市场商潮犹如一座五光十色且浩瀚壮丽的迷宫，不久前尚处于原始村社的中青年身处其境会流连忘返，识途老马亦会在其中身不由己地迷失方向。
经济的发展与生活的改善，说明市场商潮促进了社会进步，但传统文化流失却使得民族文化系统消解，从而带来社会的隐忧。如酒文化是基诺族的一种传统，它与节庆相关，特别是在年节、婚礼、上新房这三大全民欢庆活动中，酒是节庆歌唱系列中的有机内容，何时何地饮酒、酒量与饮酒方式等都有一定规范，因此，酒既是节日助兴之物，又与歌舞乐一起构成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内容，所以节日狂欢时很少有醉酒的人。但而今传统酒文化流失，人们简单模仿影视的豪饮，一次婚礼甚至孩子生日就喝数百斤酒吃数头猪（有的还杀牛），且连续吃喝数日。如此多而无节制的喝酒机会，就出现了酗酒现象，酗酒者天天离不开酒，致使某些强劳力因酒精中毒而难以正常劳动，有的接近小康的人家竟因酗酒而陷入贫困。这可谓传统酒文化被市场商潮扭曲的实例。而赌博是由影视和商潮人流传入的，此恶习的传播相当快，对青少年具有很大吸引力。有赌本输光而由温饱小康家境陷入贫困者，有的则因而走上犯罪道路，昔日路不拾遗的古风已成美好的回忆。更值得重视的是，传统文化流失最终带来的是信仰危机。无文字民族虽无自己的成文经典，无专业神职人员与神殿，但仍有对人生和宇宙的解释体系，且其内容与形式都很巧妙，而与成文宗教有所不同的是，它既是一种信仰体系，又是与人的社会化过程相应的传统规范，在维护社会正常运转方面具有非凡作用。而今这一传统信仰体系在市场商潮冲击下逐渐解体，外地宗教便乘隙而入，其中既有汉族民俗性信仰，也有外传宗教，而尤以后者声势夺人，如“2000年地球要毁灭”，“信教者可升天堂，不信教的要入地狱”等的传播，使有的学龄儿童不愿入学，信教者与不信教者间出现了鸿沟。总之，由传统文化流失而来的上述社会忧患已开始蔓延，如不加以有效引导，它最终将会影响到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国家制定的小康目标也有可能因此而被延误。
三、新命题与再探索
识别与确认、市场商潮与族籍迷失现象的上述论证，是笔者对基诺族追踪研究40年的概论，而就民族识别命题的再探索而言，主要有以下3点。
1、民族识别理论依据的再认识
在民族识别的诸多问题中，首要的命题是理论依据，因为没有它就难以进行民族识别。说到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时，有必要就50年代的一场有关学术争论略加说明，即：有人援引斯大林的这样一段话：“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4〕并引以为据， 主张没有经过封建制度消灭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中国，包括其主体民族汉族，都不曾发展为民族，而只能称之为“部族”，〔5〕不能称之为民族。 幸好当时知名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就汉族形成问题写一长文，运用了丰富异常的汉文献资料，以斯大林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为理论依据，印证的结果是汉族形成于二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范先生的此说在今天看来已算不上什么创造，但在当时却足以震聋发聩，因为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研究方法，突破了时人奉为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斯大林的有关民族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明确论断。因此，范先生的以上断言在当时汉族形成问题五花八门的观点中，虽仍是一家之言，但却成为公认的有创造性的主流观点。由此而谈到50年代中的民族识别，就不难发现，人们在以斯大林民族定义四特征为理论依据时，不仅包括了具有辉煌历史的蒙古等少数民族，更包括了一些无文字的原始民族，这一点，应是对斯大林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明确论断的彻底突破。这亦可谓中国民族学本土化中的一大特色。新近发表的有关民族形成及其定义的文章，特别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驳难文章的观点，可谓丰富多姿，它们多具现代视角，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从某种角度讲，它们又都是对50年代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但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今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方面的著作中，存在以下共识：民族特征将长期存在，直至与民族、国家一道消亡。此种刚性的理论，仍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有缘，因为斯氏的这一论断的结语是“稳定的共同体”，既是“稳定的”也就必是“长期的”了。由此而来，本文第二节论述的市场商潮与族籍迷失现象，既是对当今形成共识的以上观点也是对斯大林的有关论断，提出了质疑。
如将本文的以上二节作比较也会发现， 二者是相互矛盾的， 因为1958年开始识别至1979年国家确认的20年间所以如此执着，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相信基诺族四个民族特征具有斯大林所说的“稳定”性。如果当时就预料到其民族四特征将要在识别后的50年内消失，那么，无论是进行其识别的笔者还是作出确认决策的国家，是否还会为此花费20多年的时光，那就不一定了。这一事实还说明，一个无文字的原始民族可以具备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特征，就基诺族识别前的状况而言其四特征的完整性甚至不亚于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任何一个。这一点，诚然可以证明我们民族识别理论依据之正确，但它同时还可说明斯大林前述两个知名论断的自相矛盾。基诺族籍迷失现象的事实更说明，斯大林断言的民族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说或许言犹未尽，如把此说与他民族四特征定义中的“稳定”说相联系，再参照我们目下似成共识的民族特征长期存在说，那么，笔者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在民族识别理论依据的科学性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如果说本题可在民族理论上提出一点新命题的话，那就是民族特征存在时间上的很长期与非很长期两大类型说。以中国56个民族而言，汉族具有历史辉煌与东亚的特定地域，有操汉语的占世界总人口近1／4的族群与方块汉字，有以儒学为中心的兼容性信仰文化系统等，因此，其消亡的时间可能会与民族、国家同时。中国少数民族中具有与汉族近似的上述条件者，其民族特征消亡的时间也可能与民族、国家一样长久。而中国的一些原始民族没有辉煌历史，没有自己的文字，现今又缺乏一个自治州级的民族区域地方，因此，即使其传统文化十分宝贵，堪称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如无有效保护举措，其民族特征亦将要被市场商潮所淹没，故这些民族特征的消亡时间就不能与民族、国家同时，而应属于民族特征存在非很长期的一类。这里还需一说的是，市场商潮中的族籍迷失现象并非基诺族一例，而是已见端倪的普遍现象，它已明确地告诉人们：同全国性民族识别的50年代相比，现代中国民族理论面临的环境已大为改观。
2、民族识别政治目标的再认识
民族识别的政治目标是实现民族平等原则，改变旧社会遗下的民族歧视政策。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平等是一般民主要求的一个重要内容。”“系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之一。”这说明民族平等是一条根本的政治原则，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以法律和政策形式宣布实行民族平等。因此，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出发，作为体现民族平等的民族识别工作，早在50年代51个少数民族被国家确认后就已基本解决，60至70年代门巴、基诺等4 个少数民族的被国家确认，就是中国民族识别遗留问题的解决，即中国民族识别的政治目标已经达到。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渐扩大，贫富差距已不可忽视，故国家为解决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少数民族等地区的贫困问题开展了“扶贫攻坚战”，这说明经济发展差距问题已成为现代民族平等的首要问题。
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是邓小平著作中的两个著名观点，而有的文章对二者的关系问题的解释是：“发展是民族繁荣的必由之路，而民族繁荣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终目标。”〔6〕换言之， 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各民族共同繁荣。此论乍看起来也有一定道理，但上述基诺族的实例却说明，发展的结果可能是族籍迷失现象，而不一定是各民族共同繁荣，故笔者认为发展是一种共性概念，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一种针对少数民族而言的个性概念。〔7〕邓小平理论中的各民族共同繁荣， 包括政治平等，经济发展，也包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所以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一条根本原则。对于1979年被国家确认的基诺族来说，这一根本原则关系着其民族命运，因为只有它的实施，才能使缺乏民族特征自我防卫机制面临市场商潮淹没的基诺族文化瑰宝得以继承与弘扬。这对于那些具备民族特征自我防卫机制其传统文化在市场商潮中更加强化的一些少数民族来说，又是实现现代民族平等的一种体现。
这里需要略加说明的是，与民族特征密切相关的基诺族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字前文化，它面临的市场商潮是一种现代文化信息流，故其传统文化许多方面的随之流失是在所难免的。如基诺族男女素有穿耳孔之俗，从少年起就穿耳孔戴耳饰且以大者为美，其尤者的耳孔可通过一个鸡蛋，两个耳孔插上山野鲜花后即可令人艳丽异常，可谓文字前社会人体装饰方面的一种创造，故耳孔大小既是美的一种象征，又是勤劳的一种标志，最终它还成为人与人格和谐美的一种文化规范，以致无耳孔者就难以得到异性的爱，即是否穿耳孔成为了求偶条件之一。对于从影视上接受现代生活方式的青少年来说，他们拒绝传统的穿耳俗，以致今日的基诺族青少年中已无传统的大耳孔，这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伤基诺族文化特征的大体的。类似穿耳俗的流失，可谓市场商潮中难免的事。而有些传统文化是基诺族世代创造的文化瑰宝，属于人类的古老智慧，既与基诺族的命运攸关，也与中华民族文化宝藏的得失有关，就应将其纳入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的有效保护之列。
基诺族的传统文化特色十分丰富，表现于许多方面。如基诺族村名中有的叫“少妞”即无父女郎寨，有的叫“巴杯”即舅权裁决氏族内婚案寨，多数村名皆可反映其历史特色，这在中国各民族地名中亦属罕见，但这种地名只在内部流传，而对外交流或书面语言则是历史上两个大民族统治者的任意命名。为了恢复基诺族地名的本来面目，消除地名中民族歧视的印记，笔者赶在全国地名标准化工作之前就此做了详尽研究，结果得到国家有关机关的认可，终将基诺语地名作为法定名称颁布中外，从而使特色独具的基诺族地名文化得以保留，它将来有可能成为基诺语言中仅存的一块完好的特色文化阵地。这一事实说明，只要把邓小平理论中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纳入决策的范畴，现代市场商潮中出现的族籍迷失现象，就可以得到扭转。
3、人与民族两个概念的再认识
或许由于我们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中具有刚性特点，即民族特征具有长期稳定性直至与民族、国家一道消亡，加上只有被国家确认的民族才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正式成员，享有相应的政治地位与各种待遇等，结果，民族在我们的心目中似乎高出了“人”一等，故在使用民族概念的同时，就不便甚至忌用人的概念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被认为是我国民族学科方面的权威之作，在前述问题上亦有所反映。如在此书的“世界民族”一栏下，单立条目的民族近500个，但是，这500个民族却不被称为“族”，而都被称为“人”，如法兰西人、俄罗斯人、日本人等等。然而，在该书的中国“现代民族”栏下，所有的民族又都被称为“族”，如汉族、藏族、基诺族等等，而不被称为“人”。总之，我们在使用族与人这两个概念时，国内外之间的差异相当明显。这一点，可能反映了我们民族识别的刚性理论与西方的柔性理论（如不进行民族识别等）之间的一种差异。联系到我们的民族识别面临着许多理论上（如当今在民族定义上出现的五花八门难得统一的观点）、实践上（如民族识别的地域性因素、意愿特别是族体领袖人物的意愿性因素，一个民族中的许多支系间的复杂认同因素等等）的问题，加上市场商潮中出现的族籍迷失现象，如此种种，又使人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民族识别中的刚性理论可否化为刚柔相济？民族与人这两个概念可否依世界惯势而并行不悖？
从科学的角度讲，人的概念在横向空间上包括世界上的所有人类，从纵向历时态讲则包括产生约300万年以来的各种人类，因此， 它是一种共性的、绝对性的整体性概念，而民族的概念则不然。因为民族产生的时间至今约一万年，由于现代社会信息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地球村内的科技发展迅猛，对民族界限的冲击空前激烈，民族存在的时间有可能大为缩短，而人类却仍将在地球上生存发展很多万年。因此，民族与人这两个概念，本是一种个性与共性、相对与绝对、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即使在人字之前加上特定族别的字样，如中国的汉人、藏人、基诺人，世界上的法兰西人、俄罗斯人、日本人，也是在突出人的个性特点中显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毫无民族歧视之意。有鉴于此，民族与人这两个概念就可以通用，如汉族、藏族、基诺族亦可称为汉人、藏人、基诺人，中国56个民族中的任何一族皆可以人称之，而不必再加刚性区别。〔8〕看来，民族与人这两个概念的通用， 是中国民族识别的刚性理论通往刚柔相济的可行途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现代化的一种客观需要。
注释：
〔1〕基诺族被国务院确认的公告发布于1979年6月6日， 从此传媒多称之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第56个兄弟，“56个民族56朵花”等说法亦应运而生，中国民族学著作中多有描述，但《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五期载费孝通《我的民族研究经历与思考》一文说：中国“1982年又确认2个少数民族”，看来此数据欠准确。
〔2〕《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
〔3〕见《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三），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至6页。
〔4〕《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至301页。
〔5 〕部族的概念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曾有具体表述，对我国学术界颇有影响。
〔6〕罗庶长：《邓小平的民族观》，《民族团结》1995年第2期。
〔7〕见拙作《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论略》， 《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8〕我们一再用法规形式区别民族但终难如期的实例甚多， 这里仅举近期的一例：《新华文摘》1997年7期选载《美术》的一幅画， 名为“捡树枝的摩索族妇女”（“摩索”据传统写法应为“摩梭”），作者李亚军，但在中国56个民族中无摩梭一族，这种随意增生一族的作品自然涉及了国家法规。但还需一说的是，此类事并非首例，云南石林的撒尼人（彝族一支）就曾不止一次地被作品称为撒尼族，并因此受到批评。究其原因，又非出于作者的臆造，而是出于客方对主方族体自称的一种尊重。这一复杂的事实，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对50年代民族识别的结果提出了质疑。以前画中的“摩梭族”为例，他们不仅有自己特色独具的聚居区，在经济与文化生活上有其特点，其母系家庭的走访婚更引起中外重视，而至今仍以其族名自命亦可见其具有民族认同意识，如以斯大林民族四特征为依据，就可视为具有了单一少数民族的条件。但在1954年的民族识别中，他并未进入民族识别人员的视线（具见前注《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三）》第1至58页）， 其原因在于，此地的摩梭人早在元代就有明确记载，同时今丽江的纳西族也以同名被记载，即二者700年前就具有共同渊源， 故摩梭人就成为了纳西族的一个支系。如40多年沧桑巨变后的今天再因摩梭人具有斯大林的民族四特征，否定1954年民族识别时的定见，识别并确认其为一个单一少数民族，也未尝不可，但此例一开，不说全国和云南，仅彝族拥有的近40个支系就有可能随之仿效，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将有违民族识别的初衷。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高山族作为中国56个少数民族之一的理论依据，亦如上述，也是自有其道理的；但据笔者赴台湾学术交流所知，台湾近现代族体称谓的演化背景与大陆有所不同，现有泰雅、雅美、阿美、鲁凯、排湾、卑南、布农、邹、赛夏等9个族， 还有十余个准汉化群体因90年代开始的“原住民”运动在力争族体复归，故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们确认的高山族已名不符实。说到这里又令人想到：如果我们今天还提倡民族识别，那么，仅拥有近40个支系的彝族中提出或需要重新识别者将会轻易增至两位数，中国的少数民族将很有可能是数以百计，这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将遇到许多前所未有且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是本文主张中国的民族识别早已结束，民族与人这两个概念可以通用的一个原因。因为民族识别的根本意义或定义在于，它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完成的一项民族工作方面的政治性学术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