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理论与经验看我国90年代劳动就业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就业论文,看我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年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讨90年代中国劳动就业发展战略，必须高屋建瓴地把握住两点：1、从国际理论和经验上吸取经验教训，并以此为参照系。 作为发展中的中国，就业战略只有放在广阔的国际大背景下方能看得更清晰、更深刻；2、中国就业战略的今天和明天， 都不能脱离总体的战略选择和制度安排，因为任一时点上的就业战略与就业体制都是总体战略与体制的组成部分，并受之制约。如果脱离国内这一宏观社会经济背景，就就业论就业，势必陷入急功近利的空谈和治标不治本的困境。
一、从国际理论与经验看就业对发展中国家人民解决基本生存的机会均等的重要性
根据传统理论，如果就业上偏好效率目标，一般会出现较高失业率，以激发在职劳动力的激励，但会损害公平；如果就业上偏好公平目标，追求充分就业、甚至完全就业，使每人都有公平的发展机会，但易丧失效率，这就是就业上的两难选择。当然，上述两种极端选择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各国政府通常是兼顾考虑。问题在于，当产量最大化与就业最大化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时，在二者兼顾的合理区间内的前提下，兼顾点朝哪一方偏斜？究竟是牺牲部分产量取就业？还是牺牲部分就业保产量？就成为各国政府的现实选择。然而，现代经济理论和国际发展实践在经过长期的摇摆后，在兼顾产量和就业的区间内，更倾向于公平就业，这是因为：
1、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是否配置得当， 是一个效率问题；同时就业与否又同收入根本相关联，故它又关系到公平问题。就业的综合性，使充分就业上升到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处理得好能同时增进公平与效率两个目标，而处理失当，对个人和社会的伤害是深刻的。（1）在经济总量上，失业既可视为劳动力资源的浪费， 又可视为整个社会产出的损失，它意味着生产达不到充分就业时的水平，不符合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发展经济的原则，削弱一国为公众提供福利的潜力，缩小扩大公平财富和消除各种物质短缺的可能性，是一种宏观的低效配置。而就业增加，穷人收入增长，促进对地方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需求增长，最终将导致国民总产出和总就业率的高速增长。（2 ）失业扩大社会总资源分配差距，加剧两极分化和贫困，故失业与贫困，收入不平等相伴随。对广大穷人而言，就业是现实参与本国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普遍就业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它特别有利于穷人。（3 ）失业对人性是最大的摧残和伤害。生活经验说明，一个人的地位主要由他的工作及收入状况决定的。失去工作，会引起其地位和福利感的丧失，挫伤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感到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而被社会所抛弃，从此变得失落、沮丧、自卑、孤僻等，造成一系列心理失衡，还会由此导致生理变化，如胃病、失眠、头痛等，甚至完全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并波及到家庭和孩子。而劳动不仅使人获得收入、自食其力，还使人团结互助。这表明从事劳动具有使人获得社会地位、声誉和职业形象，劳动构成一天的生活，使生活富有规律性。故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牺牲一点产量保持人们的自尊是必要和值得的。（4）劳动能提高人力资本素质， 大量的劳动经验显示，人力资本长期不使用就会退化，长期失业的人失去在劳动场所深造和学习训练的机会，原有的生产技术便会退化和丧失，并损害职业形象。而有了工作，才可能产生工作动力和职业道德。（5 ）大量失业者的愤怒情绪和不满的压力转化为政治行为时，便造成内阁换马、政权更替、以致军事政变。这将最终妨碍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30年代国际社会的实践有力地证明，长期大量的失业甚至对民主本身构成威胁，触发了法西斯在东、西方的蔓延和猖獗。
2、针对上述静态分析， 经济学家杰拉尔德·迈耶引入加权与时间因素，将产量与就业的矛盾现实地具体化为这样两种选择：（1 ）目前较低的产量和较多的就业会导致今后较高的产量；（2 ）目前较低的就业与较高的产量会导致今后较多的就业。他认为第一种选择是明智的，因为人们如果失业时间长，不仅品质退化，使整体劳动力素质下降，这是失业救济金也无能为力的。工人们的技能、主动性只有在工作中才能保持和增强。目前的就业，退一步讲，即使生产不出商品，也是一种维持人力资本素质的投资，以避免今后生产力下降，故目前就业机会越多，今后的产量就越多。而第二种选择意味着为今后更多人的就业，就要容忍目前的高失业，以满足产量最大化，而生产资料越多，可以让今后更多的人就业，以实现现期就业与今后就业的“替代”，这表明为了今后子孙后辈的充分就业而要付出当前两代人高失业率的代价，于是时间的长短与今后的发展便成为选择的主要权衡。迈耶进而指出，第二种选择之所以不可取，一是子孙后辈生活的社会经济环境比现在有很大的改善和进步，如先进技术的创新，教育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今后富裕社会对失业者待遇的更加完善和提高，那时失业者的痛苦也比现在更小；二是今后人口控制将更有效，人口增长率下降，新的移民空间将会被开拓。因此，任何社会都难以容忍以两代人的失业为代价来改善子孙后辈的就业条件，故我们关注近期的就业更甚于关心未来的就业。〔1〕
3、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前存在大量人口， 失业问题虽然城市也存在，但主要矛盾隐藏在农村。二战后摆脱殖民束缚的发展中国家为振兴民族经济、纷纷沿袭西方经济增长模式，以GNP 高速增长为工业化目标，经济发展成为“增长率大竞赛”，而对于像高失业率，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均被认为会随经济高速增长自动地得以克服，增长的好处会自动“滴入”下层人民身上， 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个10 年”（1960—1970年）国际发展战略上，5%的增长率成为各国奋斗的目标。 然而第一个10年过去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超过5 %的增长率，但是，失业、高通胀、生态失衡、城市畸型化、分配悬殊、贫困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不但没有随GNP的增长而自动解决， 反而比过去更突出、同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更大了。在失业方面，发展中国家显性和隐性失业率加总，1960年、1970年、1973年分别为25%、27%、29%。对此，各国先后进行战略反思和调整，故在联合国“第二个10个”（1970—1980年）国际发展战略中，纳入社会发展目标，将收入分配、教育、保健、营养等也作为战略内容，其中给予就业格外的关注，各国都将就业由过去的间接目标上升为宏观直接发展目标之一，比如，将提供生产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和提供公共服务这三项内容构成“满足基本需求”发展战略的核心。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对人口众多，资金匮乏，二元结构加深的发展中国家，就业可能是穷人唯一参与经济发展、摆脱贫困的机会，就业正因为同收入分配、贫困相联系，因此它与发展范畴相关联。注重就业的发展战略，不仅间接注重贫困的发展战略，也是一种加速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托达罗先生指出：“在任何一个以解决贫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就业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2〕。 就业对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解决基本自下而上的机会均等真是太重要了，当今各国为取得这一共识，程度不同地付出惨痛的社会经济代价。
二、中国90年代就业战略面临的国内严峻宏观环境
随着我国发展与改革的推进，90年代以至21世纪前期中国再想回到传统完全就业模式已是不可能了，与70年代末和80年代相比，我国发展与体制条件都发生很大变化，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就业。
1、在发展条件上：（1）整个80年代我国将轻工业确定为主导产业，轻工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能吸收较多人就业，这是我国80年代成功地降低高失业率的产业优势。而90年代我国主导产业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众所周知，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属资本密集型产业，有机构成相对较高，投资量大，周期长，不利于就业。鉴于这一主导产业大量吸纳资金的特点，以致资金相对短缺而减少流向就业部门的资金量，这将从战略上深刻地影响劳动力供求。（2 ）产业结构递进依次遵循一、二、三次产业的顺序，一、二次产业规模制约第三次产业的发展。整个80年代大量就业，主要是充分发展第三次产业规模，使之成为解决大量失业的“吸收器”。而90年代在一、二次产业既有的规模下，第三次产业无论规模还是对劳动力吸收能力的空间已缩小，甚至会相对饱和。（3）80 年代崛起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的主渠道。当时农村非农产业处于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成长阶段，其吸收劳动力功能是强大的。而90年代广大乡镇企业将朝内含型扩大再生产转变，其吸收劳动力功能将会衰减，对此我们现在要有足够的认识。（4）90年代世界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的渗透和扩张、 以及国内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同样会影响劳动力需求。（5 ）从劳动力供给分析：①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将继续产生源源不断的过剩劳动力大军冲击城市，近几年春节前后大量民工向大城市的流动已形成浪潮的前锋。②60—70年代人口生育高峰的影响，尽管“八五时期”适龄劳动力前紧后松，但新生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仍是巨大的。
2、在体制条件上：（1）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将企业义无反顾地推向市场。随着“企业法”、“破产法”等的实施，现有企业不但吸收就业困难，还要相继吐出一部分富余人员，实现优化组合，使隐性失业显性化；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结构调整使一些企业面临“关、停、并、转”，扩大失业队伍；“复关”，较大幅度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短期内还会导致一些企业破产、增加失业者人数。（2）体制进一步市场化、城乡壁垒进一步拆除， 生产要素流动性增强，给农村劳动力流动解除制度上的束缚。（3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深化、精兵简政的推行，一部分行政人员面临新的就业问题。
据有关统计，1989—1994年平均每年有2195万新劳动力需要就业，据预测到2000年全国劳动适龄人口将达7.8亿人，比1985年增加1.59 亿人，90年代劳动力增长速度虽然有所减慢， 但数量仍可观， 年均增长820万人。按劳动参与率87%考虑，到2000年，要求就业人数将达6.786亿人，另据预测，1996年失业率可能上升为5%水平。对90 年代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一定要有足够的战略准备，并且今后的就业目标、就业机制和对策，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三、中国90年代劳动就业发展战略
1、我国劳动就业战略目标。 既然我国已不可能再回到失业率为零的完全就业目标，今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竭尽全力降低高失业率，使之保持在社会经济可以接受的水平，那么我国充分就业阶段性目标量化的“度”在哪儿？不低于多高的失业率为我国追求的目标呢？我认为，近期目标应将城镇失业率控制在不超过3—3.5%，中长期可上升到不超过4—5%，这是因为：从国际经验看，各国国情不同，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失业率指标不同。4%为一般国际充分就业惯例， 但各工业发达国家也不一致，有的还高些，一般均控制在4—7%以下。而我国近期定为3—3.5%的较低水平，是充分考虑了我国具体国情：（1 ）我国人口基数大，需要就业劳动力数量多，同样3%的失业率， 其绝对失业人数要比中、小国家多得多，对社会稳定的危害也大得多，因而解决的难度更大。（2）我国毕竟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初级阶段虽然无法消除失业，但也不允许有太高失业率。（3 ）我国1979—1988年10年的实践经验表明，经过各方面努力；将失业率控制在3—3.5%是可能的。（4）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期， 人们对市场经济思想准备不足，承受力有限，特别是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不完善，对失业后的善后工作还薄弱，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失业的承受能力和承受程度。因此，当前将目标不可订得过高，先订为3—3.5%，以后随市场体制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社会承受能力的增强，再将失业率逐渐调整到4—5%左右。
2、我国劳动力就业机制。根据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市场失效”包括就业，故90年代我国必须实行劳动就业机制的转变，尽快建立有计划的市场就业机制，以适应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总体运行机制，更好地配置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及要素比例。（1 ）劳动力市场引导企业。企业市场化，指企业从外部依靠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即根据均衡价格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里的价格主要指要素价格，比如工资就是劳动力使用的价格。要素价格的形成，在市场条件下是由要素市场上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工资水平。因此，在市场条件下企业招退劳动力不再是根据计划指标，而是根据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工资水平，根据技术水平所要求的有机构成，参照其他要素的均衡价格来决定的。这样，劳动力流动具有双向选择：企业用人根据市场机制及经济波动，择优用人；劳动者则根据自己的特点（市场评价），竞争就业。劳动者在企业有进有出，达到企业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最佳配置，使经济效益最大化。市场引导企业，前提之一是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恢复企业本来的性质——经济性的经营单位，企业只能考虑经济目标，而不是传统的社会性服务单位。（2 ）政府调节劳动力市场。就业问题如果听任市场力量摆布，不但会出现高失业率、就业的结构性失调、劳动力盲目流动等，还会导致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因此，政府职能之一就是调控劳动力市场，具体通过经济、法律、甚至必要的行政手段，达到充分就业目标。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主要包括两方面。①对微观企业，政府要为企业市场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重点帮助培育完善的现代劳动力市场。政府的职能不是参与经济过程，而是充当“经济警察”，帮助建立经济秩序，市场运作要有规则，劳动力市场的运转同样需要规则或秩序，这只能由政府提供；政府还要帮助进行劳动立法。为提高人力资本素质，适应技术革命引起结构性失业的需要，对新增劳动力和职工的教育培训也应由政府抓起来，因为在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市场体制中，职工培训具有外部经济效应，企业因有人力资本流失的顾虑通常是不乐意干的；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依托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这也是政府的职能，等等；②政府在宏观上必须制定劳动力资源中长期配置计划及阶段性目标，同时对劳动力资源供求总量和结构进行调整，充分利用政府调节机制，具体指利用各种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广开就业门路，实现充分就业目标。这要求产业政策也适当朝这方面倾斜，比如利用法律为主的手段，广开就业门路，实现充分就业目标。这要求产业政策也适当朝这方面倾斜，比如利用法律为主的手段，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减少劳动力供给；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农村过剩劳动力流向，鼓励其流向边远地区；鼓励扶持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发展，拓宽就业渠道；科技政策向以中间技术为主的适用技术倾斜，适当增加对劳动力需求等。
3、劳动就业战略对策。有关90年代实现充分就业的战略对策， 我们不能陷入应急性的技术性对策，而应重点考虑带有根本性的战略对策。
（1）国际社会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 在实施充分就业的公平战略中有两个致命威胁：人口的过高增长率和农村大量劳动力对城市的冲击。就第一点人口爆炸而言，这是产生大量劳动力供给的根本原因。我国正处于高出生率——进入劳动年龄的劳动力——就业压力增大的高峰期。1988年起的第三次生育高峰，促成90年代面临年平均增长2000万人的威胁，据预测，到2000年总人口将突破13亿大关，即使从现在起采取严励措施并生效的话，也只能勉强将总人口控制在13亿左右。故长期解决就业的关键是要减少劳动力的供给，而减少劳动力供给的根本是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
从人口理论看，人口自然增长率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一般顺序经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高、高、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高、低、高），和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低、低、低）三个阶段。中国40多年来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已大大降低，要达到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低出生率，应晚生晚育，少生优生。
这里要指出，在人口增长和人口控制上，中国将面临一个更严峻的两难选择。由于过去人口基数太大，即使采取多数家庭一胎化政策，人口在最近几十年内也无法停止增长；而当人口一旦停止增长、或未停止增长之前，中国又将过早地在人均1000美元左右的小康阶段进入老年化社会，那时长期困扰我们的就业压力将骤然转化为劳动力严重短缺，恶化全社会的宏观资源配置，使社会背上老龄化包袱。从这一点再回过头看现在严厉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政策，在基本国策方面已定的前提下，还需进行哪些长远性调整呢？
（2）对中国就业产生强烈冲击波之二， 是农村数量巨大的劳动力人口对城市和社会的撞击。现在城市对自身的就业自顾不暇，根本无法接纳来自农村的越来越多剩余劳动力；同时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渐建立，再像过去那样利用行政手段构筑城乡壁垒、阻止农村劳动力流动已为市场经济所不容。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势头已成加强趋势，尤其是春节期间民工冲击大城市已超过1000万人，预计到本世纪末，还需转移出2亿多劳动力。 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强烈反差下人口流动特点。根据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只要城市部门不断地扩大资本积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现代部门就业，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城市部门吸收，二元结构鸿沟将被填平，失业问题随之解决。这里且不谈理论本身，就此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发展模型推进过程的三个基本前提，就与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大相径庭：①刘易斯理论的前提是城市不存在失业人口，而中国在城市不但存在公开失业人口，还存在大量隐性失业；②刘易斯认为工资水平不变，可中国即使在城市存在失业及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条件下，城市的收入水平仍继续上升；③城市工业的投资并不是像刘易斯认为的按同样有机构成投入，而是投到节约劳动的生产中，因而资本积累和就业机会不是同步扩大。
传统凯恩斯主义刺激有效需求的就业对策，对中国也不适用。按照凯恩斯理论，失业是总需求不足造成的，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增加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依靠城市现代部门的扩张，是治疗失业的良药。但这种政策不但解决不了我国失业问题，还将导致两个后果：①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的约束，需求转化为供给的机制作用常常表现得极其缓慢，甚至阻断。故增加投资需求并不能迅速有效地增加产出和就业，而经常性的后果却是触发高通胀；②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是，如果将就业重点放在城市而忽视乡村，不但解决不了城市就业，反而会提高城市失业率。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通过经验观察指出，城市创造较高就业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速率加快，一般城市每创造1个就业机会，马上会有2 —3个农村劳动力迁往城市，造成1—2个人失业，这不但提高城市失业率，还导致农村生产水平下降。
有关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成因，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分析较贴近中国现实，其基本要点如下：①促使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是比较利益与成本的合理经济考虑，这种考虑也包括心理因素；②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工资差异，使人们作出移入城市的决策；③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和城市失业率成反比；④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甚至在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很大的条件下，情况也必然是如此。〔3〕
促使中国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经济原因，是城乡无论现期收入还是预期收入的巨大差异。80年代中期之前这个矛盾还不突出，主要是就地消化。关键在于农村改革正处于全盛时期，非农产业大发展，致使1979—1984年我国城乡差距在建国以来第一次呈缩小趋势。但是，随着改革重心向城市转移及城市改革的加快，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反弹，1984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惊人地拉大了。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提供的资料，“六五”农民纯收入增长率为15.75%，而“七五”只增长1.3%。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1989年为1.6%、1991年为2%，而城市收入增长相对较快，城乡人均收入比，1978年为2.36:1；1984年为1.86:1；1988年为2.19:1；1992年为2.51:1；已经远远超过刘易斯提出的30%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悬殊的价位差，成为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大量劳动力（不少地区已不仅仅是过剩劳动力了）向大城市流量增大、流速加快的主要原因。
由此引出的政策含义是：基于城乡收入存在的较大差异，降低城市收入是不现实的，出路只能是将农村收入拉起，以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村收入水平的根本途径是国家必须改变偏重城市发展的倾向，给予农村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产业政策应更多地向农村倾斜，使城市和农村相对平衡发展。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上去了，无论农业或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接近城市收入水平，才会消除农村人口冲击城市的经济诱因，减缓对城市的冲击，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同时农村才可能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做到离土不离乡，就地消化，抚平这一社会经济矛盾。
（3）为解决就业压力， 特别是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就地消化问题，一个极重要的战略对策是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工业和乡镇企业。改革15年来，我国成功地安置近1 亿过剩劳动力靠的正是农村非农产业中的乡镇企业。从人口众多的国情出发，小型乡镇企业的公平就业效应可能更甚于其经济效应，它直接起到稳定农村、稳定全国的重要作用。今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农村工业必须配套地做到两点：①鉴于农村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资本稀缺的现状，乡镇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宜过高，为从经济上保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继续和巩固劳动对资本的替代，一方面要完善资金市场，由资金供求决定资金利率，不能再像计划体制下那么便宜了；另一方面适当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质。②国际上发展中国家农村小型工业在技术选择上，多以中间技术为主，因为中间技术价格便宜，基本上可以人人享有；适合小规模运用；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它特别有利于就业，最符合广大农村的需要。因此，农村小型工业应成为中间技术的载体，对广大农村而言，现实合理的选择是，技术结构上以中间技术为主，企业规模上以小型企业为主，二者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要紧密协调。
需要指出的是：在农村实施以小企业为载体的中间技术，客观上要求一定的教育结构与之相适应。在现阶段，无论从教育的经济收益率还是从公平性考虑，应纠正80年代教育结构的失衡，将教育资源重点投到农村基础教育，特别是中等技术职业教育中去，以适应广大中小企业现有技术构成的需要。
以上不难看出，我国就业对策也是一个综合性对策群，它在结构选择上要求：企业规模结构中的小型企业，技术结构中的中间技术，教育结构中在普及基础教育基础上的中等技术职业教育，它们之间只有互相配套，协调一致，方能产生综合性就业效应，偏颇哪一方都将事倍功半。
注释：
〔1 〕参阅杰拉尔德·迈耶《经济发展中的主导问题》中“剩余劳动力和二元发展”一章，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3〕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册第315页、第35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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