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振兴的角色演进及其实践转向
——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分析
李少惠 赵军义
(兰州大学 管理学院，兰州 730000)
提要： 我国乡村文化在乡村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扮演的主要角色各不相同。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0篇中央一号文件予以分析，以进一步追寻乡村文化振兴的角色演进逻辑与国家意图。研究发现，乡村文化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舆论引导”角色、新世纪初期的“经济辅助”角色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文化服务”角色，反映了乡村文化发展由幕后走向台前的过程，乡村文化的本质属性逐渐显现。进入后生产主义时期，实施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在“求变”思维中注重由“舆论引导”向“文化服务”转变，由“经济辅助”向“文化融合”转变，由“多数关照”向“全民享受”转变，由“文化传承”向“传承与反哺并重”转变；在“守恒”逻辑中继续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引导功能。
关键词： 乡村文化振兴；文化角色；演进逻辑；中央一号文件
一、问题的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与农村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内在要求相统一，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旨在改善农村穷、乱、差的旧面貌，促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其中，乡风文明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道德支撑，其赖以有效运作的前提是挖掘文化在乡村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正外部性，凸显乡村文化的“软实力”效应。
我国政治体制运作方式决定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对于乡村发展的注意力具有不同侧重，以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化解不同时期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据此逻辑，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乡村发展经历了由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的过渡阶段，逐渐由“以粮为纲”的传统生产观念过渡到乡村与农业的多功能发展时期，预示着国家对乡村发展的战略意图已不再局限于温饱层面，而是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1]2-13。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之于乡村发展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同往昔，俨然化身为超越“乡土中国”[2]的乡村振兴战略本质的重要抓手。现有对乡村文化振兴角色的研究缺乏基于国家顶层设计视角的历时性建构[3]，且更多研究聚焦于乡村文化振兴的本体论关怀，涉及乡村文化振兴的挑战与应对、文化融合及其延续等方面[4]。乡村文化振兴概念的复合性客观上要求对其历时性角色演进予以梳理，明确国家视域下文化之于乡村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角色和价值，使乡村文化振兴“有据可循”。“中央一号文件”(下称“一号文件”)代表了国家“三农”治理政策的权威性，是对农村过去一年发展的总结和未来一年的规划布局，已成为学界研究国家对于农村政策意图的重要资料和有效切口。由此，本文沿用历年一号文件，通过规范的内容分析方法，从国家顶层设计角度探讨乡村文化振兴的角色演进和国家意图，并立足现阶段的乡村文化振兴角色，阐释其实践进路中所要应对的重要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最早应用于传播学领域，其本质上是一种编码运作[5]，而编码的逻辑线路存在两种倾向，学界大多数采用“自上而下”的编码方法，即在内容编码伊始，先确定编码类目，再通过文本编码统计相应类目的编码数，以获得计量学意义上的分析结果[6]；与之相对的是“自下而上”的编码方法，在编码逻辑上沿用了扎根理论的理论建构策略，通过不断比较，将原始政策文本概念化、范畴化，最终归纳出文本分析所需的基本类目。本文主要采取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并借助Nvivo11、XMind8软件开展文本分析。
(二)研究思路
本文选取1982—1986年、2004—2018年共20篇一号文件作为研究材料来源①，研究乡村文化振兴在乡村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角色变化。首先根据研究问题对搜集的文献资料进行译码，即对资料进行分解、编码，进行初步概念化；然后再将初步概念化的结果进行第二次提炼和概念化，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三级编码，这一环节称为范畴化的过程[7]；最后依据各范畴之间的逻辑链条阐释乡村文化的角色演进问题，而不希冀建构理论模型。
三、研究过程与发现
本研究严格遵从扎根理论的理论建构理念，采用灵活的编码策略，依据研究目的结合政策文本语义，综合运用“逐段、逐行、逐句、逐词”的编码方法，摆脱以往固守的编码逻辑，一切以研究目的为宗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编码的有效性。最终通过Nvivo11软件的编码统计功能计算出编码覆盖率达到80.39%，说明整个编码过程具备很好的研究效度。
本文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研究了第五主族原子掺杂砷烯的几何结构及稳定性、电子性质和STM图像.研究发现，由于杂质原子具有不同的半径和电负性，替位掺杂原子在砷烯中会引起局部结构变化. 进一步研究电子性质发现，第五主族原子掺杂会导致砷烯能带带隙的不同程度的减小，其中N原子掺杂引起的变化最大. 最后给出了第五主族原子掺杂砷烯的STM图像，为实验科研者识别和分析砷烯缺陷提供有益的参考. 该研究结果将对二维砷烯纳米材料在光电器件等领域的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理论依据. 二维材料电子结构的能带工程是其在新型微电子器件等方面应用的关键，后续研究工作将进一步考查掺杂类型和浓度对砷烯电子结构的影响．
(一)初步概念化
首先对原始材料进行标签化工作。以年份为标签化依据，依次对富有研究意义的段落、句子和单词予以标签化排序，如“1982—1”代表1982年一号文件中涉及乡村文化内容政策文本的第一个标签。其次，
表 1乡村文化振兴角色初步概念化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整理
乡村文化振兴注重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就地取材的文化生成逻辑达到“种文化”之目的。但不少研究发现，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存在曲高和寡与虚假传承“两极”乱象[13]，其文化再生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正确处理“文化传承”和“文化反哺”之间的辩证关系尤为重要。2018年一号文件指出，“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要遵从“传授和继承”的文化延续逻辑，在代际传承中尊重文化记忆的权威表达，确保文化“真实性”；另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凭借优越的信息量、知识面、社会适应力、创新能力等因素而对父辈具备“文化反哺”效应[14]。由此，文化传承应当敢于打破原有由父及子的文化传承模式，重构传承与反哺并重的互通式文化代际延续思维，让传统文明搭上现代科技的快车道，更好地实现传统优秀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二)概念及范畴化
在初步概念化的基础上，围绕“乡村文化角色”这一核心研究问题，不断比较原始资料与初始概念及其内部间相互关系，提炼归纳相关概念。同时在不断比较和归纳的过程中，得出初始范畴和核心范畴，使最终的“核心范畴”能涵盖“乡村文化角色”的所有维度，以更加全面地理解乡村文化之于乡村发展进程的“来龙去脉”。最终得到“舆论引导角色”“经济辅助角色”以及“文化服务角色”三个核心范畴。
表 2乡村文化振兴角色概念化和范畴化过程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整理
(三)编码统计与初步分析
在陶瓷艺术设计中创新性、合理性的应用传统民居元素，是陶瓷艺术发展的必然。传统居民元素赋予了陶瓷作品新的节奏韵律、形式美感，陶瓷艺术赋予了传统居民元素新的发展途径，实现了传统居民元素的再生，两者融合带动了观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以“文化角色”和“发展阶段”为横纵坐标构建表格以统计具体的编码分布，可发现政策文本编码依据不同文化角色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化分布状况(表3)。从“文化角色”维度来看，“舆论引导角色”编码较为集中地分布于1982—1986年之间；“经济辅助角色”编码数量虽然较少，但依然大致集中于2004—2011年间；“文化服务角色”编码最为丰富，零星散布于2005—2018年之间，且主要集中在2012—2018年(占比70%)。从“发展阶段”维度来看，改革开放初期(1982—1986)的文化角色编码主要集中于舆论引导层面；新世纪初期(2004—2011)的文化角色编码集中在经济辅助与文化服务两个层面；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2018)的文化角色编码主要集中在文化服务层面。虽然从表面上看，“文化服务角色”编码主要出现在新世纪初期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两个时期，但实质上，新世纪初期的“文化服务角色”存在有名无实的尴尬，该阶段乡村文化发展依旧延续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老路，乡村文化发展并未回归到文化本位的轨道上来。鉴于此，新世纪初期的乡村文化主要扮演了经济辅助的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乡村文化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服务角色。不同时期的文化角色表露出国家对待乡村文化的不同政治意图和规划布局，是考察我国乡村文化振兴过去与未来的一扇“窗”。
例如：在对畲族的少数民族女生进行体育教学时，我发现畲族有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我就引入了她们民族特有的“稳凳”活动，让女生们两人为一组，通过不断的翻转将携带的20多个套圈抛掷指定的旗杆上，以抛掷到准确位置多的小组获胜。通过这样的一次小小的活动，畲族的女生们表现了极大的运动兴趣，她们积极的参与，积极性幅度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充满民族特色的运动，还能够很好的锻炼女生们的团队协作能力，身体的协调、平衡能力和身体的灵敏程度，以及肢体各部位的力量。可谓是一举多得的方法。
表 3乡村文化角色编码阶段性统计
资料来源：编码结果
四、从幕后到台前：乡村文化振兴的角色演进
我国乡村文化在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角色。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以舆论引导角色为主，新世纪初期以经济辅助角色为主，党的十八大以来则以文化服务角色为主。舆论引导角色呈现“主角—配角—配角”的变化态势，经济辅助角色呈现“配角—主角—配角”的变化态势，而文化服务角色呈现“配角—配角—主角”的变化态势。总体呈现由舆论引导角色到经济辅助角色，再到文化服务角色的转变，反映了乡村文化发展由幕后走向台前的过程。
(一)改革开放初期(1982—1986)：舆论引导角色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乡村文化主要扮演舆论引导角色，旨在引导乡村社会舆论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接轨，而这一特殊的政治使命，是与该时期两代领导集体的接替及其指导思想的传承密切联系的。伴随两代领导集体的接替，国家的指导思想面临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的过渡和转化问题，如何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进行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成为该时期乡村文化发展的核心使命。
乡村文化的舆论引导角色首先体现在国家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以及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层面。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合乎中国实际，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以上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广泛的思想政治及舆论引导工作，依托乡村文化建设予以推进。其次，舆论引导还表现在持续推进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精神文明不仅体现在教育、科学和文化层面，而且反映在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为此，国家最先在中共党员和干部群体中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等精神，并将此推向全体人民。第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曾指出：“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8]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进而培育“四有”新人，成为该时期乡村文化建设的又一重要目标，乡村文化建设映射着极强的舆论引导意味。
(二)21世纪初期(2004—2011)：经济辅助角色
21世纪初期乡村文化建设的经济辅助角色，不仅表现在经由文化宣传教育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专业培训提高农民劳动效率和效益方面，而且深刻反映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乡村文化被动发展的现实层面，乡村文化成为该时期振兴乡村经济活力的必需品。据调查[9]，21世纪初期农民文化程度很低，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超过55%，初中文化不足40%，高中文化不足5%，大专以上仅占2%，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不足10%。为提高农民文化程度，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国家持续推进了一系列“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例如，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安排培训内容，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2008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县域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发展城乡一体化的中等职业教育。”农民培育逐渐呈网络化发展趋势。通过不断努力，该时期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变化。2000—2011年，农民纯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比重从48.4%降到36.1%，而工资性收入比重则从31.2%提高到42.5%，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超过50%[9]。充分彰显了乡村文化建设的经济辅助角色。
1.由“舆论引导”向“文化服务”转变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2018)：文化服务角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逐渐将建立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之一，乡村文化发展的从属地位不断改善，乡村文化建设的文化性、公共性和服务性不断加强，乡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民众文化道德素养稳步提升，乡村文化振兴的文化服务角色不断显现。
2012年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到2015年，基本建立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到2020年，健全完善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计显示，2015年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2%，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8%。基本实现了预期的文化发展“硬指标”。在现有发展基础上，2016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全面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农村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发挥基层文化公共设施整体效应。”自此，国家关注重点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过渡到基层文化设施联动及其整体效应发挥方面。2018年一号文件从思想道德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公共文化建设和移风易俗四个层面对新时期乡村文化振兴予以总体布局，体现了国家对乡村文化的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综合效应的高度重视。
五、“求变”与“守恒”：乡村文化振兴的当代实践
我国乡村生产性功能的消解及其向非生产性功能的转化，预示着乡村社会正在悄然步入后生产主义时期，“生产”成为乡村的功能之一，但不一定具备基础性和唯一性。“逆城市化”“城归”等现象表明，需要重新认识乡村发展的定位和功能，注重农耕文化挖掘和兼具“生活、生态、生产”功能的现代乡村培育工作[1]2-13。同时，乡村发展应当摆脱以往单纯的“经济发展论”，转向生态化、系统化的地域空间营造，注重对乡村地方乡土文化挖掘和培育，以满足当下民众丰富的“地方感”“乡愁文化”消费需求。为回应以上乡村发展的现实诉求，则要在理性看待乡村文化振兴角色演进的基础上，处理好乡村文化“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
(一)在“求变”思维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的“变”是与乡村的功能定位以及文化之于乡村发展的意义变化相联系的。在“求变”思维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既有乡村文化角色的更替，也包括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内容和形式的转化。
改革开放初期乡村文化的“舆论引导”角色表明，该时期乡村文化建设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引导过程，体现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民族凝聚力、确保政府执政合法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三个层面，具有极强的思想政治教化和社会舆论宣传引导特征，尤其注重对农民意识形态和生产生活的全方位引导。近年来，乡村文化的“舆论引导”角色逐渐弱化，由改革开放阶段的80.49%下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阶段的12.77%，而“文化服务”角色由9.76%持续上升至78.72%，说明乡村文化角色呈现由“舆论引导”向“文化服务”转变之势。乡村振兴语境下的乡村文化振兴，注重乡村文化的社会治理性，乡村文化社会属性的升华是实现民众的“自我治理”，达致个体行为与国家意志的高度耦合。这种文化属性的实现，实则可归结为经由文化的“意识形态引导”功能向个体行为选择的传导和过渡，从而在个体价值层面达到社会实践的自觉和规范。2018年一号文件将“三治”(德治、自治、法治)融合的治理思路作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起点、新标准和新要求，表明目前乡村治理已具备自治的文化基础，以往国家对乡村文化生态的控制举措已不合时宜，唯有转变乡村文化振兴的“舆论引导”角色，发挥其文化服务的“软实力”效应，释放乡村文化发展的自主性，激活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培育民众的文化参与意愿及文化素养，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才有益于乡风文明构建。
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但并未脱离“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狭隘发展模式，乡村文化建设始终以经济发展为目的。诚然，这种以经济增长为重的文化发展观在特定时期具备合理性，但显然与当下的社会发展理念相悖，容易受金钱观驱使而使文化“变异”。例如，在安阳“曹操墓”的发掘过程中，地方政府为提升知名度、拉动经济发展而人为策划、蓄意造假，最终使得文化遗产不伦不类，其内因在于利益因素作祟[10]。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背离文化的公共性和文化的公共服务宗旨，强化市场所遵循的资本和效益逻辑而导致公共文化服务“经济化”，使得类似故宫“四重门”事件不断上演，其实质是文化的公共性和文化性逐渐丧失[11]。
从行业的特点上看，建筑业本身就是高危行业，在建筑施工中诸多的安全隐患一直都是企业要面对的问题，对施工人员有着非常高的要求，需要施工人员保持非常好的安全意识。因此在建筑施工中需要施工人员不断加强在安全知识以及安全管理方面的学习，对各类的安全措施要进行完善。施工单位的负责人需要对建筑施工有足够的认知，具备极强的安全意识，认识到在建筑施工实际开展中，安全质量方面的监督是不可松懈的，对施工各个方面展开严格的监督，然后对建筑施工中的各类安全措施进行完善。
2.由“经济辅助”向“文化融合”转变
“经济辅助”角色背景下，乡村文化始终处于乡村政治经济发展的从属地位，其直接后果是乡村文化的衰弱和“变异”[12]。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为给乡村文化“正名”而发布了一系列一号文件。例如，2016年一号文件指出，“加强乡村生态环境和文化遗存保护，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点、民族风情的特色小镇。”2017年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文化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乡村文化发展的被动和辅助角色得以改变，由新世纪初期的40.28%下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8.51%，文化融合尤其是突出文化自主性和独特性的深度产业融合得以加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不能延续文化从属经济的老路，而是要发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通过乡村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文化+旅游”“文化+金融”“文化+科技”“文化+互联网”“文化+体育”等新模式，构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乡村文化振兴新思路。
3.由“多数关照”向“全民享受”转变
由“多数关照”向“全民享受”转变就是要处理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关系，也即解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多数人的“文化享受”与少数人的“文化休克”[13]之间的问题。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目标的提出，推动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升级，使农村有了看得见和摸得到的文化服务。遗憾的是，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标准模式”并未与文化的公共性相挂钩，很多乡村本土文化仍然在本土文化奄奄一息、国家文化供给悬浮化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公共文化服务的“专家视角”始终与民众的真实文化诉求相去较远，在“文化失真”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状不仅难以保证服务对象被“多数关照”，更无法实现全民享受文化成果。乡村文化振兴应当是全民的文化参与及享受。需要增加文化内容多样性，注重民众文化参与度和可接受度，转变文化呈现形式，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公共文化载体相融合，兼顾文化供给和生成两条路线。
4.由“文化传承”向“传承与反哺并重”转变
统计政策文本编码的历时分布可以发现，自中共中央1982年发布一号文件以来，文件所涉及乡村文化的政策信息呈逐年波动总体上升趋势，反映出国家对乡村文化生活日益重视，不再单向度地以发展乡村经济为重，转而逐渐将文化“软实力”效应与乡村发展紧密结合。
通过对标签和原始语句的概括提炼归纳出“初始概念”。为保证研究的客观真实性，“初始概念”最大程度上与原始资料保持一致，根据具体情况也可直接挪用原始资料中的文字。
（3）钻井液用水验收制度。对每口井的钻井液用水进行化验，掌握每口井用水的矿化度，对超出设计要求的进行淡水供井，保证钻井液性能。
(二)在“守恒”逻辑中引领乡村文化振兴
梳理历年一号文件可以发现，虽然乡村文化角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更替变化，但仍然存在始终被国家恒定用于乡村文化建设的治理要素，这些“不变”的核心要素构成我国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和前提。
为保证工程质量，降低工程风险，确保工程安全和进度，必须坚持“以防为主、防治相结合、先探后治、先治后掘”的原则，贯彻“探、注、排、堵、截”相结合的防治水方针和“探一段、注一段、挖一段、护一段、衬一段、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综合施工原则。抓好防治水工作是长江穿越隧道施工的首要任务，防治水施工技术包括超前探水和压力注浆。
1.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
③通过上面复式消力池的工程应用分析以及对三八江水闸工程实例的分析计算可知，复式消力池的消能效果更加明显。如重庆斑竹园水电站泄洪冲沙闸消能率可达75%左右，三八江水闸的消能效果也相当高，消能率可达到42.3%～79.4%。
河南省开封市城区农资销售处秦经理表示，开封地区农民开始转向种植经济作物，磷肥用量减少，更多趋向施用复合肥。她说：“现在农民对化肥价格很敏感，稍微贵一点就不买了。农产品现在不值钱，化肥涨价了，农民不接受。农民的心态是只要有肥料施到地里就行了，不关心化肥品质。”除了农民不接受高价肥以外，渠道商也对厂家调价不买账，一方面现在的铺货量已近70%，而且大部分代理商还有少量库存，需要补货的很少；另一方面，一旦上游厂家涨价，渠道商就不会拿货，因为基层经销商不会买，下游阻力大。
传统时期的文化建设通常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过程。借由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化，使极少数人的观点、特殊利益演化为社会的整体利益，掩盖社会的复杂性、差异性和矛盾，达到“文化霸权”之目的。例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统治者通过文化工具钝化了无产阶级的自主意识，在不断地“虚假意识”宣传下，实现自身阶级统治的目的。显然，以“文化霸权”的角度理解文化建设的政治性，更多适用于传统社会时期。新时代国家机器的运转虽仍需依赖于意识形态的控制与统一，但已是建立在尊重公民权、确保参与度、增强透明度的基础之上，是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政治运作过程。确保党对“三农”工作的绝对领导，是我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政治保障，关系着“三农”工作为何及如何开展的问题，是与改革开放初期乡村文化建设的“舆论引导”角色相区别的。为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2018年一号文件指出“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表明党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提高自身领导能力和水平的决心。
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号文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贯重视，是国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文化性”回归，表现之一在于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前置和共识凝聚”的工具性运用，以提升民众整体文化素养、道德认知等价值感知水准。一般而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层面。从人类进步的一般意义上讲，精神文明建设是要提高人的素质，促进心理健康，增强群体凝聚力，形成公序良俗的社会环境，推动人及社会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由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历年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之一。思想建设主要解决整个民族的精神动力问题，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解决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问题。新时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要求比以往更为丰富，愈发重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宣传教育、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工作，并继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改善农民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注 释：
借助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再生能源示范区和“2022年冬奥会”举办的东风，张家口全面布局氢能产业，打造包括可再生能源制氢、氢燃料电池生产、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于一体的全国首个全产业链氢能源生产应用基地。截至目前，张家口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203万千瓦，2020年将达2000万千瓦，年发电400亿千瓦时以上。
①自1982年以来，国家共发布了20篇中央一号文件，其中1987—2003年国家未发布与“三农”有关的中央一号文件。为确保研究资料的一致性，现有研究主要对1982—1986年和2004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进行内容分析，本文同样遵从了学界主流的研究惯例。
参考文献：
[1]刘祖云，刘传俊.后生产主义乡村：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18(5).
[2]范建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实践[J].思想战线，2018，44(3)：149-163.
[3]李凤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振兴——基于日常生活理论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18(7)：11-17.
[4]徐勇.乡村文化振兴与文化供给侧改革[J].东南学术，2018(5)：132-137.
[5]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11.
[6]黄萃，任弢，张剑.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的新方向[J].公共管理学报，2015，12(2)：129-137+158-159.
[7]白长虹，刘春华.基于扎根理论的海尔、华为公司国际化战略案例相似性对比研究[J].科研管理，2014，35(3)：99-107.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5.
[9]曾一春.完善制度设计 强化实践探索[N].农民日报，2012-06-12(3).
[10]叶皓.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兼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J].南京社会科学，2010(09)：1-5.
[11]曾军，杨灯.警惕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文化失灵——以故宫“四重门”事件为例[J].探索与争鸣，2011(8)：67-70.
[12]巫达.变异中的延续：凉山彝族丧葬文化的变迁及其动因[J].民族研究，2017(2)：68-77+125.
[13]李少惠，赵军义.基于文化传承有效数据分析的理论探讨[J].上海城市管理，2018，27(3)：64-70.
[14]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社会学研究，2000(2)：51-66.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 2019) 05-0209-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完善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18BZZ1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西部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整体性治理研究”(2019JBKYXZ005)。
作者简介： 李少惠(1964—)，女，四川隆昌人，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军义(1991—)，男，甘肃庆阳人，兰州大学管理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康亚钟；校对：亚中
标签：乡村文化振兴论文; 文化角色论文; 演进逻辑论文; 中央一号文件论文;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论文;